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国家日本来说，丹下健三（Tange Kenzou）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建筑大师。尽管有众多的建筑师为日本而设计，并渴望成为国家的代表，但就丹下所创立的建筑手法，其具体达成的水平及对社会的影响而言，无出其右者。
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不仅在日本国内，其创作引领世界的建筑潮流，诞生了众多名垂现代建筑史的作品。对此的评价早已溢出国界，甚至在长眠着朗费罗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罗马潘泰农神庙（Pantheon）中被授予了一个棺位。虽然丹下已于数年前退休，离开了建筑实务，但接到噩耗，依然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端，不禁想到了一些问题。
建筑师作为一种职业，在日本属“前所未有”。而一名建筑师，何以能与日本这样的现代国家结成亲密无间的“蜜月”，进而绘就如此精致细腻的国家肖像？不仅如此，为什么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像变戏法一样，肖像居然旁逸斜出，将建筑师的团队大量“挤”到了海外？
轴线极点的表象物
丹下是彻头彻尾始终意识到国家存在的建筑家。其国家意识之深，达到拒绝泛泛而谈的程度。无论面对什么局面，他的智慧都像是从根底处形成的那样自然而深刻。人们习惯于按定单的来源把丹下的工作进行分类：战后初期的大众标准、其后的中东王侯贵族品位、晚年的商业性，等等。但跨过人为的分类，在其建筑思想的深层，隐藏着一条面向某种超越性的存在的“轴线”。我以为，那恰恰就是对民族国家的意识。
在其轴线所标识的极点上，是那些旨在代理、表征日本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物：“大东亚纪念营造物”（1942年）中的富士山、“ 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1955年）中的原爆纪念堂、“东京计划1960”中的皇居、“代代木奥林匹克竞技场”（1964年）中的“桁”（Keta）、“祭祀广场”（1970年）中被称为新地灵“显灵”的太阳塔……只要浏览一下这些象征物，就会发现，20世纪中期发生在现代国家日本的、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事件都被“一网打尽”。
在对所有这些事件线索加以思考、提案、重构的基础上，丹下健三将它们一一付诸具体的设计。我之所以认为丹下是现代日本的“国家建筑家”，是因为他经常处于中心的位置，把这些工作付诸实施。
同时，在创作过程中，尝试把现代建筑设计与日本传统手法相结合，把日本的现代建筑提升为世界共通的语言，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辈受惠于此极大。一种日本现代建筑语言的确立，使日本设计的建筑，直接为世界所理解，而无需通过翻译、解读，“异国情调”也得以消解。
不见容于“商人国家”
作为现代国家，日本究竟基于何种原因，竟然与时刻意识到其存在，并始终不懈地致力于描绘其肖像的建筑家“
擦肩而过”EXPO，70（70年大阪世博会）之后，没能再出现国家规模的、足以炫耀水平的建设工程。尽管不乏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国的定单，但我以为，就其建筑语言的本质而言，已经与取自传统日本的“里子”，并将其逐层展开的丹下手法相脱节。
在经济高速成长，为成为与国际大国比肩的国家而大步迈进的过程中，他与国家之间没有发生任何龃龉。但在“列岛改造”成为话题之后，丹下开始为国内政治所利用。国家向另外的方向转型，不再需要骨骼粗壮的“轴线”。
在夹缝中，这个与丹下健三的性格完全不见容的“商人国家”开始向泡沫经济的方向膨胀。为此，代表国家的建筑家也不得不像商业建筑师那样工作。其结果，即使是公共建筑，也要进行商业化设计。
虽然丹下取得了以文化勋章为代表的国内和国外几乎所有的重要奖项，但我却不愿据此认为那是其对世俗的某种妥协。然而，在有意识地为世界的历史而展开创作的时期，在有幸作为弟子而学艺，作为助手而工作的笔者眼里，与国家“擦肩而过”之后的丹下，确实与其本来的姿态有所不同。而那个对所有的不可能有所觉悟，执拗地描画着粗线条“轴线”的身影，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丹下。在被“ 列岛改造”抛出之后，丹下只剩下余生。而对于新东京都厅舍（东京都政府大厦）之类的作品，我窃以为，丹下先生不插手也罢。作为弟子，不揣冒昧，妄作评论。谨以此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