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尚不能说存在全国性的血荒，但2004年下半年全国多个大城市出现的血液短缺，却让人们为目前的血液保障安全担忧。

　　无血荒，有缺口

　　“ 那一天确实紧张，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一共给我们送了5次血，其中有4次是专门为了一个AB血型病人的肝移植手术的。”海军总医院输血科主任林圆边翻看2004年12月16日的记录边回忆道。据她介绍，这次长达10个小时的手术共计使用52袋AB型血。
　　而在同一天，向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请求AB型血紧急支持的，还有积水潭医院和友谊医院。加上海军总医院，这3家医院均由于器官移植手术，共使用了300袋AB型血。而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每天负责向全北京市2/3以上的医院供血，其AB型血的日储备量也只有350袋左右，这造成了12月16日血液中心“AB型血液库存两度趋零”的危机。
　　然而，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葛静岚肯定地说“ 这并不是血荒。”
　　据她解释，“ 血荒”是指四大血型同时紧张、同时短缺的情况。而这次几家医院突然同时在某一血型上加大使用量，造成的只是该血型的“偏型”。
　　尽管如此，这次“ 偏型”仍被认为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20多年来首次遇到。虽然北京市卫生部门否认“血荒”的出现，但在2004年的不同时段，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济南等多个城市，相继出现血液告急，确是事实。
　　2004年11月，上海不少医院都接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由于血液较为紧张，近期只能保证急诊用血，因此医院应尽量控制手术用血。
　　据报道，这一年的上半年，上海的用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而实际献血量增长还不到6%。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供需空缺，2004年上半年上海已经从周边地区调拨了4万～5万袋血液。
　　不过，这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2004年夏季上海医院所面临的供血紧张局面：7月底，不少医院因缺血而将部分手术暂停一周。在往年，上海尚可从江浙等地调血救急，2004年，由于周边也出现短缺，调拨起来相当不易。
　　目前，尚无权威的数据显示血液紧张在全国有多大面积，因此，仅能从一些数据推算出概貌。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了一个国家“人均用血的适度安全标准”应该在8毫升左右。据中国输血协会秘书长单藕琦提供的数据，中国大陆平均才达到2.5毫升，北京4.6毫升，上海5.6毫升。
　　单藕琦还算过一笔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如果仅以12亿人口计算的话，9600吨血液对中国来说才是一个安全合理的年采血量。而中国目前一年的实际用血量仅在3000吨左右。

　　“ 我们这些年是做错了”

　　1984年的中国，全国的无偿献血者只有19位。但也是在那一年，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开始向全国倡导无偿献血。20年之后的2003年，全国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愿无偿献血仍不足50%，其中天津、上海、吉林、重庆临床用血的70%以上，依然依靠政府行政指令性计划提供。
　　“ 本来想通过计划指针这样有组织地保障献血工作，没想到越走越把这个道路给堵上了。”中国输血协会秘书长单藕琦如是说。她参与了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释义》的编写工作。
　　单藕琦说，其实当年行业内部人士都主张“ 快刀斩乱麻，干脆一点”，将“ 无偿献血制度”一步推行到位，但政府部门官员担心，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和公民的文化素质，如果“一刀切断”义务献血，完全实行“全民自愿无偿”，一旦出现“血荒”，局面将难以控制。他们建议有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渡时期”。最终出台的《献血法》“为计划指标献血留了一个尾巴，它是多方意见的一个妥协。”
　　“ 其实这个过渡的作用并没有起到”，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田惠光说，“ 从指标献血到无偿献血的模式转变，早晚都得转，不转不行，晚转不如早转。天津是转晚了。”
　　相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在供血方面的紧张状况，深圳市已经连续6年实现临床用血100%来自市民街头无偿献血。深圳市血液中心主任周一炎总结深圳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深圳一天也没有实行过计划指标献血，内地过去的计划指标献血误导了献血工作。”
　　一方面，与计划指标献血相生相伴的单位高额补贴和休假补偿，使得献血者把自己的血液估价很高的同时，又使人们对献血产生误解，误以为献血一定会损害身体，需要休息补养，于是献血积极性不高，甚至拒绝无偿献血。
　　另一方面，负责下达行政性计划献血指标和负责进行无偿献血宣传的，同为隶属卫生局的“ 献血办公室”。计划献血指标下达的方便性，使得相关部门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对行政手段的过分依赖，使得相关部门将精力投在了指标的落实上，而耽误了应当在“ 过渡时期”实现的对“ 无偿献血”的有效宣传。

　　单靠市场和单靠道德都不可靠

　　在北京其它高校因计划指标带来的强制献血风波不断的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0所高校，已开始了“ 学生团体无偿献血”的试点。这些学校都已经取消了以前一年一度组织学生的献血活动，取而代之的是在学校开学的每个月，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献血车会有三四次开进各个学校，自愿献血的同学可以直接上车献血。
　　“ 根本没有做往年的大会小会宣传，各院校集体的或者是个别的动员，只是红十字会和学生会的同学发了一些传单，学生都是积极地响应。”从1996年就开始负责学生献血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医院医生王智慧，对学生团体无偿献血开展之顺利表示吃惊。虽然2004年人民大学学生的献血量已经超过了按照原来计划指标应该下达给学校的献血量，但是王智慧说：“我们以后不会再简单地去拿数字做比较，我们要做的就是宣传无偿献血的精神。”
　　虽然各省市在地方献血条例中都规定了类似“ 无偿献血的公民5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5倍的血液；5年之后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和“无偿献血公民的配偶和直系亲属5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等鼓励政策，但在真正需要输血的时候，献血者其实很难享受到这些优惠。
　　比如在北京市，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献血者和家属，他们用血费用还是按照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规定报销，与没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在天津和广州，用血紧张的一些时候，外地无偿献血者凭献血证不但得不到免费血，还要交纳平价血费3倍的用血互助金。
　　“ 凭(无偿献血)证(免费)用血的政策得不到实实在在的落实，献血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就会出现无人献血的恶性循环。”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局李广靖副局长说。
　　2004年10月21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2001-200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大会上说：卫生部提出力争再用3至5年时间，实现全国无偿献血比例达到100%，其中自愿无偿献血比例达到80%以上，计划无偿献血比例控制在20%以内。
　　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上，显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全然仰仗对道德的期许，而应该在“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互助互惠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