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新闻综述（记者 杨文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4月23日晚举行了备受注目的中日首脑会谈。进入4月以来，中国各地因反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通过核定，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反日游行，致使中日关系跌至1972年邦交恢复以来的最低点。
在中日民族情绪尖锐对立，政治关系持续恶化的时刻，中日首脑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的亚非会议上举行会谈，受到了超常关注。在长达45分钟的会谈中，由于双方都同意这不是对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进行辩论的场合，因此两国领导人在坦率说出心里话的同时，也以高屋建瓴的姿态确认了友好关系大原则，双方对通过促进对话、扩大交流来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一致。小泉首相此前在亚非会议上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表示公开反省，中方希望日本能把反省落实到行动上。
一、胡锦涛会见小泉 再提改善关系五原则
本次首脑会谈在中日关系山重水复之际举行，舆论普遍关注胡锦涛是否会直接向小泉提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小泉是否会当面向胡锦涛提出日本驻华机构在反日游行中受害的谢罪和索赔问题。但两国领导人避实就虚，巧妙地绕开了争论的焦点。
当地时间下午6时47分，胡锦涛与小泉会面。中日首脑首先握手问候，一改此前两国外长在北京会谈时互不握手的僵硬姿态，互相释放了友好善意。胡锦涛首先表示，对靖国参拜问题，不想在这个场合进行具体议论；小泉也表示，对游行示威等相关问题，两国外长已经会谈，没有必要再重复探讨。他只是希望大使馆、总领事馆、企业活动、民间人活动能得到中方的妥善对应。胡锦涛对小泉一直称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的说法给予积极评价，小泉也表示，不再互相指责过去的是非对错，应从大局出发，面向未来建立友好关系才是重要的。
胡锦涛在会谈中直接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这也是继温家宝总理在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见中提出改善中日关系三原则和三建议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又一次作出善意提案。胡锦涛指出：第一，严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第二，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就是要把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再做伤害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第三，正确处理台湾问题。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以上承诺；第四，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积极探讨解决分歧的方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第五，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友好交往，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促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胡锦涛与小泉会谈，被国际舆论视为中日领导人为结束两国争端而作出的努力。由于中日关系十分敏感，事关重大，胡锦涛在会谈结束后主动要求举行各国记者说明会，不是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而是亲自说明中国的立场。这是比较异例的。胡锦涛向各国记者强调了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敏感之年，希望日本妥善处理一系列敏感问题，保证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胡锦涛在承认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的同时，也指出中日关系处理不好，不仅影响两国，也将影响亚洲的安定与发展。
小泉首相在会谈后会见记者称，这是一次very good meeting。他表示，两国领导人没有陷入一时性的立场和意见对立，而是从亚洲和国际社会的角度来再一次确认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二、中日实现首脑会谈 外交交涉繁难
日本首相町村信孝于4月17日出访中国，与中国外长李肇星举行会谈是既定日程。4月以来，中国出现连续三周的反日示威游行，并夹杂着少数人的暴力破坏活动，使中日关系紧张感徒然升高。町村访中的原定外交议题被拖后，日本要求中方谢罪和赔偿的强硬立场被突现出来，胡锦涛与小泉在亚非会议期间能否举行会谈悬而未决。
首先，町村外相访中会见李肇星外长，两人在媒体前竟然破天荒地没有握手，显示中日立场对立和关系交恶达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町村抢在媒体离开前发表讲话，话锋直指中国民间反日示威，要求中国道歉和赔偿。李肇星则唇枪舌剑地顶了回去。其次，町村原本要会晤中国总理温家宝，但这个安排被临时取消。町村转交小泉邀请温家宝在爱知世博会期间访日的亲笔信，得到的也是不确定回答；其三，日方提出小泉希望在印度尼西亚亚非会议上与胡锦涛主席会面，中方的答复是：胡主席很忙，要见的人很多，能否抽空与小泉会谈，再研究。
中日双方对反日示威的责任问题，各执一词，对立严重。中国副外长武大伟形容当前的中日关系是1972年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他坚持日本应认清问题本质：“谁对谁道歉，应该看是谁制造了现在的困难局面。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是日本造成的，中方没有任何必要向日本道歉。”日方发言人高岛肇久则指主要责任在那些破坏日本驻华机构和伤害日本人的暴徒，他们导致了目前的两国不安局面。即使因为历史问题，使用暴力是无论如何不可接受的。可见，中日外交当局在道歉问题和责任问题上争不出一个结论，中日首脑实现会谈可能性很小。
中日首脑是在争执和不确定的气氛中飞赴印度尼西亚的。4月22日，小泉在亚非会议首日全体会议上演讲，引用了1995年“村山谈话”，第一次在公开的国际会议场合重申了对日本在二战时期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感到痛切的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小泉也强调日本今后将继续走和平国家道路。小泉的反省发言，在会上获得正面评价，也为实现中日首脑会谈铺设了台阶。
中日首脑会谈原定4月22日举行，由于日程调整困难，只得延期至23日，但具体时间始终未定。据分析，在中日外交当局艰难磋商的背后，并不排除胡锦涛做出政治判断的可能。23日在亚非会议发表宣言之后，中方提出中日首脑会谈不在大会现场举行，而是由小泉首相拜访胡锦涛主席，在胡锦涛住宿的宾馆里举行。日方接讯后，临时错开了原定小泉与印度尼西亚总统会谈的时间，马上安排首相前往宾馆，终于实现了自去年11月以来相隔5个月的又一次中日首脑会谈。
三、中方从大局出发 抑制反日游行扩大变质
本次反日游行示威起于西南成都，4月9日延及首都北京，10日播及广州、深圳，形成第一次高潮。町村访中前，上海及苏杭等地在4月16日发生示威，天津也出现游行，17日延及沈阳和成都等地。中国政府从4月17日开始，表现出了抑制反日游行，防止事态扩大的态度。
据《朝日新闻》驻北京总局局长藤原秀人分析：胡锦涛主席从4月7日到10日在山东视察；温家宝总理当时也在印度访问，4月9日北京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时，最高领导人都不在北京。由于中方严格控制媒体报道反日游行，有关事态真相、受害程度和国际影响等情报何时传到胡锦涛手里值得探究。
4月16日上海爆发反日游行后，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中国方面一改前态，开始了舆论转向。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的评论，三大门户网站一起把评论置于新闻首页醒目位置。一批民间反日组织的负责人也被分批请到郊外度假。
4月19日，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共3500人参加了紧急会议，由外交部长李肇星讲解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中国对日政策。李肇星的报告，把“未经批准的游行”和“影响社会稳定”联系起来，显示中国政府停止了默许反日游行示威的做法。李肇星也出人意料地使用了柔和的措辞描述日本政府，称“二战后，日本政府抱着反省和道歉的态度，表示理解和尊重受害国的民众感情。”在天津，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向2000名地方党政干部讲解了“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呼吁群众冷静、理性、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据悉，前驻日大使杨振亚被派往上海，前驻日大使徐敦信被派往广州，分别在1000人和6000人的党政干部集会上讲解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爆反日游行的杭州、成都等地也举行了类似的报告会，持续到4月24日。
在外交部表态之后，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也公开指出：抵制日货对中国不利。新华社发出了“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中日经贸关系答记者问”的通稿称：去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中日两国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日资企业直接或间接吸纳就业人口920万，2004年日资企业纳税490亿元人民币，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薄熙来还说：如果日本政治家能以“村山谈话”的客观态度来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言而有信，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必将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了防止5．1期间和5．4前后中国再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引起社会震荡，中国政府已调动多种类资源、通过各种类媒体来为反日声浪降温。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祭出党纪条令，呼吁共产党员做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表率。中国的一些反日网站，如“918爱国网”、“爱国者同盟网”等已被关闭。中国媒体如新华网等，也出人意料地对小泉在亚非峰会上“为日本过去殖民侵略表示深刻反省道歉”做了高调报道。这一切表明，比维护中日关系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内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对此已形成了共识，并要求做到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