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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中交流甘做开拓工作——访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韩庆愈
日期: 07年06月1期 阅读: 1875 评分: 0.75/4
■ 本报记者杨文凯

  社团法人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82岁老华侨韩庆愈先生,是旅日侨界硕果仅存的少数老侨领之一。韩庆愈17岁来日留学,此后阴差阳错地留在日本,经历过战后艰难困苦的岁月,并投身到激越的华侨留学生运动。他是日中工业和科技交流的架桥人,是引导日本动漫和综艺节目传入中国的先驱,也是改革开放后帮助中国引进外国广告的第一人。


  旅日65年,韩庆愈先生在日本待了大半辈子,事业成就,可谓功德圆满。韩庆愈的旅日人生以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投身旅日华侨的生存和发展,后期主要从事多层次多领域的日中交流。韩庆愈回顾人生时说:我在日本生活了60多年,希望中国好,也希望日本好,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如何做好中日交流的纽带,把对中国和日本的感情结合到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中去,依然是我今后的任务。


一、忘不了败战前后漂流海上的日子

  1926年,韩庆愈出生在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市)镶蓝旗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在外做工,后定居黑龙江哈尔滨以北的青岗县城。韩庆愈10岁入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9.18事变后,日本在东北主导成立了伪满洲国,实行殖民教育。韩庆愈在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学习日语,从小习得日语基础。1941年,15岁的韩庆愈入读 工业科的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专攻土木专业。

  韩庆愈在1943年被选为“满洲国中等学校留学生”,当时他读中学三年级。赴日前,有一位京都大学毕业的老师徐振波告诉韩庆愈,日本都是木造的火柴一样的房子,与其相比,哈尔滨才是现代都市。在日本,从三年制工业学校毕业后就得就职,所以想考大学还是入读一般的普通中学为好(当时日本小学为6年制,中学为5年制)。

  韩庆愈等一行留学生于当年4月从吉林长春出发,经过平壤、汉城、大田,直达釜山港。他们换乘“金刚丸”,渡海抵达下关,再换乘火车历时23小时抵达东京。4月的渖阳与东京的天气迥异:北国依然大雪飞扬,东京已是樱花初榭,弥漫早春气息。韩庆愈初到日本,最直观的印象是日本列车狭小,铁道曲里拐弯有如蛇行,不像东北铁道一直线驰向远方没有尽头。少年韩庆愈记取了先生教诲,与文部省协商后入读位于茨城县的太田普通中学(现常陆太田第一高等学校)。他从一年级读起,把头两年的主要精力花在学习日语上。

  1945年,日本走向战败。韩庆愈等亲眼看到了水户空袭中的燃烧弹爆炸,真切感受到死亡近在身边。当时,伪满留学生一切听从政府安排。临近夏休,伪满政府命令在日的2000名留学生回国。韩庆愈等满洲留学生从全国各地汇聚新舄港,于8月8日登船出航。这条载有1240多人的运输船预定驶往朝鲜罗津,但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改变了航船的方向,也改变了韩庆愈的命运。

  航船在海上漂泊,不知目的地何在。8月9日,船上通知苏联参战,船将驶往元山。由于苏军掌握有制空权,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航船只有往南面漂流,当时,船上已经没米没水了,直到8月14日傍晚才停靠到鸟取县境港,获得补给。8月15日早晨6时,船重新出发驶向釜山,但到中午时分出现骚动,傍晚又重回境港。16日早上船出港向北驶去。上午九点,船上的军代正式宣布:“我们终于屈服于英美了”——这是韩庆愈听到的败战宣告,也意味著他将重新开始回到日本的生活。


  日本败战后,这条孤船带著1200多名学生和乘客掉头驶向京都府敦贺港,结束了漂泊一周的海上生活。韩庆愈从敦贺到京都,再从京都到东京,一路上看到四处废墟,满目疮痍,日本几乎已被炸平。由于东京人多口粮奇缺,伪满大使馆介绍留学生暂时集中到盛冈。韩庆愈和20多个同学赶赴盛冈,每天靠吃高粱米和苹果度日。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46年1月,韩庆愈等才重新回到东京。

二、保卫后乐寮一住近40年


  日本战败后,被疏散到各地农村的留学生陆续回到留学生宿舍。韩庆愈在1946年1月23日回到了位于东京饭田桥的“满洲会馆”,即现在的日中友好会馆及后乐寮。1946年春天,寄宿在会馆的留学生开会协议,会馆改名,正式挂牌为“中华学友会馆后乐寮”,寮生自治会也开始工作。

  战后,联合国军司令部(GHQ)接收了会馆,说明财产权属于中国,暂由美军机构“民间财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后又委托日本外务省管理。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反对外务省企图成立转让团体,寮生委员黄文钦、韩庆愈、张铭忠、马广和、李敏德等到外务省抗议,传达寮生意见。外务省态度强硬,干扰留学生生活,阻止寄宿生入内,并成立“财团法人善邻学生会馆”,剥夺寄宿生居住权,还入秉法院控告学生。为此,韩庆愈等寮生决定采取政治斗争办法,动员了东京的华侨和留学生包围外务省,希望把侵略战争中诞生的会馆变成中日友好的象徵。为了维护中国的财产权和自己的居住权,后乐寮设置对策委员会,进入战斗状态,韩庆愈就是重要成员之一。

  中国寄宿留学生与善邻会馆方面的斗争持续经年,最终由华侨方面、日本政府方面、日中各团体的三方代表展开会谈。1962年,有关各方为政治解决这个问题达成了备忘录,标志著持续十年的中华学友会馆后乐寮的斗争结束。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后乐寮基本恢复为从前的学生宿舍,学习和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变成学生宿舍的样子了。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中日两国政府商定,在原后乐寮地点兴建日中友好会馆。1980年,来日赴任的陈抗参赞向日本外务省转达了中国方面意见:1、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中方同意建设日中友好会馆;2、保留后乐寮的财产权,3、会馆建设以中国留学生设施为重点,4、考虑到会馆的历史和经过,中方理事要安排相当数量的华侨代表。1981年10月,王效贤参赞进一步向外务省转达中方意见:双方都把财产权搁置起来,财产一概不处理,中方理事参与会馆的管理经营,两国政府共商会馆的建设、设计、机构、事业等基本问题,中国政府为建设会馆出资5亿日元。1982年2月,“财团法人善邻学生会馆”改名为“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希望把会馆作为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中心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韩庆愈是保卫后乐寮运动中贯穿始终的人物:1946年入住后乐寮时,时年20岁,他是风华正茂的学生;1984年离开后乐寮时,他已经事业有成,是在日本社会颇具影响力的华侨代表之一。韩庆愈在后乐寮住了38年,为了“坚持就是胜利”的信念,面对压力一步都不后退。作为堂堂正正的住宿寮生,韩庆愈成为后乐寮历史上住宿时间最长的一个人,见证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凝聚了华侨斗争史的缩影。

 三、护送华侨集体归国

  新中国成立后,截至1952年底,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有300多人,希望回国的华侨、留学生超过1000人。在中国,当年也有4万多日本人留居东北及其他地方,中国政府希望日方派船接回归国者。为此,东京华侨总会与日本外务省和日本红十字会等六团体交涉,希望华侨能乘坐接日侨归国的船回到中国。


  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日本外务省为保障归国船的航行安全,向美军、韩国、台湾方面做了通报。台湾蒋介石政府威胁说,归国船不能载客和装货,不然可能炸船。这意味著将要回国的华侨、留学生和数千劳工遗骨都上不了船。为此,东京华侨总会和留日同学总会团结广大华侨,展开了交涉和斗争。


  韩庆愈当时担任留日同学总会主席, 积极参与华侨留学生归国运动。他率领留学生到外务省静坐抗争,甚至坐到了冈崎外务大臣的房门口。晚上,警察用“拔萝卜”手法,两三个人“拔”一个人,把留学生从二楼“拔”到一楼,再推赶到外务省门外。同学们打著国旗,高唱著“团结就是力量”,结队回到华侨总会。韩庆愈随后给廖承志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旅日华侨、留学生要求回国的愿望,以及在日本进行归国斗争而遭驱逐的经历,希望祖国给予声援。两三天后,中国外交部在周总理的同意下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日本不认真考虑华侨回国问题,我们将慎重考虑日本侨民归国一事。由此,推动日本外务省和厚生省在1953年5月同意留日华侨和留学生搭乘归国船“兴安丸”回中国。


  韩庆愈等组织了学生工作队,坐卡车到准备回国的华侨家里,挨家挨户搬运行李。归国华侨们乘列车从东京赶往京都舞鹤港,准备上船。二战时期,有4万多中国劳工被劫掳到日本,其中7000多人死亡。东京华侨总会在各地收集到死者骨灰后,准备送回国。在舞鹤港,日方不同意骨灰上船,也不让送行的华侨代表上船,引起了纷争。回国华侨决定,只要日方不答应条件,他们就不上船。当时的“兴安丸”靠港一天就花费60万日元,日方感到非常棘手。最后交涉结果,日本政府同意:由陈□旺、韩庆愈、赖珠村三人作为日本华侨代表登船,护送华侨回国,并为他们发放了海员证。在日劳工殉难者骨灰,另外派船送回中国。

  1953年6月,第一批归国华侨500多人乘坐“兴安丸”集体回到天津。归国华侨从天津新港乘车抵达天津车站,受到热烈欢迎,韩庆愈代表旅日华侨讲了话。30年代曾在日本从事学生运动的老党员负责接待他们,廖承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往天津,会见了由东京代表陈□旺、留学生代表韩庆愈、关西代表赖珠村三人组成的旅日华侨第一个回国访问团。

  廖承志见到他们说,你们受委曲了,本来应该送你们去北京参观访问,但急待返航的归国日侨等不了太长时间,这次只能作罢了。廖承志亲切询问韩庆愈今后的打算,年轻的韩庆愈毫不犹豫地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等到留日同学总会改选新一届主席,我卸任后马上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廖公对此没有点头称是,他说:你们都回来了,日本华侨的事谁来关心谁来做?韩庆愈一时被问住了。廖公表示,你们想回来不容易,但还需要你们继续在日本做好华侨工作。我们准备在日本办一份报纸,希望你们把工作承担下来。廖公说:“你应该成为一颗红色的种子,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韩庆愈学生时代就在通讯社打过工,也在华侨总会和学生会里搞过报纸。他接受了廖公指示,回日本后即刻开始著手筹备旅日华侨自己的中文报纸《大地报》。

  四、主持《大地报》 风雨十六年

  韩庆愈回到日本后,著手策划并推动中文报纸的发行工作。东京侨界迅速成立了由各地华侨知名人士组成的理事会,推举东京华侨联合会前会长林庆英担任代表,并出任《大地报》社长(总经理)。林庆英亲自为报纸题名《大地报》,还提供了个人住宅兼事务所作为报纸发行所。

  《大地报》于1954年4月1日正式问世,其编辑方针为:1、介绍旅日华侨爱国团结运动信息;2、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闻;3、介绍日本的中日友好活动,促进邦交正常化;4、促进解放台湾。在《大地报》创刊之初,年轻力壮、英姿勃发的韩庆愈一个人承担了采、写、编、排、广告、发行等所有工作,成为《大地报》的主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韩庆愈无愧于在日华文媒体的前辈先驱,更是出版和广告的行家里手。

  《大地报》创刊时为月刊,从1955年4月1日开始改为双周刊,1956年2月1日起改为每月发行三次的旬刊,同年10月1日又增发为周刊,从1957年2月的62号开始,报纸样式也由小报版面扩大为普通尺寸的大报,走过了在日华文媒体成长发展的基本道路。在韩庆愈的主持下,《大地报》不仅在日发行,也发送到中国内地的侨务机构,并扩展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地,成为传播介绍旅日华侨社会的重要信息窗口。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岁月里,《大地报》社不仅出版报纸,还增设编译出版部,实现公司法人化,成为活跃在中日交流领域不可缺少的生力军。1955年10月,中国经贸展览会首次在东京和大阪举办,《大地报》和华侨青年学生全力以赴,承担了展品解说和专家翻译工作。此后,诸如郭沫若率中科院代表团访日、梅兰芳访日演出、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刘宁一率全国总工会代表团访日等,韩庆愈都是一边当翻译,一边作现场采访,得近水楼台之便。韩庆愈记得,当年梅兰芳来日演出轰动一时,他担任了舞台监督的翻译;当年巴金访日时,他为巴老做翻译,刘德有为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做翻译,冰心还笑眯眯地对他说:“小韩,我们是老朋友了。”

  经过十多年的磨砺和积累,《大地报》在制版、印刷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在经营上也迎来了良性增长的局面。可是,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也殃及了这份在日华文报纸。韩庆愈当时写了一篇社论,认为国内搞运动太激烈,不符合毛主席说的要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这篇社论引来了“笔祸”,华侨社会里的武斗派揪打韩庆愈,并称毛主席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韩挨打是应该的。当时,一些日本友好团体支持韩庆愈,又有人说韩煽动日本人与华侨社会对立。1969年,时任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的陈□旺回国探亲,国务院侨办的军管负责人命令日本停办《大地报》。消息传回,旅日华侨深感无奈。当时的原则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多年以后,韩庆愈回忆称:“我到现在也没能理解,但执行了。”

  《大地报》,这份让韩庆愈投入了青春、热情、智慧、心血的报纸,这份记载了旅日华侨社会成长和发展历程的报纸,终于在1970年1月12日被迫停刊改组。但《大地报》作为在日华文媒体先驱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永不磨灭。

五、成立向阳社开拓日中工业技术交流

  早在主持《大地报》工作期间,韩庆愈就在1965年10月增设了编辑出版部,为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会编印技术说明书、产品介绍、产品目录等。韩庆愈于50年代初在东京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已靠笔译解决了全部生活费用,比如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时,该会与中方的联络文件,都由韩庆愈译成中文,所以有关工业技术的翻译交流是韩庆愈的老本行。

  在60年代后期,韩庆愈通过出版活动,逐步解决《大地报》的资金缺口,实现了转亏为盈。1968年12月,大地报社出版了首部《日本工业产品总览》(69年版),向中国全面介绍日本制造企业和贸易公司的情况,通过自力更生盈利1200万日元。1967年9月,韩庆愈主持创办了以刊登技术论文和新产品介绍为主的杂志《日本工业技术》,这本杂志得到了中方支持。应韩庆愈之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南汉宸亲自题辞“介绍中日两国新的进出口产品和技术交流事业,有利于中日贸易不断发展和促进”,他还为杂志题写了刊名。

  1969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大地报》被迫停刊。经过协议,全体员工同意把退休金作为资金,转制成立了新的株式会社向阳社,韩庆愈出任社长。向阳社承接了原大地报社的翻译、出版、广告、服务诸业务,继续在日本代销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向阳社成立后,韩庆愈等耗时一年半,集中精力编写了《日中机械电气工业辞典》(中文目录),于1972年10月1日正式出版。中日两国在9月29日正式恢复邦交关系的消息传来,这部巨型目录成为向阳社献给邦交正常化的最好礼物。

  韩庆愈成立向阳社后,把出版事业做上了轨道,但他内心仍然想著媒体。韩庆愈把自己的苦恼告诉老朋友、中国驻日大使馆文化参赞陈抗。陈抗告诉他不要再搞意识形态了,否则还要出问体,还是埋头搞工业技术为好。此后,韩庆愈和向阳社安心从事中日工业交流和技术介绍,成为这一领域较早的开拓者和有数的权威。比如,向阳社出版了《日本工业技术》(双月刊),后改名为《现代日本》,一直坚持发行到1985年;向阳社也出版了向日本企业介绍中国工业技术状况的活页周刊《中国工业新闻》,持续到80年代;向阳社还编译了当时从事日中贸易必不可少的“电码本”,为日中数字电报通讯做出了贡献。1972年中日复交前夕,孙平化率上海歌舞团首次来日演出,也由向阳社承担了门票、演出介绍的印刷业务,至今记忆深刻。

  六、致力创办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

  韩庆愈长年与日本经济界、工业部门、技术行业打交道,他在日本的人脉日益广泛,也获得了众多支持。在1978年,韩庆愈萌发了设立日中工业技术文化中心的念头,并申请成立社团法人,当时,有朋友介绍韩庆愈找田中角荣,田中把他介绍给了通产省。由于通产省属下已成立有财团法人日中经济协会,所以这项申请被搁置了4年。

  1979年,日中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协定。日本与台湾断绝了官方渠道的科技交流,只在科技厅属下设立了一个民间的对台交流窗口。为了取得平衡,科技厅需要再设立一个对中交流窗口,机会降临到了韩庆愈头上。科技厅对韩庆愈上报的“ 日中工业技术文化中心”提出两个建议:1、希望把“工业”改为“科技”;2、希望去掉“文化”两字。韩庆愈同意了第一项修改建议,并认为“文化”是一个广义的宽泛概念,也包括工业技术和科学技术交流,应当保留。于是在1982年,从属于科技厅的“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正式获得“社团法人”资格,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日中交流机构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推动行政改革,实行省厅合并,科技厅与文部省合并为“文科省”,“日中科技文化中心”显得更加名正言顺了。

  日中科技文化中心成立近30年来,韩庆愈一直担任专务理事长,为日中科技交流推波助澜。回顾多年来的交流业绩,韩庆愈非常有自信:

  1、推动了日中最早的质量管理交流。 中心成立之初,首任理事长是日本知名的质量管理专家石川声。1978年,中心组织了“日本质量管理代表团”首次访中,成员包括新日铁、东芝、日立、松下等大企业,与中国国家科委属下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合作,为中国的企业人士和管理层授课。日本专家带去的讲义被影印了14万份,广为传播。这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第一份权威的质量管理教材,受到了国家经委、计委的重视。天津市长林乎加专程接见了代表团,呼吁中国重视企业的质量管理。

  2、为中国带去了传真技术。电讯联络技术,经历了明码电报(Code Book)-电话电报(Telex)-传真(Fax)的进化历程。上世纪70年代末,电话电报刚刚开始普及,日中科技文化中心就派遣技术交流团访中。1978年,韩庆愈带著了一部传真机到北京,安装在向阳社北京事务所,在中日之间开始了传真通讯。中国邮电部部长访日时,称赞向阳社是中日之间最早使用传真通讯的单位。后来,日本的传真机企业,传真专家等相继访中。中国购买了大批日本的传真设备,使得最适用于图文并茂汉字传输的传真技术在中国迅速普及。

  3、在中国举行日本通讯设备交流展。80年代,中国的电话通讯需求量激增,但中国的交换机质量和数量都跟不上形势发展。通过日本通讯设备交流展和数次技术交流会,富士通等日本企业的交换机、手机等设备迅速进入中国,为打开通讯市场的技术瓶颈提供了帮助。

  此外,日中科技文化中心还是日本引进外国人研修生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帮助许多投资中国的日本企业实现了当地技术骨干的来日培训等。他们的经验,成为日本在1993年出台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时的重要参考之一。

七、把日本动漫、综艺引进中国第一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日本文化浪潮:日本商品广告长驱直入,日本的动漫节目占据了电视黄金时间段,日本式的综艺节目家喻户晓,让人喜闻乐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长篇动漫《铁臂阿童木》和由卡西欧赞助的“卡西欧杯家庭卡拉OK大奖赛”。这些节目进入中国的主要推手,就是在中日交流领域闻名一时的韩庆愈及其向阳社。

韩庆愈回忆称,他在1963年曾以旅日华侨青年联谊会长身份,接待过中国青年访日代表团,与其中一位来自广东的代表阮若琳成为朋友。1979年,阮若琳访问日本。韩庆愈得讯后,赶在她离开前去看望老友。阮若琳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主管节目。正欲把日本动漫引进中国而不得其门的韩庆愈得遇故人,更是如鱼得水。他把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告诉阮若琳,提议通过“节目带广告”形式引进《铁臂阿童木》,中央台不仅不要付钱,还可以收入大笔广告费,何乐而不为?阮若琳表示,会把这个意见带回国讨论,一周后给回信。

此后,中央电视台开启了接受外国广告的先例。韩庆愈把《铁臂阿童木》引进中国,打开了日本动漫进入中国的洪流,滋养了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时也首次把日本商品广告带进了中国。韩庆愈记得,1980年,他第一次把日立、东芝、精工表、三菱汽车四家企业的广告带进中国,登上了中央台的黄金时段。当年,他每个月都为中央台汇去上千万日元的广告费。

在上海,韩庆愈和向阳社也大有作为。他与当时的上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共同创意拍板,于1982年开创了“卡西欧杯家庭卡拉OK大奖赛”。在中国电视节目还缺少声色的年代里,这个创意来源于NHK“歌喉自慢”的节目持续10年,不仅开创了中国综艺节目的先声,也呈现出大众性选秀节目的雏型。由日本著名电子企业卡西欧全程赞助的这项群众性赛事,为上海引进了日本电视节目的制作规范和经验,提升了节目收视率和人气度,也带去了大量广告收入。韩庆愈每年都去上海出席颁奖晚会,他每年也为上海电视台汇去上亿日元的广告费。可以说,在中日电视节目交流之初,向阳社是一马当先,独占鳌头。

八、首开日本广告登陆中国新纪录

韩庆愈是媒体界的前辈,是出版业的行家,更是广告界的重镇。尤其在中日广告交流方面,韩庆愈是当之无愧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改革开放后,中国报纸刊登的第一个日本广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第一个日本广告、上海竖立的最大的日本广告牌、外滩出现的第一个日本广告橱窗,都是在韩庆愈的推动下实现的。80年代初,韩庆愈和向阳社几乎成为日本广告在中国的代言人。

韩庆愈接触广告时间很长,在1953年主办《大地报》之前,他曾在原来的《国际新闻》当过记者。当年,《国际新闻》与香港《大公报》合作,以新年号的方式把日本商品和广告刊登在《大公报》上,藉以向大陆读者宣传介绍。年轻的韩庆愈就是这些项目业务的担当者。1967年,《大公报》在北京刊登了日本显微镜品牌奥林巴斯的广告,这是中国国内媒体做的第一个日本广告,让人记忆深刻。

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对境外开放广告的媒体,有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北京的《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韩庆愈捷足先登,向阳社与上海广告公司合作,全面代理了日本产品在中国大陆的报纸广告。1979年,北京《工人日报》第一次刊出了全版东芝广告。在北京饭店,东芝社长见到韩庆愈,低头道谢。《工人日报》首次刊登全版外国广告,不唯一个广告而已,作为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风向标,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新闻,也让东芝收到了超值的宣传效果。此后,中国的主流报纸、杂志以及地方报纸,逐渐接受了日本产品广告,形成了第一次以商品为代表的日本浪潮。

韩庆愈回忆道,当年上海十六铺码头上竖起的第一个霓虹灯广告是东芝,外滩的第一个路牌广告是东芝,和平饭店开设的大陆第一个橱窗广告是精工表,浦东最大的霓虹灯广告是NEC和三洋;在广州,解放桥旁的华侨饭店,整个八楼侧墙由东芝做成全幅外墙广告;在天津,天津贸易大厦顶楼最大的霓虹灯是东芝……这些都由韩庆愈推动,是向阳社代理的杰作。为此,韩庆愈作为日中广告行业的名人,经常受日本广告业协会、广告主协会的邀请,为他们讲解中国广告市场现状和代理对中广告的经验。韩庆愈每每利用这些机会,鼓动日本企业到中国做广告,成为日中广告的架桥人。

韩庆愈投身日中广告交流,从事对中广告代理业务的最高潮,当属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受到世界重视。在奥运会期间,向阳社成为日本广告投放中央电视台的总代理。当时,日本的19家大型企业广告全部由向阳社代理引入,创造了日中广告交流史上的辉煌时刻。

九,向阳免税店开启华人免税事业

  1999年后,日本开放中国人集体赴日观光,吸引中国人成为日本观光立国的重要客源。与此相适应,面向中国人的免税商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在上个世界80年代初,在中国人免税店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韩庆愈就较早地涉足这一领域,成为开拓者。

  1982年,韩庆愈开设了在日中国人第一家免税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韩庆愈认为这纯粹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当年,中国大使馆内设有一个小卖部,访日中国代表团都到大使馆排队买日本商品,给使馆正常工作带来麻烦。有工作人员甚至发牢骚说,“我们是大使馆馆员,不是商店店员”。当时的符浩大使和徐敦信参赞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找韩庆愈商量。为了替大使馆排忧解难,韩庆愈爽快地答应由向阳社出资,租了一个门市部,聘用两名店员,开设了最早的专门面向中国人的商品销售窗口。

  向阳社每月出资50万日元维持店铺营业,所有商品的标价与进价一样,为中国客人提供实惠。这在日本的零售行业是一个奇迹。当年,三洋公司的商品批发人员发现了这个不加价的销售商店,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又感动于韩庆愈为中国客人提供便利的真诚,遂由三洋公司每月提供30万日元资助。

  日后,有日本朋友提醒可以利用免税制度,韩庆愈就到大藏省申请免税执照,获得15%的免税指标。由此,日本出现了第一家面向中国客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免税店——向阳免税店。鉴于日本商品从批发到零售,可以有30%的加价空间,向阳免税店就把15%的免税指标回馈给客人,另外15%的利润用于商店的维持和发展。从80年代到90年代,向阳免税店从白山开到小川町,又搬到九段下,成为在日中国人免税行业中一个响亮的品牌。


十,祖国强大是旅日华人坚强后盾


  从不满20岁的纯真少年,到阅遍世事的蟠然一叟,韩庆愈在日本生活了60年,对中国和日本都有深厚感情。他希望中国好,日本也好,两者不能偏废,这也是今后工作和事业的主要任务。作为旅日华人历史的重要见证人,韩庆愈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才是华侨华人的坚强后盾。

  韩庆愈回忆说,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在东京工业大学读二年级。此前,日本同学知道他是中国人,但都说是美国战胜了日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没有力量。朝鲜战争的结果,推倒了日本人的成见,日本同学的看法变了。他们按逻辑推论,日本输给美国,美国输给中国,中国人了不起。韩庆愈记得当时有一个英国中尉来日本演讲,讲到英国机械化部队的汽车陷在泥里,中国志愿军赶上来,帮他们把车拉出来,说你们走吧,不要打了。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第二支这样的仁义之师。朝鲜停战协定签定时,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休战协议上签字,让韩庆愈等旅日华人深感扬眉吐气。

  1955年,新中国在日本举办了第一个商品展览会,韩庆愈在秘书处担任翻译工作。他看到十几万日本人络绎不绝地赶往晴海展示场,参观中国商品,见证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感动异常,记忆犹新。1956年,梅兰芳访日演出,轰动日本,韩庆愈为舞台监督做翻译,也负责安排梅先生的日程。演出团与日方相处得很好,韩庆愈更为中国的国粹艺术能感动东瀛而自豪。

  韩庆愈与日本人打了一辈子交道,深感日本人做事认真, 但人情淡薄。他记得老留学生留下几句对日本的评语:人无情、鸟无语、花无香。不过,既然留在日本生存发展,就得入乡随俗。韩庆愈17岁来日,在日本上完中学、大学,参加过各行各业的工作。他认为与日本人交往,应考虑周详,不能随便。韩庆愈觉得,一方面日本人需要我,希望我提供方便,这是最大的机遇;另一方面,我又要考虑中国需要什么,日本能提供什么,这样的交流才能成立。现在有流行语叫“双赢”,一辈子从事中日对译的韩庆愈一直想找到与之对应的日文讲法。安倍首相去年访中后,中日发表建立“战略性互惠关系”。韩庆愈认为“互惠”就是“双赢”最贴切的实质与内涵。

  韩庆愈长年在早稻田大学、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因为他认为不了解中日交流历史,不懂中国文化,光学中文是不够的。他在教学中讲的《魏志.倭人传》,讲遣隋使遣唐使,讲阿倍仲麻吕埋骨盛唐,讲鉴真和尚东渡传道,讲中日友好的历史,也讲近代日本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认为中日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

  韩庆愈虽然已年过八旬,但依然精神矍烁。青藏铁路开通后,他组织日本代表团访中,亲自乘坐火车,全程走完了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今年,他还将带领日本的铁道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快速铁道,同时也考察台湾高速铁路,实现两岸铁道交流。近年来,他带日本人去中国访问考察,曾有国人听他讲日语,就指著他说“看这个汉奸”,显示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在中日关系中还存在很深。韩庆愈说,我们这代人从事了一辈子交流,我们的任务就是缓解仇恨心理,促进中日理解,增进中日友好,这也是馀生最大的心系所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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