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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侨日瞧日》丛书发布会在东京隆重举行
日期: 18年07月2期 阅读: 617

中文导报讯 (特约记者 王海蓝 记者 张石)从2015年开始到2017年,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在日华人作家撰写的-《侨日瞧日》丛书。这套丛书首批五种,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现了日本人生活、风貌、社会、历史、文化与心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日本人和日本历史,进而重新思考中日关系,都有很多启示。

这套《侨日瞧日》丛书的作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长年侨居日本,甚至瞧日瞧了二、三十年。他们生活在日本,为生活而观察,而学习,而且有一点研究。把体验和心得写出来,既不是走马观花,也不用妙笔生花,无非要告诉大家一个活生生的日本:日本就是这样的。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更进一步地促进中日文化和民间的交流,繁荣日本华文文学的创作,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中文导报社等于2018年7月12日在东京的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了《侨日瞧日》丛书发布会暨日本华文文学创作交流会,与会者围绕着“日华文学”和“日系写作”等话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丛书主编李长声以及丛书作者(姜建强、张石、杨文凯、杜海玲)参加了发布会和交流会,并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写作体会。同时许多华文笔会的会员们与众多文学爱好者一起参会,就日本华文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展开互动交流。

李长声

“侨日瞧日”丛书主编李长声在发言中首先回顾了出版由来,明确指出这套丛书是多年前的策划,并将继续出版。

他说,对丛书作者,他作为主编并没有特意选择,只是邀约了日华文学圈里常见的几位写手。目前已出版的“侨日·知日”丛书的五位作家中,其中有四位参加了今天的发布会与交流会。

他分析认为四人的文笔各有特色:杜海玲擅长写日本生活、日本女性的事,“杜海玲曾说,日本女人是世上最天然地掌握乱与不乱之分寸的。所以我们男人只要知道这个分寸,就可能乱中取胜。”这是李长声最爱读的,也应该是中国读者最想知道的;而杨文凯是资深媒体人,从新闻角度写日本,有政论,也有文化论,擅长人物素描,特点是“论中取胜”;姜建強是哲学出身的作家,善写历史,思想深刻;张石是文化方面的写作高手,生花妙笔。

李长声就这套丛书谈了三点感受:第一,以旁观的心态去写日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清日本,他个人曾为此写过“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诗句。第二,写日本要有精确的观察。他指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未必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所以不能凭生活经验去写日本,要给合日本深层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写日本方可精准。第三,写日本要有文学上的追求。报刊上的日本书写,报道性太强,缺乏文学韵味,这样就容易失去写作的意义与乐趣。

姜建强

丛书作者之一、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会长姜建强在发言中,首先向前来参加丛书发布会、文学交流会的听众致谢,并对出版这套丛书的特约策划人赵琼、主编李长声表达了诚挚的谢意,还指出丛书还将继续出版,倡议更多的在写日本方面有专长的作家参与进来。

他在发言中重点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要写日本”。他指出,当下日本华人比欧美人写日本的,数量上明显多,主要源于中日之间历史文化上的关联之深,并且当下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中国人对日本的全面、深层、正确的认识更加具有迫切性与重要性。姜会长由此回顾了日本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早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先辈们在华文文学方面的成果是厚重的,是留给我们这些后辈华文作家自足与自觉创作的动力源泉,他指出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当下的重任是创作要胜于前代的华文作家,因为已看到当下日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圈里,由鲜为人知的边缘性地位渐趋转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姜会长认为日华文学要胜过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成就。

第二是“怎样写日本”。姜会长指出,随时新媒体的诞生与流行,写日本必须要讲究精准性问题。忌走马观花式书写,忌点滴感受型表达,因为这样写出来的日本只是一种爆发式、敏感性的总结,难免以偏概全,缺乏精准性,容易误导读者对日本的正确认知。他特别向听众推荐阅读李长声先生的随笔,认为李长声在大量阅读书籍与考察资料、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写日本的精准度非常高。姜会长最后还指出,写日本的形式要多样化,除了随笔,还可用小说、诗歌等形式去书写日本,从而提高日华文学的丰富性。

杨文凯

作者杨文凯在会上发言时,首先欢迎并感谢各位新朋老友和笔会同仁,在高温酷暑中汇聚在中国文化中心,满怀热情来参加“侨日瞧日”丛书发布会和日本华文文学研讨会。

杨文凯介绍说,“侨日瞧日”丛书,在数年前,由李长声先生和姜建强先生牵线组稿,在赵琼女士策划和中国法制出版社努力下,得以成书。李长声先生专门写了一篇非常有说服力的序言《日本是这样的》,姜建强先生也很热心地写了几篇精湛的书评,让这套丛书在近年来“国人纷纷说日本”的氛围中提升了格调,也为逐渐风生水起的“日系写作”大潮贡献了几朵浪花。

丛书的五位作者,都在日本生活、工作了20-30年,其中四位从事媒体事业,华文写作既是爱好,也是工作。各位作者长年勤于笔耕,多少有些积累,集成小书,表达了人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也体现了“坚守也是一种美德”的人文态度。

他指出:有关日本华文写作,或者说日系写作,沉潜了很多年,最近几年才浮出水面,主要靠李长声、姜建强几位老师的精彩作品发挥了领军作用,当然也少不了华纯前笔会会长和在座各位的努力和鼓吹,在国内和海外的各种场合。但是,我们大家在跨越10年、20年的写作过程中,本来对“日系写作”并没有自觉意识,各位都是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学养背景下进行写作,最后汇融起来形成了日本华文文学的深池大湖。可以说,每个人的写作,都为日华文学描绘了风景、增添了色彩,最终形成了结果论意义上的“日系写作”。

我觉得,“日系写作”有一些特点。首先,“日系写作”不是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主义,而是长期投入,厚积薄发。李长声老师从80年代写到今天,从中国写到日本,手不释卷、笔耕不辍,继鲁迅、周作人的周氏兄弟之后,写成了日华文学的泰山北斗;姜建强老师也是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靠经年累月的勤奋,读透日本历史,写出了日华文学的长江大河;还有陈永和老师的小说构思和文字感觉历30年而不坠,她的小说写上了瘾,甚至长篇小说也是连篇累牍佳作续出,创作力始终保持旺盛状态,令人赞叹。

第二,“日系写作”不是平地响惊雷,万丈起高楼,而是由来有自,每位写作者都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深厚的知识学养为背景,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比如,李长声老师对中日出版文化了如指掌,对日本文学涉猎广泛,在日本文化中浸淫良久;姜建强老师是学哲学出身,除了汹涌的文思和澎湃的文笔外,他还有超强的哲学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张石老师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俊才,早年就写作了《庄子与现代主义》、翻译了《铃木大拙说禅》、深度研究过川端康成及其作品,他的写作淡然从容,善于从对象中读出“空虚”的内涵,从表象中认清“虚无”的本质,这与他早期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现在他每天会写一首诗配图用来练笔,我称之为“新禅诗”,照片的意象和诗歌的意境可以视作其个人写作的缩影;龙升老师留日时长,无论是生活经历,还是文化阅历,都是老前辈,他对日本文化的兴趣之浓、接触之广、理解之深、积累之厚,令人称奇而肃然起敬;还有杜海玲老师,18岁就来到日本,较早地真正融进了日本主流的生活节奏和社会程序中,她在日常生活中对日本女性的了解、在相伴孩子成长过程中对新潮文化的接触、在日常的阅读和交流中对日本文化的把握,都有独到之处,因为是自己全身心投入了经历了体验了,不同于隔靴搔痒的旁观,所以她的写作充满了真诚和谈定,有阅读之后心有所获的欣喜,还有与生活周旋后展现的机智。

第三,“日系写作”正在向着纵深拓展。伴随着新华侨华人旅日30年,日本的华文写作也经历了几个阶段:1、初来乍到时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让我们写下了许多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可称之为“直观写作”;2、在日生活安定以后,我们对日本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很多人从文化冲突中醒过来,感觉敏锐了,思想复活了,我们从所见所闻写到了所思所感,对日本发些议论,做些臧否,在所难免,可称之为“主观写作”;3、中日往来交流日益频繁,国人对日本的了解需求与日俱增,我们不满足写给自己看,不再限于在日华人的范围,开始把数以亿计的国人作为读者,日本华文写作进入到中日比较的兴阶段,涉及到教育、医疗、生活、时尚,到文化、政治各个层面,这个阶段最需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日本,可称之为“客观写作”;4、日本华文文学进入到“自觉写作”的阶段,集腋成裘,蔚为大观,无论是个人写作者,还是日华文学整体,都将进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坐标和大系统,从而跃进更加高大上的层面。

第四,我个人认为,当前的“日系写作”正处于第三阶段,即热衷于面向国人讲解日本,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各类中日比较。在当前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各种发表平台上,正在出现或鄙视日本、或美化日本,或利用日本(即商业化写作)的各种倾向。在这个大浪淘沙的时代,真正的“日系写作”应该传递“等身大的日本”,需要展现真实的力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德国的文章,100000+,我转发给在德国的朋友,称“为这样的德国点赞鼓掌”,但多年生活在德国的朋友告诉我,“文章的内容与德国的实际情况相差非常大,很多数据都是假的,很可能是移民公司的文宣。事实上,德国的问题非常严峻,不远的将来可能会爆发。”这就是贴近生活现场,与从外远观、雾里看花的区别。

由此,我联想到当前非常汹涌的“说日本”的写作浪潮,其中也存在类似现象:一方面按照中国人对日本的想象来描述日本,另一方面又按照日本人对中国的想象来介绍中国,但两种倾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身在海外的写作者,在时空距离上往往是近居住国而远中国,在生活观念、文化理念等方面可能显现某种无形的优越感,或急于扮演代言人角色,这样的心态和立场使得我们的写作容易出现偏离之差、美化之嫌,往往赞美了“光”的闪亮而忽略了“影”的存在。除了明显的商业化写作可以不论,许多满足国人想象的涉日写作,或是不自觉所为,或是为了赢得点击量,都可能成为“日系写作”的一个陷阱,应该警戒和反思。

我的看法是,当前的“日系写作”需要拥有持久的耐力,传递知日的魅力,展现真实的底力,成为舆论漩涡中一股平衡的力量,当仁不让地把握好“讲述日本故事”的话语权。“日系写作”不需要往好里讲,应该讲清楚,讲明白,讲出我们独有的味道,包括品味和格调。

以上,借助今天的机会,分享一些我对于日华文学,或日系写作的粗浅的认识,希望能够投石激浪,抛砖引玉,唤起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聆听各位的高见。

作者张石在谈创作体会是,分享了自己的著作《空虚日本》的题目与内容的含义。

他介绍称:1966-1967年间,法国批评家,结构主义哲学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漫游日本,完成了《符号的帝国》一书。罗兰•巴特主要是用“中心空虚”这个概念来概括、限定他所观察到的日本文化现象,而这一概括,揭示了深藏在日本文化中的隐秘结构,

在罗兰•巴特的书中,最脍炙人口的是他对日本都市的读解。在他看来,西方的都市都给人一种“曼陀罗的感觉”,即都有一个从这里出发,又归于这里的“中心”。“这是与西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同步的,即一切中心都是真理的场所。”而这些中心,又都是充实的,“代表文明价值的种种事物在这里汇集、凝缩——— 精神的(以教会为代表)、权力的(以政府机构为代表)、金钱的(以银行为代表)、商业的(以商店为代表)、语言的(以有咖啡厅的人行道的广场为代表)”。“我们来到了中心,也就在这里遇到社会的‘真理’,参与了‘现实’的完全充实。”“其实中国也是这样。而我在这里遇到的都市(东京)却向我们显示了重要的反论,即‘确确实实,这个都市具有中心,但这个中心却是空虚的’。这个中心是禁城,同时也是如何解释都可以的场所”,它绿荫为屏障,以城壕为防御与隔绝,它确是谁也无法看到的皇城般的禁地,围绕在它的四周的,是都市的全部,每天每天,那弹丸般全速行驶的出租车迂回于这个圆环,而在这个圆环低矮的顶点,“隐藏着那个具有不可视性的可视的形式,那个神圣的‘无’。这个作为现代最强大的两个都市之一的日本的首都,被建造在一个由城墙、壕水、屋顶、树木构成的不透明的环的周围,而这个中心,不是为了放射某种力量存在于此的,而是为了给予都市所有的运动一个空虚的中心点,强制动之循环永远迂回而在此存在的。如此,沿着这空虚的主体,迂回于(非现实的)想象的世界,不断地改变方向而循环扩展开来。”

日本的天皇在历史基本上是一种“空虚”的存在,平安朝时代是外戚藤原氏专政,从镰仓幕府开始,一直到江户时代,都是幕府将军掌握日本的政治、经济大权,明治时代以后,天皇虽然有了一点权力,但是基本上是君临而不统治,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点权力,马上就迎来了1945年的战败,变得更加空虚。

但是空虚不是没有意义,首先,天皇是日本的大祭司。日本人相信他在为全体日本人做最专业和最集中的祈祷。日本人的宗教观并不专一执著,对什么宗教都相对淡泊,甚至有“庆生在神社、结婚在教堂、下葬在佛寺”的习惯。日本人宗教人口最多的是神道教和佛教,有资料显示,约有1亿600万人信仰神道,而信仰佛教的约有9600万人,这么一计算,不是超过了日本的总人口了吗?这是因为,日本人对信仰采取一种兼容的态度,信神道教的人可能是佛教徒,佛教徒也可能信仰神道,因此一般人并不掌握一套某种属于固定宗教的严格的祭祀程序和形态,但他们却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专业性的宗教祈祷和仪式,寄托于皇家。空虚是一种心理的依托。

第二,皇室是文化传承的依托。和中国不同,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天皇在历史上虽然很少成为真正的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但是作为“民族的大祭司”的地位一直延续了下来,而日本文化的精华发轫于皇室,结晶于皇室,传承于皇室,皇室的绵绵不断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非物质文化及物化的文化——-文物与遗迹的保存与继承。

而在中国,因为皇权并不像日本这样是空虚的,而是实在的,因此不打倒皇权就无法改朝换代,中国历来有“易姓革命”的传统,因此当一个王朝代由于实施“恶政”而面临改朝换代时,其后人几乎都会遭到在“除暴政,承天意”的“大义名分”下的大规模清洗和清算,中国朝代更迭之时,末代皇帝几乎都死于非命,唐末、五代,前后80年,前后58个皇帝,就有42个死于非命,而且“易姓革命”者往往“恨乌及乌”,将前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晶作为前代权力的象征加以清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北周武帝灭佛,使文化的承传与保存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其物质与文化的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而日本的皇室,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日本文物和古老的文化传统,也保存了大量从中国传来的文物与文化传统,如日本飞鸟时代(593—710)根据当时的《大宝律令》创设的“雅乐寮”,收藏和管理着不少外来的音乐和舞蹈,并使其一直以原有的形态绵绵不断传承了1200多年,现在则由宫内厅式部职乐部管理,职乐部中现存的合奏音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其中也收藏着许多唐朝的乐曲和歌舞,而这些乐曲和歌舞在中国早已失传。


《空虚日本》中的一些文章虽然受到了《符号的帝国》一书的启示,但是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作者从中日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写成的一本文化散文集,是一本从“空虚日本”展开的更加宽泛的文化体验和文化思索的结晶。

杜海玲

作者杜海玲在发言称:在几位老师之后发言,压力十分大。刚才张石老师提到了“虚拟的故乡”,我觉得这说法用在我身上也是很实在的。因为我从小跟随父母迁徙比较多,从上海去了四川,再从四川去香港,直到18岁来日本,这样,中文于我就成为一种“故乡”。文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避难所。即使在比较严酷的情境中,我仿佛有种上天赐予的能力,会很自然地在内心将感受组织成句子。


杜海玲表示:我的写作,如刚才杨文凯老师所说,是从对生活的投入而来。与其他几位老师比,我并没有经过科班训练,我对中文的掌握,纯粹从热爱阅读而来,可能也因我妈妈对我小时候作文的训练吧。比如我们从前写语文作业,要写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同学们都是直接抄书,一段一段直接抄,但我妈不许我抄书,要求我用自己的语言,逼得我只好将同样意思的话换一种说法。不过,那时也只是作文写得不错,并未想过有一天会成为文字工作者。

1998年前,我不知道自己会写作。当时李长声老师对我说,你可以写小说,应该辞职埋首一年写小说。然而我现在也并没有写出来,一方面生性懒,一方面也喜欢记者这个工作。但是写小说会是我今后的方向。


从1998年至今,现在2018年,我只是知道了自己可能可以写作,并且希望能够沉静下来开始既非任务也不功利的写作。说实话,《无事不说日本》这本书里绝大部分文字是写在报纸副刊的,并且很多都写得很浅——因为都是随笔啊,都知道是我这么想这么做的,那多有心理压力。所以我一直想创作,写成小说就可以隐藏自己了。夹带私货把自己人性的灰暗都算在小说人物身上,想想都爽啊。也把自己人性的光亮都算在小说人物身上,这样就不会不好意思表扬自己啊。

我依然相信文学存在的意义。就像阅读是我的避难所和乐园一样,如果有一天我的文字能够成为别人的避难所(即使是片刻),又或者能带去一丝会心微笑。那就足够欣慰了。


会场

在发布会暨日本华文文学创作交流会上,东京华助中心负责人颜安、日本华文笔会名誉会长华纯、共同通信社编集局国际情报室次长古畑康雄等谈了自己的体会,与会的笔会会员、听众等还向丛书作家们提出各种问题,展开了互动与讨论。(张石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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