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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玲:香江旧事之海外关系
日期: 19年04月4期 阅读: 220
杜海玲:香江旧事之海外关系
图片来自网络,这是从后面拍摄的蟠龙庵。红砖是之后整修的,当年全是青瓦青砖。

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三家村 杜海玲


写了几篇香江旧事,被读者朋友问起,觉得有必要写一下之所以有香江旧事,或者说,之所以从大陆去了香港,也就是香江旧事之前的旧事。虽说沉淀了万水千山那么多日子,写来却是十分简单,只是“海外关系”这四个字。

中文字蕴意深厚,并且常常拥有文字以外只可意会的内涵。比如“海外关系”,它可以是原罪,也可以是奖赏。根据政策的翻滚,变换人们双眸的色彩。

1975年我从上海跟随母亲乘轮船到重庆,那是一个夏天,三峡美景若画。之后到了父母工作的江油县。我的父亲在一所叫做长城钢厂的大型国企工作,是从上海“支内”而去。母亲因为身负“海外关系”而在农村的中学教书。

据我母亲回忆,她1970年从重庆到江油与我父亲团聚,由于海外关系而进了三合公社的中学当老师。我乍到江油,跟着母亲进了三合公社的小学上学。

我从上海突然被扔进了川北农村小学,感到新奇极了。无论是语言还是食物和生活用品,小到一个书包或一件衣衫,其差距之大,远超过我从香港到日本来所感受的,所以我到日本并无因异国他乡不适应之类的愁绪,倒是那次我离开出生成长的上海,对于上海和亲人充满了深切的思念,小小年纪有了忧伤。

在四川农村小学的体验,于我却是有趣的,每天清晨跟在我母亲身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如今也是珍贵的回忆。

我母亲工作的三合公社中学设在一个旧时代的尼姑庵,叫蟠龙庵。我的小学距离那里还有一段田间土路。一位亲切的中年女老师,姓付,教我们所有课程,她是那一带地主的女儿,想来也是成分不好,但有文化,用来教小学。每天我中午放学到蟠龙庵跟母亲吃饭,下午放学再去办公室等她下班。中午学校老师吃白米饭和泡菜或豆瓣酱,豆瓣酱激辣,我总以为应该有其他菜,可是真的就是一个大碗米饭上一小撮豆瓣酱。

我母亲说庵前有一棵几个人环抱的桂花树,枝繁叶茂得雨天在学校不用打伞,开花时香飘几里。午休时母亲坐在桂花树下织毛衣。那下放农村做一名乡村女教师的生活,也曾有小确幸。

从1970年3月8日入职,到1978年3月8日离职。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我母亲总是以“八年田坎”来表现那段步行田间的乡村生活锻炼了她的体力,据说在农忙时期还要带着学生务农呢。

1978年1月11日,中央发布了有关侨务政策的文件,其中包括“正确对待海外关系问题”。

忽如一夜春风来。

我母亲立即被落实政策,进入长城钢厂的子弟校中学任教,当然她本是师专毕业,有优秀的教学能力。我家住房也换了,从分厂平房宿舍搬到总厂生活区,家里经常要接待侨办或统战部或县委的人们,厂里的各种领导也成为我家的好朋友。

虽说这一切都受政策驱动,但其间依然有人情来往。只要是有人参与的现场,就会有人情的发生。比如我们那里党委书记一家就与我们结下颇深的情谊。因为我学习好,我母亲教学有方有口碑,这位党委书记就将女儿——我的同班同学送到我家来,要与我一起做作业。我俩在我去香港前的几年都是同进同出,考试考砸了一起挨打。她的母亲是厂里医院的院长,温婉贤惠的江浙女子,在当年并无烘箱微波炉的情况下,给我们做蛋糕和水果沙拉吃。

侨务政策令我家生活改变了。与海外关系——也就是我的1948年到香港的外祖父之间通信畅通了。外祖父每月给我们寄来侨汇券,可以用来购买紧俏商品。我家的录音机就是用侨汇券买来的,也带来了靡靡之音的港台歌曲。

在“海外关系”的春风中,我的母亲以探亲名义于1982年独自去香港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开始写申请全家去香港。

经过层层繁复的资料手续审批。我跟随父母于1984年4月初离开江油,到成都,于锦江宾馆住了几天,再飞广州,并于4月9日走过拥挤的罗湖海关,开启了“香江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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