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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谈中国问题在分配结构
日期: 2009/06/17 17:07 评分: 7.40/5
茅于轼谈中国问题在分配结构
中文导报讯 记者 杨文凯

由株式会社富士通综研策划,“面对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日本企业的机遇和挑战”大型研讨会,6月11日下午在新经团联合馆国际会议场举行。来自日本经济界、投资界、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演讲活动。中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发表了主旨演讲,分析了中国面对的问题与美国遭遇的危机完全不同。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财富生产和GDP增长,而在于财富的分配,在于分配结构的调整。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席研究员、华人学者柯隆和金坚敏也分别以“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政策与课题”、“日益重要的中国市场——日企战略的检证”为题,发表了研究报告。演讲会下半场,华人学者们还与日本学者一起进行了讨论,并同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今年80岁的茅于轼被称“言行一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祖父茅以升、父亲茅以新是中国著名的桥梁和铁道工程专家。茅于轼在1993年成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为民间智库的先驱。迄今为止,天则经济研究所保持了独立、自由的研究立场,被公认为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大本营。茅于轼本人秉持并实践“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座右铭,成为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在研究并推动中国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同时,茅于轼也关心政治改革、社会人文和道德法制问题,并以其特立独行、言行一致的人格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

茅于轼在主题讲演中指出,本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但中美各自面临的问题不同。美国的问题是钱不够,引起了连锁性破产,是典型的金融危机;中国没有钱不够的问题,却面临财富配置的问题。中国改革30年,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道德标准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中国共产党不是民主政党,而是独裁政党,但共产党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所以中国经济获得发展。中国的目标不在于保持GDP增长,而是调整社会分配结构。

茅于轼分析说,中国的财富生产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中国不缺钱,银行的定期储蓄和活期存款率在2008年已超过50%,从1999年的5万亿人民币增至2008年的24万亿人民币。但是这些资金没能转化为投资,更没能与创造就业岗位联合起来。中国的国家外汇储蓄也很多,将近2万亿美无,但这么巨大的外汇资本也没有与劳动力结合,而是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存在国外。

茅于轼指出,中国的GDP所得分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居民分配的比例过低,而居民中的分配又过于偏重富有阶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经济结构,从需求方面看,政府投资和出口太多,民间投资和消费太少;生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比例太低;企业构成方面,国有垄断性企业分配利润过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在2002年以后逐渐形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扩大财政的方法度过了危机,2008年政府投入4万亿救市,依然才取1997年的老方法,却不能解决结构问题,钱流向大企业,反而强化了老结构和老问题。

茅于轼提出调整的思路:1、改税制:政府纳税的总量要减,应增加直接税和环境税,减少流转税;实行总收入的累进所得税,均贫富;一些企业要关停并转。2、改投资:从瞄准大项目改为发展服务业为主导,让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让地下金融合法化,鼓励资本自由流动,启动民间投资。3、抓就业:为提高就业率,损失一点GDP没有关系,因为就业有利于改善改入分配、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内需、启动民间投资,有利于社会稳定、提供调整的时间。茅于轼强调了经济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对双方同意的合约,比如高利贷、劳动合约、路边小摊、小产权用地等,政府不要干涉。凡是双方同意的必定给双方带来利益,必然有财富的创造。他认为经济自由就意味着就业和财富创造。他还建议政府面向农村和农民,发放消费者以促进社会总需求。

茅于轼总结理想的调整结果是:1、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增加,内需上升,出口减少;2、人民收入提高,政府收入减少,要求政府更高效,更廉洁;3、企业更健康,社会经济效率提高,产业增大;4、国际收支平衡,减少贸易摩擦,恢复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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