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亦农
高小时我们班主任是一个思想性强、在政治上也很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他在谈及国情时常爱引用毛泽东那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名言，据此脸上洋溢出的也是自豪的神气。在谈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敌视时，他喜欢引用的也是如下两个例子。首先是五十年代中期罕见的一次西方球队到访，比赛中一名西方球员在争抢中故意踢了老一代足球名将史万春一脚并令其脚腕骨折，而史强忍疼痛也回敬了对方。尽管如此被激怒的群众赛后还是包围了对方的旅行车，后因也来观赛的贺龙元帅挥手示意，人们才开始散去。而另一个例子也牵扯到西方，情况是一个考察团来华，于后在返程途中公开发表的考察结果里面竟包含了“那里气候温暖、很适于高级动物的繁殖”等极具侮辱性的用语。
按当时的年纪笔者已懂得什么叫种族歧视，但还无法理解这一陈腐概念为什么没有随新中国诞生而改变。不过现在总结下来如把人口同国家颜面挂钩，战后日本首次在北京举办的工业展览该是一个看点。1963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食不果腹的参观者脸上是否全是菜色是一回事，但暗淡的衣着和神情上的呆板仍可概括成特色。入场券是被严格配置的，然而每场展览还是被人海淹没。记得笔者是凭着坚持才在展示玩具的地方看到一只可以手舞足蹈的小猪厨师，而余下面对的无不是成年人的背影。我是在那里最初看到垒球的，不过既不是比赛也不是展览内容，而是两个意在消遣的日本人在北京展览馆正门前面的空场上把球不慌不忙地投来投去。没有围栏，但场地却是由国人出于自觉主动圈拢而成的。情况和馆内差不多，里三层外三层地被围得水泄不通，区别是馆内人声鼎沸，但这里那些置身于寒风中的人群却像各个都屏住呼吸那样，偌大的场面能听到的仅是垒球被截获时发出的撞击声。不过后来有消息说馆内争相目睹的结果让柜台的玻璃也挤碎了不少，所以连彭真觉得面子是在很过不去，竟忍不住一连喝骂了好几声“没出息！”
这种消息想必不会传到老人家那里，而那时已在内部发行的语录揭示的也是人和共产党得关系。不过那句脍炙人口的“人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可以创造出来”却很难说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既是在当时来看也不过是领袖的豪言壮语。然而这却是被举国上下接受了的内容，甚至数年后被积压了几届的中学生只能到农村去找出路，人们私下抱怨的也是文革而并未把人口当作问题。说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已经不善于思考是一回事，只是后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毕竟还是老人家自己纠正自己且与社会良知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文革后通过对马寅初的正名，人们开始对人口和国家发展变得明了起来，进而随着文化禁锢不断落潮也才知道国人对人口早有认识，而最早提出向南美移民设想的恰是李鸿章。不过我们的人口状况却和李鸿章的命运很相同，清廷倒台前是列强入侵，之后又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再加上天灾的作用人口增长却在逆境找得到了平衡，相比之下反倒是新中国的成立后的社会安定和领袖的意志给人口繁衍提供了契机。
毛泽东对人口的乐观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向苏联“一边倒”国策，例如曾在国内一度被提倡的“光荣妈妈”就是从苏联引进的。但问题是人家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总人口达两千六百多万，虽然这之中军人的死亡不到一半，但包括民间在内牺牲掉的大部分是青壮年，这在战后成为经济恢复的最大瓶颈故而鼓励生育理应是当务之急。而我们虽然在抗战和内战中的人口付出不逊于苏联，只是从抗战前人口总数从四万万五千万一越演变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六亿五千万，可省悟到战争虽然残酷但人口总量却呈上升趋势。这与本来就很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但从传统意识和对人生理解折射出的也是文明程度和优先的文化品味，尽管受科技落后影响，这同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节育意识和避孕手段可寻也有相当关系。
中国计划生育始于1971年，有数据证明十年而后的生育率就下降了一半，接近2.24这一被公认的世代更替水平。当然这是后来公布的，而毛在世时人们即便想得到人口信息依赖的也只能是最高指示的不慎外溢，如“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以及“我国有十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均是如此。不得不采取的上山下乡举措或许是让老人家改变人口问题认识得关键，尽管是亡羊补牢之举，但这一措施至少让我们今天的总人口减少了三亿。三个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单独存在，在世界上将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如与我们现有的人口相加，答案将是十六亿、十七亿或者十八亿！这依赖的自然是我们已经开始接受了十四亿人口的说法，再就是超生本身就屡禁不绝，而这之中毕竟还要包涵指到由网络揭示出国人当中亦有认为生育才是最好投资故接连生了十个幼仔的傻X！
可否说囿于国内部分舆论的压力中央终才吐口允许“二胎”？不过眼下抱怨此一政策出台太晚的舆论依然强烈，而观点也多集中在老年化状况的加速、失独且难以弥补的悲哀、一对夫妇伺奉四个老人的难点、即将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国家发展和民族兴衰的压力等。特别近前一位在美任职的社会学家也跟着起哄，为使其理论更完善甚至把我们同印度对照，结论是我国人口空间至少可容纳十五个亿。然而问题却是十五亿难道是标准？而一旦老年化高峰再出现轮回接下来的问题是否需要开放三胎来抵御？！虽然对方声称的十五亿该是上限，但不留余地的主张还是让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反对二胎的声音也不少，且无不以环境、生态、日见减少的耕地和粮食自给程度、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为依据。与之相比的该是第三种意见，这些人拒绝二胎但却起因于个人有限的经济能力，因含带了如果自己有钱也会响应二胎所以视角偏窄，但从中暴露出的却是公平和社会该否被阶级重新撕裂的课题。
本人支持一胎政策，观点与前述彻底反对二胎的意见重合，进而也把国家颜面涵盖了进去。这在一次和日本人的争论中曾公开涉及到，但于意识生成上却更早一些，受到的也是改革前我们始终处于既大又穷这两极的刺激。以至那次争论由对方很鄙夷的一句“还把人口搞得这么多”，让笔者联想到的也是国人眼中的这个小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领先，而较之人家接二连三不断有物理或化学诺贝尔奖得主出现，我们一个泱泱大国能做的也无非是把一个老得已经不叫玩艺的杨振宁硬安插在清华园里。为不使气氛太尴尬对方随后确用“人口多对消费当然有好处”圆场，但让笔者感惑到的却仍是对方站立足自国角度而对一个巨大市场的需求。确实、庞大的人口在政治学里是作为“势”来看待的，但眼见的事实却是人口适中的国度更宜于升华文明。如西方选择节育的夫妇到不发达国家收养弃儿已不是什么新闻，而在观念上与我们拉开距离的还表现在孩子成人后在寻根问题上能受到养父母的鼓励。
这无关制度，而在笔者眼里比我们更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的北欧诸国奉行的就是资本主义。他们在促进社会平等与和谐方面所以能超过英、美、德、法乃至俄国，少量的人口无疑是个关键。而前述的这些西方大国能把人口维持在一个限度内，人的开明开化程度则是前提。从时间上讲，早在我们还执拗于传宗接代的时候，人家着眼的已是生活质量，而对社会对人类的态度更集中在奉献或给与。这对自喻占据社会阶段历史进程最前沿的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讽刺，但也相应揭示出小康远景只是过渡，而中国梦里也必需包括如何升华全民族素质的课题。在开放二胎问题上政府被舆论的一角绑架的讲法尚难确认，不过真实的情况该是与未来劳动力不足的揣测对照，眼下国内不但失业的矛盾依然尖锐，眼见的下岗潮说不定也会对社会和谐造成冲击。理论上眼下一对夫妇要照料四位老人的难点当然不能忽视，但开放二胎不仅无望解决近渴，而堪用隐患作比喻的也本该是我们如何彻底摆脱人口束缚的难题。
其实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本应借鉴先进国家的养老制度，具体到财政负担也理应是国家的义务。类如现今在老年化占最大比例的恰是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人那样，在起因方面自然要归结到毛在人口判断上的失误。联系到医疗滞后是眼下民生最大难点，那么既然国家有钱了，如肯在养老设施方面花钱于前瞻上也等于在为将来作投入。这样强调或许太一厢情愿，不过政治学者O.亥尔玛在把“为回避将来的危险而必须提出与将来的潜在危险相关的情报”当为“未来学”的指向时，其对前瞻能力提出要求的对象就是政府。与西方相比我们人口老化程度或许更严重，不过为某一不确定的需求不惜撼动国本的做法却非常罕见。其实科学发展令人工作业大幅减少是世界一大趋势，而机器人的应用对于我们就像电视、电脑、微信、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认同那样，看似非常遥远但最终也会也普及。具体到失业、北欧以及瑞士等发达国家也很严重，并且其中就函带了科技取代人工的因素。不过他们的政府把这当作提高社会福利和增加人的自由的契机，遂把每天工作八小时减至六小时，遂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了作为。
这与我们为解决养老金不足而酝酿延长退休时间的做法大相径庭，结果也与在就业形势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下动用政策杠杆与年轻一代争夺工作岗位无异。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尽量不与体制或制度挂钩，然而即便仅局限在社会框架里做思考，该否说我们的行政能力的特点仅体现在或用政策强迫一个阶层（如农民）做最大付出、或用双轨制以一种矛盾掩盖另一种矛盾的常套行事而拒绝从根本上解决那？！基于本文的问题视点，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甚至不逊于保卫南海、收复台湾、拿回钓鱼岛，而仅凭个别学者的夸大其词便开放二胎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推给老百姓更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上笔者曾强调过共同承担的理论，就如当年的战败国的人民很少抱怨也不追责只知道埋头苦干那样，但不能忽略的是人家最终度过难关并实现经济富足是以社会公正为前提的，为此甚至不惜把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也涵盖到外国人。具体到公平，仅就把广大农民排除在外一点我们比较习惯把责任推给历史或强调国情，而在享受医疗条件方面却固执地至今仍按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官吏和一般公职人员、以及市民和农民等多个等级来区分！
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欣欣向荣时期，但后来还是被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压迫取代了。尽管随着老人家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也带走了他曾厉行过的大部分东西，不过与他在世时的一穷二白作比照，对眼下的官僚资本主义该如何定义却是很难回避的一个新课题。“丁克族”的出现更多地囿于时代发展，但在解释上却与社会从一极走向另一极端有关。确实与丁克族“人生乃至这个世界是否真的那么美好”的自问对照，超生者不管是出于投资还是不负责任、是变态还是仇视社会，期待子女成为强者的用心应不言而喻，然而问题却在于在贫富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风险也表现在其后代很可能成为富人的劳动力。这与文明关联极大，染指不到国外但拉开的却是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我们的国际形象没有同经济腾升同步是事实，尽管有的批评也把在卢浮宫前起舞的大妈包括在内，但依据本文的问题视点同样要联系到当年的人口政策，并在归责给政府方面上充实了历史根据。
诚然大妈们的做法过于张扬、其中倚老卖老的心态也难以让人恭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分辨出其肆意膨胀里面蕴含的弥补或舒缓的意味。也就是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在承受和付出方面最为极端，她（或他）们是听述“半夜鸡叫”的故事长大的、也同是文革中辍学的受害者；吃什么乃至吃多少，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要服从国家的配给。上山下乡曾是这代人的共通前途；服装式样并无固定模式，但超出常规不仅会被视为奇装异服也会与思想意识挂钩成为同龄人中的异类。那时适龄青年的异性交往尤其敏感，如有性行为暴露不但要受到追责就是家族也会随之蒙羞。当然、最不可思议的还是人际交往可能带来的风险，哪怕偶然议论时政被曝光，被追究的下场很可能是依反革命罪送进监狱。这与眼下被舆论注意的公德是两回事，亦即前者意在发泄、而后者在解释上却要焦点到国内政治的极度变化，因所谓的信仰真空在行为突现的是极度利己，故在观念上无非是重返原始回到相互敌视的状态中去。
寻常理论易于提醒人们当人口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包袱时不仅教育或其他社会福祉的投入会降低（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本来就不高），因人口而稀释或变得紧缺的各种价值也会成为人们争相获取的目的。问题是抢购返销到日本的马桶盖既可用低俗来鄙视当事者也可联系到国家的颜面，那么连奶粉和常用药也成为国人在外的抢手货时，政府责任就无从回避。面对扩大内需成“外需”的危险，从长远看笔者很支持向日本学习的观点。如以旅游业为例，人家坚持的是传统、真实、服务到位、以及不包含回扣和宰客的目的；在日本法律或规范不是虚设，也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吸引世人靠的则是谦恭和在敬业方面的无与伦比。作为反思可追溯到改革之初，那时我国亦曾是世界的首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秀美无比的自然风光，乃至由毛泽东闭关锁国政策滋生出的神秘感对外国人也充斥了巨大的诱惑力。眼下风向变了，我们不能不承认日本靠稳扎稳打重又赢得了世界，故而重新收拾旧山河本该是我们集中精力要去做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国内如此众多的难题为什么国家仅在极具争议的二胎问题上展现出魄力？！
高小时我们班主任是一个思想性强、在政治上也很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他在谈及国情时常爱引用毛泽东那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名言，据此脸上洋溢出的也是自豪的神气。在谈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敌视时，他喜欢引用的也是如下两个例子。首先是五十年代中期罕见的一次西方球队到访，比赛中一名西方球员在争抢中故意踢了老一代足球名将史万春一脚并令其脚腕骨折，而史强忍疼痛也回敬了对方。尽管如此被激怒的群众赛后还是包围了对方的旅行车，后因也来观赛的贺龙元帅挥手示意，人们才开始散去。而另一个例子也牵扯到西方，情况是一个考察团来华，于后在返程途中公开发表的考察结果里面竟包含了“那里气候温暖、很适于高级动物的繁殖”等极具侮辱性的用语。
按当时的年纪笔者已懂得什么叫种族歧视，但还无法理解这一陈腐概念为什么没有随新中国诞生而改变。不过现在总结下来如把人口同国家颜面挂钩，战后日本首次在北京举办的工业展览该是一个看点。1963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食不果腹的参观者脸上是否全是菜色是一回事，但暗淡的衣着和神情上的呆板仍可概括成特色。入场券是被严格配置的，然而每场展览还是被人海淹没。记得笔者是凭着坚持才在展示玩具的地方看到一只可以手舞足蹈的小猪厨师，而余下面对的无不是成年人的背影。我是在那里最初看到垒球的，不过既不是比赛也不是展览内容，而是两个意在消遣的日本人在北京展览馆正门前面的空场上把球不慌不忙地投来投去。没有围栏，但场地却是由国人出于自觉主动圈拢而成的。情况和馆内差不多，里三层外三层地被围得水泄不通，区别是馆内人声鼎沸，但这里那些置身于寒风中的人群却像各个都屏住呼吸那样，偌大的场面能听到的仅是垒球被截获时发出的撞击声。不过后来有消息说馆内争相目睹的结果让柜台的玻璃也挤碎了不少，所以连彭真觉得面子是在很过不去，竟忍不住一连喝骂了好几声“没出息！”
这种消息想必不会传到老人家那里，而那时已在内部发行的语录揭示的也是人和共产党得关系。不过那句脍炙人口的“人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可以创造出来”却很难说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既是在当时来看也不过是领袖的豪言壮语。然而这却是被举国上下接受了的内容，甚至数年后被积压了几届的中学生只能到农村去找出路，人们私下抱怨的也是文革而并未把人口当作问题。说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已经不善于思考是一回事，只是后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毕竟还是老人家自己纠正自己且与社会良知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文革后通过对马寅初的正名，人们开始对人口和国家发展变得明了起来，进而随着文化禁锢不断落潮也才知道国人对人口早有认识，而最早提出向南美移民设想的恰是李鸿章。不过我们的人口状况却和李鸿章的命运很相同，清廷倒台前是列强入侵，之后又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再加上天灾的作用人口增长却在逆境找得到了平衡，相比之下反倒是新中国的成立后的社会安定和领袖的意志给人口繁衍提供了契机。
毛泽东对人口的乐观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向苏联“一边倒”国策，例如曾在国内一度被提倡的“光荣妈妈”就是从苏联引进的。但问题是人家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总人口达两千六百多万，虽然这之中军人的死亡不到一半，但包括民间在内牺牲掉的大部分是青壮年，这在战后成为经济恢复的最大瓶颈故而鼓励生育理应是当务之急。而我们虽然在抗战和内战中的人口付出不逊于苏联，只是从抗战前人口总数从四万万五千万一越演变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六亿五千万，可省悟到战争虽然残酷但人口总量却呈上升趋势。这与本来就很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但从传统意识和对人生理解折射出的也是文明程度和优先的文化品味，尽管受科技落后影响，这同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节育意识和避孕手段可寻也有相当关系。
中国计划生育始于1971年，有数据证明十年而后的生育率就下降了一半，接近2.24这一被公认的世代更替水平。当然这是后来公布的，而毛在世时人们即便想得到人口信息依赖的也只能是最高指示的不慎外溢，如“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以及“我国有十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均是如此。不得不采取的上山下乡举措或许是让老人家改变人口问题认识得关键，尽管是亡羊补牢之举，但这一措施至少让我们今天的总人口减少了三亿。三个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单独存在，在世界上将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如与我们现有的人口相加，答案将是十六亿、十七亿或者十八亿！这依赖的自然是我们已经开始接受了十四亿人口的说法，再就是超生本身就屡禁不绝，而这之中毕竟还要包涵指到由网络揭示出国人当中亦有认为生育才是最好投资故接连生了十个幼仔的傻X！
可否说囿于国内部分舆论的压力中央终才吐口允许“二胎”？不过眼下抱怨此一政策出台太晚的舆论依然强烈，而观点也多集中在老年化状况的加速、失独且难以弥补的悲哀、一对夫妇伺奉四个老人的难点、即将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国家发展和民族兴衰的压力等。特别近前一位在美任职的社会学家也跟着起哄，为使其理论更完善甚至把我们同印度对照，结论是我国人口空间至少可容纳十五个亿。然而问题却是十五亿难道是标准？而一旦老年化高峰再出现轮回接下来的问题是否需要开放三胎来抵御？！虽然对方声称的十五亿该是上限，但不留余地的主张还是让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反对二胎的声音也不少，且无不以环境、生态、日见减少的耕地和粮食自给程度、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为依据。与之相比的该是第三种意见，这些人拒绝二胎但却起因于个人有限的经济能力，因含带了如果自己有钱也会响应二胎所以视角偏窄，但从中暴露出的却是公平和社会该否被阶级重新撕裂的课题。
本人支持一胎政策，观点与前述彻底反对二胎的意见重合，进而也把国家颜面涵盖了进去。这在一次和日本人的争论中曾公开涉及到，但于意识生成上却更早一些，受到的也是改革前我们始终处于既大又穷这两极的刺激。以至那次争论由对方很鄙夷的一句“还把人口搞得这么多”，让笔者联想到的也是国人眼中的这个小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领先，而较之人家接二连三不断有物理或化学诺贝尔奖得主出现，我们一个泱泱大国能做的也无非是把一个老得已经不叫玩艺的杨振宁硬安插在清华园里。为不使气氛太尴尬对方随后确用“人口多对消费当然有好处”圆场，但让笔者感惑到的却仍是对方站立足自国角度而对一个巨大市场的需求。确实、庞大的人口在政治学里是作为“势”来看待的，但眼见的事实却是人口适中的国度更宜于升华文明。如西方选择节育的夫妇到不发达国家收养弃儿已不是什么新闻，而在观念上与我们拉开距离的还表现在孩子成人后在寻根问题上能受到养父母的鼓励。
这无关制度，而在笔者眼里比我们更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的北欧诸国奉行的就是资本主义。他们在促进社会平等与和谐方面所以能超过英、美、德、法乃至俄国，少量的人口无疑是个关键。而前述的这些西方大国能把人口维持在一个限度内，人的开明开化程度则是前提。从时间上讲，早在我们还执拗于传宗接代的时候，人家着眼的已是生活质量，而对社会对人类的态度更集中在奉献或给与。这对自喻占据社会阶段历史进程最前沿的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讽刺，但也相应揭示出小康远景只是过渡，而中国梦里也必需包括如何升华全民族素质的课题。在开放二胎问题上政府被舆论的一角绑架的讲法尚难确认，不过真实的情况该是与未来劳动力不足的揣测对照，眼下国内不但失业的矛盾依然尖锐，眼见的下岗潮说不定也会对社会和谐造成冲击。理论上眼下一对夫妇要照料四位老人的难点当然不能忽视，但开放二胎不仅无望解决近渴，而堪用隐患作比喻的也本该是我们如何彻底摆脱人口束缚的难题。
其实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本应借鉴先进国家的养老制度，具体到财政负担也理应是国家的义务。类如现今在老年化占最大比例的恰是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人那样，在起因方面自然要归结到毛在人口判断上的失误。联系到医疗滞后是眼下民生最大难点，那么既然国家有钱了，如肯在养老设施方面花钱于前瞻上也等于在为将来作投入。这样强调或许太一厢情愿，不过政治学者O.亥尔玛在把“为回避将来的危险而必须提出与将来的潜在危险相关的情报”当为“未来学”的指向时，其对前瞻能力提出要求的对象就是政府。与西方相比我们人口老化程度或许更严重，不过为某一不确定的需求不惜撼动国本的做法却非常罕见。其实科学发展令人工作业大幅减少是世界一大趋势，而机器人的应用对于我们就像电视、电脑、微信、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认同那样，看似非常遥远但最终也会也普及。具体到失业、北欧以及瑞士等发达国家也很严重，并且其中就函带了科技取代人工的因素。不过他们的政府把这当作提高社会福利和增加人的自由的契机，遂把每天工作八小时减至六小时，遂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了作为。
这与我们为解决养老金不足而酝酿延长退休时间的做法大相径庭，结果也与在就业形势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下动用政策杠杆与年轻一代争夺工作岗位无异。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尽量不与体制或制度挂钩，然而即便仅局限在社会框架里做思考，该否说我们的行政能力的特点仅体现在或用政策强迫一个阶层（如农民）做最大付出、或用双轨制以一种矛盾掩盖另一种矛盾的常套行事而拒绝从根本上解决那？！基于本文的问题视点，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甚至不逊于保卫南海、收复台湾、拿回钓鱼岛，而仅凭个别学者的夸大其词便开放二胎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推给老百姓更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上笔者曾强调过共同承担的理论，就如当年的战败国的人民很少抱怨也不追责只知道埋头苦干那样，但不能忽略的是人家最终度过难关并实现经济富足是以社会公正为前提的，为此甚至不惜把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也涵盖到外国人。具体到公平，仅就把广大农民排除在外一点我们比较习惯把责任推给历史或强调国情，而在享受医疗条件方面却固执地至今仍按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官吏和一般公职人员、以及市民和农民等多个等级来区分！
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欣欣向荣时期，但后来还是被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压迫取代了。尽管随着老人家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也带走了他曾厉行过的大部分东西，不过与他在世时的一穷二白作比照，对眼下的官僚资本主义该如何定义却是很难回避的一个新课题。“丁克族”的出现更多地囿于时代发展，但在解释上却与社会从一极走向另一极端有关。确实与丁克族“人生乃至这个世界是否真的那么美好”的自问对照，超生者不管是出于投资还是不负责任、是变态还是仇视社会，期待子女成为强者的用心应不言而喻，然而问题却在于在贫富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风险也表现在其后代很可能成为富人的劳动力。这与文明关联极大，染指不到国外但拉开的却是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我们的国际形象没有同经济腾升同步是事实，尽管有的批评也把在卢浮宫前起舞的大妈包括在内，但依据本文的问题视点同样要联系到当年的人口政策，并在归责给政府方面上充实了历史根据。
诚然大妈们的做法过于张扬、其中倚老卖老的心态也难以让人恭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分辨出其肆意膨胀里面蕴含的弥补或舒缓的意味。也就是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在承受和付出方面最为极端，她（或他）们是听述“半夜鸡叫”的故事长大的、也同是文革中辍学的受害者；吃什么乃至吃多少，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要服从国家的配给。上山下乡曾是这代人的共通前途；服装式样并无固定模式，但超出常规不仅会被视为奇装异服也会与思想意识挂钩成为同龄人中的异类。那时适龄青年的异性交往尤其敏感，如有性行为暴露不但要受到追责就是家族也会随之蒙羞。当然、最不可思议的还是人际交往可能带来的风险，哪怕偶然议论时政被曝光，被追究的下场很可能是依反革命罪送进监狱。这与眼下被舆论注意的公德是两回事，亦即前者意在发泄、而后者在解释上却要焦点到国内政治的极度变化，因所谓的信仰真空在行为突现的是极度利己，故在观念上无非是重返原始回到相互敌视的状态中去。
寻常理论易于提醒人们当人口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包袱时不仅教育或其他社会福祉的投入会降低（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本来就不高），因人口而稀释或变得紧缺的各种价值也会成为人们争相获取的目的。问题是抢购返销到日本的马桶盖既可用低俗来鄙视当事者也可联系到国家的颜面，那么连奶粉和常用药也成为国人在外的抢手货时，政府责任就无从回避。面对扩大内需成“外需”的危险，从长远看笔者很支持向日本学习的观点。如以旅游业为例，人家坚持的是传统、真实、服务到位、以及不包含回扣和宰客的目的；在日本法律或规范不是虚设，也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吸引世人靠的则是谦恭和在敬业方面的无与伦比。作为反思可追溯到改革之初，那时我国亦曾是世界的首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秀美无比的自然风光，乃至由毛泽东闭关锁国政策滋生出的神秘感对外国人也充斥了巨大的诱惑力。眼下风向变了，我们不能不承认日本靠稳扎稳打重又赢得了世界，故而重新收拾旧山河本该是我们集中精力要去做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国内如此众多的难题为什么国家仅在极具争议的二胎问题上展现出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