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遭暗杀，日本媒体对此事件反应神速，对金氏家族的报导详细程度与及时性世界第一，反倒是韩国媒体人在谈到金正男事件时，对于日媒的专业性，不止一次给出了“惭愧”、“反思”等反应。

根据《朝鲜日报》国际部统计，日本媒体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内，共发布3736篇相关报导，这个数据不包括网络简报，单指大型媒体的正式报导。暗杀团伙使用的汽车牌照为朝鲜人李正哲所有，实施毒杀的印度尼西亚女子称“以为是在拍摄日本电视台的一档恶搞节目”，这些都是日本媒体爆出来的，而后富士电视台又第一时间拿到了马来西亚机场数十台闭路电视的录像，并剪辑成一个五分二十六秒的影片。

有韩国媒体爆料，监控录像是马来西亚机场非法流出，有人拿著这些录像跟前来采访的日本媒体开价，有些媒体担心涉及法律问题或质疑录像的真实性而拒绝，

富士电视台抱著赌一把的心态用500万日圆（约44575美元）买下了监控录像，变成了目前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一段影片。

《朝鲜日报》国际部记者金秀慧（音译）表示，看到影片的第一反应就是“输了”，“作为第三国的日本，在报导质量和时间上都可谓完胜”，她在自己的专栏这样写道。作为与朝鲜关系最特别，也可以说是最密切的韩国，媒体在金正男事件中的表现却未及日本，金秀慧更是用“痛心疾首”来形容。

金正男事件中，日本媒体如此“给力”，恐怕也与金正男生前与日本过从甚密，甚至被认为是朝鲜“知日派”有关。

金正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与日媒保持友好交流，多次赴日。其中一次是2001年金正男一家人持著伪造护照，从东京成田机场入关遭遣返。尽管如此，2009年，金正男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日媒问及八年前的驱逐事件，说道自己对日本很有兴趣，喜欢去日本，并称日本是“干净、美丽、人也温和的经济强国”。

金正男被杀后，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五味洋治出版的书籍《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也一再得到关注。五味洋治首次见到金正男是在2004年9月的北京机场，他向金正男递上名片后的几日，便收到金正男电邮，前后共有150封之多。

金正男对日本的印象较好，与部份日本记者一直保持联系，这也是生前几次的访问都是通过日媒进行的原因。五味认为金正男之所以选择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是因为：“虽然他与韩国记者交往语言更通，但韩国传媒对朝鲜的立场很不同，而日本传媒可能没那样的意识形态分别”。而实际上，如果金正男接受韩国媒体的访问，将会被朝鲜理解为“叛国”。

除了金正男事件之外，日本对朝鲜的爆料一直很多。日本对朝鲜的关注度飙升，始于“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1977年到1988年间，多次出现朝鲜特务在日本及欧洲等地绑架日本人的事件。2002年9月，在平壤举行的日朝首脑会谈中，朝鲜首次承认了绑架事件，并为此道歉。除了过去的绑架问题，近年来朝鲜的核武问题也令邻近的日本时刻面临威胁。

虽然日本与朝鲜并未建立外交关系，但在日本居住的朝鲜人社区在朝鲜建国后，设立了“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支部遍布全国。两国人员民间往来，大部分是通过联合会，这个组织作为实质大使馆的功能，处理日本与朝鲜两国之间的事务。这也是日本对于朝鲜保持关注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取得相关消息的重要途径。

日媒在朝鲜报导上倾力投入。日本共同通讯社于2006年9月1日在开设平壤支社，除此之外还有日本两家机关报《赤旗报》与《朝鲜新报》在平壤开设了分支机构。NHK、《东京新闻》、富士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在北京派驻的部分记者，虽然身在中国，但实际上只负责朝鲜新闻。这些记者以北京、沈阳等地为根据地往来于朝鲜、日本、中国三地。

韩国老牌报纸《韩民族日报》（The Hankyoreh）驻北京特派员金畏铉表示，这些日本记者非常敬业，且对工作充满热情。他们常常可以直接飞往朝鲜采访当地举行的活动，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任何有朝鲜人士参与的活动，他们也都会想尽办法参加。

在机场蹲守从平壤飞来的航班，也是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驻守平壤航班的通常也只有日本记者。

五味洋治也是在北京首都机场守候朝鲜出席朝核危机六国谈判代表宋日昊时，误打误撞与金正男有了第一次见面。

相比之下，韩国媒体对于朝鲜新闻的采访主要在韩国国内进行。金畏铉对端传媒表示，韩国媒体报导朝鲜的消息源大致分为几类：朝鲜官方媒体的公开资料；韩国统一部、外交部、国防部、国家情报院等机关、学界，南北经济协力时期，往返于朝韩的企业家，致力于半岛统一的一些社会团体，以及脱北者，来源固化且二手信息为主。对于这样的现状，金畏铉颇感遗憾，“在金大中、卢武铉执政时期，南北之间的交流不像现在这样贫乏，部分韩国记者甚至有机会去到朝鲜采访，虽然无法做到完全自由，但去实地采访也比现今只能通过他人之口来写报导要好很多”。去朝鲜直接访问朝鲜人，是韩国“国家保安法”禁止的。

对于韩国无法在有关朝鲜新闻报导上发力，金畏铉认为是现状所迫，并表示语言相通未必就是加分项，就像中国大陆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境外媒体采访。乍一看，香港、台湾等地的媒体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似乎更有利于采访，但实际上未必如此。

此次金正男事件后，不少韩国记者在反思为何不仅在朝鲜问题上，甚至是整个东北亚报导方面，日媒的表现都很出色。金畏铉认为日本对于国际新闻的资源投入很高，共同通讯社在北京的分社有十名特派员，此外，《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分别为六人和四人。韩国媒体却往往只派一至两人在常驻当地，没有更加细分的“支社”。首尔大学言论情报研究所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国际新闻：各国线上国际新闻比较研究”的论文中就曾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及韩国主流媒体官方网站所发布的国际新闻进行研究。其中对于撰稿人一项进行的研究发现，

日媒国际新闻的82.4%是通过海外特派员撰写，为七个国家之首，美国为59.9%、韩国则为24.8%。

日媒在马来西亚的特派员不多，但通常设有通讯员。事发后，不少日媒驻新加坡及泰国的特派员飞到大马，在当地通讯员的帮助下完成采访。韩国虽然也派记者赶往马来西亚，但因为在当地无人协助，报导效果并不如意。特派员制度亦需要资金、专业人才等资源做后盾，多个韩国记者发文感慨输在了“国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