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三十年小结
殷占堂
1962年夏，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一时国际国内局势十分紧张。为了增强国防力量，我国首次从大学征兵，我满怀保卫祖国的热忱，自愿应征入伍。由于自己有点儿写作和绘画的基础，入伍不久，便调入政治部，做宣传报道工作。
在部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转业到河北人民出版社搞摄影工作。后来又调到省第一监狱教育科，市人防办公室、地区广播局、地委宣传部等工作。打倒“四人帮”之后，调到河北电视台，驻保定记者组。1983年调入本台专题部任编导。几乎跑遍了全河北，拍摄了大量反映河北，大好山河、风土人情的电视片。其中《华北明珠—白洋淀》和《巍巍太行》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获奖。燕赵大地、巍巍太行、一往无际的华北平原、蜿蜒绵长的海岸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狼牙山五壮士、黄土岭消灭阿部规秀、敌后武工队、冉庄地道战、西柏坡、城南庄、涞源的走马驿、白石山、涞水的野三坡、万里长城的起点老龙头、正定的大佛寺等等，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都进行过采访和记录。河北省富饶、美丽、悠久、创新。河北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深深的热爱着你——河北！
画作《达摩祖师》
1986年，我以公派自费的名义，来到日本进修电视业务。因为西条市与保定市，有友好往来的关系，我多次为西条市访中团、西条市少年合唱团来保定演出，拍过电视片。因此与代表团几位成员成为朋友。特别是与西条市日中友协会长德永明，教委科长明石昭彥交往更多。他们俩会中文，我们常常通信，又赠小礼品。1985年初在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工作的妻子，由于他母亲是日本人，曾在保定市第二医院口腔科当医生，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回到了日本并多次催促女儿回日本定居。当时考虑到两个儿子还小，日本物价又高。我当时在电视台工作又挺顺心，所以就一直拖延。十来年后才决定先由妻子带孩子去试试看，不行再返回来……当德永明和明石昭彦先生得知我家现状后，便力劝我也到日本生活。他们说，你们夫妻总不能长期分居吧，再说夫人带着孩子在日本生活是很吃累的，你作为丈夫有责任承担起家庭重担……
获奖摄影作品《老农民》
由于二位日本朋友提出原意做我赴日的担保人，并保证负担我在日本初期的生活费用。尽管这样，我从心眼里不想去日本。原因是，第一我热爱电视工作，而且多部电视片获奖，工作的兴趣，干劲儿正高之时。第二，日语一句也不会，去了，能干什么呢？日本物价又 那么高，如何生活呢？放着电视，编导不干，难道去饭店刷盘子洗碗吗？可是也得担当起一个男人的家庭责任吧。于是，权衡半天，经过反复痛苦的思考，还是决定去试一试。于是向电视台提出了 出国申请。时任广电厅副厅长的关键和王玉西二位领导说：“占堂情况特殊，走欢送，回来欢迎！”我拿着广电厅的批示书，去省外办请范处长签字。范处长说：等我们往省里报，最快也得一个月。要想快，你自己去找主管外事的王祖武副省长吧。！王祖武原是河北农大教授，在开发太行山项目上出过力，我也为他拍过电视片，算是认识吧。我骑车子去了省政府，当天就由王副省长签字批准了。当时王副省长的秘书是刘金凯（现任河北省书协主席）说：这么快批准，你还是头一个儿……
1986年4月12日，已经42岁的我，顺利来到日本。第二天，就与家属一起去了川崎市绿丘公园赏樱花。出于记者的职业性，拍了不少日本樱花节的照片，到照相馆冲洗出来，便寄回国内很快便在经济日报属下的“中国花卉报”发表了多半个版。
在东京呆了一个星期，西条市 的好友明石昭彦便特地来接我到了西条市。把 我挂在了西条市政府写真部进修，实际上就住在明石先生家学日语。为了我生活起居方便，明石先生专门为我建了一间简易居室（大约花了60万日元），虽是简易居室，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床有电视，还有便所，落地大玻璃窗，十分舒适。一日三餐，就与明石一家一起吃饭。明石夫人是济生医院的护士长，待人非常热情慈祥。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拼命学日语，有时去写真部转一圈儿。42岁开始学日语，记忆困难，十分艰难。于是，我不耻下问，问明石一家人、向街上的小孩、老太太询问，并把单词一个一个地记满一个一个的小本子……
办儿童水墨画教师
语言不通真别扭，特想回国。明石先生就跟我说，刚来日本的人都这样，慢慢过了语言关就会好起来。因为我来日本的理由是文化交流，还不能打工，为了让我与更多的日本人交流学习日语，明石先生与 公民馆联系好，为我开办了，“水饺子”，和“中国语会话教室”，“爱媛新闻”、“读卖新闻”（爱媛版）都刊登了消息，结果报名的人特别多，每次都有几十个人，主要是主妇和学生。日中友协会长德永明，战时曾在保定火车站工作过，会说中国话，他来当翻译，明石先生，又做日语教材，很受学员们欢迎。
因促进中日交流获奖
中文教室的学员，多数是中小学生和他们的母亲。其中大部分是少年少女合唱团的成员，几乎都去过中国，去过保定。知道我是从河北保定来的，便倍感亲切。我教的第一课便是“我叫xxx”、“我去过中国”、“我爱中国”、“我喜欢万里长城”、“我爱天安门”，我念一句，孩子们跟着念一句，看看一张张生气勃勃的青春笑脸，听着不太标准的中国语，我的心情十分愉快，自豪……
语言不通，也不能光闲呆着，于是我便骑着自行车，背上照相机，到田野、到海边、到市场去拍照片。刚到日本，看什么都新鲜。西条市虽小，美丽，安静，文化气息浓厚，是水和绿的城市。特别是庙会，全国都十分著名。我拍了不少照片，就洗印出来寄给写真杂志，和摄影比赛机构。可能是中国人的眼光和视角不同，我的写真作品在“朝日新闻社”，和“农林水产省”，“钓鱼杂志”的摄影大赛中获奖。又是奖状、奖杯，还有奖金，把个西条市写真部的诸位高兴的纷纷向我祝贺，喝酒庆祝。
我出国时，挑选了不少平时拍电视时顺便拍的照片底片，有风景、人物，西条市少年合唱团等等，让明石昭彦先生看了小样，他十分高兴地说，可以在市政府厅里，办一次影展。他将这一想法，与日中友协，国际交流协会，教委的有关人员一说，大家都十分赞同，影展需要资金，放大照片、买框子、印请柬。于是大家便纷纷解囊，捐钱，不足的部分，都由明石先生出了。很快影展便开幕了，第一个观众，就是时任西条市市长的桑原富雄先生。“爱媛电视”，“朝日电视”几家地方报纸都纷纷报道，1986年来日本的中国人很少，西条市就我一个举办中国人影展，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所以观众真是洛泽不绝。我的摄影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河北省的山川风貌，风土人情，形象地向日本观众介绍了河北省--我的故乡。一般日本人，只知道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保定、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等，他们根本不知道。
当大家看到我拍的，金山岭长城、古莲花池、白洋淀风景、巍巍太行山等照片时，都不住地赞叹河北省太美了，太大了，有机会一定去看看……
在摄影比赛中尝到了甜头的我，就到处投稿参加大赛。尤其有一幅在曲阳拍电视时，一位戴草帽、满脸风霜的的老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我们现场拍电视片，我灵机一动把他抓拍了下来，成为了我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在日本获得了京都艺术写真家协会的教育委员会奖，并来通知让我去京都领奖，屈指算来，刚来日本三个多月，虽然拼命学日语，还是差太远，未出过远门儿，明石先生上班十分紧张，也不能陪我去领奖。不过他热心地为我写下了换乘站名、时间，又与京都写真家协会会长小泽一郎电话联系好，让他到站接我。好歹我是记者出身，而且日本车站站名全是汉字，换了几次车，安全到达京都。会长亲自开车来接，胖乎乎的会长十分亲切，平易近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为了省钱就住在会长家，他的老伴和女儿也十分随和，是做和服的，楼上住人楼下便是作坊。领奖仪式很隆重，外国人获奖者只有我一个人。会后，会长开车带我去京都各大名寺，和有周总理诗碑的岚山参观。我们谈话多一半是笔谈，会长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会写会认中文。他十分喜欢中国，希望到中国拍照片，希望我与中国的摄影机构联系，搞摄影友好交流。我自然十分高兴，正巧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英杰是我的朋友，我还是该会的理事。于是我便给他写信，介绍了京都艺术家写真协会的情况，希望结成友好协会，互相来往，很快英杰来信说同意。经过一番协商，1988年我便带领京都艺术家写真协会的二十多位摄影家来到石家庄，把他们的作品在河北宾馆进行了展览。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徐纯信，在开幕上讲话，盛赞这次活动，并希望坚持下去，用写真向日本朋友们介绍河北……
从那次之后，两家摄影协会，互相访问，举办摄影展，一年一轮换。比如今年日本友人到石家庄办展和摄影，明年河北的摄影家，到日本京都办展和摄影。我作为架桥人，每次都参加活动，任翻译，这项友好交流活动，一直坚持了十八年，老会长去世后，才渐渐稀疏起来，这在中国写真史上，也实为罕见。十八年来，用写真，宣传了河北和京都，在民间友好交流事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京都领奖归来，还有一件事儿，那就是《爱媛电视》将我请到松山市电视台的演播室，做了一期节目，题目是《中国电视台编导爱媛见闻记》，内容有我对日本的印象，各种教室：教中文的、包饺子的、办摄影展等的内容之外，我还特别介绍了河北的特产，如保定铁球，酱菜，定瓷，白洋淀风光（同时还播放我拍的电视片），节目播出后，收到很多观众来电来信。
随着日语的慢慢进步，摄影方面的事渐渐少了起来。但作为中国摄影家会员的我，还是与摄影有不解之缘，后来又在新泻县，举办过一次影展，还经常为日本杂志拍照片。最多的一家，便是大型书法杂志《墨》，有一期特刊，全是我拍的照片，配上日本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十分新颖。有一期竟刊登了我的两篇特辑文章和写真，还介绍了河北省的文房四宝，如易县的砚台、衡水的毛笔、抱阳山的汉碑、大佛寺的碑等。这家杂志，还派我到内蒙古巴林右旗，报道巴林石，图文并茂，一共发表了十四页……
1993年，我将在日本各地拍的照片，在保定市，总督府举办了一次，《日本风情》摄影展，老朋友，著名作家徐光耀写了前言，第一个观众，是时任保定市委书记的侯磊先生。摄影展一个多月，观众竟达十多万人，为保定人民了解外部世界，开了一扇窗户……
2006年，我自己出资，为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英杰，在东京银座的《富士沙龙》举办了一次“中国风光”写真展，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人们都去赏樱花了。但是，一周的影展参观人数，也达到有5600人之多（入口处有自动计数器），说是中国风光，实际作品多一半是河北的风光，金山岭长城的作品，就有十几幅。很多日本摄影家参观后，都表示想去金山岭、避暑山庄摄影拍片。还有十来位摄影家，跑到我们下榻的饭店，讨教讲座，互赠礼品。摄影展十分成功！
现在，胶卷时代已经结束，全是数码相机，拍照片的兴趣大不如前。
我在西条市学习生活了四个多月，日常会话基本过关。于是，便返回东京与家人团聚。为了生活，需要找工作呀，先在一家健康中心当了几个月中华料理厨师。因为我从小没了妈妈，跟着父亲生活，又在部队干了多年，生活能力很强，做饭切菜、炒菜、包饺子是样样全能。因此，应聘时一露两手，立即成为掌勺师傅。日本的中华料理，十分简单而程序化，只需有一个配菜的人，为你准备好食材，放多少胡萝卜、多少青菜、几个虾仁、几个鹌鹑蛋都配好了，三下五除二便可炒好一盘菜。同事们都以为我是厨师出身，当得知我是电视台编导时，便是个个竖起了大拇指。食堂有中华料理，日本料理，西洋料理，厨师们都十分团结友好。夜里工作结束时该吃夜宵了，于是，他们都拿出最好吃的东西让我吃。社长和几个厨师，也最爱吃我做的三鲜馅水饺子。下班后就是泡温泉，有七八个特色温泉真舒服……
这期间，由我在中国认识的NHK大黄河摄制组一位摄影师介绍，我到了NHK节目制作中心做研修，实际就是临时工，我便辞去了厨师工作，在NHK干了一年多，先从录音，摄影助手干起，一边工作，一边拼命学专业日语，记录了满满的一小本儿日语专业词汇。太田先生是位资深的主任摄影师，我跟着他，几乎跑遍了日本，北海道、冲绳、盛冈、京都、大阪、新泻等等，拍摄了不少电视片，如：《一村一品见闻》《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日本教育现状》等等，日本电视工作者，对工作的严谨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品德，给我很大的教益，让人从心里敬佩。在NHK工作，一天是1.5万日元，但不是每天都有活，一个月也就是十几天有工作。我的岳母就说，你应该找一个正式社员干，临时工没有健康保险，工作不稳定等等。于是我就找来报纸，在招聘栏里寻找，试着打电话，终于被一家叫“万永”的电视制作公司录用了。公司看了我的履历，是中国电视台编导，又在NHK干了一年多，很是器重我，立即就当了摄影师。这家公司不大，只有五六个社员，社长是又开车又摄像，又编片子。社长夫人是会计，主要业务，是给NHK检修机器（在日本大的电视台周围，有一批各种小公司，比如:编、摄、灯光、汽车、机器修理等等，专靠吃大公司而经营）和拍结婚纪念电视片，拍结婚纪录片十分辛苦、紧张，比如：新娘新郎要换三次衣装，从大厅入口开始，漫步走到大蛋糕前，或到各桌客人前致谢时，你得用手动变焦，紧紧地，跟拍新人，绝对不能拍虚了。说实话，我在河北台拍片时，是用的胶片，小摄影机，刚开始用M3摄像机时我就来日本，现在用大型摄像机，真有点手忙脚乱，紧张的很，常常是一头水一身汗。更让我感到失落的是，在国内，到哪儿拍片都是车接车送，好吃好喝好招待，一个个像大爷似的；在日本拍结婚片，得悄悄地从客人背后走，忙得累得要死，看着满大厅客人们大吃大喝，又唱又跳，主办方却连一口水也不给喝，心里很不是滋味，社长对我说：咱们给人家拍片，是挣钱来的，也就是说是伺候人的……在“万永”干了一年我便辞职了，不过，社长和夫人都十分厚道，我们一直有联系。去年，今年，我在东京办画展，二人还特地来捧场，带了不少点心……
八十年代初，来日本的中国人很少，日本经济，也十分昌盛，另一方面，我的工作履历，也帮忙不少。从“万永”公司辞职后，很快被一家“雾岛”的电视制作公司聘用了，工作是编导兼策划。这家公司，是吃富士电视台的，所以我经常到富士电视台工作，工作挺顺利，从社长到员工都十分尊重我，我也实心实意地苦干。为了给公司节省开支，我常常是深夜去新宿一家专门经营编辑的公司干活，熬了一夜，第二天照常上班。就这样，一干就是四五年，拍了不少电视片。值得一提的是，有几部电视片全部是我策划的，一部是《中国传统水墨画技法》四集，出演者是当时在日本十分活跃的画家马骁先生，他在日贸出版社，出版了多部水墨画技法的书，十分畅销。据不完全统计，全日本学习水墨画的人近二百万，多为退休人员。因此，马骁的水墨画教室最盛之时，有四百多位学员。我发现，光有纸面书籍教材，没有电视教材是个遗憾，因为学生们学绘画艺技必须一招一式看清楚才可记住，必须看动作才容易理解。于是我便找到马骁先生，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也早有拍电视片的想法，真是一拍即合。表演者找到了，还得找出资方，还要有销售单位呀？因为以前给“丸善书店”做过日本料理的教学片，于是我与社长去“丸善书店”与企划部的负责人谈，我拿出事前准备好的策划书，特别强调了销售前景，很快便同意投资拍摄，但提出为了吸引读者，最好增加一位女老师一起教，为了有卖点，我便急忙找到了在六本木开社科会时认识的女画家于光文。她一听有这么好的机会，自然十分高兴，再三致谢！她担任怎样画山水那一集，实际上她的技法和资历，远比不上马骁先生，但出资单位的要求，必须得满足。很快经过近一个月的拍摄，四集水墨画教学片完成了。经过报刊报道，水墨画月刊的广告，十分畅销。一套3.6万日元，二、三年就卖了几千套，为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拍电视教学片，给公司增加了收入，我也升任了制片人。接着由我策划编导，为日本人残留孤儿，从大连归来的武术家常松胜拍了一部“通背拳”教学片，出资单位是专门经营武术图书杂志的“福昌堂”，电视片录像带在全国各大书店十分畅销，常松勝的学员也大量增加。于是我便乘胜追击，接连为“福昌堂”出版社去中国沧州、邯郸、北京等地拍摄了武术教学片《八极拳》《沧州武术名家》《中国太极拳名师》《八卦掌》《日中武术大赛》等等。在拍摄电视片时，我顺便拍下的照片，在“武术”杂志上连载，影响颇大。有一次在邯郸市拍“日中太极拳比赛”大会，休息时有不少日本青年武术家，抢着要与我合影，问其原因，他们说看过先生在杂志上的写真作品，您也一定是武术家吧……
当年亚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健儿拼搏奋斗、成绩优异，引起日本人民的敬佩。他们不明白，中国体育为什么这么强，是如何训练出来的？富士电视台便委托我们公司，拍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体育事业的纪录片。我在国内时，拍过一部《健将的摇篮》，内容是介绍保定体育幼儿园和乒乓球冠军希恩庭的事迹并在中央电视台获奖。因此便信心十足地接下了这个拍片的任务，我带领日本五个人的摄制组，到保定、北京、石家庄，在河北电视台体育部蔡猛等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保定体育幼儿园、少年体校、世界蝶泳冠军钱红、省体工大队、北京国家体委乒乓球队等等，不仅仅拍了运动员的训练活动，还采访了体委负责人，谈了中国特色培养运动员的制度和经验。经过一个星期的奋战，顺利拍完回到日本，连夜编辑成六十分钟特辑片，题目是《红色冠军之谜》，在富士台播出后，反映很好，收到不少观众来信来电。特别是对保定市的体育幼儿园，更是大加赞赏，还有一位观众提出，要向体育幼儿园赠送一台面包车。日本人工作起来，认真而执着有种不要命的精神。拍钱红時从石家庄省体委，一直追踪到保定，她上过的学校，游泳队，以及采访他的父母、教练、队友，一整天从早到夜里不间断的拍摄、采访，大家别说吃饭，连一口水也没顾上喝，最后一天住在了北京亮马桥的“21世纪饭店”，临回日本那天，我终于病倒了，发烧咳嗽，嘴唇起了不少水泡。就这样，也还得坚持干，临去机场前，社长又提出去天安门广场拍升旗的镜头。回到日本就得带病加班编片子，真是有点吃不消，为了生活，为了工作，还得咬牙坚持……
在“雾岛”制作公司工作中，还有值得一提之事，那就是羽田机场建设的记录电视片摄制工作，是我为公司揽到的业务，公司上下，可高兴坏了，也惊奇坏了：一个日语不怎么好的中国人，能找到这么肥、这么大的活儿，太不可思议了。其实，这件事也实属巧遇，我认识一家较大的电视制作公司的部长。一天我们在一个活动会上见面后，他请我喝咖啡，闲聊中说起羽田机场要拍纪录片之事。他们公司特别忙，顾不上拍五年这么长的片子。我一边听，便极力地向他说明，我们公司可以干！他对我十分信任（他知道我的工作履历）便很痛快地答应了……拍摄羽田机场，从破土动工，到完成，需要五个年头。拍摄“羽田机场建设”的记录电视片时，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或是遇到建设中的机场有什么活动，就去跟拍下来。这样公司干了五年，自然制作费也不少，社长原本说给我提成，后来也没兑现。我考虑公司资金铺垫的困难，也就再没有向社长提起。
由于几次回国拍片，都是河北电视台帮忙。所以，台里提出要到日本拍片，我便积极配合，为河北台办理邀请书、拟日程表、联系拍摄对象、担任向导和翻译，先后在日本拍摄了《库拉里奥见闻记》《难得一见》《日本书法一瞥》《龙的传人——王子江》以及《日本幼儿教育》《日本水族馆》等电视片，影响最广泛的是纪录片《东瀛说水》，这部电视片，主要是叙说日本生活汚水的净化，水文化、节约用水。诸事，我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国人，学习一下日本的先进技术，把北京故宫护城河之水、白洋淀之水、秦皇岛旅游区的生活污水净化好，让我的同胞们，喝一口干净放心的水。电视片在中国播出后，反应十分轰动，不少单位给电视台打电话，询问详细情况，咨询我的联系方法，希望引进污水处理技术。后来我带领部分日本污水处理公司的人员，去北京参加团中央主办的《中日民间水论坛》期间，还应邀到北京郊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讲课，又到省科委、保定市科委讲了两次汚水处理技术课，后来又组织河北省科委代表团，到日本各地考察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团长是科委主任张力，团员是各市科委的主任。考察结束，由我执笔写了一篇16000字的文章，题目是《水啊——水！》先后在河北科技报，和国家环保局的杂志《绿叶》上发表；我还满怀信心，带着日本专家去白洋淀、故宫考察并提出了施工方案，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老先生，骑自行车，赶到故宫座谈。还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写信，建议在北京推广日本污水处理技术。为此，我还在保定买了一处150平米的房子，准备成立污水处理公司，因为污水处理涉及到上水、下水道和净化后的中水，所以该公司预先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淼”……可能对中国大环境估计的不足（政策，人为等原因），当年人们未认识到，水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还有体制问题，白忙活了几年也没搞起来，虽然这件事情没成了，不过一部电视片能引起这么多反应，也真是难得呀！
今年（2016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任纪检委书记的张力，让区科技厅请我去讲了一堂关于日本污水处理的课。他们想在内蒙古推广污水处理技术，其实我心里想，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地区，还用急于搞污水处理吗？我倒认为，最急需的是白洋淀！1981年，我拍《华北明珠——白洋淀》电视专题片时，那淀水是多么的清澈，水下一米多处的水草，鱼儿都非常清晰可见；可是现在看看现在的白洋淀水，跟黄酱汤差不多……
干了几年熬人的电视工作，累出了一身病，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很是疲劳；那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编了一本《怎样画马》，作画是我的老乡好友，专门画马的画家刘生展先生，很快在日本历史悠久的《日本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刘生展先生画的水墨马，非常棒，这都源于他是内蒙古丰镇人，从小就熟悉马。他画的马生动活泼；肌肉、骨骼、神态都十分到位，动态十足！日本画家和水墨画爱好者，都十分喜爱，很是畅销。我呢，拿了一册签了名，赠送我们制片公司的社长。没想到，社长刚看了一下画册，冷冷地说，你怎么不专心搞电视片，干开了这个？
我说：我是业余时间才干的呀！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在业余时间想着拍电视的事情呢？
我在部队和电视台时，由于心直口快，同事们送我一个绰号“殷大炮”。我一听社长如此说，突然大声说：我又没卖给你，凭什么业余时间也要为你工作呢？！
本来是想向社长炫耀一下我的能力（我不单能拍电视行，还有能力出版图书）心想会受到夸奖，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结果弄得不欢而。这也是两国文化的差异吧！
日本人有互寄贺卡的习惯，一共1亿多人，除了二三千万儿童不寄贺卡，每年新年全日本要互相寄出四亿张贺卡。而且人们认为自己画或印制的贺卡，更真实亲切。所以，供制贺卡的美术书十分畅销，《怎样画马》一书销售得不错。紧接着羊年来临，出版社又约我编辑了一册《怎样画羊》，也是刘生展作画。他当时是张北县文化馆馆长，张家口市美协主席。结果《怎样画羊》也卖的不错，我就想辞掉拍电视片的工作（尤其上次和社长闹得不欢而散，已经就萌生了辞职的愿望），专门搞出版事业。因为在国内时，由于我喜欢画画，拍了不少画家的电视片，与他们相处的很好，有这一资源做后盾，出书是没问题的。日本的三国热，比中国还厉害，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各种各样的三国志的图书。日本人把三国志史书和三国演义小说，统称为“三国志”，销路很好。于是我就想到刘生展绘画马，那马上骑着人，不就是三国故事吗？而且三国人物，征战时全是骑着马呀！对！我急忙给刘生展先生写了信，谈了我的设想和构思，人物、故事、大体书的内容。刘生展先生很快回了信，他欣然同意，而且刘生展先生从小就熟读三国演义，又画过三国的年画，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大约用了两个月，（刘生展先生外号叫刘快手）便完成将近100幅三国人物画作并寄了来。我便赶紧用日语写人物和故事说明文，当然说明文字能看懂意思，但还说不上是真正的文章。因为《日贸出版社》是专门出版水墨画的出版社，先去这家出版社，找到社长水野渥先生和他谈，让他看了部分原画，他十分兴奋地看了画后，竟然说出不了。问其原因，他说：画得太好了，我们社出的书，都是水墨画技法书，供水墨画业余爱好者学习用，这么好的画，他们临摹不了。所以不会买……这是什么理由？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哪能一直是“下里巴人”，就不会来点儿，“阳春白雪”吗？真是的！后来我找到MPC出版社的社长后藤文彦先生，他们社出过一些有关中国水墨画的书。没想到他一看画，加上我的说明，立即拍板说，决定出版！后来才知道，他出生于台湾，稍懂一点中文，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三国迷，真是歪打正着。后藤文彦先生，亲自将我写的说明文，改写了一遍，紧锣密鼓开始工作。因为画作要拍成翻反照片，都未托裱。社长亲自用熨斗喷上水压平，送到专门翻拍照片的公司拍照，那时翻拍一张照片就要3000日元。很快，大A4的书出版了，全彩印，制作费，花了好几百万日元。社长也敢干，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上登了广告,当时一条窄的广告就要100万日元。效果还真行，全国畅销，深受读者好评，又开始加印……后来日贸出版社长水野渥碰见我说，他未出这本书十分后悔。我心里说，谁让你有眼不识真宝贝呢！我编的，《三国志人物绘卷》封面书名，是我请国民党将军，在日本当 寓公的马晋三先生。先生，从台湾来日本多年，从中国来的朋友、留学生，常常聚在马老先生家吃火锅。我就曾经在先生家吃过，四川料理，麻婆豆腐的创始人陈先生做的菜，他的儿子就是现在常常上电视的陈建民。马先生书法、诗词造诣深厚，不少日本中老年人，跟他学书法，一概不收学费，但要轮流到马老先生家，打扫卫生做饭。马老先生家里挂的全是，张大千亲自送他的作品，马老早已仙逝，不知那些遗产如何处理了……
由于“三国”一书销的很好，社长非要让我到MPC工作，而且让我当中国部部长。我说拍电视片那家公司不放我走。社长说，你就是诸葛亮，我们出版社非常需要你策划，不行，你先两边干着，我这里也给你开工资。几次辞职，电视制作公司都不愿放人。说，你可以养病，但不能辞职，我也不太好意思硬来，于是有几个月我两头跑。好在出版社方面，一星期只需抽空去一两次与社长见见面，每次社长都请我吃饭。两头拿工资，最终还是觉得不忍心，感觉这样做人不厚道。便以有病为由，坚决辞掉了《雾岛》制片公司的工作。但我也跟MPC社长，提出不坐班的要求，一星期去公司两三次提供策划或开会。这真是特殊待遇，公司的职员们都羡慕不已，我却也诚心实意地干工作。平均每年策划编辑两、三本画册，多数是为制作贺年卡的参考使用书，几乎把十二属相出齐了，仅仅给刘生展先生就出版了六本画册，给段忻然先生出版了六本画册，除了《猫头鹰百态》是韩美林先生的 ，其余二十多部画册的画家全是河北省的。为了宣传河北，宣传河北的文化事业，对提高日本人美术爱好者和画家的绘画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MPC出版社工作期间，我不但担任了策划，编辑，还担任了绘画佢品的翻拍工作。让专门写真公司，翻拍一幅画就要2000~3000日元，一本书上百张作品需要花不少钱，为了给出版社节约成本，我主动向社长提出，我们可以自己拍。我在国内就翻拍过，只要作品平整，光线均匀，用小光圈，支上三脚架就可以拍好。社长便让我试着拍了一些，结果效果还不错，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全是用彩反片翻拍的，为公司节省了不少经费。我还跑到印刷厂去，校正色彩。我刚转业时，在河北人民出版社胶印车间干过摄影，多少懂一些印刷业务，没想到日本却都用上了，所以说“技不压身”学什么都有用，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韩美林是著名画家，最拿手的是各种动物画，十分精美生动。在中国美术馆，看到韩美林艺术展中的猫头鹰画，多姿多彩，装饰性很强。日本人十分喜爱猫头鹰，因为，它吃老鼠和蛇，是益鸟。而且日语发音与“不劳苦”、“福籠”是谐音。所以，我就产生了为他在日本出一本猫头鹰画册。经我的好朋友，中央美院教授王同仁先生的介绍，认识了韩美林先生。韩美林先生是山东人，还当过兵？受过政治迫害，性格非常豪爽，很爽快地答应出书，连稿费也不要，说给一部分书就可以了。
出版社将韩美林先生这册书命名《猫头鹰百态》，并将这册书作为重点书出版。为了增加知名度，我又通过驻日中国使馆文化部的朋友赖玉芳，找到陈健大使，并请陈健大使写了篇前言，陈健大使在百忙之中很快写好了。出版社说，要我再写一篇全面介绍韩美林的文章，作为后记。为了写好此文，我必须再去北京，采访一番韩美林。记得我乘的飞机晚点，约好晚上到韩美林先生工作室采访。结果，打的到达他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工作室，已经是快夜里12点了，韩美林先生一直在等着我，采访完了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
在MPC出版社工作了五年，策划编辑了二十多本画册，对于提高日本人水墨画爱好的绘画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96年，我便主动辞职了。原因有二，一是水墨画的图书，销量不如从前，学画的人越来越少；二是出版社规定，我的策划，即便MPC不采用，也不能给别的出版社。尽管这条款让我很别闹，也是很无奈（因为这是人家的制度）。因此只得辞职，我不甘愿人家的制度，制约我的事业！离开MPC之后，很快我策划编辑的《杨贵妃传奇》（刘岱画，旭宇书法“长恨歌”，徐光耀写的序言），在“诚文堂新光出版社”发行，出版五千册很快售馨。因为刘岱的工笔人物画十分精美，加上河北省书协主席旭宇的行书“长恨歌”书法，可以说，老少皆宜，人见人爱，还有的日本中学，将此书做为中文教材利用。这本书的策划，曾经几次给MPC社长推荐，他认为，只有技法能卖，这样的书不好卖。
紧接着，又在;成文堂新光社策划出版了一本「禅体水墨画」也很畅销。后来又在岩崎美术出版策划编辑出版了《三国民间故事》一书。日本关于三国方面的书太多太多，但民间传说却未出版过。我经过两年的收集整理，凑了五十个民间传说故事，又约了五六位画家画了插图。可是出版社只看上了我的战友施胜辰的作品。我曾经与胜辰在省军区文化部工作，一起搞过创作，对他非常了解。胜辰是个十分勤奋的人，随时随地画速写，因此他的人物画简约传神，大有关良和韩羽的神韵。日本人文化水平普遍高，因此非常喜欢他的画，我用日文写文章，一个故事配一、两幅画，出版后此书也很畅销……
出书也好，拍电视也罢，必须独具慧眼，出奇制胜，找冷偏门，出别人没想到的，才会有销路，绝不能跟风随大流。这两年正在编辑一本《三国中的女人》，中译出版社准备出版。旅日三十年，出版了三十多册书，算是没白度时光，在民间文化交流上尽了微薄之力。
在国内电视台工作期间，拍过不少画家的节目，与很多画家，成为朋友。我出国时，王怀騏、全太安、张子春、刘志义、徐复生、刘耕涛等都送了画作为礼品。我刚到西条市时，明石昭彦先生开着车带我到处去拜访他的朋友，我便将裱好的画送给人家，以便以后多多关照。最后将带来的画全部送出去了，仍然不够应酬。忽然想起，我不是也画过画吗。我在部队当兵时，还发表过不少作品，可是由于工作忙，多年未动笔了。明石昭彦先生很支持我自己画画，他说自己的画送人更显得珍重。于是他买来不少“色纸”（既中国现在已有的卡纸），我就开始试着画，画什么呢？日本是佛教大国，可以说处处有庙，人人信佛。在国内，为刘志义老兄拍过专题片（此片至今在网上可以看到），他画达摩，信手挥毫，生动传神。我常去他家看他作画，慢慢心领神会，暗记在心。大写意重在传神，我便试着画了几幅卡纸达摩。没承想送给日本朋友，他们竟然大加赞赏。在爱媛电视台做节目时，还特地展示了我的达摩画作。这样一来，求画的人多了起来。与明石昭彦先生协商，不认识的人可以收奌笔墨费，27X24cm的卡纸画，收1000日元，积少成多，我在西条市待了四个多月，回东京时竟然带回十几万日元。
从MPC出版社退出后，自由自在，开始正儿八经画画，经常被邀请参加大中国展。各商社的货物，全是从中国输入的，很受日本人欢迎。我主要出售自己的绘画作品，为了吸引顾客，当场也做绘画表演，几乎走遍了日本各地的百货公司（日本百货公司是可以办画展的），一张“色纸”小画1万日元，有时候，人们排队购买，每次活动都是收入颇丰。
随着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逐渐形成了自己画达摩的风格。在东京站的大丸百货公司，一连举办过四次“达摩百态”展，在冈山的高岛屋百货店、福冈的“福屋”百货店、水户市的“京成”百货店、新泻市的“三越百货公司”在青森的“三越百货店”等等，都举办过以达摩画为主的画展。因此，有的日本美术评论家，称我为画达摩第一人。我的达摩画，上至国会议员，下至普通日本平民都有收藏。
这一段时间以绘画为主业，每年给几家出版社画贺年卡图书用的十二生肖画，这类的工具书，都是要提前上市的。比如明年是牛年，今年3月份就得交稿，9、10月份就要出书。这种供制作贺年卡的画，既要有装饰性、趣味性，还得配上贺词，每张稿费大约是7000~1万日元，我每年要给三家以上出版社画画，收入也相当可观，至今“瑪鲁出版社”还在找我画贺年卡用画 今年就发表了四幅鸡年生肖画。
要想学好绘画书法，我认为必须从娃娃抓起。日本人水墨画涂来抹去，总感到软弱无力，究其原因就是，笔墨基本功太差，学起画来又十分死板，一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毫无变化。我便在池袋一家中文学校，借了一间教室开办起《爽健儿童水墨画教师》。成人水墨书法教室到处都有，举办为儿童学习的水墨画教室，全日本独此一家。《中文导报》《中华新闻》水墨专门杂志《水墨塾》等等都做了报道，报名入学的儿童，一下就有近三十多人，多数是在日本的华人子女。每周日上课，妈妈们可以陪读，学会了回家可以辅导孩子。为了让在日本生活的孩子，加强母语学习、讲课全用中文，这样既学习了水墨画基本功，又补习了中文。孩子们认真学习，个个很有灵性，不到半年就可以自己用什么画制作贺年卡，前几年有的孩子，已经考上美术专科学校和大学（还特地给我写信，打电话报喜感谢我），孩子们的作品，在姜建强办的报上整版发表，激励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
我不但在全日本各地给自己办画展，还为国内的朋友，在日本举办画展。比如给刘生展，在马年新年期间，在京都火车站的大百货公司“索高”举办了“万马奔腾展”，一层的大展厅是大画，九成是小画，画展举办得非常成功而轰动。以至于画家刘生展在日本名声大噪，日本旅游团到中国，正赶上刘生展在河北宾舘办画展，他的画被日本旅游团的人抢购一空。
国内的朋友，办画展时，我都尽力去帮忙。比如，河北画院院长王怀骐在新宿小田急百货公司举办个人画展时，我几乎天天去帮忙、翻译、接待客人。著名油画家陈可之（重庆大轰炸油画作者），在东京的个人画展览，也是我亲自去预定的画廊，并每天去会场帮忙……
为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2001年由我策划，带领日本“妍墨会”的书法家三十人，带着作品，与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日友好书法展”，在钓鱼台国宾馆开的欢迎宴会，日本客人住北京饭店，正赶上著名书画家王学仲的个人画展在美术舘举办所以每天参观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在日本举办展览从来没有这么多观众，中井畊月会长还现场举行了笔会，盛况空前，一个个的日本书法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会展期间，我要组织大家参观了，故宫、颐和园、万里长城，不但拍摄了电视片，我还在《世界人文画报》做了特辑报道；今年7月，我在东京交通会馆举办画展时，中井畊月会长还特地赶来祝贺，说起当年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仍激动不已，希望有机会再举办一次，我满口答应帮忙。
2002年，我又在日本召集了二十多位画家，在青岛开发区，黄岛举办了一次《中日友好绘画大展》，山东电视台、青岛电视台都做了报道。青岛电视台还专为著名旅日画家王子江做了一次专访。
九十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即日本老八路的事情。作为记者出身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 鲜为人知，意义重大的事情。反战同盟日本人老八路，反战活动，说明了共产党，当年的对俘虏政策，是多么的英明、伟大。竟然把一个个凶残的鬼子兵，教育成反战勇士。而且回到日本后，他们顶着各种压力，甚至是迫害，义无反顾，勇敢地反对军国主义，呼唤和平、反对战争。到处讲演、出书、写文，通过自身翻天覆地的人生经历，来教育青年一代，维持世界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真是值得打心里崇敬的人们！于是我千方百计追踪、报道他们的事迹。与这些尊敬的老人成为知心朋友，逢年过节或他们的生日，我都寄送些中国特产 祝贺。还带领他们到山东、山西、北京、四川拜访他们的中国老战友；帮助他们，完成去中国故地重游、回访抗战根据地的心愿；拜访他们的老首长，和他们曾经服役过的部队，参观访问；为他们曾经的老领导扫墓等等……
我多次撰写日本人老八路动人事迹的文章，并在《人民日报》，《中国国防报》、《环球人物》、《新民晚报》、日本的《中文导报》，等等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同时策划和协助河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反映他们事迹的电视专题片《情系中国》《呼唤和平》五集，《日本老八路返乡记》《日本老八路轶事》《老八路小林宽澄》等。
随着时代的推移，当年几百人的反战同盟盟员，现在健在的只有两位，一位小林宽澄先生，去年97岁，应邀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庆典，并在天安门上，观礼，习近平主席还亲自为他挂上了抗战胜利纪念章。我们去君悦宾馆拜访他，为他庆祝生日。老人几天来来激动异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当了八路军，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另一位前田光繁先生，他是第一个参加八路的日本人，今年9月25号，是他100周岁华诞，驻日中国大使馆为他主办了生日祝贺会，头脑清晰的百岁老人，还举行了演讲。我正巧在国内，未能参加庆祝会甚为遗憾，但是，我特地通知了山西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长、县政协主任、前田先生的老战友刘国霖、东北老航校时的战友黄乃一、姚俊等人的夫人、解放军出版社、中日友协政治部负责人，他们都及时给老寿星写了贺信，连同我为老人画的祝寿图，用EMS快递到老人儿子前田哲夫处。
前几年，我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为日本现任自民党干事，前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先生，编写过一本传记体的《登高望远》并在中国出版，二阶俊博先生一直坚持主张日中友好，十几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官方高层人物来往密切。在中国汶川遭遇大地震时，二阶俊博先生亲自带队，为灾区人民赠送物资。
2014年我大病一场，在日本做了大手术。手术后几天，我就争分夺秒地在医院里翻译了日本共产党创始人野坂参三先生的《为和平而战》一书，为的是迎接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与解放军出版社合作，出版我的抗战系列丛书。
2015年，我为解放军出版社策划、编著、翻译一套五册的《反战斗争史话》丛书。可以说，囊括了所有重要的反战同盟盟员的事迹，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历史空白。同时还编著了一册《图说太平洋战争》，在漓江出版社出版。同年还为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了一套25册丛书《日本侵华图志》，收录了近2.5万张历史图片。各地党史办公室、图书馆、档案馆，纷纷收藏。因为这是一部图说日本侵华史，十分珍贵。
今年10月上旬，我在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了彩墨画个展，各种媒体竞相报道，河北电视台两次播出。因为我从当兵到保定，在保定生活工作了24年，保定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次回顾展也算是向保定人民的一次汇报吧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在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一点点贡献。我促成省直第四幼儿园与川崎市摇篮幼儿园；保定市第二医院与西条市济生医院友好交流活动。在西条市与保定市结成友好城市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还两次组织，原保定军校候补生学员，去保定军校旧址访问投资。还带领田村工务店到保定山区，采购大理石、保定铁球。还组织石家庄市郊区农民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农协等等。
韩美林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就是一头牛，生下来就是干活儿的……”我也有同感，我至今不会玩牌、下象棋，每天从早到晚就知道忙着干活，一天不干成一件，心里就十分失落，好像吃了多大亏似的。上街，不是转书店就是逛画廊；回家，不是写就是画；看电视，也只是看纪录片和书画频道（从来没有时间看连续剧）。妻和孩子们都劝我，您就不会好好休息一下吗？过几天休闲日子不好吗？！我说：“活到老、学到老，活着干、死了算！就这个命改不了啦……”
写多了，就算是旅日三十年的一个小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