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震惊美国华人华侨界的“贺梅案”1月23日终于有了结果：华人贺绍强夫妇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从美国家庭那里赢回亲生女儿的监护权。
法院错判 骨肉被迫分离
由于8年前美国法庭一名法官的错误判决，使贺梅的父母监护和抚养孩子的合法权益被剥夺。法庭当时称：“贺梅的父母由于不懂美国法律，错误地认为短暂放弃女儿的监护权，就会为女儿获取健康保险，作为惩罚，他们将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美国田纳西州高级法庭1月24日作出了最终裁决，还贺梅的父母以清白，陪审团一致通过将贺梅的监护权还给其亲生父母。当得知赢回女儿的消息后，贺梅的父亲贺绍强和母亲罗秦都感慨不已。但目前，法庭还没有对美国家庭归还贺梅定下具体的时间表。
当年贺梅的父母被剥夺孩子的监护权之后，在美国华人华侨社团引起了很大轰动。当地华人成立了“帮助贺梅基金会”，为诉讼提供法律援助及多次资金援助。很多华人社团为贺梅的父母鸣不平，指责美国田纳西州高级法庭存在“文化偏见”，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贺梅案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曾数次向有关法院提出依法公正审理的要求，并多次派出领事官员旁听案件审理。
控辩论点
美国实行的陪审团制度一般来说是比较公平的。这些陪审员都是严格挑选出来的，根据双方律师提供的事实作出判断。所以，以陪审团制度审判的案件不能说没有“错案”，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在美国，贺梅的养父母对于领养的孩子和自己的亲生孩子是一样对待的，有深厚的感情。但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孩子是属于父母的，贺绍强和妻子作为孩子的亲生父母，一定要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有了这样一场官司。
有媒体对此表示，这个案子很特别，开创了很多先例。比如3个月的抚养权是不是就等于接受权、寄养和放弃的差别等。在美国文化中，3个月的寄养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文化可以接受。
据悉，在美国，一个案子审上很长时间是很正常的。一媒体记者说：“美国人是不管大事小事，动不动就打官司，所以案件审理和排队一样，这样一来时间就长了。在美国打官司是费时费钱费精神的，我的一个朋友的一起小车祸都打了5年官司。”而如果律师非常好，就会博得法官和陪审团的同情，案子就可以翻案。
案情回放
贺梅的父母贺绍强及罗秦，皆为中国公民。在贺梅出生前，贺绍强在中国曾是大学教授，1995年至亚利桑纳州立大学求学。1997年，贺绍强获得孟斐斯大学奖学金，成为该校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并担任助教。母亲罗秦，虽然当时两人尚未结婚，1998年6月，她以亲属身份获得签证来美。罗秦的英语能力有限，整个案件过程皆依赖翻译协助。
1998年7月，罗秦怀孕。不久，一位孟斐斯大学的学生指控贺绍强企图强暴，贺绍强因此被解除助理职务。失去工作，夫妇2人收入微薄，而且没有健康保险。1998年底，他们至当地基督教组织（Mid-South Christian Services）寻求援助。根据该组织成员证词，在提供谘询服务时，2人曾有意将尚未出世的孩子交人领养。顾问劝告，若交给政府的寄养家庭，日后很难领回。透过该组织介绍，2人与一对有意领养的夫妇见面。然而，1999年1月28日，贺梅出生后，2人反悔，表示只需有人帮忙照顾孩子，最多1年，2人将在这段时间内努力赚钱。
2月24日，2人至青少年法院，表示由于经济因素，想将孩子交给寄养家庭。法庭未通知儿童福利单位，直接告知前述基督教组织，该组织也同意提供3个月的寄养服务。同日，2人签署同意书，并被告知2人的父母权不会因此被剥夺。刚满4周的贺梅自此走进贝克夫妇（Jerry & Louise Baker）的家庭。
“我们没有健康保险，而且生活艰难。为了孩子，决定让她在贝克夫妇家暂住3个月。而且贝克夫妇当时说：我们家世代都是基督教家庭，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相遇。当时我因此感动得热泪盈眶。”贺绍强在作证时表示。在这之后，带著食物、礼物，2人持续地至贝克家探视贺梅，每次都拍照留念。贺绍强后来在学校找到一份兼职，曾经要给贝克夫妇300元表示谢意，但被婉拒。1999年4月，贺绍强因企图强暴罪被捕，虽然立即被释放，但因此失去兼职工作。自此，靠著罗秦担任女侍的工资，2人每个月仅有400元生活费。也因此，2人决定将贺梅送至中国，暂时托亲人照顾。但贝克先生对贺绍强表示，这不是好主意，并承诺将照顾贺梅直至她毕业。
贝克夫妇作证时表示，虽然母亲反对，贺绍强当时曾要求贝克夫妇收养贺梅。双方后来达成口头协议，贝克夫妇代为抚养贺梅直至其满18岁，然后交还监护权。1位在场的基督教组织成员作证，由于2人要求维持监护权，6月2日，该组织律师向2人解释暂时放弃监护权的可能法律后果。贝克太太作证时表示，律师曾告知贺绍强“这项协议有可能维持1年，也有可能维持18年”。该律师则作证，他曾说明，除非所有当事人都同意，放弃抚养权，有可能再也拿不回来。“比如父母吸毒、酗酒或无家可归，都有可能导致这种结果。”律师当时曾假设。2天后，在律师陪同下，双方到雪碧县青少年法院（Juvenile Court of Shelby County），签署由法院准备的同意书，但其中未包括生活资助或探视义务。签字前，法院翻译及律师曾私下告诉罗秦，法院命令生效后，贺梅就享有健康保险。法院员工作证时表示，罗秦当时十分关心，这是否只是暂时协议，而且父母能保有探视权。
贝克夫妇作证，贺氏夫妇同意他们可以抚养贺梅直至满18岁，而且贺梅将称呼贝克夫妇“爸爸、妈妈”。然而，法院员工的证词则相反，贺氏夫妇反对所谓18年的协议，而且母亲当场曾数度想将女儿要回来。“他们说我随时可把女儿要回来，我问了3、4次……”罗秦作证时说。法庭翻译作证，母亲了解这是暂时性处置，目的只是让女儿有健康保险。在没有公听会的情况下，该项法院命令生效。之后，贝克太太开始记录每周贺氏夫妇的探视时间，何时来、何时去；每次2人带来的礼物，包含尿裤、奶粉等；以及亲子如何互动，包含她认为不适合的行为，比如给孩子项链等。在她的记录中，贺绍强经常冲动，罗秦则是容易情绪化。
1999年9月，孟斐斯大学要求贺绍强暂停上课，并接受性侵害心理辅导。由于无法注册，贺绍强失去学生身份，将被遣返。校方人员作证，贺绍强在隔年秋天重返校园，完成毕业所需项目，但因为欠学校钱，并未得到学位。
10月3日，贺氏夫妇要求下周日带贺梅外出，遭贝克夫妇拒绝，罗秦当场哭泣。根据贝克太太的笔记：“我将探视改成隔周一次，这样他们可能会逐渐疏远。但最近2次探视，我发现母亲似乎想更常来。”她告诉2人，等贺梅够大后，会自己决定是否与2人外出。
对于这段时间，罗秦作证：“前3个月，他们假装很友善，我不知这是陷阱。当我们签字后，他们立刻撕下面具，故意选不方便的时间让我们去探视，而且缩短时间。”法院人员作证，贺氏夫妇曾多次来电抱怨这一切。
11月，贺梅满10个月，贺绍强要求交还监护权。贝克先生回应，贝克太太反对，而且因为她怀孕，希望贺绍强不要向她提起这个要求，等她生产后再决定。隔年2月，贝克太太生产。同一段时间，罗秦怀孕，贺绍强则收到移民局通知信。
5月，贺氏夫妇至青少年法院要求归还监护权，并与贝克先生交涉，双方没有共识。贝克夫妇随后由律师代表出庭，但当时，贺氏夫妇无力聘请律师。6月的公听会，法院委托的专家提出报告，建议维持贝克夫妇监护权。贺绍强告诉法官，他想送贺梅回中国，法官于是拒绝了贺绍强的监护权要求。
贺氏夫妇并未上诉，尽管双方存在敌意，仍按时至贝克家探视。这段时间，贺绍强在乔治亚州工作，无法每次都来。8月1日，一次探视后，罗秦拒绝离去，贝克太太于是报警。在这之后，贺绍强担心事件有变，于是辞去工作。10月，罗秦产下一子，贝克夫妇热心协助，提供交通及食物。
2001年1月，贺梅2岁生日前夕，贺氏夫妇提议带女儿外出，全家合照，并邀请贝克夫妇同行。但当生日当天，一家人来到贝克家时，却被告知贺梅生病。“我说：够了！别再找更多藉口！”贺绍强当场大怒。“你立刻离开！”“我绝不走！”双方发生争吵。贝克先生于是报警。“不准再回来，否则逮捕你们！”贝克夫妇回忆当时警察的命令。但警察作证：“当时我说：今天不准再回来！”自此之后，贺氏夫妇未再来探视。
4个月又5天之后，贝克夫妇以“抛弃”为由，提出终止贺氏夫妇父母权请求，被法院批准。但虽然没有探视，2月及4月，贺氏夫妇曾2度写信给青少年法院及当地媒体，诉说自己的故事，并表示要带贺梅回中国。4月9日，在法庭上，罗秦不断啜泣，贺绍强则作证自己签署协议时，不知道会有这种结果。贝克夫妇被通知5月4日出庭应询。贝克先生要求事先见面，面谈中，贺绍强要求交还贺梅，贝克夫妇可以每周探视贺梅2次，遭到拒绝。贺绍强于是改口，贝克夫妇可保有监护权，如果同意2人每两周带贺梅回家一次，同样被拒。
2001年5月时，2人皆在餐馆打工，但担心如果贺绍强的强暴案被定罪，儿子会被政府带走，贺氏夫妇于是将7个月大的儿子送回中国（2003年12月，3人团聚）。6月6日，原定的开庭日期，被贝克夫妇要求延期。6月22日，“我们不到8点就到了法院，我们非常期盼开庭，以为当天就可带女儿回家……”贺绍强难掩失望。贝克夫妇提出收养及终止贺氏夫妇父母权，青少年法院于是将案件移交衡平法院（chancery court），案件自此延宕近3年。
原先贝克夫妇以“故意抛弃”为由，要求终止2人父母权。但最后，法院认同的理由却是，贺绍强不具合法父亲身份，以及2人的心理不健全。在这期间，由于专家建议，2人失去探视权。“当然，我的心都碎了……”贺绍强说。
2002年1月，贺绍强与罗秦结婚。贺绍强接受基因检测，建立与贺梅的血缘关系。此时，罗秦怀孕。2月，2人被法院要求交出贺梅的护照，并需负担基因检测及贺梅的心理评估费用15000元。“我们当然不付！尤其是当他们要求法院对这里所有中餐馆发出传票之后，我太太也因此失去工作。”贺绍强说。
特别的是，建议法院下令贺梅不得与亲生父母见面的专家表示，虽然自己没看过贺梅与父母相处的实况，但他读过一本书，描述小女孩在中国孤儿院的情景。“他们一直说，一旦取回监护权，将带女儿回中国。我不知她回中国会有何下场。”他因此反对贺梅与家人团聚。在考虑是否恢复2人的探视权时，法官十分关心2人在媒体的曝光。“为什么找媒体？因为当时我很清楚，我得不到正义！我希望透过媒体的关注，把女儿要回来。”贺绍强作证时表示。
7月，心理医生作证，让3岁的贺梅离开贝克夫妇，可能会导致其日后的心理失常。9月，罗秦产下女儿。此外，经过数次开庭，2003年2月，贺绍强的企图强暴罪嫌得到平反。9月23日，在专家伴随下，事隔2年半，贺梅与亲生父母首次见面。摄影机记录下这一切：“父母表现出无比的关爱，但贺梅毫无反应。”12月1日，2人在超市见到贺梅与贝克的儿子出游，罗秦当场尖叫：“那是我的女儿！把我的女儿还我！”小男孩抱著贺梅，哭喊求助。警察随后来到，2人再度被命令，不得再与贺梅接触。
2004年2月，贝克先生失去工作，贝克太太负债3万馀元，户头只有1000元存款。同时，贺绍强当上餐厅经理，每个月收入2300元，罗秦则专心在家照顾孩子。案件持续进行，在法庭上，许多心理专家作证，无人认为与亲生父母见面将对贺梅有害。原先法庭委任的专家此时改口，承认在提出报告前，只是单凭假设，未对贺梅进行心理评估，因此无法进一步再提供意见。然而，法官却认为这位专家“非常专业、诚实而且正直。”另一方面，多位心理专家认为贺梅对亲生父母有好感，但法官却认为这些意见“对案件帮助有限”。此外，多位中国文化专家作证，中国传统中，将孩子暂时交亲友寄养，是正常的。而对2人的行为评估，贺绍强倾向讨好他人，罗秦则是充满精力。这些，由于法官认定缺乏可信度，而被排除在证词之外。最后，戏剧性的一刻。一位证人首先认同贝克家庭是适当的寄养环境，但当贝克的律师问：“你认为案件的结果应该如何？”她回答：“我相信与亲生父母团聚，才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
经过考虑上述证据，衡平法院法官指出，贺氏夫妇不诚实，生孩子只是为了自己在美国赚钱，避免被遣返。由于故意抛弃，认定孩子的最佳利益是跟随贝克夫妇，并终止亲生父母的监护权。案件随后进入上诉法庭，然而，贺氏夫妇是否故意不履行探视义务，这是否形成抛弃，却引起法官间的不同看法，最后经投票维持原判。2006年10月，贺绍强与罗秦步入高等法院。3个月后，2人争回贺梅的监护权。距离当初他们反悔的一刻，已是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