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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垃圾分类进入持久战
日期: 2019/09/25 08:42 阅读: 262
“我们在跟人打交道,不是跟垃圾。”在上海香港丽园小区四分类垃圾桶旁站了70天的志愿者都来娣说。这位68岁的上海老阿姨认为,协助完成垃圾分类这件事,仅掌握怎样快速区分干湿垃圾的专业知识并不够,最关键的是,要有“很强大的内心”来与每一个丢垃圾的人打交道。

7月1日,预热了19年的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在这之前,还从没有哪一次环保运动能够这样广泛而深入的联系起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的每一天。

在《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的近一百天时间里,垃圾分类如一只多棱镜,持续多面地显现着人们在这场强制环保运动下的内心景象——有的人从中找到了成就感和骄傲,或是看到了商机;有些人则觉得被逼无奈,像是自己的生活遭受了某种损失;还有的人在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感到挫败,试图逃避,甚至在坐等垃圾分类结束的那一天。

对于“环保主义者”周春而言,垃圾分类这件事更像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启示”,突然砸到自己头上,成为她的事业,也打破她曾经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自嗨”。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发动社会上最多的人参与进来,”周春说,“你要从别人的需求去思考环保这件事,你得知道跟你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关心的是什么。”

“你得知道人们关心的是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觉得环保这件事与自己有天然的联系,人们更多关心的只是自己眼下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直到想清楚这一点,周春才发觉自己在环保这条路上“落地”了。

听着居委会书记在小区垃圾桶旁跟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做得好,房价说不定也会涨”,站在一旁的周春在心里赞叹“这太妙了”。

她还学会了在给居民的垃圾分类绿色账户积分兑换礼物时,不再送环保的麦秆餐具,而是换作普通的牙膏和肥皂。在她眼中环保又健康的麦秆餐具,小区阿姨们领到后的反应却常常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不就是一次性餐具?”

“你跟他讲了两天两夜的环保,可能还不如换一块香皂有用。”周春说,“你得不停的调试,找到人们和垃圾分类有关系的点在哪里。”

作为协助推动上海虹口区嘉兴路街道84个小区进行垃圾分类的第三方社会企业“圾不可失”,创办者周春的身上有很多“光环”:200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做了5年公务员后,辞职投身环保组织做志愿者。2013年美国陪读丈夫的过程中,周春考取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很长时间里,环保在周春心里都是一件“特别崇高”的事。在她看来,人们应该理所当然的支持,至少是认可环保这件事。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让她意识到,她曾以为的环保不过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自嗨”。

其中一件事发生在她朋友身上——一个想去贵州贫困县推广有机农业的人,却在那里捡起了垃圾。当地人不明白什么是有机农业和环境保护,相比之下,更希望这里可以多建几个工厂,多一点收入。

意料之外的是,“垃圾”成了人们的共识。由于当地没有垃圾收运系统,一条原本可以游泳的河里堆满了垃圾。她的朋友跑去河边捡垃圾,时间久了,观望的居民们也跟着捡。一个月后,河流恢复干净,居民捐款建起了垃圾收运系统。

周春将这件事视作“一个比喻”:当环保与每个人的需求产生关系时,改变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对于周春自身而言,不论是去海拔4600米的青藏高原无人区保护斑头雁,还是在美国波士顿码头海面上捞垃圾,连接起她与环保这件事最深层关系的,是距上海老港垃圾填埋厂不远处的一个被垃圾侵蚀的村子——那个她想回却回不去的家乡。

在美国申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时,周春在申请书中写道:希望自己“可以创造一个选择”,回到家乡,留在那里。

2016年回国后,周春返乡做起了有关生态社区发展的项目,推广在美国“很时尚”的对环境友好的有机农业。但她发现,就连自己身边的“精英朋友们”都不怎么买“有机”的账。

去年6月,周春“进城”到上海长宁区的一个小区推销有机蔬菜。了解她的项目后,居委会主任跟她说:我不要有机菜,你要不要来我们这儿做垃圾分类?

周春接下了以第三方社会企业的身份协助街道做小区垃圾分类的工作,心里还执着于“卖菜”的事。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她突然想明白:你一个卖有机菜的,人家却一定要塞给你钱,让你做垃圾分类,这不就是环保中的刚需吗?你应该认真去对待这件事。

2019年7月1日,《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了各类主体的法律责任。自此,上海正式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在周春看来,对于环保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所有人都不能说这个事情与我无关,因为所有人都要扔垃圾”。

周春发现,那些退了休的上海老阿姨志愿者们,在经过团队的培训后,已经能很好的挖掘出居民们的诉求。

“把楼道里的垃圾桶撤掉,你家夏天是不是就闻不到垃圾的臭味了?每天不用从电梯里运垃圾桶,电梯里是不是也不难闻了?”香港丽园小区志愿者都来娣和居民说。在她看来,垃圾分类这件事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垃圾桶的“撤桶并点”阶段。这意味着,居民除了要在家庭源头上完成垃圾分类,还要到楼下的定点垃圾桶去扔垃圾,这让他们觉得生活原本的便利性遭受了“损失”。

上海东方都市小区志愿者沈心娣和小区自治团队为此想出另一种弥补“损失”的办法,她们向居民展现着垃圾桶“撤桶并点”后小区规划的新“蓝图”:这些单元门口的垃圾桶撤走之后,我们可以多好几个停车位啊,很实惠的!还可以多摆些绿植,小区变得更漂亮了呀。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强制垃圾分类面前,周春和她的团队还在寻找着一种自下而上的可能:“你需要从别人的需求去思考环保这件事,你得知道跟你一起做这件事的人,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曾有小区在垃圾分类执行的第一天,变身成为“垃圾场”。由于垃圾桶边的物业人员拒收居民未做好分类的垃圾,小区里到处堆放着垃圾袋。物业人员“表态”:我们就是要等着居民的正能量爆发出来,等他们自己看不下去了,自觉把分类做好。

周春被这一幕“气笑”了:“实际上这不可能激发出正能量,如果放任这样乱扔下去,那些还在坚持垃圾分类的人就会发现:我分了也没用,也会跟着乱扔垃圾,产生‘破窗效应’。”

她想起了自己在哈佛上课时,学过的一个案例——纽约地铁开展的“反涂鸦”行动:为了治理地铁里滋生的脏乱、逃票、吸毒等现象,纽约新上任的市长做了一件事:把地铁墙面上的涂鸦“刷白”。此后只要出现新的涂鸦,会继续刷白。“刷白”这个简单的举动开始让人们意识到:这个地方有人在管。

“其实人们心里都有一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变好的愿望,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你只是要给他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让他感受到我有这样的力量。”周春说。

“我们真像打仗一样啊”

虽然已经有很强的心理准备,在80多个小区推动垃圾分类这件事对于周春而言仍是件“超难”的事,因为“70%的精力花在沟通,做事只是30%”。

给小区垃圾分类的“三驾马车”——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开联席会,是周春和她的团队在每个小区里推行垃圾分类时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事:“垃圾分类这块工作以前没有人负责,现在多出这一块工作,就要分清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定下一个方案,否则你往东我往西怎么搞?”

在周春看来,垃圾分类背后有一种普遍性“心理”——人们会感觉自己遭受了“损失”:居民扔垃圾变得不方便;物业撤桶会被居民骂,可能会因此收不到物业费;居委和业委也会遭受民意上的压力,有些业委会甚至在撤桶的过程中被骂成“叛徒”。这种对“损失的厌恶”会滋生出“三驾马车”之间的相互推诿和指责。

“那种感觉就像你被夹在老妈和媳妇之间,”周春笑着说,“你需要几方安抚,同时明确每一方的责任,比如,当物业推诿时,就会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条例规定的很清楚啊,你有责任的。先让他们答应把桶撤下来,而且一定要让他们给你一个时间表,否则他们很容易‘好好好’,然后再也没有然后了。当居委会因为民意的压力,抗拒撤桶时,我会说,你不撤也可以,那你有没有那么多志愿者站在垃圾桶边上,指导监督居民的垃圾分类?就一点点引导,慢慢磨。”

不少小区的业委会核心成员退休前是律师、厂长、教授、集团的书记等。有一次,联席会上,在周春对面,仅业委会代表就坐了六七个这样的“厉害角色”。他们强烈反对撤桶,要求在每层25户的楼道内加桶变成垃圾分类点。“每层25户,没有足够的人监督,你怎么找到乱扔垃圾的人呢?”周春觉得加桶的方案在这个小区不可行。她试图打断业委会代表们强势的谈话,却被呛回来:“你干嘛打断我们,还没说完呢!”作为联席会的协调者,周春和同事有时也会“躺枪”:“街道花钱请你们第三方,还不如去买垃圾桶呢!”

有时周春也不得不“拍着桌子拼嗓门”:“不撤桶也可以,你们能保证让居民从源头上完成垃圾分类吗?”吵了两个小时后,这个小区的“三驾马车”达成一致:在加桶的基础上,让85%的居民在一个月内从源头上完成垃圾分类。后来结果是,本该由居民完成的垃圾分类仍要靠物业保洁人员的“二次分拣”来完成。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逃避’,大家倾向于不愿意去做那个难却对的事,而愿意去做容易的。”周春说,“我们还要再看看这个小区的‘形势’怎么变,看什么时候可以推一把。”

每次开完联席会,周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判断出这个小区是否能将垃圾分类做成——只要居委会、物业、业委会或是志愿者团队,有一方能力很强,或是态度很坚定,这件事情通常就可以成功做下来。在周春服务的80多个小区中,90%都可以找到这种“苗头”。

比如说,爱家豪庭的小区物业做得很好,每年都不愁收物业费,物业唐经理在业主中的威信很高,在向居民推行垃圾分类时,他更有优势去主导。在爱家豪庭小区刚刚撤桶时,有居民因为对居委会不满,曾把垃圾扔到居委会门口。唐经理自己把垃圾捡走扔回垃圾桶,给情绪和矛盾降温。

也有一些小区,很大程度上是由志愿者团队打赢了“垃圾分类仗”,很多上海老阿姨志愿者对此“深感骄傲”。

“最开始我们真像打仗一样啊,打一场垃圾分类仗,现在我们小区96%的居民都可以做好垃圾分类。”香港丽园68岁的志愿者都来娣说。作为香港丽园小区垃圾分类的志愿者队长,都来娣在这场“垃圾分类战”打响的70天时间里,时刻从40多个志愿者那里掌握着小区垃圾分类的“前线消息”,准备应战。

“有人拿着八袋垃圾,不破袋就直接往垃圾桶里丢。”志愿者发现新问题。都来娣打算亲自“来会会”这个人。在垃圾桶旁等了三四天,“那个老头”终于拎着一个大垃圾袋出现了。由于他只会说异地方言,都来娣和他“你不懂我,我也不懂你”,情急之下都来娣没带手套直接打开垃圾袋给他分垃圾,全部分好了才一一扔掉。

在为志愿者做培训时,周春和同事们通常谈论的第一条就是志愿者在垃圾分类中的“定位”,即志愿者和业主是“平等的”,都一样是小区居民。他们建议志愿者在垃圾分类刚开始时,不只是口头上劝,还要动起来。“居民本能的可能很抗拒这件事,但你可以做给他看,用行动告诉他这件事没有那么难,很简单,他可能就会开始自己尝试。”周春的同事IRIS说,“这时候我们还会再加几句话,这次我帮您拆,下次您自己来。”

有一个住在小区的外地商人专门骑着电动车跑来找都来娣“谈判”:我老婆带着小孩下来丢垃圾很麻烦,等我下班回来,楼下的临时垃圾点位已经关了。都来娣说:“您是一个老板,最懂得如果改变不了这个市场就得改变自己的,对吧?来上海打拼就得适应上海的制度啊。8号楼还有一个点位24小时开着,您多走两步可以丢到那里去,大家都是这样的。”后来老板“按规矩”扔了垃圾,碰到都来娣时,也常和她寒暄打招呼。

在志愿者执勤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居民坚决不肯分类投放垃圾,将垃圾袋直接扔在志愿者身上的事情。还有的居民会觉得志愿者“多管闲事”,对站在垃圾桶旁的都来娣说:您怎么这么傻,这么大岁数站在这,挨着垃圾桶,脏东西都会进到你们的肺里去的,你们要是生病了,你们的子女怎么想?

“他想要发泄一下,你就让他发泄一下,对吧?久了,他就不好意思了。”都来娣说,“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跟人打交道,而不是跟垃圾。”

虽然一再强调自己“内心强大”,但在垃圾桶旁“战斗”的日子里,都来娣还是瘦了七八斤。在垃圾分类开始前,那张穿着旗袍参加社区沪剧演出的照片里,都来娣还是一张跟现在完全不同的圆脸。

“妈,你们垃圾分类搞完了吧?”

随着志愿者执勤期的渐次结束,热闹的上海四分类垃圾桶边也“安静”了下来。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数据称,截至8月底,上海垃圾分类使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4500吨/日,比2018年底增长了5倍;湿垃圾分出量达到9200吨/日,比2018年底增长1.3倍;干垃圾处置量低于15500吨/日,比2018年底减少了26%。

吃饭时,周幼敏的儿子问她:“妈,你们垃圾分类搞完啦?”周幼敏今年75岁,是上海四联小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哪有那么快的,人家国外搞了几十年,我们怎么可能只要这么几个月?”周幼敏说。

周春也收到过居民类似的疑问:你们这个是不是一个短暂的运动,搞完了就没有了?“这个是持久战,不是打一仗就赢了啊。”周春说。

眼下,周春和同事时常要去巡查一些还在“出问题”的小区。

“他们把屎倒在湿垃圾里面,而且不拆袋,志愿者阿姨一拆袋就‘哦’一声,溅了自己一身。”周春的同事大象说。“天——呢!”周春一脸惊讶和无奈。早上八点半,巡查回来的同事陆续回到办公室,交流着新发现的情况。这个小区是他们目前的“难点”之一。由于小区老旧,没有厕所的下水系统,当这个老问题与垃圾分类叠加在一起时,便成了棘手的新问题。

还有一个小区有六个大门,临近的街道上有公共垃圾桶,一些居民会趁机把没做分类的垃圾扔到外面去,“地上简直一塌糊涂,到处都是垃圾,堆满了。”大象说。“所以,这些路上的垃圾桶都要撤掉。”周春提出接下来的“对策”。

志愿者执勤期结束,也同时意味着垃圾桶边日常的“人为监督”消失了。这是周春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一步是改变人们的习惯,第二步就是怎么把效果维护下去,也是就是‘长效性’。”周春说。

有居民开始反映自己小区垃圾分类出现的问题:“最近垃圾分类又松懈了,我们小区已经没人监管了,全靠个人自觉遵守”;“今天下午走过几个小区,惊讶地发现每个垃圾房外都有堆放袋装垃圾。说好的定时投放,说好的人脸识别乱扔开罚单呢?”“我们的小区已经只有保洁人员来进行‘二次分类’了,红色的有害垃圾桶里也放纸板箱了”……

在周春和她的同事看来,维护垃圾分类效果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一定要让人觉得每个垃圾桶都是有人管的。否则就会出现“他没分,她也不分了,那我也不分了”的破窗效应后的效果“反弹”。

由于小区自身的情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小区都能顺利安装摄像头来监督垃圾分类。在周春看来,垃圾分类的“长效性”还在摸索中。其中,定期巡查制度,摄像头、智能垃圾箱等技术方式,都在探索。

随着垃圾分类的兴起,“热钱”也在朝这个领域涌进,其中最惹眼的就是智能垃圾箱。周春的团队也感受到了这种热度。一些投资人希望与她们进行智能垃圾桶以及可回收物方面的合作。对此,周春很谨慎,“投资人往往看重的点是可见的商业回报,但我不希望我们被逼到那个角落去。很多小区硬件看起来特别光鲜,但你去再看垃圾桶,垃圾还是混在一起的。”

很长时间里,工作日里的周春都是到处跑,“不停开着车排炭”,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被“追捧”,也觉得自己被“忽悠”。在一些早晨,周春六点半就会出现在靠窗的办公桌前。她需要在这个安静的一个人的时间里想一想:这到底是不是我的路?这到底对不对?

“你到底有没有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才是我们关心的事。”周春说,“上海没有地方填垃圾了,每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对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厉害,这些资源消耗完之后就变成了污染我们土地和水源的罪魁祸首。我们看重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怎么快速从里面赚钱。”

早上八点多,周春从办公室走路来到一个老小区中巡查垃圾分类,翻看了垃圾桶后,她站在桶边等待志愿者。一只忽闪着翅膀的白色蝴蝶吸引她观察起角落里居民自发搭起的“小花园”。“你看这些原本都是建筑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在地上废弃的高低不一的白色水池、泡沫箱、放酒瓶的塑料盒子里,居民填上了泥土,种了满盆名叫“死不了”的花。现在,五颜六色的花朵从那些“原本是垃圾”的容器里一丛丛伸出来。

周春时常会想起自己一直放不下的那件事——她曾在哈佛申请书上写下的:希望自己“可以创造一个选择”,回到家乡。

她的家乡在上海老港填埋场不远处的一个已经快要废掉的村子里。

那里河流的滩涂被垃圾填掉了,滩涂的下面就是造纸厂的废纸废液。房子边上是好几车的生活垃圾,小时候的周春就在那上面玩,捡垃圾,很开心,心想着:怎么城里人把头花都扔了?有一次她不小心点着了垃圾堆,烧了三天三夜。再后来,周春的妈妈就在那个滩涂上种菜给外孙吃,爸爸也从那条被污染的河里钓鱼给他吃,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弄来的好东西,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看着儿子吃着这些食物,周春“很揪心”。

“我们现在能做的有限,只能从一个比较远的小的角度去切入做一些事,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抵达那里,”周春说,“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回到那里生活,这是我最终的目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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