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张石) 今年7月，在广岛县廿日市市发生了一起中国人一家三口惨死事件。日本媒体对此几乎一笔带过，死者的身份、身世及确切死因，至今都不明了。最近《中文导报》记者经过细致采访、深入调查，发现惨死的一家是残孤二代家庭。他们的死虽然源于家庭纠纷，但背面却隐藏著在日残孤二代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7月6日清晨5点10分前后，家住广岛县廿日市市阿品台西县营住宅的中国人崔宝亮（38岁）之子、15岁的高一男孩向119急救中心电话呼救，说被父亲刺伤。当急救队员和警察赶到现场时，发现男孩倒在住宅3层的走廊地上，腹部和背部流血，其父母崔宝亮和刘丽美（38岁）浑身流血倒在房间里。崔氏夫妇被送往医院后死亡，长子因伤情严重，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媒体报道说，崔宝亮一家3人为中国籍，2000年8月开始在县营住宅生活。刘丽美被送往医院后死亡，警察署以涉嫌杀人未遂嫌疑逮捕了崔宝亮，但他在送到医院后也因伤势过重死亡。据警方透露，崔宝亮一家三口同住，住处无外部闯入痕迹，警方认为可能是其父刺杀男学生与其母后自杀。

　　《中文导报》记者调查得悉，崔宝亮是残留孤儿二世家属，妻子刘丽美的父亲9岁时被日本人亲生父母留在中国珲春市一个菜农家里，养父母对他很好，当作自己长子对待，从来不打不骂。他的身下还有弟弟、妹妹。

　　1996年，刘丽美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回到日本，在广岛县廿十市市定居，老两口靠领取生活保护费生活。刘美丽在珲春与中客司机崔宝亮结婚，1998年自费来日，在广岛安佐北区定居。

　　崔宝亮中学毕业会就参加了工作，先是开拖拉机，后来家里承包了中型客车，他就开起了中客。小两口来日本时儿子才3岁，面对新生活他们开始充满了希望。两口子先在盒饭厂工作，都是不怕吃苦、任劳任怨的人。虽说工资低廉，但是他们省吃俭用，加上住县营住宅的房子，日子还过得去。

　　后来崔宝亮回了一趟中国，回日本后就丢了工作。他又找到一家土木公司，虽然工作劳累，工资低廉，只有17、8万，但总算又有了收入，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崔宝亮敬业爱家，无论对工作，还是对家庭，他都能尽心尽职；刘丽美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妻子，深深地爱著丈夫和儿子。

　　但是4年前，崔宝亮又失去了这份土木公司工作。他整天去职业安定所找工作，每天拿回厚厚一叠资料，翻来翻去，但是对于语言不通的他来说，找一份工作真比登天还难。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里呆著，苦闷可想而知。原本性格开朗的他，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把自己关在家中不和其他人交往。本来他还能说两句日语，由于长期“与世隔绝”，日语对他来说越来越陌生，成了高高的、不可逾越的墙壁，矗立在他与世界之间。即使亲戚来了，他也不再说一句话，一台电脑成了他通往世界的惟一窗口。

　　妻子刘丽美是温柔而体贴的，她一个人承担一家三口的重担，有时从早晨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但也只有17、8万日元工资，没有加班的时候只有14、5万，最少的时候仅有12万。但是她仍然任劳任怨，但经常觉得非常疲惫。她时常担心，用自己的柔弱身体承担如此沉重的担子，还能走多远?

　　随著深重的时间滞重地流驶，崔宝亮变得越来越焦躁。两口子以前从来没有动过手，但最近都按捺不住压抑太久的忧愤，打架、吵嘴成了家常便饭。

　　他们惟一的儿子在穷困与不安的家庭中每天提心吊胆，没有钱买同学们喜欢的游戏软件，没有钱买足够的书本和文具，更没有钱上补习班。因此他没有考上高中，只能在高中夜校里学习。

　　7月6日清晨5点10分前后，在争吵中失去了理智的崔宝亮拿起了菜刀，向他最爱的妻子、儿子刺去，狭窄的房间变成了血海，妻子在他凶残的刺杀中熄灭了孱弱而劳顿的生命之灯，没有来得及逃出去的儿子也在他的刀下血肉模糊，在向急救中心发出最后的救命信号后，结束了年仅15岁的苦难人生。

　　今年7月11日，刘丽美的父母把三人的骨灰送回珲春，交给了崔宝亮家人。按照当地习惯，不是得病死的人是不能安葬的，他们一家三口的骨灰被撒到图门江里，黑蓝色的江水呜咽著接受了三位离乡去国人。

　　刘丽美的父母已是风烛残年，他们失去了心爱的女儿和心爱的外孙，留给他们的是什么呢?除了深重的悲哀外，还有几十万日元的账单，那是抢救女儿一家的医疗费和清洗被鲜血染红的房间的清扫费。
无独有偶，在崔宝亮一家惨死事件发生半年多以前，也就是去年12月22日，在横滨市金泽区的道路上，也发生了中国残留孤儿二代被53岁的中国丈夫刺杀事件。被害者母亲（67岁）是中国残留孤儿，于1998年回国，取得了日本国籍，而被杀害的二女儿携全家于2001年自费来日，一直无法取得日本国籍。其丈夫不会日语，来日后7年里更换了5次工作，事发当时处于无业状态。案发时，两人就离婚问题发生争执。两人育有二子，长子20岁，原在汽车制造工厂工作，但是已被解雇；二儿子18岁，还是高中生。为此，日本神奈川县“中国养父母谢恩会”在2009年2月13日向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递交了请愿书，请求修改法律条款，让残留孤儿二、三代也能够顺利取得日本国籍。

　　请愿书中写道：国籍法附则规定，女性残留孤儿取得日本国籍后，需在3个月内提出子女入籍申请。条款有男女不平等之嫌，而且在时间上也无法完成实际操作。这起案件中的残留遗孤二代夫妇，由于是中国国籍，在工作中受到歧视，他们是该法律条款的受害者。

　　1990年，日本政府修改《出入境管理法》，中国残留孤儿的二、三代在日本定居被认可。以此为契机，中国残留孤儿和二、三代约10万人来日本定居。根据厚生劳动省2003年度调查，参加工作的二代有8成左右从事制造业和建设业等单纯劳动，低工资和不稳定雇佣成为常态。但是支援中国残留孤儿的“改正支援法”并不适用残孤二、三代，语言不通，又得不到适当社会援助的残留孤儿二、三代在日本社会不断遭到疏外化和边缘化的命运。

　　他们的问题一直没有引起社会关注，甚至被严重忽略，他们的就职与工作问题也没有进入国家统计范畴之内。因为语言障碍，他们绝大多数无法利用统计窗口——职业介绍所。在全国550个职业介绍所里面，有中文翻译的地方只有40处，他们一般只能依靠朋友之间互相介绍和交流信息解决就业问题。

　　崔宝亮全家惨死事件和横滨金泽区事件暴露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但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残留孤儿二、三代的生活与工作问题严重性，需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与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