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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创三文鱼产业:日料店流水下降九成
日期: 2020/06/28 15:28 阅读: 178 评分: 7.00/1
来源:极昼
6月22日晚,北京CBD商圈内的大望路地铁站周围人潮涌动,被冠以“中国店王”之称的奢侈品商场SKP-S对面,千羽鹤海鲜居酒屋却门庭冷落。从17点到19点半,迎宾感应器只播放过一次“欢迎光临”,仅有的两位客人坐在隔间内,身影被日式门帘遮住了大半。

平日里,这本是最繁忙的晚高峰时刻,最多能同时容纳50人的店面,空位只占三四成,4个隔间常常是全满的状态。新发地市场出现疫情近半个月后的这个晚上,没有外卖员上门,服务生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厨师也从开放的操作间退回后厨。一份寿喜锅、两瓶啤酒,总价不超过200元,是这两个半小时仅有的收入。

从6月13日凌晨,媒体报道新发地市场的三文鱼案板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开始,北京主要商超连夜下架三文鱼产品。一时间,大众对三文鱼的恐慌骤起,相关产业链遭受巨大冲击,从批发商、零售商到以刺身为主打菜品的日料店,销量纷纷降至冰点。

尽管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副主任施国庆在6月16日晚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三文鱼是新冠病毒的宿主或者中间宿主,但行业复苏仍不知何期,有些从业者展开自救,有些则不得不继续等待。

山雨欲来

京深海鲜市场总是苏醒得很早。每天清晨5点,市场西侧的光彩路便开始堵车,一辆接一辆的货车排起了队,有的干脆停在公交站卸货。发动机的轰鸣混合司机的催促,偶尔钻出几声刺耳的鸣笛,商贩们踩着腥臭的积水,叮叮咣咣地把海鲜扔上板车、运进市场。

这里是北京最大的海鲜集散地,占地面积约有10万平方米,最多时有商户一千余家。刘婉君在其中一间专门批发三文鱼的档口担任经理,这间档口每周进出的货物有20余吨,供给北京的上百间日料店以及国内不少地方的批发市场。

6月12日清晨,天空微微阴沉,好几间日料店已经派人来取货了,数十箱三文鱼从-8℃左右的冷库中运出,在物流场内等待装车。这似乎只是一个惯常的清晨,除了人们戴的各色口罩,看不出和过去有什么分别。

令刘婉君最先察觉到异常的,是进入附近一间三文鱼批发档口的一群人。她远远瞥到不少陌生面孔,后来得知,其中有防疫、工商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人们做出各种猜测,刘婉君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上午9点左右,行政执法人员还没有离开那间档口,市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逐个档口通知:由于疫情原因,市场将暂停营业,进行严格排查。很快,刘婉君所在的档口被贴上封条。她让档口的大部分员工回去休息,自己和3位刚刚结束发货的同事留守。

那天,防疫人员在京深海鲜市场抽检了283件环境样本,其中就有刘婉君所在档口的冷库存放的三文鱼。直到正午,她准备走出市场大门时却被拦下,这才发现市场已经封闭。隔离线外聚集着外出归来的商户和前来拉货的司机,谁都无法进来。

疑惑直到下午才得以解开。数家媒体发布消息,丰台区当天通报的两例新增确诊病例中,有一例曾到访过京深海鲜市场。在市场的一条通道里,刘婉君和上百位售卖三文鱼的人员以及可能的接触者一起,接受了核酸检测,随后被安置到一个废置的菜场。

大家就地取材,拿些硬纸壳、泡沫板坐着,或者把三轮车、电动车开来,倚着休息。入夜,一些年长者爬上原本用来摆放蔬果的案板,稍微打个盹,更多的人则保持清醒,等待着核酸检测结果。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被安置在废置菜场的商户普遍对市场内的检疫状况很有信心。刘婉君也是如此,档口进口的三文鱼在机场海关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进入市场之前,也要出具相关证明。但她仍旧整夜没有合眼,毕竟更重要的是“给客户吃颗定心丸”。

6月13日凌晨4点半左右,京深海鲜市场的领导来到菜场,拿着喇叭宣布,各商户全部通过核酸检测,当天可以正常营业,随后整个市场将进行为期3天的消毒。人群中响起欢呼和掌声。

刘婉君松了口气,开心地回到档口。熹微的晨光下,招牌上的几个大字亮着白光,她按下快门,把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京深海鲜市场正常营业,数百商品及人员全部通过核酸检测。”后面还附上了撒花庆祝和鼓掌的表情。

她以为,这二十多小时的经历只是一段小插曲,一切都将很快恢复如常。

谈三文鱼色变

刘婉君不知道,在天亮之前,一场风雨已经向三文鱼产业链靠近。

刚刚过去的12日晚,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相关部门抽检时在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到了新冠病毒,而该产品的货源来自京深海鲜市场。13日0点消息一出,超市发、物美、家乐福等大型商超连夜将全部三文鱼产品下架,饿了么、美团等线上购买渠道也不再出售此类产品。

回到档口的刘婉君没有看见消息,她忙着在微信上招呼需要备货的客户抓紧下单,还建议“最好备上三天的量”。不到半天时间,工作人员忽然向外清理物流车辆,并通知各商户:市场很快将会封闭,为消毒工作做准备。

档口还有3吨多的鲜三文鱼,刘婉君清楚,等封闭结束,这些货物的品质已经不能保证,只能将冷库温度从-8℃下调至-25~-18℃,把货物做冰冻处理。她按着温度控制器的“-”键,心中五味杂陈——这意味着,货物的售价此后可能至少降低五成。

大众的恐慌骤起,相关影响很快传递到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丁一飞夫妇在海淀区某中高端农贸市场开了一家三文鱼专卖店,时常从刘婉君的档口进货,主要面向个人销售。13日,店铺已经按照市场的要求关闭,两人却比开店时更加忙碌,微信弹出上百条消息,电话也快被打爆了,客人们担忧不停:“做核酸检测了吗?结果怎么样?”

丁一飞夫妇本在当天上午就前往附近的一家公立医院,打算做核酸检测,但被告知暂不接待个人。他们很快搜索到第三方检测机构,费用是260元/人,比公立医院贵80元,两人没有犹豫,选择了最近的预约时间。

那晚,丁一飞的妻子一夜未眠。14日清晨,他们早早到达15公里外的检测机构,赶在第一批采样。随后,他们又火速赶回店铺,丁一飞把封住店门的两道宽胶带撕下一半,打开店门,配合疾控中心采集环境样本。一名全副武装的检疫人员独自进入,拿出冰箱里剩余的十几条三文鱼,逐一取样。

等待结果的滋味实在难熬,两人每5~10分钟刷新一次手机,还拜托了几位朋友一起查询,后来干脆跑到检测机构去等。之前机构告知,结果最晚会在15日下午5点出来,他们将信息同步给客人。“好多客人(时间)掐得特别准,5点5分、6分、10分,电话就全打过来了。”

但结果迟迟未出。后来,机构声称可能遗失了两人的数据,只能16日重新检测。客人更是跟着着急,有些甚至打到市长热线投诉。直到17日拿到阴性的结果,丁一飞夫妇的手机才开始消停一些。

对于CBD商圈内的千羽鹤海鲜居酒屋,冲击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显现出来。13日,有三分之一的客人取消了当晚的预约。最初,老板娘许凡凡并没有将其与三文鱼的新闻相关联,客人对三文鱼只字未提,甚至没有谈到疫情,他们只说:“哎呀小许,我今天有事来不了了。”

那天晚上,没有一位客人点三文鱼刺身,尽管菜单还没来得及贴上“沽清”的标签。还有好几位客人旁敲侧击:“你们的海鲜是哪里来的?”许凡凡这才意识到,大家真的害怕了。她熬夜在公众号发表声明,贴出三文鱼入境时的检验检疫证明。

整个链条的从业者们都在期待官方尽快对“三文鱼带毒”的传闻做出回应。直到14日下午,丰台区副区长张婕在北京市第11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经过对京深海鲜市场的公共区域以及海鲜区,特别是三文鱼交易摊位的抽检,得到的186件人员咽拭子和283件环境样本均为阴性。这一消息被某海鲜行业的自媒体解读为“官方为三文鱼辟谣”,迅速成为10万+的热文,刘婉君、许凡凡等均转发。

16日,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施国庆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三文鱼是新冠病毒的宿主或者中间宿主。在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相关的局部场所,确实发现了三文鱼被污染的情况,但进入到污染场所之前的三文鱼,并没有检测出新冠肺炎病毒。

从业者们得到慰藉——这下三文鱼算是“清白”了。然而,过去的5天里,除北京外,成都、福州、杭州、南京、石家庄、武汉、珠海等地已经相继紧急下架了三文鱼产品。

停不下的危机

不利的消息仍在涌现。有媒体称,德国一家电视台揭露了挪威北部三文鱼养殖场的乱象:大量三文鱼挤在充满排泄物的浑浊海水中,患病的三文鱼身上“布满大如手掌的溃疡”,有的已呈S型畸形。还有传言称,北京某日料店严正声明之前宣传的进口三文鱼均为国产虹鳟,其安全性完全可以保证。可究竟是哪家日料店,谁也说不清楚。

自6月16日以来,千羽鹤海鲜居酒屋的生意没有任何起色。新一波疫情出现之前,每天的客流量约为七八十人,如今普遍降至个位数。有那么几天,一桌预约的客人都没有。以至于最近迎宾感应器的“欢迎光临”每次响起,许凡凡都激动跑去楼梯口看。

居酒屋的日均流水从一万四左右降至两三千元,外卖收入也遭腰斩。店内主打进口海鲜菜品,占到流水的一半左右,之前每桌必点的刺身,如今一天也卖不出几份。有那么一两位老顾客专门到店“力挺”三文鱼,许凡凡欣慰又无奈:“有也不能卖给你,熟的也不做了。”

日料连锁品牌同样受到巨大打击。据中新社报道,在北京有32家门店的村上一屋近日的营业额下降了80%。

一些并不售卖刺身的日料店也被波及。张帆在朝阳区经营着一家面积不大的烧鸟店,主打烤鸡肉串,海鲜菜品仅有烤青花鱼、烤秋刀鱼、章鱼小丸子等,均为熟食。北京新一波疫情以来,日均流水下降了50%左右,“最惨的一天只有两位客人,流水不过200多元”。

雪上加霜的是,烧鸟店的许多食材和日式调味料的供应商是京深海鲜市场的日本货商。市场封闭后,不愿轻易改变配方的张帆很难找到替代货源。有时,她不得不从华堂商场这样的日本百货以零售价订购,那里的10盒伊势鸡蛋共60个,接近400元,同样的价钱,在原本的供货商能买到400个左右,蛋卷瞬间成了亏本菜品。

即便如此挽救,店内仍有四成左右的菜品下架。煎饺要用浜松饺子煎,拉面的骨汤要加入特制汤包,还要搭配腌制过的麻笋,咖喱也是制定的品牌……这些原料,张帆统统买不到。菜品选择少了,对客人的吸引力会大打折扣。

危机持续蔓延,全国范围的进口海鲜市场历经震荡。

澎湃新闻探访了上海的江阳海鲜市场。视频中,常年满满当当的停车场只有零星几辆货车,所有档口都呈现出低迷的状态,“玩手机的玩手机,逗狗的逗狗”。上海的三文鱼已经重新上架,有批发商将进价70多元/公斤的鲜鱼以30多元/公斤的价格甩卖,但只有饲料加工厂下单。

顺景发集团的华东区总监介绍,波斯顿龙虾、面包蟹、珍宝蟹等产品的销量全部下降了95%左右。西安、厦门等地也有商户对媒体表示,进口海鲜几乎无人问津,有些甚至不得不批发一定数量的国产海鲜维持生意。

国内销路受阻的同时,国外的部分货物也运不进来了。许凡凡从日本鹿儿岛进口的黄鲥鱼以及从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进口的鲷鱼、刺贝都断了货,“有的卡在了海关,有的只说受到疫情的影响,发不了货”。

积重难返

“今年是最不景气的。”许凡凡从事餐饮行业20多年,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还是2012年保钓游行时与朋友合伙开的日料店被砸,她都没觉得这么难。

从今年大年初六开始,她的居酒屋一天都没有歇业过。“2月生意实在太差,天天卖一两千块钱”,一个月下来,亏损了五六万元,许凡凡觉得撑不下去,开始尝试投资虚拟货币。这是朋友从去年11月开始屡屡推荐的副业,她之前从未心动,因为连股票都没炒过的她确实不懂,况且居酒屋的收入足够生活了。

进入3月,居酒屋的生意渐渐有些起色,每月勉强赚了5000元左右。直到5月,才恢复至疫情前的七八成。

刘婉君和丁一飞夫妇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前者所在的档口在2月底复工,但只有极少数客户会来订货,量也很小,3、4月业务稳步恢复,但仍然处于亏损状态,5月恢复至疫情前的七成,刚刚开始扭亏为盈;后者的三文鱼专卖店在3月3日复工,最初每天的流水只有几百元,一次只敢进50斤货,到4月底客流渐渐回暖,流水有六七千元,进货量也升至一两百斤,即便如此,与疫情之前日均一万多元的流水仍有差距。

而张帆的烧鸟店,是疫情期间新盘下来的。这个门面原本也做着日料生意,因为厨师多是湖北人,开年无法归京,便没有撑过去。烧鸟店4月份开始试营业,张帆满怀希望,以为躲过了餐饮寒冬,期待着尽快把前期投入的35万赚回来。


6月22晚,千羽鹤海鲜居酒屋门庭冷落,厨师从开放的操作间退回后厨。

经过这半年的一波三折,没人可以预测自己多久能从这次的危机中恢复过来。

许凡凡觉得如今“比第一轮疫情时更难”,马上要交居酒屋下个季度的房租了,每月6万元,一下要拿出18万来,她倍感压力。除了店铺租金,她还要支付员工宿舍的房租,宿舍在居酒屋附近,同样是CBD的地段,加起来每月将近1万7千元。而8个员工的工资,至少6万元。再加上水电、税费等等,要想回本,一天起码得有七八千元的收益。

这半个月以来,居酒屋每天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卖不到。观望了10天之后,许凡凡终于决定将员工分成两班,轮流工作,以降低人工成本。第一波疫情时,她曾和房东商量减免一个月房租,房东先减了半个月的,说是如果年底生意仍不见起色,再减半个月。如今,她准备跟房东商量,这次交房租时就把这个“减免额度”提前用掉。

张帆在新一轮疫情出现后,就主动开始隔离。6月10日,她曾开车去京深海鲜市场取货:“全程没有(与市场人员)接触,打开后备箱,人家把货放进来,我就掉头开出去了,一共只停留了8分钟。”

隔离的14天里,她在线上四处联系新的货源,再统计原料不全的菜品,将其从菜单上剔除,还把沙拉换成了炒熟的蔬菜。她还决定为烧鸟店开辟外卖业务。如今,美团外卖上的所有注册流程已经基本完成,厨师发来了初拟的定食菜品,照烧鸡排、辣白菜炒五花肉、温泉蛋牛肉饭、炒乌冬面……只等她结束隔离后试吃,敲定最终菜单,外卖业务便可启动。

刘婉君和丁一飞夫妇运气就更差些。13日档口关闭时,刘婉君从挪威预订的一批重约3吨的鲜三文鱼刚刚到达海关,正在运输途中的也有几批。她几经周折才让这些货物返航,所造成的损失,要和挪威的供货商共同承担。据挪威海产局的消息显示,今年第24周,挪威冰鲜整条三文鱼对中国出口量为240吨,同期相比下跌34%。

在那之后,刘婉君档口的业务完全停滞,有员工打来电话表达去意。她知道,再这样下去,是留不住他们的。而档口的月租在两万元左右,冷库的电费每月上万元,3吨多的货物冻在库里,销路仍是未知数。但刘婉君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京深海鲜市场的复市通知。

丁一飞夫妇听到风声,自己的专卖店可能要在两三个月后才能解封。店铺的月租8500元,冷库在夏天时的电费每月大约5000元,还有十多条三文鱼砸在手里。小家庭每月的固定支出也不是小数目,房子买在北京南边的涿州,月供4000多元,海淀区租的房子每月4500元,还有车贷近4000元。丁一飞估算了一下,存款大概能撑两个月。

新一波疫情前,丁一飞曾和妻子商量,从专卖店下班后可以再去摆摊卖加工好的三文鱼片,弥补前几个月的亏损。为此,他还专门咨询了食药监局。如今,他的计划被迫搁浅。

上周末,他和妻子特意开车到涿州,考察了高铁站周边和高速路口的地摊。“基本都是卖菜的摊位,一天顶多赚个三五十块。还有一些卖衣服的,也不行。”一圈下来,两人更觉迷茫。

6月25日,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张帆结束隔离。前一晚北京下了场雨,些许的微风从东方吹来,温度还算舒服。烧鸟店下午开门后,她将试吃、敲定厨师新开发的外卖套餐。这天的选择能否使店里脱离困境?她也说不好,只能先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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