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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纸币人物辉映令和新时代
日期: 19年04月3期 阅读: 257
《中文导报》专题报道组

日本政府9日宣布将时隔约20年发行新版纸币(日本银行券)。有人认为发行新纸币是为了配合新天皇、新年号和新时代的到来。新纸币的肖像画所选择的人物为在民间经济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代表性人物涩泽荣一、推动女性教育的津田美子和终生贡献于医学事业的北里柴三郎,据说这三个人物的选择与安倍政府激活民间的力量、推动女性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与经济活动及推进科技立国的政策与前景相关。

涩泽荣一:日本东洋伦理资本主义的鼻祖


4月9日,日本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于记者会上公布新款日本银行券的设计,其中10,000元纸钞上的人物正面从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庆应义塾大学创办人福泽谕吉的肖像,改为幕末至大正初期活跃的武士(幕臣)、官僚、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实业家涩泽荣一;背面为东京车站丸之内口。新款纸钞预定于2024年发行。 日本战后10000日元纸币的图案发行于1958年,正面是日本飞鸟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圣德太子,背面是凤凰图;1984年正面从圣德太子改为福泽谕吉,背面是日本国鸟绿雉,而现在又改为涩泽荣一,涩泽荣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涩泽荣一(1940-1931)是幕末─大正初期活跃的日本武士(幕臣)、官僚、慈善家、实业家。



涩泽荣一。摄影者不明,引自维基百科。

涩泽荣一出生于武蔵国榛沢郡血洗岛(现在的埼玉县深谷市血洗岛),家里是兼营染料、养蚕等的豪农家庭。涩泽荣一少年时代精读四书五经和日本历史,并精通剑道。由于精明能干,被德川幕府将军辅佐人德川庆喜重用,1867年随已成为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之弟、后来的水户藩主德川昭武访问欧洲,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并访问欧洲各国,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回国后幕府已经倒台。

在明治政府时代,涩泽荣一曾任大藏省官员,1873年退职后成为一名实业家,设立参与经营第一国立银行、东京证券交易所等多种企业和理化学研究所。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他也热心于教育事业,提携文化事业,为建立二松学舍(现在的二松学舍大学)、商法讲习所(现在的一桥大学)、大仓商业学校(现在的东京经济大学)等而尽力。

涩泽荣一生前的事业遍及500多个企业,他的资本投入涉及银行、铁路、海运、渔业、文艺、钢铁、印刷、煤气、保险、电气、炼油、造纸、制糖、纺织、造酒、采矿等重要经济部门,并涉及600多个教育机关和社会公共事业。

涩泽荣一还与实业家大仓喜八郎共办帝国剧场。这是日本第一座西洋式剧场,于1911年 (明治44年) 3月1日竣工。由建筑家、实业家横河民辅负责建筑设计,洋溢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当年最流行的宣传口号就是“今日的帝剧、明日的三越”,象征消费时代的到来。之后陆续邀请意大利声乐家演出歌剧,并上演歌舞伎、莎翁剧等各类舞台名作。   

1924年10月20日,被地震毁灭的东京帝国剧场得以修复,该院经理大仓喜八郎为了举行修复开幕式,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梅兰芳曾在1919年赴日演出,1924年再次应邀率团东渡。 梅兰芳在帝国剧场共演出15场,从10月20日至23日,是庆贺大仓喜八郎88岁寿辰的内部演出。剧目是《麻姑献寿》、《廉锦枫》、《红线盗盒》、《贵妃醉酒》。

涩泽荣一还成为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的人。他1916年出版的著作《论语和算盘》,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按照儒家之道培养经营者的人格和作为企业领袖的素质,提倡“道德经济合一”,提倡伦理和经济的共同发展,强调发展经济不是为了独占利益,自己和家族的富裕和享受,而是要贡献于国家的繁荣富强,将财富还原给社会,但是作为企业经营者,也缺少不了“算盘”这样的技术的因素,经营者也需要掌握具体的技术。

据共同社4月10日报道,在去年3月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在被问及自身“国家观”时提及涩泽荣一的著作《论语与算盘》,称“书中所谈到的经济富足与精神充实的平衡很重要”。


日本第一位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

进入令和时代之后,日元纸币也迎来改版,新版的五千日元上的人物头像,是日本第一位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

作为日本最早的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还是日本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公派留学生,还不到7岁时,就被当时的明治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留学十年,17岁才返回日本。



津田梅子。摄影者不明。引自维基百科。

在1871年,明治政府出使西方,希望能够就改正不平等条约问题向外国进行交涉、并视察欧美诸国的现代化发展。这就是明治维新早年外交历程中,最大规模的派遣出使运动—岩仓使团。津田梅子在父亲的安排下,也有随行使节团出使美国,成为使团中五名女团员的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津田梅子在美国进修英语及钢琴,住在一对画家夫妇家中,这五名小留学生里,年龄比较大的两人因为患上思乡病而于10月就回国了,反倒是年龄小的三个女孩留在美国,三个小女孩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一生的挚友。

在她留美生活期间,她开始信奉基督教,在1873年受洗成为了教徒。1878年,在乔治镇学院毕业以后,她进入一所私立女学校继续进修拉丁语及法语语学、英语文学、自然科学、心理学、艺术。给日本写信也开始使用英文。1882年7月她毕业并在11月回国。 

1882年11月,津田梅子回国以后,几乎忘记了如何说日语,对话甚至需要有翻译,另外两个女孩也是这样。

津田梅子回日本后受邀到外务大臣井上馨主办的晚会,并见伊藤博文(日本原首相),被邀请去他家指教英文。她在伊藤家教英文,自己则跟随日本以华族女性为对象的私塾学习日语。一边教英语,一边学日语,这样过了三年时间。在三年多时间的华族教育生涯中,她不认同华族女子学校的教学风气及学校政策。津田梅子在美国住在一对夫妻关系平等的家庭中,所以对于日本的男尊女卑式家庭模式很是不赞成。对于要求女子贤惠温顺的教育也不能认可,她决定再次去美国。1889年7月津田梅子再度赴美。因为当时热衷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于是她在宾夕凡尼亚州的布林茅尔学院专攻生物学,她亦有攻读教育课程。大学提出希望她一直留在美国进行研究做学问,但她还是坚持回日本了。其实,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如果一个女子要贯彻独身主义并致力于学问和工作,在美国的环境应该说比在日本更适合,然而津田梅子心怀使命,希望能推动日本的女子教育。

津田梅子回国以后,通过公开言论再推动女子教学,1889年的女子教育法确保了一个府县必须要有一间女子高中,但女子高中的质素始终因政府政策而不及男子高中,于是津田梅子1900年在东京的麴町创立女子英学塾,由于资金短缺,津田梅子需尽力筹措经费,经过她多番奔走,1903年女子英学塾终取得官方支持。

津田梅子也并非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女权主义者,她在送走学校毕业生时说:“一方面要抛弃旧时代的束缚,探求新生事物,同时也希望你们能保持优良的传统。”

津田梅子毕生为女子教育付出心血,身体日渐衰弱。1919年她回到鎌仓的别墅休养,在1929年8月16日病逝,在她去世后,女子英学塾1933年改名为津田英学塾,在1943年,又改为津田塾专门学校,终在1948年,升格为大学,名为津田塾大学。至今在日本,津田塾大学名声在外,口碑不错,考试难易度都在中等以上,有些系偏差值达到60(也就是相当难考入),作为日本女子教育先驱,堪称桃李满天下,受到后人敬重和感佩。


日本“细菌学之父” :北里柴三郎


从圣德太子、伊藤博文、夏目漱石到野口英世,日本二战后一千日元纸币上的人物肖像经历半个世纪变迁,易主四位,他们无一例外,均为日本近代历史上政治、医学领域的奠基者,受到国民爱戴与尊重。随着日本进入“令和”时代,日元货币将会进行变更,暂定于2024年发行的新日本银行券,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被选定登上一千日元纸钞,这是继野口英世之后又一名医学家获得此殊荣。



北里柴三郎。 引自维基百科(没有有关摄影者的信息)。

北里柴三郎1853年出生于肥后国(熊本县)的一个庄园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北里,梦想成为一名武士,但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消亡,他进入熊本医学所上学,自此踏上从医之途。学习期间,北里成绩优异,在荷兰医生曼斯费尔德的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而后他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苦读八年,获得“医学士”称号。

1884年,内务省的卫生试验所内建立了一个细菌检查室,当时的细菌学在世界上还是一个新开辟的学科,不被大众所知,北里柴三郎毕业不久便供职于这里。很快,他应用所学的细菌学知识,在东京市内查出了鸡霍乱菌,又证实了存在的霍乱菌。日本内务省卫生局根据北里柴三郎出色的工作成绩,决定举荐他留学德国。

他来到德国从师于柏林大学教授罗伯特·科赫,研究许多细菌学者都未能突破的“破伤风菌的纯粹培养”,并在1889年研究成功,北里借这一伟大发现闻名于世。

1894年,香港地区鼠疫猖獗,北里亲率日本医务界前往香港调查鼠疫之流行研究,发现了鼠疫菌,抑制了鼠疫的蔓延。

1901年,北里与德国医学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被提名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最终由贝林摘得桂冠。有人认为与其一同开发血清疗法、主导抗毒素研究的北里被诺贝尔奖忽略。虽未获奖,但北里、贝林2人共同开发血清疗法的史实已被确认。因此,日本学界设有贝林・北里奖,纪念他的贡献。

此后,北里创建北里研究所,继续从事科研事业。1916年当选为“大日本医生会”的会长和“帝国联合医会”的会长,还被外国二十多个著名学术团体选为会员,享有很高的国际声望。

1917年北里研究所归属于庆应义塾大学新设医学细,任医学系主任。

1924年受赐男爵勋位,列身华族。 1931年6月13日,北里柴三郎在睡眠中因脑溢血故去,终年81岁。

日本邮政省于2003年11月4日第二次发行的《文化人》系列纪念邮票,第十二集中第二枚图案,采用的就是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肖像以及他的显微镜。

北里对于世界细菌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推广、普及和提高日本的细菌学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日本人民深深地怀念他,把他誉为日本的“细菌学之父”。

作为最早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两名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野口英世分别登上日本银行券,应该是日本全国对于两位科学家最好的肯定与褒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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