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最近，和朋友们在饭桌上谈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管敏鑫教授被浙江大学非正常解除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的新闻。中国青年报对此事有过两篇详尽的报道，故事的梗概基本上是这样的：
管敏鑫教授于2011年1月受聘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任期四年，他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也作为首席科学家成功获得国家“973”重大科研专项。归国之前，管教授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根据管教授于2013年10月26发布的述职报告，他在浙大任期的近三年时间之中，在学科建设、引进高端人才、学院科研经费增长和科研成果产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在2013年11月他被突然中止院长职务。据报道，他突然去职是由于学院部分人向上级递交了“举报信”并推动非正常程序，这部分人似乎在管教授担任院长的这几年有被边缘化的迹象。
从目前管教授的非正常去职，大家又谈到了2009年从美国西北大学回国、加入浙江大学任教的涂序新博士自杀的事件，在座“海归”“海鸥”们的不安全感显著升高。一位海归学者说：这种有明确聘书的国家级专家与学校的契约都不算数，那么一般人的权利就无法保障了。一位目前在中国和美国都任职的“海鸥”说：本来我还在考虑是不是全职回国，眼见发生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回来了，准备回国的人要慎之又慎，回国前要把后路留好了，万一被耍了，还可以“归海”。还有一位与管教授熟悉的“千人计划”教授说，管教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回国后在团队建设和科研方面做得很出色，浙江大学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公正让人心寒。
我就此事打电话询问了新闻主角管敏鑫教授，他所陈述的该事件始末与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内容差不多。他还说，学校相关领导对他这几年的工作成果是肯定的，校方解释说这个去职决定是为了维持学院“稳定”，而无关“是非”。这种做法和逻辑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方面他认为学校的正式聘书应该是一份法定合约，但居然一文不值；二是高校里居然有人靠“闹”就可以让一个机构瘫痪，而上级却被这些闹腾的人牵着鼻子走，把做实事的人无情地赶走。
一位归国超过十年、目前在高校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他不认识管教授）认为，事情演化到这个局面与新海归水土不服也有关系，归国不久的人对中国复杂的人事关系缺少了解，如果立刻担任行政职务，大部分人都可能力不从心。他说，中国高校的院长、系主任权力比国外的高校要大，同时上级、下级和同事对他的期望也更高，再加上那些在这个交替过程中权力旁落或利益失去者的不断挑战，日子不好过。一些海归的误区是太注重硬指标，而忽略与同事的沟通，急于推动国际化而忽略原有规章制度背后各方的利益牵制以及人们的心里承受力。国内每个地方都是圈子里有圈子，错综复杂，要改变很难，一不小心就捅了马蜂窝。学校比较明智的办法应该是为新团队搭建新平台，而不应该让新老几拨人混在一起缠斗不休，耽误大事。
这个故事使得几个似乎不太相干的关键词在我的脑子里反复激荡：“契约”、“科学”、“革命”和“政变”。
契约是订约双方（或多方）在自由意志下约定的交易条款，也许是一份完整的合同，也许是一份简单的聘书，甚至可以是一个口头承诺。“契约精神”是西方现代社会运转的基石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和体制以保障契约的执行。如果发生违约的情况而双方协商不妥，在西方，当事人会迅速寻求法律系统的帮助，如果违约者是势力强大的机构，法律系统不仅不会姑息包庇他们，而且会让大机构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中国社会的信任基础是血缘和圈子，虽然也曾有“一诺千金”的美谈。现在契约也在逐渐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但违约成本很低。特别是大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合约，双方实力极不对称，弱势一方从契约得到的保护很少，因此需要时时与对手机构搞好关系，以期合约得到顺利执行。
科学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西学东渐”之物，起点是17世纪初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问世之时。科学史学者库恩发现科学进步有其结构，他认为新旧科学范式交替的过程和社会政治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旧的范式往往和权力、意识形态等融为一体，对新思维进行排挤、甚至迫害，他把这个过程称为“科学革命”。“革命”往往带有理想色彩和崭新的理念，尽管“革命”的过程也可能夹带着世俗的丑恶，但“革命”完成之后，人类文明会因此前进一大步。中国没有发生过内生的科学革命，也可以说，科学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未完成的革命。
“政变”仅仅是权力斗争和易手，往往伴随着丑陋、暴力甚至血腥，其间没有新理念和新知识产生，也没有新体制创新，当然也不会推动社会进步。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政变频繁，各种阴谋故事世代流传、妇孺皆知，知识分子对这些故事和游戏规则精通的人自然也不少。最近发生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故事，看着就像是一场微型“政变”。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问电话那头的管教授。“我从美国连根拔起回到中国，这事发生后让我对这些人的任何承诺都不敢再信，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办……”他的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透过短暂寂静的无线电波，我感受到一份茫然和沉重。管教授加入浙江大学不是单纯的职业聘用，是一位怀着报答母校之情的校友的回归。学子们对母校的情感类似“初恋”，带着纯情和冲动去爱校园、爱老师，爱曾经的小伙伴们以及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而浑然不觉物是人非，因此这样的事发生也格外令他们震惊和受伤。
放下电话，我在想：中国能否从圈子社会过渡到契约社会？科学的幽灵已经来到中国几百年了，它会真正在中国扎根常驻吗？我们的科学家除了接着玩祖传的权力斗争游戏，能否也掀起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推动人类进步呢？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最近，和朋友们在饭桌上谈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管敏鑫教授被浙江大学非正常解除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的新闻。中国青年报对此事有过两篇详尽的报道，故事的梗概基本上是这样的：
管敏鑫教授于2011年1月受聘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任期四年，他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也作为首席科学家成功获得国家“973”重大科研专项。归国之前，管教授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根据管教授于2013年10月26发布的述职报告，他在浙大任期的近三年时间之中，在学科建设、引进高端人才、学院科研经费增长和科研成果产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在2013年11月他被突然中止院长职务。据报道，他突然去职是由于学院部分人向上级递交了“举报信”并推动非正常程序，这部分人似乎在管教授担任院长的这几年有被边缘化的迹象。
从目前管教授的非正常去职，大家又谈到了2009年从美国西北大学回国、加入浙江大学任教的涂序新博士自杀的事件，在座“海归”“海鸥”们的不安全感显著升高。一位海归学者说：这种有明确聘书的国家级专家与学校的契约都不算数，那么一般人的权利就无法保障了。一位目前在中国和美国都任职的“海鸥”说：本来我还在考虑是不是全职回国，眼见发生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回来了，准备回国的人要慎之又慎，回国前要把后路留好了，万一被耍了，还可以“归海”。还有一位与管教授熟悉的“千人计划”教授说，管教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回国后在团队建设和科研方面做得很出色，浙江大学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公正让人心寒。
我就此事打电话询问了新闻主角管敏鑫教授，他所陈述的该事件始末与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内容差不多。他还说，学校相关领导对他这几年的工作成果是肯定的，校方解释说这个去职决定是为了维持学院“稳定”，而无关“是非”。这种做法和逻辑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方面他认为学校的正式聘书应该是一份法定合约，但居然一文不值；二是高校里居然有人靠“闹”就可以让一个机构瘫痪，而上级却被这些闹腾的人牵着鼻子走，把做实事的人无情地赶走。
一位归国超过十年、目前在高校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他不认识管教授）认为，事情演化到这个局面与新海归水土不服也有关系，归国不久的人对中国复杂的人事关系缺少了解，如果立刻担任行政职务，大部分人都可能力不从心。他说，中国高校的院长、系主任权力比国外的高校要大，同时上级、下级和同事对他的期望也更高，再加上那些在这个交替过程中权力旁落或利益失去者的不断挑战，日子不好过。一些海归的误区是太注重硬指标，而忽略与同事的沟通，急于推动国际化而忽略原有规章制度背后各方的利益牵制以及人们的心里承受力。国内每个地方都是圈子里有圈子，错综复杂，要改变很难，一不小心就捅了马蜂窝。学校比较明智的办法应该是为新团队搭建新平台，而不应该让新老几拨人混在一起缠斗不休，耽误大事。
这个故事使得几个似乎不太相干的关键词在我的脑子里反复激荡：“契约”、“科学”、“革命”和“政变”。
契约是订约双方（或多方）在自由意志下约定的交易条款，也许是一份完整的合同，也许是一份简单的聘书，甚至可以是一个口头承诺。“契约精神”是西方现代社会运转的基石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和体制以保障契约的执行。如果发生违约的情况而双方协商不妥，在西方，当事人会迅速寻求法律系统的帮助，如果违约者是势力强大的机构，法律系统不仅不会姑息包庇他们，而且会让大机构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中国社会的信任基础是血缘和圈子，虽然也曾有“一诺千金”的美谈。现在契约也在逐渐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但违约成本很低。特别是大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合约，双方实力极不对称，弱势一方从契约得到的保护很少，因此需要时时与对手机构搞好关系，以期合约得到顺利执行。
科学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西学东渐”之物，起点是17世纪初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问世之时。科学史学者库恩发现科学进步有其结构，他认为新旧科学范式交替的过程和社会政治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旧的范式往往和权力、意识形态等融为一体，对新思维进行排挤、甚至迫害，他把这个过程称为“科学革命”。“革命”往往带有理想色彩和崭新的理念，尽管“革命”的过程也可能夹带着世俗的丑恶，但“革命”完成之后，人类文明会因此前进一大步。中国没有发生过内生的科学革命，也可以说，科学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未完成的革命。
“政变”仅仅是权力斗争和易手，往往伴随着丑陋、暴力甚至血腥，其间没有新理念和新知识产生，也没有新体制创新，当然也不会推动社会进步。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政变频繁，各种阴谋故事世代流传、妇孺皆知，知识分子对这些故事和游戏规则精通的人自然也不少。最近发生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故事，看着就像是一场微型“政变”。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问电话那头的管教授。“我从美国连根拔起回到中国，这事发生后让我对这些人的任何承诺都不敢再信，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办……”他的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透过短暂寂静的无线电波，我感受到一份茫然和沉重。管教授加入浙江大学不是单纯的职业聘用，是一位怀着报答母校之情的校友的回归。学子们对母校的情感类似“初恋”，带着纯情和冲动去爱校园、爱老师，爱曾经的小伙伴们以及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而浑然不觉物是人非，因此这样的事发生也格外令他们震惊和受伤。
放下电话，我在想：中国能否从圈子社会过渡到契约社会？科学的幽灵已经来到中国几百年了，它会真正在中国扎根常驻吗？我们的科学家除了接着玩祖传的权力斗争游戏，能否也掀起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推动人类进步呢？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 “千人计划”入选者管敏鑫“被解聘”调查 |
“千人计划”入选者管敏鑫在聘期未满的时候，就被“解聘”了。
11月上旬，在浙江大学一次内部会议上，管敏鑫被告知，他已担任近三年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将由该校副校长罗建红兼任”。
此时，距离管敏鑫院长聘期结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2011年，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儿童医院医学中心担任终身教职的管敏鑫，接过浙大聘任证书。这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20日的聘书上写着：聘期4年。次年，他入选中组部第七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即“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
在各级政府求贤若渴、想方设法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大背景下，这样一位已经引进来的高层次人才为何被提前“解聘”？是人才自身的问题还是客观环境的问题？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浙江大学调查。
未给理由的“解聘”
管敏鑫被“解聘”的消息最先由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浙江大学遗传学研究所 教授（兼任）朱冠于11月22日披露。朱冠在博文中写道：“浙江大学无端解聘……”这一消息开始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以下称生科院）、浙江大学校友圈， 乃至华人生命科学学术圈流传，有关其被“解聘”的理由更是引来了不少负面说法。
时至今日，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生科院均未在其官方网站上对外公布有关“解除”、“解聘”管敏鑫院长的消息或文件。
不过，11月11日，浙江大学生科院举行了一场名为“有关生科院干部任免”的会议，就是在这个会上，浙江大学组织部长宣读了一份文件：“浙江大学文件，浙大发任，2013，36号文，学校决定，罗建红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郑胜任副院长，兼。”
生科院教授田建（化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记得，当时组织部长宣读的文件里并未提及管敏鑫，但他说，谁都明白的是，从当天起，管敏鑫就不再是生科院的院长了。
他还记得，在宣读文件后，学校领导做了讲话，“把管敏鑫夸了一番，说他来了两三年做了大量工作，很有成效，等等。”
至于“不再担任”的理由，田建称“印象里没有讲”。
这和管敏鑫的记忆吻合。“关于理由部分是空缺的，没说我有什么经济问题、学风问题，什么明确问题都没说。”他说。
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一个信源还原了大会现场那位学校领导的讲话。在这个近9分钟的讲话 中，对于管敏鑫，领导说了这样一番话：“学校对管敏鑫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管敏鑫同志高度关心、重视和爱护，根据换届考察的情况，考虑到学院工作目前遇 到比较大的困难，学校研究考虑请管敏鑫同志转任到学校其他的重要岗位上，发挥好作用，做好工作。”
会上，领导提及“转任”，并称：“这方面正在征求管敏鑫同志的意见，比如学校的医学部副主任岗位，学校的医学中心副主任岗位，等等。”
管敏鑫告诉记者：“11月7号之前，没有跟我谈过这个事情，假如和我谈的话，我有个思想准备，比方说现在这里有这么个情况，工作比较难做，换个岗位，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找我谈的时候直接）宣布了这个决定，然后问你（想不想去别的地方），那我怎么办？”
这一说法得到了生科院教授周易（化名）的佐证。周易告诉记者，11月7日当天，管敏鑫来到办公室找他，说：“组织部找我谈话了，说下周一宣布结果，问我想不想去纳米研究院去当个院长……”
“4年的聘期，还算不算数？”“把我这个院长免职了，也可以，为什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管敏鑫反复称自己未收到校方“一个明确的理由”。
外聘人才算不算干部换届对象？
校方所说的“换届考察”，指的是今年5月以来，浙江大学启动的中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然而，在管敏鑫看来，他本人是通过“国际渠道”回来的“科研院长”，应走学校组织的专家评议程序来决定是否继续担任院长，而不是同学校其他中层干部一样，“毕竟这是国际招聘。”
记者查阅了浙江大学有关今年换届的文件看到，该文“换届范围”一部分中称，“全校各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统一进行换届”，但特别提及一点：“其他中层领导干部的换届工作另行安排”。
管敏鑫认为，自己应属于“其他中层领导干部”。
同一份文件还提到，此次换届依据是《浙江大学中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暂行办法》（党委 发〔2007〕36号）、《关于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党委发〔2007〕7号）等文件规定。在7号文件中，记者看到，其考核对象 是：“本实施意见适用的考核对象为学校各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但36号文的该办法适用范围一部分，却提到：“外聘、挂职和院士兼任上述领导职务的办法另行制定。”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并未找到“另行制定”的文件。
多位受访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称，9月底10月初，一场有关生科院中层干部的组织考察开始了。
就这次组织考察的主题，受访人的印象和“理解”略有差异。一位教授回忆称是“就是谈对管敏鑫的看法”，另一个教授称是“找了（生科院）好几十号人谈话，主要谈对领导班子的看法，当然也包括管敏鑫”，还有一位副教授回忆称，“要换届了，谈谈对未来新班子的看法。”
不过，这些人最终“收到”的组织考察结果却是一致的，即“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管敏鑫继续担任院长，三分之一的人保持中立，三分之一反对。”
在管敏鑫被“解聘”后，生科院20名教职员工曾写信给学校领导，“讨要解除管敏鑫教授生科院院长的理由”，该院教授刘桐（化名）是其中一位。他向记者回忆，“学校领导找我们这些写信的人谈话，期间和我们通报了这次组织考察的结果。”
管敏鑫在任免大会之前就知道了这一组织考察结果。但他并不清楚这三个三分之一的结果是否是“解聘”其院长一职的理由，是否有相应依据。
蹊跷的民主推荐
10月21日，生科院举行了有关该院行政领导班子的民主推荐会。
这是一场需要“填写推荐人”的推荐会。多位受访人向记者回忆，当时“受学校组织部邀请前来推荐”的是44位生科院教职员工，除几位行政人员外，其他均是该院教授。
刘桐是其中一位。他告诉记者，在这个“持续10多分钟”的会议上，摆在教职员工面前的就是一张推荐表，上面有一个“院长”、三个“副院长”，“现场来主持会议的是学校组织部干部，就让我们在职务后面写上（你要推荐人的）名字”。
但是，刘桐回忆，当时那张表格上，没有任何的候选对象供选择。这一点得到了管敏鑫和田建的证实。
管敏鑫在任免大会前被告知了推荐结果，刘桐和田建则是在刘桐等人写信后，被校方约谈时知悉了结果：44位推荐人，有效推荐42人，其中16人推荐管敏鑫为院长，26人则推荐冯新华，两人弃权。
冯新华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称生研院）院长，也是千人计划入选者。尽管两个学院的名字相似，但在管敏鑫看来“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次听到这个结果，管敏鑫就表示了怀疑：但在没有任何候选人的情况下，“有26个人一致推选另外一个人，那么集中，肯定有猫腻！”
刘桐想不明白：如果是没有候选人的民主推荐，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票比较分散，对组织部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但如果票非常集中的话，就会有人怀疑你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在被组织部门约谈的时候，他将这一疑问抛给了学校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告诉他，“你们如果发现这里面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可以举报。”
就在这段时间，一封给浙江大学组织部的信提到一个相关细节：“浙大一副校长在10月21日之前给生研院的两位院长打电话，目的正是物色新院长人选。他希望管坤良教授一定要说服冯新华教授出任生科院院长。但冯新华教授坚决回绝，并表示绝无出任生科院院长的意愿。”
12月4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冯新华。关于“推荐”这件事，冯新华称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么多票（人）推荐自己，我也感到很意外。”
针对那封信所称“校领导打电话”一事，冯新华说：“我到现在还是拒绝，是想说服我，但我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表示“不太愿意说太多”，“他们任何一方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就想踏踏实实地做我生研院的事情。”
不过，冯新华向记者证实了一点，在10月21日民主推荐这一天之前，有人和他提过有没有兴趣担任生科院院长一职的事情，但他不愿透露“这人是谁”。
刘桐自2000年起就在生科院任教，他清晰地记得，该院此前从未有关类似的“没有候选人”的“民主推荐会”。这和田建的记忆一致。
谁的利益被触动了？
6月，一封举报管敏鑫学历造假的信传到了田建耳朵里。他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有人托同事来找我，说要告管教授，让我来签字，我没签，作为一个老党员，有什么问题，我会直接去党委组织部去谈话。”
第二天，这位同事又来找田建，同样的理由和说法，田建仍是拒绝。
管敏鑫也知道了这封信。“有关学历造假，科研经费乱花，为人脾气不好，等等……”
他了解到，学校组织部还配合中组部负责千人计划的相关单位进行了调查，“后来调查的结果没有告诉我，但如果真有事，我恐怕早就成造假典型了。”
管敏鑫在回国之前，想过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却从未想过会有今天的“遭遇”。
10月底，管敏鑫主动向学校领导写了一份有关他担任院长近3年来的工作汇报。
这份汇报中提及了以下两个内容——
近3年生科院共引进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4人，青年千人计划特聘教授5人（3人已到位），浙江省千人计划特聘教授3人，浙江省海鸥计划特聘教授5人，分布于植物、生态、微生物、细胞、生化和遗传等各个研究所，明显改善教师队伍结构，增强了学科竞争力。
学院到款总经费从2010年的7208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9252万，其中国家自然基 金从2010年的17项517万元增长到2013年的36项3306万，这些重大研究项目的立项提升了浙江大学在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等生命科学核心领域的 竞争力，改善了研究课题的层次结构与经费强度。
从浙大生科院相关资料可以看到，从2007年2009年，生科院在科研总经费方面分别是4041万元、4828万元和6296万元。国家基金项目则分别是17项、20项和23项。
在刘桐看来，现任院长在引进人才和拿经费方面比前任院长更厉害只是表面现象，管敏鑫真正触及到的是生科院的主流学科地位之争。
20世纪末，浙江大学生科院组建成立，其前身是浙江大学新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杭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浙江农业大学成立的生物科学系，原浙江农业大学生物科学系系主任担任了浙大生科院的第一任常务副院长。
用刘桐的话说，浙大生科院尽管有着微生物、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生物化学等研究所，但几乎是植物所一家独大。
刘桐告诉记者，管敏鑫来了学院以后，随着引进海外人才数量增多，整个学院的科研蛋糕越来越大，尽管并未在学院原本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的蛋糕上切走植物学科的利益，但是因为引进的大多是微生物、细胞、生化和遗传方面人才，而这和植物领域就“发生冲突”了。
刘桐因此将冲突概括为学科之间的冲突，但这并非管敏鑫来了以后才有的，而是“历史遗留问题”。
管敏鑫告诉记者，“当年（2010年）学校领导找我来谈，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把生命科学学院的主流学科发展起来，一家生科院，如果是植物方面强，其他干细胞、遗传等领域弱，这在国际上是说不过去的。”
2008年，包括管敏鑫、朱冠在内的海外校友向浙江大学提交了“关于组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 研究院和加强生物学系建设的建议书”。此后，由冯新华担任院长的生研院才得以成立。其中包括让“生命科学研究院直属于学校领导，独立于其他学院，作为一个 “科研特区”和“孵化器”，以培养与国际水平接轨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为目标。”等4项具体建议。
“那就是为了加强在主流生命科学的学科建设。”管敏鑫说。
如今，管敏鑫认为，当他将这样的想法在包括诸多“原来的人”的生科院“实践”时，“行不通了”。
“敏鑫做的是有一定的成绩，但敏鑫在处理和同事关系上可能……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 有老同志的环境我也不行。像我们生研院，每一个老师都是我从美国招回来的，我们的环境不太一样，我可以完全招我们自己想要的人，我们是学术特区，和他不一 样，他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我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冯新华说了这番意味深长的话。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浙江大学组织部，该部工作人员称其部长、副部长均在开会。该部干部工作室主任陈海荣则向记者表示，有关管敏鑫教授一事要向该校宣传部联系，至于整个事件中涉及组织部方面的情况也需通过宣传部来和他们接洽。
浙大宣传部部长应飙接受了记者采访。他首先否认浙大“解聘”管敏鑫的说法，称其只是转任，并表示这是学校正常的中层干部换届。至于为何安排管敏鑫“转任”，应飙解释说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千人计划’是个宝，学校肯定会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