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因为反对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数十万人的街头游行，闹得沸沸扬扬。笔者也也来凑个热闹。
6月9日，大游行当天，组织方民间人权阵线宣布，有103万人参与游行；香港警方则称，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游行。但无论怎样，这都是近些年来香港最多人参与的游行。
事态蔓延至6月12日，反对者围堵了立法会，迫使推进《逃犯条例》修订的会议，不得不延期。示威者还与警察爆发了冲突。
那么，这些上街游行的民众到底反对的是什么呢？
这就需要从《逃犯条例》说起。
所谓《逃犯条例》，全称《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是要修订现有《逃犯条例》和《刑事案件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以便香港政府今后可与台湾、澳门，以及中国内地，以个案方式移交逃犯。
这个提案，源于2018年2月17日，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随行女友后逃回香港，由于台港没有引渡安排，港府未能把嫌犯引渡到台湾受审。
目前，香港的法律条文明确，香港移交逃犯的法律不适用于中国内地、澳门和台湾。
为此，2019年2月，香港政府建议删除这个限制，同时把审议移交逃犯申请的权利，从立法会转交香港特首，并由香港法庭作最终决定。
如果这一法例获得通过，包括谋杀罪、误杀罪等刑事犯罪，以及贿赂、欺诈出入境当局等37项可判监7年或以上的控罪，在经过香港行政长官提交申请，香港法庭通过后，相关罪犯可被引渡到台湾、澳门或中国内地。
这一法例剔除了政治犯罪和多项经济及商业相关罪名。也就是说，有这两项犯罪进行的罪犯，不会被获取引渡。
那么，到底香港各界为何反应这么大？香港的示威者们在担心什么呢？
这些可以从批评者的言论中获知。批评人士认为，该法实质上将允许香港几乎所有人在中国内地被逮捕和拘留。批评人士担心新法律不仅会针对罪犯，还会针对政治活动人士。
虽然上述法例剔除了政治犯罪和多项经济及商业相关罪名，还把移交门槛从可判监3年提高到7年，即触犯最高刑罚为判监7年或以上的罪名，才有机会被移交，批评者还是认为，中国当局可能会利用贪污、走私、诈骗、贿赂等指控，针对那些激怒中国内地官员的人。
批评人士担忧当局会利用《逃犯条例》将香港的异见人士、活动人士及包括外国访客在内的其他人，送到由中共所控制的内地法庭受审。
对于一些批评者的担忧，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笔者理解。
但现实是，目前修例草案，早已列明只涵盖可判处7年或以上监禁的最严重罪行，罪行必须同时是香港，和提出请求的司法管辖区——也即台湾、澳门和中国内地法例内订明的罪行，也就是说，必须是在香港法律体系下，被判处7年或以上监禁的罪行，并且非涉及集会、新闻、言论、学术、出版等自由以及政治罪行和多项经济及商业罪名，才符合移交条件，而且移交前还有行政及司法系统的双重把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剔除了政治罪行以及多项经济及商业罪名的修例，对未触犯严重罪行的港人，其实没有任何实质影响。即便触犯了政治罪行和经济及商业罪行，也不在修例所涉的可被引渡范围之内。
因此，不知道港人有什么好担忧的。
这背后，难道是港人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了吗？笔者以为，当然不是。
这背后更多的是，一些所谓反对者的政治操弄。有抵制的声音称，反对的原因是中国不是法治国，对中国内地司法制度缺乏信心。这场是为游行，跟以为很多香港的诸多示威游行一样，其实已经演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对抗而对抗”。反对修例，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反对声音都是出自政治因素，不了解此次修法是针对刑事案件，与政治无关；许多批评都是不理解移交疑犯是什么东西，提出的忧虑法例都已经保障。但对于这样的声音，很多港人双耳选择性失聪。
香港作为中国的领导，曾是英国殖民地，1997年根据“一国两制”政策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确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但很多人仍然活在殖民地时代，对曾经的施害者顶礼膜拜，对中国内地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犹如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要知道，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只有依托于中国内地，才是香港。如果，港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将香港推向与中国内地隔离，甚至独立的对立面，对于香港来说，那才是万劫不复。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高速发展之下，香港已经不再是那个中国内地只能仰视的“东方之珠”。更何况，香港之所以能崛起成为“东方之珠”，中国内地的因素是决定性的。这个现实，示威游行的港人肯定对此认识不清楚。
说实话，香港回归的22年来，中央政府并未过多的干涉香港事务。比如这次引发游行的修订《逃犯条例》，并非是由中央政府要求发起的；比如2003年的“23条立法”，因为所谓“威胁到了《基本法》规定的公民自由”，反对者的示威游行，让香港政府搁置至今。
显然，修订《逃犯条例》不能因为政治操弄就不再往下推进；“23条立法”不应该，也不会无限期搁置下去。因为，上街示威游行的毕竟是少数，而且这之中不乏借机生事者，以及不再少数的不明真相者。
6月9日，大游行当天，组织方民间人权阵线宣布，有103万人参与游行；香港警方则称，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游行。但无论怎样，这都是近些年来香港最多人参与的游行。
事态蔓延至6月12日，反对者围堵了立法会，迫使推进《逃犯条例》修订的会议，不得不延期。示威者还与警察爆发了冲突。
那么，这些上街游行的民众到底反对的是什么呢？
这就需要从《逃犯条例》说起。
所谓《逃犯条例》，全称《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是要修订现有《逃犯条例》和《刑事案件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以便香港政府今后可与台湾、澳门，以及中国内地，以个案方式移交逃犯。
这个提案，源于2018年2月17日，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随行女友后逃回香港，由于台港没有引渡安排，港府未能把嫌犯引渡到台湾受审。
目前，香港的法律条文明确，香港移交逃犯的法律不适用于中国内地、澳门和台湾。
为此，2019年2月，香港政府建议删除这个限制，同时把审议移交逃犯申请的权利，从立法会转交香港特首，并由香港法庭作最终决定。
如果这一法例获得通过，包括谋杀罪、误杀罪等刑事犯罪，以及贿赂、欺诈出入境当局等37项可判监7年或以上的控罪，在经过香港行政长官提交申请，香港法庭通过后，相关罪犯可被引渡到台湾、澳门或中国内地。
这一法例剔除了政治犯罪和多项经济及商业相关罪名。也就是说，有这两项犯罪进行的罪犯，不会被获取引渡。
那么，到底香港各界为何反应这么大？香港的示威者们在担心什么呢？
这些可以从批评者的言论中获知。批评人士认为，该法实质上将允许香港几乎所有人在中国内地被逮捕和拘留。批评人士担心新法律不仅会针对罪犯，还会针对政治活动人士。
虽然上述法例剔除了政治犯罪和多项经济及商业相关罪名，还把移交门槛从可判监3年提高到7年，即触犯最高刑罚为判监7年或以上的罪名，才有机会被移交，批评者还是认为，中国当局可能会利用贪污、走私、诈骗、贿赂等指控，针对那些激怒中国内地官员的人。
批评人士担忧当局会利用《逃犯条例》将香港的异见人士、活动人士及包括外国访客在内的其他人，送到由中共所控制的内地法庭受审。
对于一些批评者的担忧，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笔者理解。
但现实是，目前修例草案，早已列明只涵盖可判处7年或以上监禁的最严重罪行，罪行必须同时是香港，和提出请求的司法管辖区——也即台湾、澳门和中国内地法例内订明的罪行，也就是说，必须是在香港法律体系下，被判处7年或以上监禁的罪行，并且非涉及集会、新闻、言论、学术、出版等自由以及政治罪行和多项经济及商业罪名，才符合移交条件，而且移交前还有行政及司法系统的双重把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剔除了政治罪行以及多项经济及商业罪名的修例，对未触犯严重罪行的港人，其实没有任何实质影响。即便触犯了政治罪行和经济及商业罪行，也不在修例所涉的可被引渡范围之内。
因此，不知道港人有什么好担忧的。
这背后，难道是港人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了吗？笔者以为，当然不是。
这背后更多的是，一些所谓反对者的政治操弄。有抵制的声音称，反对的原因是中国不是法治国，对中国内地司法制度缺乏信心。这场是为游行，跟以为很多香港的诸多示威游行一样，其实已经演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对抗而对抗”。反对修例，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反对声音都是出自政治因素，不了解此次修法是针对刑事案件，与政治无关；许多批评都是不理解移交疑犯是什么东西，提出的忧虑法例都已经保障。但对于这样的声音，很多港人双耳选择性失聪。
香港作为中国的领导，曾是英国殖民地，1997年根据“一国两制”政策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确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但很多人仍然活在殖民地时代，对曾经的施害者顶礼膜拜，对中国内地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犹如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要知道，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只有依托于中国内地，才是香港。如果，港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将香港推向与中国内地隔离，甚至独立的对立面，对于香港来说，那才是万劫不复。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高速发展之下，香港已经不再是那个中国内地只能仰视的“东方之珠”。更何况，香港之所以能崛起成为“东方之珠”，中国内地的因素是决定性的。这个现实，示威游行的港人肯定对此认识不清楚。
说实话，香港回归的22年来，中央政府并未过多的干涉香港事务。比如这次引发游行的修订《逃犯条例》，并非是由中央政府要求发起的；比如2003年的“23条立法”，因为所谓“威胁到了《基本法》规定的公民自由”，反对者的示威游行，让香港政府搁置至今。
显然，修订《逃犯条例》不能因为政治操弄就不再往下推进；“23条立法”不应该，也不会无限期搁置下去。因为，上街示威游行的毕竟是少数，而且这之中不乏借机生事者，以及不再少数的不明真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