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华人第3部 白衣群像（下）
帮助有手感觉障碍的水俣病患者康复活动的刘晓洁(左2)。熊本县水俣市，香取摄影 ©朝日新闻。
农田的土变黑了，泛着肮脏泡沫的小河流在其间。刘晓洁（48岁）似乎无法用语言表达她的心情，只是说∶“无法想象。”那是2002年，她作为国立水俣病综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水研，位于熊本县水俣市）的主任研究员，访问中国贵州省贵阳市农村时的事情。
在这个村子里，有30年历史的化工厂，生产着肥料和塑料制品原材料乙醛，而在生产过程中将水银作为触媒——这与50年前在熊本引发水俣病的一家公司“新日本窒素肥料”的制作过程一样。
遭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达180万平米以上，河流两岸居住着7万农民。农民捧给刘晓洁看的米呈黑色。农民说：“我们不吃这个米，用它煮饭，就有一种废水的味道，但为了生活，我们把这些米卖给山里的人。”
刘女士认为:“日本也曾经以发展经济至上，以至于造成了广泛的公害，希望中国能够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我希望在水俣所积累的水银测定和土壤改良的技术能发挥作用。 ”
刘女士出身自东北沈阳，在大学学的是环境生物学。1995年，她在国家研究机关研究镉污染时，为跟随当时到日本留学的眼科医丈夫来到了日本，一边在便当店和饮食店打工，一边作为私费留学生，在长崎大学继续搞研究。
在与国水研的共同研究中，她听水俣病患者讲述体验，直面比书中描写的更悲惨的现实，使她感到心在抽紧。2001年，她调到国水研，开始着手于逐渐高龄化的胎儿性患者的生活调查。由于涉及到歧视和补偿金等问题，当地患者的立场十分复杂，并不统一，这样困难的调查，谁也未曾下手过。
“为什么现在还问？”“别跟我孙子说。”很多患者和家人都断然拒绝了她。于是刘女士便常去康复中心，帮助患者训练手脚活动，或是帮忙搞社区活动，就这样一点一点与患者亲近起来。一位49岁的女患者说∶“刚开始，一直以为她是义工，没想到是个研究者。”现在，她们已是卡拉OK之友了。这样，刘女士的调查对象超过了60人。
患者利用的福利设施“安心屋”的加藤竹子设施长(58岁)说: “因为是外来的中国人，反倒除去了患者们警戒感。”
刘女士在2007年取得日本国籍，想继续接近患者。6月，她参加在贵阳市召开的国际水银会议，她觉得将日本的经验传达给祖国也是自己的使命。
解明黄沙 “我做搭线人”
中国也是公害大国，有很多集中出现了疑似公害病患者的“癌症村”。于是出现了想把日本的经验应用到中国的在日华人。
去年10月，在新潟召开了东亚环境市民会议。中日韩的环境NGO21个团体和新潟水俣病患者约150人聚集在一起。在中国国内揭发中国癌症村的环保人士做的一份报告震惊了会场。泡沫覆盖的河流、被病魔折磨得皮包骨的老人……
主办方日本NGO“东亚环境情报发传所”的职员朴梅花（29岁）是吉林省朝鲜族出身，在2005年随丈夫转勤来到日本。她看到“发传所”的网页后，觉得“也许自己的中日韩语言能派上用场”，便以轻松心情参加了“发传所”的活动。
去年，她在中国看到了从废旧家电中抽取金属的村子，零件被堆成小山，人们点火烧它，由于塑料熔化时发出刺鼻的臭味引起了头痛。“我可以做什么？”她开始问自己。
在新潟的会上，来自中国的参加者们都对政府认定受害者工作困难程度表示关心。
朴梅花辞去了翻译公司的工作，从一月开始，成为了“发传所”的专职职员。她首先想尽力将日本的经验传达给中国。
还有华人投身于中日之间的“越境污染”。
2007年11月，中日双方的研究者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了关于黄沙的会议，讨论能否开始共同研究。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茨城县筑波市）上席研究员杜明远（49岁）主动招呼表情严肃的中国方面研究人员，他说:“在未出结果之前就放弃研究，那不是科学的态度吧?”
杜先生所属的日本研究组，研究黄沙附着的引起过敏的物质和病毒，测定它们对人体的影响。中国方面担忧的是，研究结果有可能会造成中日之间的摩擦，但杜先生用较委婉的语气说服了他们。
1988年，杜先生作为农业气候学的研究者来日本，从2000年起着手调查黄沙发生的构造。对于动机，他干脆说 “完全出于科学上的兴趣”，但也表示“这是中日应该共同研究的课题，做一个牵线人也是我的工作”。
两年前，从北京的中日友好环境保全中心发到日本的黄沙飞散数据突然中止了。那一年，中国气象局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理由，禁止气象数据流向海外。出于日本政府的要求，虽然同意可以提供每年2月到5月的情报，但人们对“共同研究的环境逐渐恶化”之担忧增强了。
筑波大学北非研究中心的山田帕丽旦（47岁）与杜先生同属一个研究组，她负责探测和分析黄沙附着的病毒，她是新疆维吾尔族人，1986年来日本时，从高速公路上眺望到那“似乎永无止境的绿色”使她惊叹，想把日本的经验应用于逐渐沙漠化的故乡之再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渐渐地不再执著于“为了中国”或是“为了日本”。研究的进展，有可能会刺激两国的关系——带着这样的矛盾纠葛，她心怀“超越国境的人类共同课题”之信念，将目光对准了显微镜。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4月17日朝刊第3版
原文采写:林望 香取启介
中文翻译:杜海玲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
帮助有手感觉障碍的水俣病患者康复活动的刘晓洁(左2)。熊本县水俣市，香取摄影 ©朝日新闻。
农田的土变黑了，泛着肮脏泡沫的小河流在其间。刘晓洁（48岁）似乎无法用语言表达她的心情，只是说∶“无法想象。”那是2002年，她作为国立水俣病综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水研，位于熊本县水俣市）的主任研究员，访问中国贵州省贵阳市农村时的事情。
在这个村子里，有30年历史的化工厂，生产着肥料和塑料制品原材料乙醛，而在生产过程中将水银作为触媒——这与50年前在熊本引发水俣病的一家公司“新日本窒素肥料”的制作过程一样。
遭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达180万平米以上，河流两岸居住着7万农民。农民捧给刘晓洁看的米呈黑色。农民说：“我们不吃这个米，用它煮饭，就有一种废水的味道，但为了生活，我们把这些米卖给山里的人。”
刘女士认为:“日本也曾经以发展经济至上，以至于造成了广泛的公害，希望中国能够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我希望在水俣所积累的水银测定和土壤改良的技术能发挥作用。 ”
刘女士出身自东北沈阳，在大学学的是环境生物学。1995年，她在国家研究机关研究镉污染时，为跟随当时到日本留学的眼科医丈夫来到了日本，一边在便当店和饮食店打工，一边作为私费留学生，在长崎大学继续搞研究。
在与国水研的共同研究中，她听水俣病患者讲述体验，直面比书中描写的更悲惨的现实，使她感到心在抽紧。2001年，她调到国水研，开始着手于逐渐高龄化的胎儿性患者的生活调查。由于涉及到歧视和补偿金等问题，当地患者的立场十分复杂，并不统一，这样困难的调查，谁也未曾下手过。
“为什么现在还问？”“别跟我孙子说。”很多患者和家人都断然拒绝了她。于是刘女士便常去康复中心，帮助患者训练手脚活动，或是帮忙搞社区活动，就这样一点一点与患者亲近起来。一位49岁的女患者说∶“刚开始，一直以为她是义工，没想到是个研究者。”现在，她们已是卡拉OK之友了。这样，刘女士的调查对象超过了60人。
患者利用的福利设施“安心屋”的加藤竹子设施长(58岁)说: “因为是外来的中国人，反倒除去了患者们警戒感。”
刘女士在2007年取得日本国籍，想继续接近患者。6月，她参加在贵阳市召开的国际水银会议，她觉得将日本的经验传达给祖国也是自己的使命。
解明黄沙 “我做搭线人”
中国也是公害大国，有很多集中出现了疑似公害病患者的“癌症村”。于是出现了想把日本的经验应用到中国的在日华人。
去年10月，在新潟召开了东亚环境市民会议。中日韩的环境NGO21个团体和新潟水俣病患者约150人聚集在一起。在中国国内揭发中国癌症村的环保人士做的一份报告震惊了会场。泡沫覆盖的河流、被病魔折磨得皮包骨的老人……
主办方日本NGO“东亚环境情报发传所”的职员朴梅花（29岁）是吉林省朝鲜族出身，在2005年随丈夫转勤来到日本。她看到“发传所”的网页后，觉得“也许自己的中日韩语言能派上用场”，便以轻松心情参加了“发传所”的活动。
去年，她在中国看到了从废旧家电中抽取金属的村子，零件被堆成小山，人们点火烧它，由于塑料熔化时发出刺鼻的臭味引起了头痛。“我可以做什么？”她开始问自己。
在新潟的会上，来自中国的参加者们都对政府认定受害者工作困难程度表示关心。
朴梅花辞去了翻译公司的工作，从一月开始，成为了“发传所”的专职职员。她首先想尽力将日本的经验传达给中国。
还有华人投身于中日之间的“越境污染”。
2007年11月，中日双方的研究者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了关于黄沙的会议，讨论能否开始共同研究。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茨城县筑波市）上席研究员杜明远（49岁）主动招呼表情严肃的中国方面研究人员，他说:“在未出结果之前就放弃研究，那不是科学的态度吧?”
杜先生所属的日本研究组，研究黄沙附着的引起过敏的物质和病毒，测定它们对人体的影响。中国方面担忧的是，研究结果有可能会造成中日之间的摩擦，但杜先生用较委婉的语气说服了他们。
1988年，杜先生作为农业气候学的研究者来日本，从2000年起着手调查黄沙发生的构造。对于动机，他干脆说 “完全出于科学上的兴趣”，但也表示“这是中日应该共同研究的课题，做一个牵线人也是我的工作”。
两年前，从北京的中日友好环境保全中心发到日本的黄沙飞散数据突然中止了。那一年，中国气象局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理由，禁止气象数据流向海外。出于日本政府的要求，虽然同意可以提供每年2月到5月的情报，但人们对“共同研究的环境逐渐恶化”之担忧增强了。
筑波大学北非研究中心的山田帕丽旦（47岁）与杜先生同属一个研究组，她负责探测和分析黄沙附着的病毒，她是新疆维吾尔族人，1986年来日本时，从高速公路上眺望到那“似乎永无止境的绿色”使她惊叹，想把日本的经验应用于逐渐沙漠化的故乡之再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渐渐地不再执著于“为了中国”或是“为了日本”。研究的进展，有可能会刺激两国的关系——带着这样的矛盾纠葛，她心怀“超越国境的人类共同课题”之信念，将目光对准了显微镜。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4月17日朝刊第3版
原文采写:林望 香取启介
中文翻译:杜海玲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