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在日本首都东京，幸存劳工邵义诚(前左二)、死亡劳工遗属杨世斗(前左三)和曲启杰(前左一)与代理律师内田雅敏(前右一)走向法院。
备受关注的中国二战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案，十月二十三日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以日方出资二点五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和解。天津籍二战劳工代表邵义诚出席和解仪式。
根据和解条款，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将拨出二点五亿日元(约合一千八百八十六万元人民币)，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将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三百六十名中国劳工列入基金补偿的对象；和解条款中明确写入道歉语句；并为中国劳工修建纪念碑。
据中国劳工代表邵义诚回忆，一九四四年七月，年仅十六岁的他，在去青岛进货的路上被日方强掳到日本广岛，与三百六十名中国劳工一起给西松建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光着脚进入河道清理河底的石头。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还吃不饱，经常靠喝水充饥。”半年后，他和山东的宋继尧等人被累成重病。次年三月，日方将他们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生病劳工送回国内。幸存下来的邵义诚几经辗转，成为天津园林场的职工。
一九九七年，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找到定居天津的邵义诚，表示愿意支持他向西松建设公司索赔。一九九八年，在多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方律师和日本爱国华侨的法律支持和物质援助下，邵义诚等五位中国劳工走上了艰难的索赔之路。经历了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以及终审败诉。此次双方和解条款是在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中国劳工败诉后，由企业主动提出的。
谈及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主动提出和解，中国劳工代表邵义诚表示，西松建设勇于直面历史事实，承担历史责任的姿态，相对至今仍没有诚意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日本政府和其他企业，的确进了一大步。
从当年被日本友好人士找到，并启动对西松建设索赔诉讼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十三年。索赔诉讼案中的五位中国劳工代表，已有两人含恨离世，两人由于身体原因无法承受往返奔波的辛劳。邵义诚亦因劳累过度两次病倒。当年的三百六十名中国劳工，亦仅有十几人健在。
史料记载，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日本东条内阁作出《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此后几年，日本将被俘的中国士兵和普通民众四万余人劫运到国内，在一百三十余个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遭受各种非人待遇，有六千余人客死他乡。
备受关注的中国二战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案，十月二十三日在日本东京简易法院，以日方出资二点五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条件，与中国原告达成和解。天津籍二战劳工代表邵义诚出席和解仪式。
根据和解条款，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将拨出二点五亿日元(约合一千八百八十六万元人民币)，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将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三百六十名中国劳工列入基金补偿的对象；和解条款中明确写入道歉语句；并为中国劳工修建纪念碑。
据中国劳工代表邵义诚回忆，一九四四年七月，年仅十六岁的他，在去青岛进货的路上被日方强掳到日本广岛，与三百六十名中国劳工一起给西松建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光着脚进入河道清理河底的石头。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还吃不饱，经常靠喝水充饥。”半年后，他和山东的宋继尧等人被累成重病。次年三月，日方将他们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生病劳工送回国内。幸存下来的邵义诚几经辗转，成为天津园林场的职工。
一九九七年，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找到定居天津的邵义诚，表示愿意支持他向西松建设公司索赔。一九九八年，在多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方律师和日本爱国华侨的法律支持和物质援助下，邵义诚等五位中国劳工走上了艰难的索赔之路。经历了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以及终审败诉。此次双方和解条款是在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中国劳工败诉后，由企业主动提出的。
谈及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主动提出和解，中国劳工代表邵义诚表示，西松建设勇于直面历史事实，承担历史责任的姿态，相对至今仍没有诚意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日本政府和其他企业，的确进了一大步。
从当年被日本友好人士找到，并启动对西松建设索赔诉讼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十三年。索赔诉讼案中的五位中国劳工代表，已有两人含恨离世，两人由于身体原因无法承受往返奔波的辛劳。邵义诚亦因劳累过度两次病倒。当年的三百六十名中国劳工，亦仅有十几人健在。
史料记载，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日本东条内阁作出《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此后几年，日本将被俘的中国士兵和普通民众四万余人劫运到国内，在一百三十余个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遭受各种非人待遇，有六千余人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