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日本搜救人员在包裹遇难者遗体。当日7时25分，日本救援人员历经16个小时的搜救，在四川青川县乔庄镇一处倒塌的六层楼房废墟中挖出两具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
日本救援队、未能发挥能力抱憾“撤退”
在发生大地震的中国四川省开展救助活动的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于19日结束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活动回到了成都。这是在，直到开始搜救为止不断受到沟通不到位及突发事故的困扰，未能救出生存者的情况下的事实上的撤退。尽管中国方面表示了谢意，从队员们的表情中还是渗透出有力无处使的懊恼与悔恨。
19日晚，返回到成都市内宾馆的日本救援队员受到了数十名等候着他们的宾馆工作人员及市民的鼓掌欢迎。大家纷纷围住从客车上下来的队员，并用手机摄像头拍摄照片等。但是，从客车上下来的队员们，表情僵硬低头快步的走进了宾馆。
第一批救援队经由北京于16日拂晓到达成都。之后换乘大客车奔赴约400公里外的青川县关庄地区。但由于前方的卡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受堵近一小时。翌日的9点过后才到达目的地。
然而和相关部门的沟通不够充分，当地政府干部领去的是宽约2公里的被山体滑坡所吞噬的村落。这对于擅长都市型灾害援救(救助被压在房屋下的受灾者)的该队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事态。
面对希望“用日本的技术无论如何救助一下”的地方干部，救援队只能告诉他们“我们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目的地是青川县乔庄地区，被告知路上需要40分钟。但是在车辆仅能勉强交叉行驶的狭窄山路上又被卷入了军车的阻塞中，到达目的地时已是4个小时后的下午3点半了。而且当地也是砖瓦崩塌的“沙山”状态，救援难度很大。
17日深夜开始向北川壮族自治县移动。由于长时间的颠簸救助犬泻腹了。据中国方面介绍，几天前还能够听到女性“救命”的声音。一名队员懊恼地说：“再早一些到就能救了”。
在中国，陆续有报道高度评价日本救援队的奋战。新华社的记者和摄影师与救援队同乘一辆车，不断报道着救援队的活动。
新华社系列的中国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在19日用第二版刊登了整版的现场报道。题目是《不抛弃、不放弃！》。其中介绍了不分昼夜投入救援的队员们的勤勉身影、最新装备以及受灾群众的感谢，甚至于写道：“通过救援活动，两国人民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队员当中，有对初次接受国际援助队伍的中国方面的应对表示理解的声音，“信息混乱是常事”。但另一方面也有队员觉得“如果是在日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小林哲、池田孝昭、阿久津笃史于中国四川省北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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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日本《朝日新闻》5月19日报道的中文翻译
(原文见http://www.asahi.com/special/08004/TKY200805190282.html)。
之所以将其全文翻译，主要是想借此谈谈自己对此次日本救援汶川地震一事的一些看法。
首先，日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地震发生的次日)表示愿意派遣救援队伍，以及中国最终接受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人员救援，都是好事。互助的精神与开放的心态恰恰是今后中日两国之间最为需要的。
再加上之后的日本救援人员的努力与中国媒体及大众的高度评价，如果以此为契机的两国间的交流和信赖关系能够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迹的话，可谓意义深远。
但从日本媒体的报道与国内报道在内容上的一些差别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找到值得思考的问题。
日本救援队来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达到了吗？
从日方来看，我想无论是日本政府、救援队员还是日本国民，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人道主义！是人性中善良的体现。其次大家也都应该明白此事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包括救援队员。当然他们或许还会有作为专业人士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而从中方来看的话，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至少从上文的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跟踪报道日本救援队似乎比帮助日本救援队与相关部门沟通以便使其最大限度地为受灾者发挥作用更为重要。
至于实际结果，从目前的媒体报道等相关信息来分析的话，是不是可以大致作如下归纳：
一.促进中日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在这一点上的效果似乎最佳；
二.人道主义的精神得到了体现，但效果似乎欠佳；
三.救援队员作为专业人士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以及唯有从本职工作当中才能得到的那种纯粹但高贵的满足感，可能是最受挫折的。
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的话，是否有什么还值得我们再去反思一下呢？反思一下我们所作的一切是否有流于形式之嫌！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高度的媒体曝光率以及偏重感性的高度评价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虽然中国逐渐自信因此开放，但却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惯性思维。国家主义重于人道主义。形式重于实质。务虚重于务实。
那么我真得有些担心这次日本援华所带来的中日友好效果能维持多久了。
“牢记历史，面向未来”。这是现在的中日两国政府对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定位。其实这又何尝不应该是中国人对中国今后发展方向的定位呢？！
那么如何去面向未来呢？
以认真地思考，努力的实践，无畏的呐喊和不屈的精神去不懈的追求人性的解放与人权的保障，才是经历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中国最应该做的事！
日本救援队、未能发挥能力抱憾“撤退”
在发生大地震的中国四川省开展救助活动的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于19日结束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活动回到了成都。这是在，直到开始搜救为止不断受到沟通不到位及突发事故的困扰，未能救出生存者的情况下的事实上的撤退。尽管中国方面表示了谢意，从队员们的表情中还是渗透出有力无处使的懊恼与悔恨。
19日晚，返回到成都市内宾馆的日本救援队员受到了数十名等候着他们的宾馆工作人员及市民的鼓掌欢迎。大家纷纷围住从客车上下来的队员，并用手机摄像头拍摄照片等。但是，从客车上下来的队员们，表情僵硬低头快步的走进了宾馆。
第一批救援队经由北京于16日拂晓到达成都。之后换乘大客车奔赴约400公里外的青川县关庄地区。但由于前方的卡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受堵近一小时。翌日的9点过后才到达目的地。
然而和相关部门的沟通不够充分，当地政府干部领去的是宽约2公里的被山体滑坡所吞噬的村落。这对于擅长都市型灾害援救(救助被压在房屋下的受灾者)的该队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事态。
面对希望“用日本的技术无论如何救助一下”的地方干部，救援队只能告诉他们“我们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目的地是青川县乔庄地区，被告知路上需要40分钟。但是在车辆仅能勉强交叉行驶的狭窄山路上又被卷入了军车的阻塞中，到达目的地时已是4个小时后的下午3点半了。而且当地也是砖瓦崩塌的“沙山”状态，救援难度很大。
17日深夜开始向北川壮族自治县移动。由于长时间的颠簸救助犬泻腹了。据中国方面介绍，几天前还能够听到女性“救命”的声音。一名队员懊恼地说：“再早一些到就能救了”。
在中国，陆续有报道高度评价日本救援队的奋战。新华社的记者和摄影师与救援队同乘一辆车，不断报道着救援队的活动。
新华社系列的中国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在19日用第二版刊登了整版的现场报道。题目是《不抛弃、不放弃！》。其中介绍了不分昼夜投入救援的队员们的勤勉身影、最新装备以及受灾群众的感谢，甚至于写道：“通过救援活动，两国人民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队员当中，有对初次接受国际援助队伍的中国方面的应对表示理解的声音，“信息混乱是常事”。但另一方面也有队员觉得“如果是在日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小林哲、池田孝昭、阿久津笃史于中国四川省北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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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日本《朝日新闻》5月19日报道的中文翻译
(原文见http://www.asahi.com/special/08004/TKY200805190282.html)。
之所以将其全文翻译，主要是想借此谈谈自己对此次日本救援汶川地震一事的一些看法。
首先，日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地震发生的次日)表示愿意派遣救援队伍，以及中国最终接受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人员救援，都是好事。互助的精神与开放的心态恰恰是今后中日两国之间最为需要的。
再加上之后的日本救援人员的努力与中国媒体及大众的高度评价，如果以此为契机的两国间的交流和信赖关系能够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迹的话，可谓意义深远。
但从日本媒体的报道与国内报道在内容上的一些差别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找到值得思考的问题。
日本救援队来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达到了吗？
从日方来看，我想无论是日本政府、救援队员还是日本国民，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人道主义！是人性中善良的体现。其次大家也都应该明白此事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包括救援队员。当然他们或许还会有作为专业人士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而从中方来看的话，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至少从上文的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跟踪报道日本救援队似乎比帮助日本救援队与相关部门沟通以便使其最大限度地为受灾者发挥作用更为重要。
至于实际结果，从目前的媒体报道等相关信息来分析的话，是不是可以大致作如下归纳：
一.促进中日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在这一点上的效果似乎最佳；
二.人道主义的精神得到了体现，但效果似乎欠佳；
三.救援队员作为专业人士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以及唯有从本职工作当中才能得到的那种纯粹但高贵的满足感，可能是最受挫折的。
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的话，是否有什么还值得我们再去反思一下呢？反思一下我们所作的一切是否有流于形式之嫌！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高度的媒体曝光率以及偏重感性的高度评价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虽然中国逐渐自信因此开放，但却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惯性思维。国家主义重于人道主义。形式重于实质。务虚重于务实。
那么我真得有些担心这次日本援华所带来的中日友好效果能维持多久了。
“牢记历史，面向未来”。这是现在的中日两国政府对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定位。其实这又何尝不应该是中国人对中国今后发展方向的定位呢？！
那么如何去面向未来呢？
以认真地思考，努力的实践，无畏的呐喊和不屈的精神去不懈的追求人性的解放与人权的保障，才是经历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中国最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