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医疗受害者，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见到曙光了。这次的法制化，是实现杜绝医疗非法行为的一大进步。”
“ 要求医疗情报的公开公布的市民之会”事务局长胜村久司（43岁）的发言，引起会场上200多人的一片掌声。
篡改病历并不少见
3月12日，在大阪召开了“争取实现杜绝医疗非法行为”的专题讨论会。会上聚集了与“ 篡改病例”这一非法行为作斗争的医疗受害者、律师、医生等各界人士。司会的胜村氏在15年前妻子生产时，因为医院方面使用了不必要的阵痛促进剂，发生医疗事故，使长女死亡。
“ 阵痛促进剂是经常引起胎儿假死、子宫破裂等事故的危险药物。可是医生在对妻子说明时只是说：‘是使子宫口柔软的药物。’使用之后，女儿在假死状态下出生，9日后死亡。如果我们当时知道正确的医疗内容，也许我们的女儿就不会遭遇到死亡事故。”
胜村氏为了追究医院的责任，起诉了院方。在裁判的过程中，得知篡改病历及看护记录的情况非常盛行，之后就一直在为要求医疗机构公开病历、看护记录及诊疗报酬明细书等情报不懈地努力着。
但是，对于被害者要求情报“开示法制化”，当时的厚生省持强硬的否定态度。面对要求公开病历的患者，甚至“原则上同意”的医院也连一半也没有。
然而，今年4月开始实行的个人情报保护法，使得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保护法的实施，使得“ 医疗情报开示”成了医院的义务。个人情报保护法，是保护个人的姓名、生日、联系电话以及可以识别个人身份的情报的法律。该法律同时承认个人有要求公开自身个人情报的权利。
“ 医疗情报开示”这个医疗受害者的夙愿，总算被法制化了。
当日，在专题讨论会上，一直和“篡改病历”作斗争的医疗受害者们相继进行了控诉发言。
田中永四郎说：“我代表我那因医疗事故而导致语言障害，无法发言的弟弟发言。”
永四郎的弟弟政春（66岁），在大阪大学齿学部附属医院进行颚再建手术，因事故成了一等一级重度障害者。现在的状态是不光不能说话，而且吃饭只能吃流食，不能自主呼吸，所以在脖子上开个洞，插管呼吸。田中永四郎认为是医疗事故，于平成9年向法庭起诉了医院。
永四郎说：“最使我们不能忍受的，是大阪大学以‘ 没有找到’为理由，不提供关键部分的病历及手术记录，使得法院8年来，都是在没有关键病历的情况下进行裁决的。为此，我们请了8名鉴定医生，检索了50本以上的医疗文献。为解明事实真相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及财力。为什么弱小的一方这么难啊。”
据田中妻子说，平成4年，田中政春被诊断为颚下部癌，在阪大进行了癌切除手术。当时医生说，“手术已经成功清除了癌细胞。”之后医生建议为了防止癌细胞再生，最好接受放射线治疗。可是在放射线治疗过程中，田中就觉得舌头剧痛，并经常出血。每天嘴里都有腐肉掉下来，终于将下颚烂穿了一个洞。
病因是骨髓炎。在围绕着为什么会引起骨髓炎问题上，原告方怀疑“可能癌细胞没有清除干?簟薄ⅰ胺派湎叩墓?日丈洹保?且缴?墓?А６?悍饺衔?笆巧嗤返那６??讨校?幌妇?秩朐斐筛腥舅?拢?翘镏械淖陨诵形??鸬摹！?br> 在颚再建手术结果上，也和事前说明大相径庭。原告说：“医生说失败的可能性不会超过0.3%，也不会留下什么残疾，还可以把面容修整好，这样我们才同意做手术的。”而被告则说：“已经充分向患者说明了手术的危险性，及可能造成残疾障害。”
在裁判的过程中，田中要求被告提交病历，而被告则一直说“正在找”，始终不提交关键病历，而只提交了一份“肿疡病历”。
即使是这份“肿疡病历”还不是正本，是经过剪贴的复印件，并没有反映整个治疗过程——只是列举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是经过篡改的。
不过，由于没有病历，所以一直到最高裁判所，都是以证据不充分而判田中败诉。于是心有不甘的田中在去年7月以“ 不出示病历，隐瞒事实真相，使原告蒙受不当损害”为由，开始了新一轮前所未有的以“篡改病历”为焦点的诉讼。
其实除了田中以外，还有很多由于医院“篡改病历”而进行抗争的患者。
医院内幕曝光
那么，篡改病历的事件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呢？
据对大阪律师俱乐部的700名律师调查，去年，经律师确认为“篡改病历”的有109件，而其中经过裁判，确认的“ 篡改病历”案件却只有9件。
更有甚者，不但篡改病历，甚至顶替证人。
平成9年，山梨县某妇产医院漠视产妇情况，导致胎儿死产，产妇出血不止。两个半小时后被送往山梨医科大学，第二天凌晨死亡。
原告认为，在大出血时，医院有义务尽快将病人转送大医院。原告辩护律师说：据山梨医科大证明，当时已经大出血1600cc。而在裁判中出庭作证的A护士却说当时出血量在500cc以下的正常范围。幸好死者的嫂子说，这个护士好像不是生产当天在妇产医院见到的那个护士。律师马上到医院调查，原来A当天没上班，而是B护士当值。后来，医生以教唆伪证罪被判一年半，护士被判一年。原本的民事诉讼变成了刑事诉讼。但是虽然刑事诉讼赢了，可民事诉讼还是不承认医院过失。
在日本，患者起诉医院要想获胜实在是非常困难的。精通医疗裁判的律师小山优子对照美国的情形说明道：“在美国一旦发现‘ 篡改 ’的事情，那么证明责任就由原告方转嫁到被告方。通常的裁判是，无疑患者要证明医生的过失，而医生也必须证明不是自己的过失。而且对‘ 篡改 ’是十分严厉的。”
15年来，一直在和“篡改病历”做抗争的胜村氏感慨颇深地说：“对于日本来说，由于没有制裁‘篡改病历’等非法行为的法律，所以医疗界的非法行为始终有增无减。不过今后，由于个人情报保护法的实施，医疗情报的公开被义务化了，这样也许会使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有一些重大的改善吧。医生和患者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互相信赖的关系。”
（常青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