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被问责的一些高官近日被网民爆出已经异地做官甚至升官，令中共官员问责制度再受质疑。

据《新京报》报道，今年3月因三鹿奶粉事件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鲍俊凯不仅毫发无损，还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同样因三鹿奶粉事件被河北省纪委、省监察厅给予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则在今年一月正式出任河北邢台市市长。河北省纪委今年三月宣布对他进行处分时，刘大群厅长早已摇身变成刘大群市长，官位也是稳如泰山。

去年9月，三鹿毒奶粉事件引起社会哗然。中国高层紧急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并对国家质检总局和河北石家庄的领导进行了处分。高层的问责行动受到舆论的好评。今年3月，高层扩大三鹿奶粉事件的问责范围，鲍俊凯、刘大群分别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问责制只是“问责秀”

北京有关学者认为，被中纪委处分的副司长居然在处分前就异地升官，被河北省纪委处分的厅长也早已出任一市之长，不仅表明中国的官员问责制只是搪塞民意的“问责秀”或“假问责”，也显示出官员阶层仍是一个不受公众监督的特权集团。

高官问责在中国并不多见，但被“问责”高官异地做官或很快复出的现象屡见不鲜。

2003年，因处理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当时，一些媒体高调赞扬中国终于迎来了官员问责的新时代。但不久后，张文康转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而孟学农则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山西省省长。

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特大事故夺去了243条人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但他不久就复出担任国家能源办副主任；

2005年11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一年后，解振华出任位高权重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被“问责”的地方官员也同样纷纷复出：因震惊中外的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很快又担任该县县长助理；因“6．28群体性事件”被撤职的贵州省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则被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仍为正处级官员。

异地做官影响政府公信力

有关学者指出，针对近年频繁出现的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公共舆论一直呼吁官方严肃法纪，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最好不让因对重大事故负责而受到处分的官员轻易就异地做官，否则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但这类呼吁显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说明，面对官员阶层这一强势集团，公众和舆论监督基本上无能为力，权力的傲慢不言自明。

他说，在现有体制下，官场是由许多复杂的关系网组成，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某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大家都会依照潜规则彼此关照。而这些推动官场运行的潜规则恰恰是舆论无法监督的死角。

人民日报今年3月26日发表题为《高调问责不能低调复出》的文章，希望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应当公开透明，给公众一个交代和解释，而不应和公众“躲猫猫”。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说，对于被问责的官员，给予他一个复出的机会，这体现了制度的理性。但现在需要问的是，官员复出需要有哪些条件，需要有哪些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么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