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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即将痛苦且毫无尊严地死去:责任该归结谁
日期: 2017/03/15 14:37 阅读: 433
唐亦农



近前传出琼瑶交待后事的消息,而那份类似遗嘱一样的文字表明的就是“决不抢救、一切从简”的意思,这不仅让人联想到20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即那个在上世纪60年代拒绝接受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诺贝尔奖的“存在主义”理论的代表者萨特。这个曾鄙视“黑格尔建立了富丽堂皇的理论大厦,自己却甘愿住在旁边的破茅棚里”、并始终用笛卡儿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战胜世界而是战胜你自己”来鞭策自己的哲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选择了放弃。区别在于医生接受了他的暗示,给他注入了足以致命剂量的药物让他走得很安详。至于他是否有过“一切从简”的交待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他下葬的那天主动参加他葬礼的有数万巴黎市民。

显而易见,无论琼瑶还是萨特,不希望抢救的意识里面应该不包括经济因素——他们不同于国内媒体近前报道的为不给家庭增加经济压力而黯然离家、最后只在山林里留下一堆白骨人——而是不希望遭受病痛的折磨(尚不知琼瑶的病因、但萨特患的是癌症,并且死前已经切掉了整个下巴)、希望走得能有尊严。但囿于行为规范的限制,琼瑶除等待死亡自然降临之外,却无法逃避病魔的蹂躏,尽管按她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到西方接受“安乐死”。然而问题却在于法学理论虽然依次从“流行”到“风俗”、再到“规章”」、到“道德”,把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上升到最高位的“法律”,但核心指向却无不以幸福、公正、社会安定为目的。特别对下层群众而言,如果仅以尊重生命为由,坚持让患者在医疗条件紧缺且全无治愈可能的情况下倾家荡产直至油干灯灭,挑战的只能是人间正义。其实“我的生命我作主”早就由罗点点提出来了,而起因自然也缘于其对长亲死于绝症的痛苦体验。点点是老人家的大警卫罗瑞卿的女儿,眼下只是一介普通国民,不过却因她能率直地看待共和国前三十年,所以得到了舆论的好评。不难想象为自己的申张她会四处奔波,但结果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安乐死”至今都没有列入“两会”的议程。

笔者所以对眼下“两会”的代表提案特别关心,源于插队期间的一位女生先是得了脑癌、最近又在肺里发现了肿块,不过在把期待对身边的一位友人作流露时,不想对方先是一句国骂紧接着还跳了起来:“什么他妈两会!连毒食品这么重要的事都没人提,哪儿还顾得上“安乐死”啊!”其实我对这位友人一谈到国内问题就情绪激动已经习惯了,他愤恨政府的短视和不作为,不过出于对雾霾和毒食品至今没得到有效控制的无奈,也曾把家人都在海外当作平复自己的根据,可通过这次骂娘却凸现出他在意识中还是把自己和全国百姓放在了一起。我对他谈起的这位女生是前几个月得的脑瘤,因为她女儿把所有检验报告都做了篡改,所以她最初谈到病情时还算乐观。后来受肿块压迫她半个身体都无法行动了,直到不慎摔了一跤致使肿块位移才又奇迹般地正常了几个星期。现在的情况是,人虽然浑身插满了管子人也不能说话但却还有意识,关键是癌症一事对她很难再瞒下去。其实最难的还是她的女儿,因为这个女生的弟弟和先生都是前些年因患肺癌去世的,女儿目睹了舅舅和父亲被癌痛折磨,根本无法接受她母亲即将面对的这个现实。“舅舅和爸爸疼的时候还可以呻吟、可以提出吃药止痛的要求,可妈妈有意识却不能说话,我根本不敢想这个罪她怎么忍受。”

孩子的担心我能理解,特别鉴于这位女生天生胆小,可以想见她会比常人承受更多的精神压力。其实她在病情短暂稳定后又开始复发的时候人就已经崩溃了,尽管当时人还能动,却整天躺在床上。为此孩子批评过她,甚至也和她吵过,可她就像迈进了人生尽头那样再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想活的勇气。至此我开始有些怪怨这位女儿了,认为她一开始就不该隐瞒真相,亦即抢在她母亲体力尚能坐飞机的时候哪怕由我陪伴也可为了死得轻松一点飞到欧洲去。可能是陷得太深的缘故,在退出视屏之前,我和她女儿一直在讨论安乐死,我谈到当年负伤被送上手术台麻醉后任凭医生开膛破肚也毫无痛楚感,甚至描绘说麻药注射到手臂之后感觉就像顺着血管有一颗很冷的滚动的冰球,因整个胳膊脉络都有被打通的感觉,所以在被完全麻醉之前甚至觉得很惬意。那孩子听得很投入,也提到为了输液降低脑压妈妈的胳膊已经被针头扎烂了,她提出过可否不输液了,但被医生拒绝说“这可不能听你的”,理由是脑压降不下来人会因为脑血管破裂而死,但在话题涉及到可否把妈妈接回家来用这样方法死去的时候孩子突然哭了,还一边使劲地摇着脑袋。至于错过到国外“寻死”的机会,她只辩解说医生曾经告诉她脑部的癌症从不转移。紧接着对方就像在为刚才的讲法作忏悔那样抽泣着解释说,她所以会继续这个话题全在于她曾有过这样的比照,就是妈妈如果患的是脑中风哪怕天天躺在床上,但下班回家的她推开门能见到妈妈也会很知足很满意。

为帮亲朋逃避癌痛竟想到“杀人”,这看似很荒唐,但更荒唐的该是空站“两会”席位的那好几千人。例如高房价是老问题但至今仍没得到解决;毒食品危害极大但居然没有立法来遏制;笔者也很反感到了国外就像扫荡一样席卷洋货的做法,甚至在台湾看到喜气洋洋地拎着像行李箱一样装满凤梨酥的大妈们也恨不得冲过去骂上一句,但反过来这一切却可还原到当局为何不设法从提高国货质量去解决问题!有报道说国家早就着手产品升级的工作了,但联系到对伪冒产品的打击力度,却又总觉得情况就像盗卖幼婴一样虽然国家也在严打,但疑问也集中到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何不把买婴的信息也收入到数据库,以求堵住源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有着共同插队经历的故人何以如此义重情深,可能对于较为流行的“下一代远不会如此”的认识是一个带着世代括号的点缀,但事实上我和这个女生的关系上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可以说,我与早在农村时的那位初恋能够起步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她的帮忙,但在最终分手的问题上也是她在其中起了作用。尽管我不能掌握到其中的细节,但透过她平时的作派也能想象出她如何绘声绘色地把我和当时的那位区分成两种不同的人。这和当时那个时代女生对男生的品味标准有很大关联,而最具特征的就是在他们眼里凡在上山下乡之前有过惹是生非经历的男生近乎就是流氓。特别是对于那些更凶悍一些或有些名气的人,通常还要在那个极具侮辱的惯称前面再加上个“大”字。然而情况却是我比她入团要早得多,直至我入党她才刚成为一名团员。不过具体到她对男生的理解应该也包括了另一面,例如返城之后她被分配在一个证章厂当工人,但工作环境可成全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往金属证章上涂油漆。在谈到我们这些下乡之前在北京专以打斗为能事的男生时,那些对此曾有耳闻同事也会问道和这些人一起插队会否有害怕的感觉,而从她每逢这时总是趾高气扬地回答说“我们不收拾他们就算好事”来看,却又证明她把生活中曾有我们这样的男生出现既看作骄傲又当成了人生中的一个经历。

具体到我和她在插队期间并不融洽的个人关系,该是有一次天突然要下雨,正好青年点里的人都下地去了,为把晾晒柴火赶紧垛起来我便请正轮值做饭的她来帮忙。结果就是我汗流浃背地拼命把草甩从地面抛上不断加高的草垛,而在垛顶负责把草踩实的她却很轻松地唱着歌。柴草总算垛好了,但我还在下面整理,刚又跑到宿舍喝水的她这时却从慌不择路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姿态对我说“对不起,我妈刚给我寄来的那双拖鞋让我没留神踩到草垛里去了。”听她这么一说我人都差点爆炸,但那时正处于入党之前的最后考察期,所还是选择了忍耐,但我却是硬憋着泪水开始拆除刚刚完工的柴火垛的。我知道她很珍爱那双雪青色的塑料拖鞋,这在北京后来确实流行过一段阵,而她也几乎是穿上这种款式的第一批,但我不能接受她这样漫不经心,也非常看不惯她穿着它在垛顶上连唱带蹦地瞎嘚瑟。结果两个多小时才垛起来的草垛没有几分钟就让我摊开了,可这时再次从宿舍里跑出来的她却用比刚才还要低出很多的姿态对我表示说:“哎吆、你别找了,是我忘了刚才喝水的时候把它放在宿舍里了。”不过这在后来成了我们一旦见面便不可少的话题,只是在她这次复发之前尽管我有意地做了提及,但却无论如何也没唤醒已经在她那海里沉睡的这段记忆。

同样在一起插队,后也没转换成亲情的情况也很普遍,而和她的友谊所以能保持下来,与我下乡后就一直飘泊在外有关,也就是说一旦回到北京总少不了要看望故旧,虽然具体到她也关系到了那位初恋。情况是后者和我分手了但作为插队期间的友人关系还保持了很久,因不想再惊动她的家人所以一般都是由这个女生当信使,一直到对方有了男友才不再继续。对方有男友的事也是这位女生告诉我的,她们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地点就在王府井,对方全家好像才从饭庄里出来,虽然她们也驻足寒暄,但其家人却没停下来,而匆匆走开的也包括了对方的男友。关键是我们这位女生当时表现出的也是佯装无视的样子,按她解释情况就简单到她突然觉得在关系上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我这一边,而内心的挣扎恰似我和对方还没分手。其实这个女生的先生和我曾是一个中学的,比我高一届,因为我转插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已经被抽到油田当工人了,所以基于亲疏程度在他们女儿出生后我执意坚持让孩子叫我“舅舅”。和这家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只要我回京就肯定去看他们,直到30年前的那场“六.四”发生才彻底失去了联系。只是隐隐听说她先生后来也调回了北京,还担当了一个国营企业的厂长,一家人不仅买了车也很早就置了房。大致七年前因为要参加一个在外地召开的两岸讨论会我顺便回了一趟北京,我是凭着记忆找到她位居沙滩一带的娘家的,但却被院里一位年纪大得已经不能再大的老妈妈颤颤巍巍的一声“小凯死了”吓了一跳。小凯是她的弟弟,活到现在差不多也该四、五十岁,只是印象里的他至今仍停留在十七、八岁的年纪。我是按照那位老人给的电话打过去的,接通后从两声“喂、喂”中我立刻辨别出是她,但此时却对方的声音足可以可用苍二字来形容。在弄清是我打来的电话后她先叫了一声我的小名,紧跟着就是一句“我可想你了!”

都已经这般年纪了,说谁想谁一般都不会被想歪了,何况我已经知道了他弟弟的消息,不过她接下来的告诉我的却是“宝成没了。”“不是小凯吗、怎么会是宝成了?”我还是被惊呆了,因为宝成是她丈夫而不是他的弟弟。“小凯走了好几年了,宝成去年才走。”是她的告白让我感悟到人生让她遭遇了怎样的难题。那次回国正赶上她女儿要办婚事,因为事先安排好我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发言,所以我自然么办法参加,而她当时那种遗憾样子至今都从我眼前挥之不去。然而两年后从她那里得的竟是孩子离婚的消息,按她的讲法孩子等于是被人家骗了:对方是消防部队的一个小官,为转业后能把户口留在北京所以才拼命追到在中石油任职的闺女。“还不是欺负我们家没人嘛,要是她爸爸活着,一边抽烟一边翘着二郎腿,那小子敢吗?”直到这时,我才更深一层理解到她“可想我”的含义,几乎是关掉视屏后我便打电话给同在一个公社插过队的哥们,他们当中不乏成功者,甚至从有能力保护她们母女来讲也远比冯晓刚饰演的“老炮”牛气。大家很配合,在后来的聚会也都邀请她参加,但出席了两次她还是退了出来,这早不是什么男女有别的原因了,而是深深刻上了我们那个时代烙印的男和女在爱好和调整心态方面还是走不到一块去!



回过头来,在了解到那个闺女要忙着上班,白天的时间只能把母亲托付给一位保姆照顾时,我问过一句“保姆尽力吗?”这句话其实很多余,不过孩子的回答却是“还可以,阿姨刚从河南过来就到我们家了,没时间接触在北京打工的老乡,所以还没学坏。”说到这里,视屏里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实孩子思想很纯,她揭示出的该是国内当下以价值认同为体现的社会风气。这和“两会”有多大关联无需赘述了,只是具体到责任却不能不涉及到理论上的这些有权者,虽然按所谓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定义障碍要归结到市民政治参加的渠道和环境,但部分国人的社会存在依笔者看来却是相当消极的,这一结论直接来自月前陪我那位回国过春节期间的切身体验,并且是在飞抵大连后再次接受电子扫描检查时开始的。也就是说,如果再检查是出于反恐需要,那么这批旅客是下机而不是即将登机;是查毒,运毒品到价位比日本低的国内则不符常理。事实是行李在出关时已经在日本接受了严格检查,入关时还让疲惫的旅客重新排起长队在全世界也是个“创举”。不清楚这种情形在全国是否很普遍,但早前在大连市内乘轻轨时也有相同处遇。反恐到草木皆兵的程度,是否必要关键要看领导怎么认为,但群众并不理解,在轻轨入口服务的一位老者就抱怨说“一天到晚机器就这么哗啦哗啦地转悠得费多少电!”出于同感,轮到我把行李放进机场扫描器时就因抱怨了一句,招致的竟是本来还在谈笑风声的检查人员警惕。“你是干什么的先不管,现在必须接受检查!”一个看似头目的中年人把我带到了边上,一顿翻腾的结果就是我那位事先规整得很满的箱子无论如何也关不上了,放不进去的东西只好用手拿,所以虽然很快被放行了,但还是被搞得相当狼狈。

接下来就是意外受到一位早前在法学研究科读书的同窗邀请,但情况是老同学的余热还在,谈到社会弊端的问题时还是争得面红耳赤:针对这位身居要职的同窗“应该再给我们一些时间”的讲法,笔者用“人民已经给过你们七十年”来反驳确实有些生硬,不过面对他仅赞扬中央反腐但却闭口不谈起因,笔者还是坚持把“上访”和“城管”的出现指作执政者的无能和制度上的败笔。因为我坚持要喝豆浆的,他便带我到“永和豆浆”去解馋,其间我注意到有人在柜台前面磨蹭了十多分钟还没定下来买什么,而排在对方身后的十余人居然像木头一样杵在那里,便走过去用“我是要说句话了”作为开场白,先指责那位顾客转而也批评了那个服务员没有尽职。不过能注意到的仅是队列里一名知识型中年妇女用微笑表示赞同外,其他人都类似习惯了那样显得很无动于衷。相比之下真正坐不住的还是我的那位同窗,他几乎是失魂落魄地把我拉回坐位上的,可嘴里还不停地抱怨:“你是在国外呆太久了!这种事你也想管?你就不怕他们有人跑过来给你一刀子!”

从机场安检联想到到轻轨服务处的老头,再到当官的同窗和豆浆店的那个买主、以及售货员和那些木纳地排着长队的群众,脸谱不一但标示出的却是国内社会拼出市民版图的部分种类的人群。当然体验还远未结束,只是接下来最先登场的是我那位,现象上也是她要求我一道陪她母亲去看病,因为老人眼角上长出一个疖子并且发炎了,只是到了医院走进的却是中医门诊。我被强按在椅子上接受医生号脉时才知道这都是她事先安排好的,而理由也是“您可得好好给他看看,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谁能受得了呀!”我本想作些解释但被她很强制地制止了,“宋大夫您可什么也别听他的,他在家里就这样!一天到晚就是写呀,根本不像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等到他想跟你说话了,还得让你看着他,张口闭口就是毛泽东,不把话说完干脆就不让你走呀!”总算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对医生坦承自己是搞专题研究的,也表示因为对课题比较投入所以在无解的情况下也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但也反问医生“个性难道有也药可医吗?”

这看似很失礼,却得到了对方的理解,特别听我表示在一个当官的贪钱、老百姓贪利,且完全没有公心、公信的社会里,我们面对的将是整体沉沦时,医生居然用比我还亢进的语气说:“还将是啥呀?早就沉沦了!做啥的绝对不吃自己做的,连菜都是用药催出来的,样子没变可早就没有原味儿了,这不是沉沦是啥吗?”到这时,我那位的态度才有些缓和。她爸爸就有个不吃韭菜的怪毛病,前两天包饺子也是另给他包的酸菜馅,后来在大家的规劝下很不情愿地尝了尝,但接下去却一连吃了好几个,原因就是根本没吃出韭菜味。“那算啥呀、不就是用激素催催嘛!”我话音刚落老中医就接上来了。“东北这边的苞米,不是转基因的你就别想了。粮倒是多打了,结果卖又成了问题。农民也聪明,卖不出去就拿来烧酒。结果鼓捣到今天除去那些不想活的、不要命的,正经人是没人敢喝。为啥?小窖烧出来的酒度数不够,就兑敌敌畏,你说这人,为了私利不是连最基本的道德都不讲了吗?!”得益于谈话还算投机,医生不仅没按我那位事先讲好的要求给我开药,分手的时候还坚持送我到诊室门口。

条例的执行者、朴实的老人、代表了国内稳定势力的官吏、类似我那位那样对执著和公益感或很麻木或干脆看成是神经病的市民,当然还有像那位医生一样有观点但却被排除在政治参加之外的群众,以及或于他之外或者也包括了他在内的围绕着“毛”而在意识上形成最尖锐对立的两大政治族群。其实,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两会”本应通过提案或立法以实际作为来提高这些基本型的素质才是当务之急。否则依然用形式主义来敷衍,拖延的自然也是中国梦的实现。也就是说,如果“两会”只是用来粉饰政治体制的装饰,倒不如按中纪委那样成立一个深入实际的立法科或立法处,只需要他深入基层能做到想群众之想即可,甚至不需要位阶附带任何形式的权威。笔者无法推论这种情况真会出现,但却可断言“两会”在现体制下以这样庞大的代表规模、如此的人员结构和原本必备的从政素质、以及如此急促的工作方式很难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成为主导和动力。这样讲不完全是情绪化,虽然国内问题是多种原因构成的,但囿于“安乐死”没被立法致使那个女生只有活活疼死,笔者只能把目光紧盯住“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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