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读卖新闻》7月10日报道，原题：中国加强对外国媒体的引导(记者 牧野田亨 关泰晴)

对于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骚乱，中国当局不仅召开记者招待会，而且设立新闻中心，组织采访报道组，这样的报道方式即使在别的国家也难得一见。此次中方吸取了以往教训，采取的手段则是把想让外界看到的东西展示出来的“信息操纵战略”。

对于中国当局来说，去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是一个经验。迅速的信息公开让人感觉到了中国的“变化”。因此新疆骚乱刚刚发生后新华社就播发了快讯。

共产党机关报纸《人民日报》也在近日的评论中涉及到地方发生的骚乱，指出在网络普及的今天，当局应当通过快速的信息公开引导舆论，并阐述了引导外国媒体、常握信息战主导权的重要性。

美联社北京7月9日报道，西北地区本周发生骚乱后，中国对外国记者的态度与以往不同：记者们没有被禁止进行报道，而是获官方邀请前往乌鲁木齐。

专家们说，这一做法表明中国当局已经认识到，提供获得信息的渠道意味着可以将他们希望传达的讯息传达出去。

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麦康瑞说：“他们在如何应对国内外媒体的危机报道方面变得较为老练了。过去，在发生重大危机时，会进行新闻封锁……如今，变成了将政府的观点传达出去。”

在骚乱发生后，政府主要的公关机构国务院新闻办非常反常地向外国媒体发出了邀请。该机构在声明中说，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外国媒体进行更加客观、公正和友好的报道”。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中心主任戴维•茨威格说：“如果设法压制报道，那么外国媒体会按自己的观点写出报道。而现在，政府会鼓励外国媒体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观点。让人们去亲眼目睹实际情况，政府便可以提出理由证明这是某些人制造的暴力事件。否则，外国记者是不会这么写的。”

麦康瑞说，中国可能还借鉴了西方国家在危机中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她说：“我大致认为，网络时代的媒体政策应该是，你最好还是给予媒体以自由，并试着让形势对自己有利。”

姿态开放 有效提升大国形象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9日报道，原题：允许媒体进入的决定赢得赞扬

专家表示，北京允许独立媒体待在乌鲁木齐的决定是正确的，对全世界媒体开放新疆至关重要。现在武警和士兵仍在乌鲁木齐市街头巡逻，但外国媒体记者的工作基本上畅通无阻，虽然一些敏感地区仍禁止入内。

在乌鲁木齐发生暴乱后，北京已经表现出为海外媒体创造一个开放环境的决心。新疆地方政府也给予积极配合，安排新闻发布会和媒体参观，并在媒体中心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专家表示，继续保持这种状况至关重要，否则中国试图改善形象、以开放和负责任的国家形象示人的努力将受到损害。

中国青年政冶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指出，尽管新闻角度和新闻语言不同，但大多数海外媒体平衡地报道乌鲁木齐暴乱，这不仅有助于世界了解暴乱分子造成的破坏，而且还将赢得更多同情和支持。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9日文章，中国政府从以往的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并把这些教训融入越来越老练、越来越全方位的公关战略。

由于允许记者在事发后立即亲临现场，中国以其开放姿态赢得喝彩。前往参观的团体中通常有来自尼泊尔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记者，中国指望这些记者写出适量“独立的”英文及其他语种稿件。在当今媒体世界，搜索引擎点击率胜过稿件质量，因此，中国认为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类报刊发表少量负面报道，是中国在抗议活动后的网络舆论战中实现对等甚至取得优势地位的可以接受的代价，它这样推断是正确的。

法新社上海7月9日电 乌鲁木齐发生骚乱后，外国记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报道机会，中国称之为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新时期。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林和立说：“他们想争取主动并引导报道。”他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北京的形象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任重道远 国际公关挑战依旧

《香港经济日报》7月10月文章，题：中央连番出招 打国际公关战

新疆暴乱后，当局连番出招，化被动为主动，有些表现可圈可点。由于有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当局这次基本是紧紧把握国内和国外两条主线，重点仍是大打宣传战，抢夺舆论主动权。

在国内层面，因为暴乱是境外“疆独”分裂势力通过网络、电子通讯等方式挑起的，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局在暴乱当天迅速对乌鲁木齐实行通讯管制，有效阻止各类谣言、恐惧气氛蔓延。

在暴乱初期，当局对于死伤具体数字及受害者民族身份也有意模糊。当局这样做，恐怕已并非简单的新闻管控，更多是试图为冲突降温。当局还启动宣传机器，全力强调民族团结，把暴乱归结为少数分裂分子所为，孤立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争取大多数。

在国外层次，当局则主动出击，在处理暴乱上极力做到公开、透明，争取占据舆论制高点。官方不仅连续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进展，还主动安排境外媒体到当地采访，用事实说话，增加说服力。

中国还积极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暴乱是由境外“疆独”等民族分裂“三股势力”策动，同时，强调恐怖主义是国际公害，呼吁国际上应该用同一个声音，采取一致的行动。

香港《太阳报》7月10日文章，乌鲁木齐暴乱事件虽渐平息，但在国际公关和与国际社会互动方面，此次事件还是有一些脉络和经验可以整理。而这些经验的整理，对于中国今后处理类似问题，当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事实上，暴乱发生后的首24小时是十分关键的。从这次暴乱来看，北京在新闻发布方面，不但及时，而且相对比较全面，比较好地掌握了话语主导权。北京有关部门还主动邀请国际媒体前往乌鲁木齐采访，从而对于国际媒体如实了解和报道暴乱真相，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由于一些改府在“疆独”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这些政府和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反应和角色是十分尴尬的。面对铁证如山的暴力事件，任何国家的政府和媒体都无法再闪烁其辞。

虽然暴乱初期中国官方的国际公关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从长期而言，尤其是面对西方媒体的固有偏见，未来至少在国际公关层面的挑战依然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