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在中国民间掀反日狂飙的多事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实现了万众瞩目的中日首脑会谈。尽管这次会谈对于风寒日重、裂痕渐深的中日关系来说，其作用仅限于止血，而不是疗伤，但国际舆论仍然评价这是中日两国结束争端的开始——中日最高领导人面对国际社会至少表现出了积极姿态。
从已经发表的会谈纪要来看，中日首脑会谈明显缺乏对话交集，或者说双方好不容易坐到同一个台面上，进行的不是交流性对话，而是自说自话。在回避了容易引起辩论的具体问题之后，双方的对话答非所问，没有基本的顺接关系，只是忙着重申自我主张。会谈结果，除了在维护两国关系大原则上取得一致以外，并没有提出改善关系的有效措施。林肯曾经讲过：所谓沟通，就是用2/3的时间倾听对方立场，用1/3时间陈述自己的立场。中日之间的政治沟通也应有这种精神，才可能得出结果。小泉在会谈后对记者称，这是一次very good meeting，他的良好感觉仅止于又一次向胡锦涛表述了自己的主张，而不是找到消除分歧改善关系的有效方法。
中日关系已经到了转折性时期。如果中日领导人不愿放任两国关系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那么确实需要有力挽狂澜的大智大勇大手笔。中日同为东方国家，即使经济发展了，观念现代了，其政治理念的底色依然难脱东方色彩。东方人以道德为本，讲诚信政治，这与西方人崇尚实力，玩强权政治有本质区别。中国人最痛恨背信弃义者，日本人也厌恶“里切者”，可见中日两个民族是有道德共同点的。中日恢复邦交之时，周恩来总理要求日方“言必信，行必果”，田中角荣当时回答说：“日本旧宪法，也就是《圣德太子17条》称：信是万事之本。”由此，诚信政治成为中日关系的基础，也是改善中日关系的惟一良策。本次胡锦涛要求小泉把历史反省落实到行动上，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一致，就是对日本实行“听其言，观其行”策略。无论从历史着眼还是现实出发，中日关系建于诚信政治，毁在谋略外交，足以为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关系发展到如今这样的地步，是民怨长期积累的结果，寄望于一两次首脑会谈来彻底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胡锦涛与小泉会谈，定下了中日关系不能恶化的原则基调，共同确认了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主观愿望，这比继续争执或冷面相对强过百倍。加强理解，增进互信，首先从首脑做起，才能自上而下，形成良好氛围，影响整体的政治气氛和社会心理。在这个意义上，中日首脑交流不是个人喜好问题，而是历史任务和社会使命。在日本，经济界呼吁政府切实改善中日关系，地方新闻社的社论也大都欢迎首脑会谈，这就是民意。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完成改善中日关系这个课题，才能向社会和选民做出交待。
在中国民间掀反日狂飙的多事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实现了万众瞩目的中日首脑会谈。尽管这次会谈对于风寒日重、裂痕渐深的中日关系来说，其作用仅限于止血，而不是疗伤，但国际舆论仍然评价这是中日两国结束争端的开始——中日最高领导人面对国际社会至少表现出了积极姿态。
从已经发表的会谈纪要来看，中日首脑会谈明显缺乏对话交集，或者说双方好不容易坐到同一个台面上，进行的不是交流性对话，而是自说自话。在回避了容易引起辩论的具体问题之后，双方的对话答非所问，没有基本的顺接关系，只是忙着重申自我主张。会谈结果，除了在维护两国关系大原则上取得一致以外，并没有提出改善关系的有效措施。林肯曾经讲过：所谓沟通，就是用2/3的时间倾听对方立场，用1/3时间陈述自己的立场。中日之间的政治沟通也应有这种精神，才可能得出结果。小泉在会谈后对记者称，这是一次very good meeting，他的良好感觉仅止于又一次向胡锦涛表述了自己的主张，而不是找到消除分歧改善关系的有效方法。
中日关系已经到了转折性时期。如果中日领导人不愿放任两国关系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那么确实需要有力挽狂澜的大智大勇大手笔。中日同为东方国家，即使经济发展了，观念现代了，其政治理念的底色依然难脱东方色彩。东方人以道德为本，讲诚信政治，这与西方人崇尚实力，玩强权政治有本质区别。中国人最痛恨背信弃义者，日本人也厌恶“里切者”，可见中日两个民族是有道德共同点的。中日恢复邦交之时，周恩来总理要求日方“言必信，行必果”，田中角荣当时回答说：“日本旧宪法，也就是《圣德太子17条》称：信是万事之本。”由此，诚信政治成为中日关系的基础，也是改善中日关系的惟一良策。本次胡锦涛要求小泉把历史反省落实到行动上，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一致，就是对日本实行“听其言，观其行”策略。无论从历史着眼还是现实出发，中日关系建于诚信政治，毁在谋略外交，足以为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关系发展到如今这样的地步，是民怨长期积累的结果，寄望于一两次首脑会谈来彻底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胡锦涛与小泉会谈，定下了中日关系不能恶化的原则基调，共同确认了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主观愿望，这比继续争执或冷面相对强过百倍。加强理解，增进互信，首先从首脑做起，才能自上而下，形成良好氛围，影响整体的政治气氛和社会心理。在这个意义上，中日首脑交流不是个人喜好问题，而是历史任务和社会使命。在日本，经济界呼吁政府切实改善中日关系，地方新闻社的社论也大都欢迎首脑会谈，这就是民意。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完成改善中日关系这个课题，才能向社会和选民做出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