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战僵局中，习近平高调访俄强化中俄关系，图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谈（图源：Getty）
新闻来源: 多维新闻
导语
中共建政后，俄国（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70年来，中俄关系经历了结盟——恶化——敌对——缓和——盟友的变迁过程，充满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与复杂变化。历史证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特殊关系容易受国内局势或国际风云变化的干扰和影响，甚至反目为仇。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建立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却可以牢靠持久，不是结盟胜似结盟。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出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创造了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为中苏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0年后的今天，中共最高领导人也于今年6月访问俄罗斯，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
短暂的蜜月期
作为中共建政后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邦，苏联和中国于1949年10月2日建交。中共出于意识形态与获取援助的考虑，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中国和苏联签署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而中共方面，为了巩固和苏联的同盟关系，应苏联要求，于1950年10月同意出兵朝鲜，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
但中苏蜜月期并不长久，很快就产生罅隙。其导火索是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批判斯大林（Joseph Stalin）事件。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引起毛泽东的警惕，由于毛泽东实行的政策与斯大林基本一致，否定斯大林相当于否定毛泽东自己。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两国关系逐渐从分歧走向破裂。1958年夏，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一场严重争吵。此后，又发生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苏联撤回专家、中印冲突、中苏公开论战（九评苏共）、伊塔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65年，中共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1966中共又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随之中断。
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到1969年，中苏边境事件竟达4,189件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与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由盟友转为仇敌，关系恶化到战争边缘。
进入20世纪70年代，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苏联凭借蒸蒸日上的国力与美国争霸，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压力，毛泽东不得不和美国接触，逐步走向联美抗苏。当时中国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1973年毛泽东甚至提出，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建立“一条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
中苏关系缓和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亟需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1982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
面对勃列日涅夫递来的橄榄枝，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请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给勃列日涅夫转达口信，要求苏联重视实际行动：“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屯兵一百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经过一番外交斡旋，1982年10月，中苏双方第一次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中苏长期的僵持局面开始松动。
就在中苏和缓开始走出第一步时，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猝然去世。中国派外交部长黄华参加其葬礼，透过“葬礼外交”推动改善中苏关系。
继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Yuri V. Andropov）于1984年2月去世。中国副总理万里率团出席葬礼，提高中苏两国领导人会面的级别。执政仅一年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契尔年科（Konstantin U. Chernenko）又于1985年3月去世，中国副总理李鹏率团出席葬礼，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苏军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中方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政治磋商取得进展。经过两国外长互访准备，双方就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决定在北京举行中苏高级会晤。
1989年“六四”期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经邓小平本人决定并由外交渠道转达苏方，他与戈尔巴乔夫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见面的礼节互相拥抱，而是采用国际通行的礼节互相握手。这正好勾勒出中苏关系的未来：在普遍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而不是“结盟抱团”。
中俄越走越近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两天后，中国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确认俄继承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一如1949年中共建政两天后，中苏建交。
1992年，中俄双方宣布“互相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双方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提升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俄宣布“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2019年6月5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7年间，中俄两国关系上了6个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泽民时代，中俄双方于2001年签署了有效期为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条约确认，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在胡锦涛时代，200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涉及中国在清朝时期向沙俄割让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归属的中俄边界遗留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长达40年的边界谈判画上句号。
中俄关系70年，经历了结盟——恶化——敌对——缓和——盟友的变迁过程，充满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与复杂变化。历史证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特殊关系，容易受国内局势或国际风云变化的干扰和影响，甚至反目为仇。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建立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却可以牢靠持久，不是结盟胜似结盟。
中俄两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前景必将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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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后，俄国（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70年来，中俄关系经历了结盟——恶化——敌对——缓和——盟友的变迁过程，充满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与复杂变化。历史证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特殊关系容易受国内局势或国际风云变化的干扰和影响，甚至反目为仇。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建立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却可以牢靠持久，不是结盟胜似结盟。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出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创造了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为中苏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0年后的今天，中共最高领导人也于今年6月访问俄罗斯，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
短暂的蜜月期
作为中共建政后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邦，苏联和中国于1949年10月2日建交。中共出于意识形态与获取援助的考虑，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中国和苏联签署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而中共方面，为了巩固和苏联的同盟关系，应苏联要求，于1950年10月同意出兵朝鲜，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
但中苏蜜月期并不长久，很快就产生罅隙。其导火索是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批判斯大林（Joseph Stalin）事件。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引起毛泽东的警惕，由于毛泽东实行的政策与斯大林基本一致，否定斯大林相当于否定毛泽东自己。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两国关系逐渐从分歧走向破裂。1958年夏，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一场严重争吵。此后，又发生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苏联撤回专家、中印冲突、中苏公开论战（九评苏共）、伊塔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65年，中共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1966中共又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随之中断。
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到1969年，中苏边境事件竟达4,189件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与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由盟友转为仇敌，关系恶化到战争边缘。
进入20世纪70年代，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苏联凭借蒸蒸日上的国力与美国争霸，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压力，毛泽东不得不和美国接触，逐步走向联美抗苏。当时中国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1973年毛泽东甚至提出，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建立“一条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
中苏关系缓和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亟需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1982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
面对勃列日涅夫递来的橄榄枝，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请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给勃列日涅夫转达口信，要求苏联重视实际行动：“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屯兵一百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经过一番外交斡旋，1982年10月，中苏双方第一次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中苏长期的僵持局面开始松动。
就在中苏和缓开始走出第一步时，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猝然去世。中国派外交部长黄华参加其葬礼，透过“葬礼外交”推动改善中苏关系。
继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Yuri V. Andropov）于1984年2月去世。中国副总理万里率团出席葬礼，提高中苏两国领导人会面的级别。执政仅一年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契尔年科（Konstantin U. Chernenko）又于1985年3月去世，中国副总理李鹏率团出席葬礼，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苏军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中方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政治磋商取得进展。经过两国外长互访准备，双方就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决定在北京举行中苏高级会晤。
1989年“六四”期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经邓小平本人决定并由外交渠道转达苏方，他与戈尔巴乔夫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见面的礼节互相拥抱，而是采用国际通行的礼节互相握手。这正好勾勒出中苏关系的未来：在普遍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而不是“结盟抱团”。
中俄越走越近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两天后，中国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确认俄继承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一如1949年中共建政两天后，中苏建交。
1992年，中俄双方宣布“互相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双方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提升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俄宣布“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2019年6月5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7年间，中俄两国关系上了6个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泽民时代，中俄双方于2001年签署了有效期为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条约确认，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在胡锦涛时代，200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涉及中国在清朝时期向沙俄割让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归属的中俄边界遗留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长达40年的边界谈判画上句号。
中俄关系70年，经历了结盟——恶化——敌对——缓和——盟友的变迁过程，充满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与复杂变化。历史证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特殊关系，容易受国内局势或国际风云变化的干扰和影响，甚至反目为仇。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建立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却可以牢靠持久，不是结盟胜似结盟。
中俄两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前景必将举世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