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午９时，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各界人士前往八宝山与这位世纪老人做最后的告别。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费孝通同志”，横幅下方是费孝通的遗像。费孝通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上午9时，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等中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费孝通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费孝通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4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泰斗费孝通在北京逝世，他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工作已有70多年。
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祖籍江苏吴江。1910年11月2日，他出生于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他在这时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毕业，并听从吴文藻老师的指导，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受到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1936年秋季,费孝通带着调查资料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马林诺斯基指导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获得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费孝通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着研究室的同仁坚持进行内地农村调查，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转入清华大学任教。费孝通学成归国后的10年间，是他的第一个学术丰收时期。他先后写出了《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费孝通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这个时期，费孝通专心于少数民族事务，力图为政府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科学依据。1956年10月，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后，提议建立全国智力档案，解决知识分子的困难，发挥他们对国家的建设作用。他在深入调查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础上，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引起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然而，此文使费孝通在反右派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沉寂了20年。
1979年，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学科地位的任务，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所的委托，并于当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80年，费孝通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并从当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又考虑在高校中设立社会学系。在他的带动下，南开大学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开办了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社会学专业班。他在全力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工作的同时，也恢复了正常的国际学术交往。1980年，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将该年度的马林诺斯基奖荣誉奖授予费孝通。1981年，他又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的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十余年中，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为改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局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力支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的长篇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 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费孝通晚年著述主要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
上午9时，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等中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费孝通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费孝通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4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泰斗费孝通在北京逝世，他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工作已有70多年。
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祖籍江苏吴江。1910年11月2日，他出生于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他在这时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毕业，并听从吴文藻老师的指导，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受到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1936年秋季,费孝通带着调查资料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马林诺斯基指导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获得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费孝通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着研究室的同仁坚持进行内地农村调查，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转入清华大学任教。费孝通学成归国后的10年间，是他的第一个学术丰收时期。他先后写出了《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费孝通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这个时期，费孝通专心于少数民族事务，力图为政府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科学依据。1956年10月，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后，提议建立全国智力档案，解决知识分子的困难，发挥他们对国家的建设作用。他在深入调查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础上，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引起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然而，此文使费孝通在反右派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沉寂了20年。
1979年，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学科地位的任务，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所的委托，并于当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80年，费孝通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并从当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又考虑在高校中设立社会学系。在他的带动下，南开大学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开办了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社会学专业班。他在全力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工作的同时，也恢复了正常的国际学术交往。1980年，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将该年度的马林诺斯基奖荣誉奖授予费孝通。1981年，他又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的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十余年中，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为改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局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力支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的长篇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 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费孝通晚年著述主要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