编者按：10月24日下午，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众议院议员加藤□一，在东京如水会馆做了题为《我与中国》的讲演，面向250名在日华人讲述了他对中国数十年的关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学校的日本校友会成员参加。以下是加藤会长演讲的部分内容。
■ 本报记者 杜海玲
曾热心研究文革
今天没有翻译，我尽量说慢点，尽量避免露出我家乡山形县的口音，而使用大家容易听懂的日语。
今天我也很想知道各位对什么感兴趣，对于中日关系、亚洲经济的问题和意见，请告诉我，供我参考。
我搞中日关系工作，已经接近50年，尤其是进入政治界以后，也有近40年了。我和不少中日领导人面谈过有关中日关系的问题。
我学习中文，是进入外交部以后的事。我在台湾的师范大学学习了2年，此后去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学习中国社会学。在1966年到1967年，那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在座的大家可能还没出生。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很混乱。我在哈佛的研究题目就是：为何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当时我对中国农村很有兴趣，拼命寻找资料，但找不到官方文献。1966年后，中国国内统治机制缓和，各种情报都流出来，于是我研究了文革之前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发现这样下去，社会主义之路是行不通的，需要在农村意识上改革。
在我做研究时，一直想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所以我很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但也担忧社会主义的前景。
从哈佛毕业后的67年到69年，我被任命为驻香港日本领事馆的副领事，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副领事。我每天分析香港的《大公报》，也读《人民日报》，从用字的变化来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这两年的文字分析工作，对之后研究中日关系很有用处。
话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我认为是重要的。每个国家都有适合于它发展的体制，而日本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一定好。记得在90年代，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说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我就奇怪，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好像是空调的暖气与冷气一起打开，但后来理解为，从社会主义一下子进入自由主义是不行的，只能渐渐地引进市场经济，并要保持社会主义。
我的父亲是自民党的代议士。在1959年，我上东大的时候，学校里的气氛是不学马克思列宁就不算知识分子。我回家，父亲就对我说：“你可不要变成红色的啊”。红色意味著社会主义。
当时，我父亲将我看作他的第一继承人——如果儿子是红色的，那就不能当自民党代议士的后代了。当时学校有一个很出色优秀的同学，他对我说，加藤啊，我们在学生时代可以做社会主义者，只要毕业后当自由主义者就行了。也就是说，要能分清楚。
我感到，大都会的青年怎么会是这样的精神构造呢？我感到这有点狡猾。我们山形县也就是东北出身的人，可做不到这样简单地改变，人的思想不能这样轻松地改变。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受他出身地域、气氛影响，我的祖先是下级武士，也就是如今藤泽周平文学中所描绘的东北小地方的下级武士的精神，那是日本保守老实生活的典型。
中日民间感情受媒体导向
我现在的工作，包括向从地方来参观国会的学生们讲话。接待所有来参观的中学生，有的从边远的学校来的只有5个人，有的则有几百人。我总是跟他们讲日本政治，并且也问他们最喜欢哪个国家。他们第一喜欢的是美国，最不喜欢的是北朝鲜，而说喜欢中国的也很少。
我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对此感到我要作出努力。我认为，媒体的中日关系报道也给了中学生不好的影响。从老百姓来说，举一个例子，冷冻饺子事件是一个促进反中感情的大问题。中国如果说“是在我们这边混入了农药，现在还没有抓大犯人，正在努力抓”也就好了，一下子就改善了。比如日本也有过Glico混入毒药事件，至今未抓到犯人。可是中国却说不是在中国混入的，那很奇怪吧？
此外，从经济上来说，中国如今发展可谓一路顺风，GDP增长率达到8%，还有空母和原子炉，看上去太强大了，让人感到恐怖也是自然地，日本有警戒心也很自然。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一个小国家，GDP却是世界第二，并且拥有核技术，也不能忽视。
对于中国，日本有部分政治家很友好，但也受到不满评价。比如中日领导人开会，即使对25岁的年轻女翻译，也称其为“先生”。在日本，只有对有声望的人或学校老师才叫先生，所以就有人说，看，对中国人多么卑躬屈膝。可是不叫“先生”怎么办？现在在中国，“小姐”不能乱叫，怕被误会；叫“同志”也不对头；叫“服务员”可能人家生气。总之，某些人就不喜欢我们这些搞中日关系的人。如何整理好这些问题，也是今后的课题。
民族主义有三种
关于民族主义，我认为有三种。
第一种是斗争型民族主义，比如尖阁群岛，比如中日共同开发油田。双方争执不下。我认为这种斗争型民族主义，最终就好比玩飞盘那样，转来转去，最终飞盘击中额头，会受重伤。这不是好的民族主义。
第二种是竞争性民族主义，比如奥林匹克，比如滑冰，我们为可爱的浅田真央加油，但她得了第二，我们感到惋惜。比如看到中国GDP高，那么我们就努力，争取迎头赶上。这种竞争型民族主义，也算是比较好的一种。
第三种是真正好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对于自己国家的自信和骄傲。比如说，美国以“自由”为骄傲。前阵子我看斯里兰卡的建国纪念日，他们的口号是“距离自然最近的国家”，而韩国则称是“黎明最美丽的国家”。这就是这些国家引以为傲的部分。
那么，中国呢，你们的骄傲是什么？是上海那样林立的高楼、黄浦江边高速发展的经济？不是这样吧？中国人，你们的骄傲是什么？是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之国”？也就是大中华思想吗？如果你说你处于世界最中心的国家，别的国家会不高兴的。
日本呢？我想是尊敬和热爱自然。在自然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中国人诉说自己的骄傲，日本也诉说自己的骄傲，各有个性，不用争斗，这样，真正的中日友好才能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有人问，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我认为，日本目前的苦恼，将是15年后中国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