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或许一个事例能够让人看出些眉目。
一位小学生的母亲希望孩子带盒饭到学校，尽管学校会给学生统一安排午餐。这位母亲把她的愿望告诉了孩子的班主任。
“我没有权力作出任何决定。”班主任对她说。
这件事情请示到了校长那里，结果，校长也没有权力作决定，说：“我必须征求教育委员会的意见。”
市级教育委员会把这件事汇报到了县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委员会最后把这件事上报到了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省的官员在电话中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件事由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
最后，没有人对此事给个说法。
1955年体制
多年来，日本的教育体制以控制严密为特征，文部科学省通过地方的教育委员会实现对中小学的严密控制，对大到课程，小到教育教学的细节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学校实际上没有任何决策权。与之相伴的是，没有人知道谁是最终责任方——是文部科学省，教育委员会，还是学校？
这就是1955年自民党掌权以来，日本教育系统特点的最简单化描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重建其教育系统的努力来自对战前和战争期间对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思想灌输的深刻反思。
1947年生效的教育基本法，其主旨是防止政治与官僚对教育的浸染。根据这部教育法，教育的行政管理大权掌握在各级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手上，而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则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
不过，战后的教育改革很快就缩水了。1956年，即日本自民党成立后的第二年，教育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制度就被取消了。根据地方教育行政法的规定，文部科学省通过“指导和建议”实际上有效地控制了地方教育委员会。
而文部科学省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着自民党政客的影响。自从自民党的教育政策遭遇日本教师工会的强烈抵制之后，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对学校及教师的管制与监控更是变本加厉。
这种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对日本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现代工业化国家，日本需要大批的青年人才，而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背景也都不遗余力。文部科学省通过“大一统”的方式实现了教育的大众化。
危机潜伏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度集权和统一的教育体制的弊端日渐突出，最终成为大家公认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开始，为进入名牌大学的惨烈竞争以及校园暴力是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校园欺凌以及学生厌学、逃学的问题越来越显露出来。到了2000年前后，学生学业成绩的下降也开始成为社会的焦点。
历届自民党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这些措施的最大问题是，它们并没有触及日本教育体制的根基。
首先，自上而下严密监控的教育管理体制造成了严重的“教师危机”。日本的教师被钉在一个死死的等级制度上，疲于应付来自上级的成堆指示。他们能够做的，仅限于上课时确保学生好好坐在座位上，处理完印在课本上的一道道题目。
很多日本教师哀叹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跟孩子交谈。越来越多的教师感到心力憔悴，出现职业倦怠，进而跳出教育系统。观察家发出警告，教师越来越像公司职员，师资质量逐渐下滑。
受害的是孩子 儿童原本需要适合他们成长需求的教育，然而，日本的孩子却被逼卷进了残酷的学业竞争中，而这样的竞争是以全国统一的学业成绩考试为基础的。近些年来，学校不得不把较大的精力放在了纪律和道德规范上。
很多国际调查显示，感到身心疲惫和认为自己“无用”的日本初中、高中学生远远多于美国和中国的同龄人。
面对这种状况，新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希望对日本教育的“1955年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将大部分教育决策权下移到地方社区和学校。
根据日本民主党在选举时提出的施政纲领以及文部科学省大臣川端达夫的解释，今后，中央政府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将限制在确保全国教育达到一定水准，并提供改善教育条件与环境所必需的经费。教育的行政责任将落在地方政府首脑的肩上，而教育委员会将被改造成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地方政府首脑的业绩。公立小学和初中将由一个“学校理事会（school council）”来管理，其成员由家长、当地居民、学校教职员工及教育专家组成。
随着改革的推进，重新定位文部科学省的角色和职责也将成为必然。改革必将给日本的教育体制带来显著变化，尤其是义务教育。
学校理事会成为核心 新教育体制的核心是学校理事会，它是家长和地方社区借以参与到学校管理和行政的重要机构。
学校理事会的成员将就如何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和儿童的个体需求实施学校教育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通过一套建立在互信基础中的程序，学校理事会将对学校的所有重要问题进行表决，从课程、学校大事，到校长和教材的选择。学校理事会还将基于教师的创造力和工作的原创性对教师提供支持，借此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
如果这套“去中心化”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它将极大地使日本中小学重新焕发生机。
目前，在日本的很多地方，已经有了很多致力于促进学校与当地社区合作的尝试。比如，有些地方的居民可就教师的人事问题发表意见，并参与学校的规划。在一些学校，有志愿者参与到学校的运作中。
不过，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些努力和尝试受到了相关法规的制约。鸠山由纪夫政府所设想的改革面临着很多棘手的挑战。
比如，如何防止学校理事会仅仅成为一个装饰，把主要的管理权力真正赋予这个机构？如何对学校理事会进行监督？除了地方学校之外，还能给家长和学生提供何种选择？
此外，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首脑的关系究竟该怎样，也需要谨慎考虑。
《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教育委员会的权力越来越单薄，显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把教育行政大权交到市长、乡长和村长的手里，是否就合适呢？关键是，新的教育体制能否确保人们的观点和意见被采纳，恢复教育委员会成员的公开选举制度值得认真考虑。
此外，这次教育改革对于日本的家长和公民来说，也不啻为一个考验。当前的经济危机给日本家庭造成了重创，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或遭遇减薪。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学校的改革和管理为公民社会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朝日新闻》的文章还建议，政治领袖应该发起一场关于如何实现日本教育系统“去中心化”的全国性讨论。
链 接
川端达夫：只靠教师是不行的
面对问题丛生的日本教育，新任文部科学大臣川端达夫接受了日本媒体《每日新闻》的采访。
问：你如何看待日本当前的教育？
川端达夫：从学力来看，我们看到学生缺乏知识应用能力。儿童的块头比他们的父辈大了，但身体力量却下降了。同时还有社会性发展的问题，比如不会顾及他人，不尊重社会规范。此外，跟自然和乡村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有的孩子从来没有过野营或钓鱼的经历。
问：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川端达夫：首先，教师必须提高他们的技能。除了将教师教育的课程时间延长至6年，我们还要通过培训提高在职教师的技能。为了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必须融入地区的力量以及有着各种社会经历的人的力量，只靠教师是不行的。在学校管理方面，引入有当地居民参与的理事会制度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问：关于教育委员会的改革思路是什么？
川端达夫：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其职能。让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教育的基本责任，让教育委员会审查其工作，会更有益。中央政府将设立教育标准，并负责为地方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条件。
问：如何阻止儿童远离科学？
川端达夫：我家以前开了一个药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把硫酸加入锌能制造出氢气，当我们把氢气放入气球中，气球就会升入高空。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成为我后来进大学学化学的潜在原因。我想，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机会，让他们感受到科学的奇异，或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比如让他们感到“真奇怪”或“真让我吃惊”。很多教师有人文科学的背景，应该帮助他们跟社会上从事科学研发的人建立起合作。当地工厂的专业人员可以到学校去对孩子们说：“嗨，看看我制造的。”
问：关于高中教育免费你是怎么想的？
川端达夫：儿童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国家的未来，民主党最基本的执政原则是全社会齐心协力。在国际上，为儿童提供直到高中的免费教育是通行的做法。在提供学费之外的经费支持以及为穷人提供帮助方面，我们希望采取较以往不同的途径。我们把上大学视为一个人对未来的投资，改善奖学金制度应该收到很好的效果。
日本教师教育将延至6年
根据日本民主党即将推行的教师培训制度，日本中小学教师的岗前培训将延长至6年，每个教师都必须拥有大学硕士学历。
据《每日新闻》报道，除了总的培训时间延长外，教师的实习时间也将延长，从当前的2-4个月延长到整整一年。教龄超过10年的教师，必须到大学的研究生院或类似机构接受培训，考取专家证书。
这套新的制度将在相关法律得以修改之后实施，最早是在201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深副大臣Kan Suzuki表示，政府将尽力避免这项改革给教师带来焦虑。
“我们将在下个财年征求教育界和教师培训界的意见，并考虑以适宜的步骤推进这项工作。我们不想急于求成，我们不希望给教师带来焦虑。”
不过，已有人对这套新的教师培训制度提出了质疑。
“即便教师教育的课程延长了，但学什么的问题仍然不明朗。”在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院读大三的Koki Toyoda说。Toyoda代表了那些有做教师意愿的年轻人，她说：“提高现有课程的教学质量难道不应该更受重视吗？”
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师资水平，日本近期实施了执教每10年必须参加30小时培训的资格更新制度，这个制度将被纳入民主党新的专家证书制度中。
据Kan Suzuki介绍，他们正在考虑根据教师在培训中取得的成绩，在他们领取的专家证书上打上分数。
在新的教师教育制度中，24所教育研究生院将发挥核心作用，他们将开发出一个聚焦实际工作能力的2年课程。同时，官员们也在调研，看是否可以从大学第一年开始就对有意从教的学生开展实际工作的培训。
Kan Suzuki说：“理想的状态是，让他们从观察一年级的学生开始，一直观察到孩子们进入到六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