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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号“令和”首出日典离不开汉籍背景
日期: 19年04月1期
中文导报综合消息 日本政府4月1日决定,继“平成”之后的新年号是“令和”——这是伴随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后,5月1日即位的德仁新天皇所用新年号。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2019年4月1日上午11点40在首相官邸公布了新年号。

4月1日发表年号的流程是:午前九点半,有识之士召开有关元号的恳谈会;午前10时29分,在众议院议长官邸,听取参众正副议长的意见;午前11点半,菅义伟官房长官举行记者会见,发表新年号;中午,安倍首相举行记者会见,发表首相谈话。

一、新年号“令和”源出日本古典《万叶集》

新年号出典于日本最古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日本原文为“初春の令月にして、気淑く風和ぎ、梅は鏡前の粉を披き、蘭は珮後の香を薫す”,汉字写作“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

这是日本首次出自本国经典而非中国古籍的年号,但是所引用的和歌似乎也和中国的古典有一定的联系。《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 郑玄注:“令、吉,皆善也”,即令月是吉祥之月的意思,就是说:选择好月吉日,为你戴冠举行成人仪式,去掉你幼稚的心,修得成人之德。安倍首相随后在记者会上说:“希望和国民们一起,建设对年轻人来说充满希望的日本”,可能也与此古典之意相关。另外,“令月”也有阴历二月的意思。《文选·张衡·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

另外屈原的《离骚》中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之句,意思是:“我把江离芷草披肩,把秋兰结成穗而佩戴”。此句和上述《万叶集》和歌的最后一句 “兰熏珮后之香”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中国的《诗经》。所收诗歌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长短和歌,共20卷,共4500首。多数为奈良年间(公元710~794)的作品。一般认为《万叶集》主要是在8世纪后半叶由大伴家持(公元717~785)完成。

日本的元号一直都从中国古典中选出,据1933年出版的森本角藏的《日本年号大观》,从中国古典中所选择的年号最多的为《书经》,为36次。

此前,改元是采用明治以来“一世一元”制的原则,以往都是在天皇去世,新天皇即位时实施的。此次则是基于退位特例法,在天皇退位之际改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1日在记者会上就新年号“令和”表示:“蕴含了在人们的美丽心灵相互聚合接近之中,文化诞生并生长的意思”。他称赞《万叶集》 “是象征着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久的历史的国书”,他表示:“希望和国民们一起,建设对年轻人来说充满希望的日本”。

明仁天皇签署了改元政令,在当天颁布。该政令将伴随4月30日天皇退位,在皇太子即位成为新天皇的5月1日凌晨零点起施行。这是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在皇位继承前就公布新年号。“令和”是“大化”(645年)以来的第248个年号,基于1979年制定的《元号法》的改元则是继“平成”后的第二例改元。

二、日本的年号历史离不开中国背景

年号是东亚君主时代帝王纪年所立的名号,是东亚国家的纪元法,据说缘起于中国历史上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年号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就是皇帝和王即位后的年数,新王即位后改元,再从“元年”、“二年”等算起。如《史记·十二本纪·秦始皇本纪》中,只有年数,并无年号——“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齮死。”等。

据清朝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考证,年号纪年是在汉武帝十九年首创的,年号为“元狩”。《汉书·武帝纪》:“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这是说前122年十月,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白麟,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该年为“元狩元年”,并追认元狩前的年号为建元、元光和元朔,其中建元为汉武帝即位的公元前140年-前135年;元光为前134年-前129年;元朔为前128年-前123年。后来,人们把这样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纪元”,改换年号称为“改元”。

当然学术界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说法。

1912年,中国建立民国而废除年号,改用民国纪元。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曾用过“洪宪”年号,而爱新觉罗·溥仪在担任满洲国执政和皇帝时分别使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但是并未作为中国历史的年号得到承认。中国最后的年号是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皇城作为末代皇帝使用过的“宣统”。

受中华文化辐射的东亚等国,也受中国的影响使用年号,如日本、朝鲜新罗、越南、蒙古等。

明代以前,中国的年号有一朝皇帝途中改元的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新皇即位改元的制度,也就是“一世一元制”。

日本在唐代效仿中国,开始使用年号。据日本古籍《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大化革新的645年使用“大化”,是最初使用的年号,但是确有史料证实并在此后一直延续的年号,是在文武天皇5年的(701年)“大宝”建元以后。

日本天皇如果重祚,有时会用两个年号,也有部分的单一年号可跨越前后两名在位天皇。而在明治维新后就跟中国明清时代的君主一样,一位天皇一个年号。

但是日本的年号不像中国那样在民国成立后废止,而是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了《日本国宪法》,修改了《皇室典范》,元号失去了法律的根据,但是官民依旧使用“昭和”这一年号。战后,有关年号的存续与否,曾在舆论界产生激烈的争论,
后来在1979年制定了元号法。在此法制定前的1976年,日本政府进行舆论调查,日本国民87.5%赞成使用年号,因此《元号法》规定:“元号限于皇位继承时改元”,继承了明治以来的一世一元制。

日本制定元号有一定的规则。根据《昭和大礼仪记录(第一册)》(铁道省编),当时的一木喜德郎宫内大臣,对于汉学家、宫内省图书了编修官的吉田增发出指示:“在下面的五项条款的范围内选定年号”。
日本不待言,不与中国、朝鲜、南诏,交趾(越南)等的年号及其帝王、后妃、人臣的谥号、名字及宫殿、土地的名称重复。
年号应该作为国家的一大理想的象征。
年号出典有据,文字的排列雅致,意味深长。
年号音阶和谐。
年号字面上要简单平易。

但是日本的年号是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古代的年号重复的,如德川家康时代的“元和”,就是唐宪宗用过的年号。其他的例子也有。

据日本共同社3月13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13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提前于4月1日公布的新年号表示,“会用心使其成为被国民广泛接受、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年号。”政府的负责官员透露,计划委托日本文学、日本史学等专家斟酌考量新年号。日本迄今一直以中国文学、东洋史学专家为主委托考虑年号。围绕此次选定新年号,这可能是首次谈及委托考虑的学者专业领域的国会答辩。

三、新元号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新元号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中国《环球时报》4月1日发表题为《刚刚,日本宣布新年号!终于摆脱中国》(邢晓婧)指出:在这次新年号的评选阶段,有呼声认为,应该站在日本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从日本古籍中选取。日本政府对此回应称,此次正式委托提案的专家包括日本文化、中国文学、日本史学、东洋史学等领域的有识之士。

日本许多商家也看准了新元号的带来的商机,sun-tv4月1日在网络上发表题为《新元号“令和”,菊正宗酒造将销售新商品》的文章,指出兵库县神户市东潭区的酒造公司菊正宗酒造决定2019年春天的新商品的是以新年号为名的商品,现在正在集中员工紧急奔走。

由于新元号取自《万叶集》,据ORINCON NEWS4月1日报道:《万叶集》急遽引起注目,网店上《万叶集》相关书籍相继售罄,有的出版社决定紧急出版,很快出版界出现“特需”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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