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打老虎80年
2014年7月29日，随着新华社的通告，悬了一年的周永康案终于落实立案调查。这不仅是十八大以来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也是中共建国以来因经济问题打掉的最大一直老虎。周永康的落马掀起了一轮新高潮，其实回顾中共历史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第一次掀起“打虎”高潮。纪检工作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腐败分子作斗争，是中共的一柄利剑，正是中共对大老虎的不姑息，才让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赢得了胜利。
邓小平打死第一只大老虎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纲领，其中就强调遵守组织纪律和接受监督。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党章，把“纪律”单列一章。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投机分子，“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为此，党中央在1926年发布了第一份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必清洗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
中央审查委员会时期打掉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只“老虎”。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
谢步升，瑞金叶坪乡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他参加了工农武装暴动队，还曾一度担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谢步升入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斗争中，他表现积极，经常主动出主意想办法，工作颇有起色，还多次立功。他的突出表现赢得党组织的信任和重视，不久便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他又被推举担任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影响陡然增高。然而群众举报信却罗列了谢步升的罪责，由于案情重大，裁判部立即向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当即指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速战速决。办案人员为防打草惊蛇，展开了秘密查访。
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谢步升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打土豪时所得财物。他还伪造通行证，把水牛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出售。为了谋财，他甚至秘密杀害了一名军医。据此，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了审讯和搜查，其部分赃物先后被找到，犯罪事实一一得到印证。调查人员认为，谢步升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危害根据地的稳定。但谢步升被关押后，案件的查处工作却遇到了阻力。谢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并无大错，是办案人员小题大做，故意发难。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某些领导便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的问题。
邓小平知道情况后十分气愤，他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叫人民群众怎么相信我们的党？怎么相信我们的政府？他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反映谢的犯罪事实，同时又派人直接向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信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其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四天后，临时最高法庭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驳回谢的上诉，维持原判。当日，即5月9日下午，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的两年时间内，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共15个。经过了第一次反腐败斗争的洗礼，中央苏区以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面貌站住了脚。
延安城中毙英雄
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很快，长征开始，党中央转移到延安，投入抗日战争中。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保持党员的纯洁，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党务委员会对违纪党员采取了异常严厉的惩处措施。肖玉壁就是这一时期被除掉的典型。
肖玉壁本是红军的英雄，他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把自己的牛奶特供证给他，保证其营养。待其伤愈出院后，肖玉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他开始居功自傲，利用职权，贪污大洋3,000多元，还和国民党军队做起私人生意，导致边区的重要物资不断流出。案发后，肖玉壁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声称“希望看在过去有功的份上，再上前线，战死在沙场”。
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肖玉壁的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问林伯渠：“你准备怎么答复他？”林回答：“边区和西北局都想听听你的意见。”毛泽东沉思一阵说：“你还记得1937年枪毙的那位黄克功吧？”林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同他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壁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事后林伯渠称，当时边区政府的腐败率是5%。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1945年4月，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共七大召开。在党章的“纪律”一章中，专门细化了“奖励与惩处”的内容，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案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然而，胜利让一些党员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加。面对执政的考验，加强党纪建设显得尤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纪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随后，朱德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
在这时期打出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更是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反腐败第一大案。
刘青山与张子善都是中共老党员，两人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都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遭敌人严刑逼供仍坚贞不屈。然而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仅1950年至1951年就盗窃地方粮款289151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73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1554954万元。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 张子善被执行枪决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
二人的暴露极具戏剧性，1951年夏季，刘、张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警觉，他们的贪腐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以死刑的意见。时逢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参照；而且，刘、张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所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12月20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处理刘、张的意见，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杀还是不杀？人们等待着中央的最后决定。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周恩来追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消息却在河北省各级干部中引起极大的震动。部分人传出了“枪下留人”的意见。
当毛泽东听完薄一波对这个意见的讲述后，他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在毛泽东的拍板后，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星期天，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根据刘、张二犯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两人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听到宣判，刘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头。张子善则则双膝一软，若不是两个民警扶持着，则会瘫倒在地。而会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其中就有张子善没有机会喊的“共产党万岁”！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呼喊声中被押赴刑场，处以死刑。
中纪委改革打老虎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央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中央监委的工作只坚持了10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被迫撤销。
十年动乱后，纪检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名中纪委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纪委书记生涯。
陈云首先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那段时间，陈云家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他让秘书给孩子们捎话，让他们平时注意安全，但他决不因此退缩，“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其任上，中纪委第一次明确了各级纪委的职能定位，即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此外还创立巡视制度，加强了中纪委的监督力量。就在巡视组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便有16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创下历年来的新高。2006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2007年的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线索的。2007年夏天，吴官正还专门前往北戴河，看望第一期全国巡视干部培训班的学员。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贺国强接替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五大建设”，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中纪委“打虎”力度再次加大，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到严肃查处。
王岐山的改革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一上任，他就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2012年11月30日，他组织专家座谈会，向与会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很多学者分析，王岐山是借此书表达改革纪检制度、厉行反腐的决心。随后，王岐山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了这份决心。2013年1月30日至2月6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4篇署名为“钟纪岩”的评论文章。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钟纪岩就是中纪委研究室，这些文章反映了领导的思路。”
改革首先发生在中纪委内部。据中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4月22日至26日，中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花了5天时间，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这在中纪委的发展史上实属首次”。5月，中纪委又对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调整。此前，中纪委共有27个内设职能部门，包括8个纪检监察室和预防腐败室、案件审理室、信访室等。按照王岐山的要求，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了10个。在中纪委的带动下，截至2013年10月底，有17个省、市、自治区纪委新设了1至2个纪检监察室，各级纪委的一线办案力量大大增强。
此后，王岐山着手改革巡视制度。巡视组开始试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王岐山还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2013年下半年，王岐山开始推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建设。王岐山深知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早在2012年11月，他就说过，“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都要听”。2013年9月2日，他出席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仪式，亲手按下“启动”按钮。此后，神秘的中纪委变得越来越接地气。9月12日，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到网站做在线访谈。他说，条件成熟时，中纪委还将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用。
2013年末，中纪委的改革推进到管理体制上。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意味着，由陈云始创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从当年的“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变为“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中纪委是否还会继续改革？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时代在变，中纪委的检查手段也会变。随着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落马，也印证了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教授的话，中纪委的反腐是“无限战”，任何领域的“大老虎”都可能被打击。
2014年7月29日，随着新华社的通告，悬了一年的周永康案终于落实立案调查。这不仅是十八大以来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也是中共建国以来因经济问题打掉的最大一直老虎。周永康的落马掀起了一轮新高潮，其实回顾中共历史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第一次掀起“打虎”高潮。纪检工作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腐败分子作斗争，是中共的一柄利剑，正是中共对大老虎的不姑息，才让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赢得了胜利。
邓小平打死第一只大老虎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纲领，其中就强调遵守组织纪律和接受监督。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党章，把“纪律”单列一章。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投机分子，“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为此，党中央在1926年发布了第一份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必清洗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
中央审查委员会时期打掉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只“老虎”。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
谢步升，瑞金叶坪乡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他参加了工农武装暴动队，还曾一度担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谢步升入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斗争中，他表现积极，经常主动出主意想办法，工作颇有起色，还多次立功。他的突出表现赢得党组织的信任和重视，不久便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他又被推举担任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影响陡然增高。然而群众举报信却罗列了谢步升的罪责，由于案情重大，裁判部立即向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当即指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速战速决。办案人员为防打草惊蛇，展开了秘密查访。
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谢步升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打土豪时所得财物。他还伪造通行证，把水牛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出售。为了谋财，他甚至秘密杀害了一名军医。据此，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了审讯和搜查，其部分赃物先后被找到，犯罪事实一一得到印证。调查人员认为，谢步升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危害根据地的稳定。但谢步升被关押后，案件的查处工作却遇到了阻力。谢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并无大错，是办案人员小题大做，故意发难。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某些领导便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的问题。
邓小平知道情况后十分气愤，他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叫人民群众怎么相信我们的党？怎么相信我们的政府？他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反映谢的犯罪事实，同时又派人直接向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信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其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四天后，临时最高法庭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驳回谢的上诉，维持原判。当日，即5月9日下午，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的两年时间内，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共15个。经过了第一次反腐败斗争的洗礼，中央苏区以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面貌站住了脚。
延安城中毙英雄
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很快，长征开始，党中央转移到延安，投入抗日战争中。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保持党员的纯洁，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党务委员会对违纪党员采取了异常严厉的惩处措施。肖玉壁就是这一时期被除掉的典型。
肖玉壁本是红军的英雄，他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把自己的牛奶特供证给他，保证其营养。待其伤愈出院后，肖玉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他开始居功自傲，利用职权，贪污大洋3,000多元，还和国民党军队做起私人生意，导致边区的重要物资不断流出。案发后，肖玉壁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声称“希望看在过去有功的份上，再上前线，战死在沙场”。
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肖玉壁的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问林伯渠：“你准备怎么答复他？”林回答：“边区和西北局都想听听你的意见。”毛泽东沉思一阵说：“你还记得1937年枪毙的那位黄克功吧？”林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同他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壁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事后林伯渠称，当时边区政府的腐败率是5%。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1945年4月，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共七大召开。在党章的“纪律”一章中，专门细化了“奖励与惩处”的内容，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案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然而，胜利让一些党员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加。面对执政的考验，加强党纪建设显得尤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纪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随后，朱德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
在这时期打出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更是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反腐败第一大案。
刘青山与张子善都是中共老党员，两人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都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遭敌人严刑逼供仍坚贞不屈。然而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仅1950年至1951年就盗窃地方粮款289151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73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1554954万元。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 张子善被执行枪决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
二人的暴露极具戏剧性，1951年夏季，刘、张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警觉，他们的贪腐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以死刑的意见。时逢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参照；而且，刘、张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所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12月20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处理刘、张的意见，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杀还是不杀？人们等待着中央的最后决定。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周恩来追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消息却在河北省各级干部中引起极大的震动。部分人传出了“枪下留人”的意见。
当毛泽东听完薄一波对这个意见的讲述后，他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在毛泽东的拍板后，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星期天，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根据刘、张二犯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两人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听到宣判，刘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头。张子善则则双膝一软，若不是两个民警扶持着，则会瘫倒在地。而会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其中就有张子善没有机会喊的“共产党万岁”！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呼喊声中被押赴刑场，处以死刑。
中纪委改革打老虎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央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中央监委的工作只坚持了10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被迫撤销。
十年动乱后，纪检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名中纪委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纪委书记生涯。
陈云首先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那段时间，陈云家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他让秘书给孩子们捎话，让他们平时注意安全，但他决不因此退缩，“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其任上，中纪委第一次明确了各级纪委的职能定位，即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此外还创立巡视制度，加强了中纪委的监督力量。就在巡视组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便有16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创下历年来的新高。2006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2007年的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线索的。2007年夏天，吴官正还专门前往北戴河，看望第一期全国巡视干部培训班的学员。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贺国强接替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五大建设”，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中纪委“打虎”力度再次加大，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到严肃查处。
王岐山的改革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一上任，他就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2012年11月30日，他组织专家座谈会，向与会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很多学者分析，王岐山是借此书表达改革纪检制度、厉行反腐的决心。随后，王岐山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了这份决心。2013年1月30日至2月6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4篇署名为“钟纪岩”的评论文章。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钟纪岩就是中纪委研究室，这些文章反映了领导的思路。”
改革首先发生在中纪委内部。据中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4月22日至26日，中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花了5天时间，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这在中纪委的发展史上实属首次”。5月，中纪委又对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调整。此前，中纪委共有27个内设职能部门，包括8个纪检监察室和预防腐败室、案件审理室、信访室等。按照王岐山的要求，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了10个。在中纪委的带动下，截至2013年10月底，有17个省、市、自治区纪委新设了1至2个纪检监察室，各级纪委的一线办案力量大大增强。
此后，王岐山着手改革巡视制度。巡视组开始试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王岐山还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2013年下半年，王岐山开始推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建设。王岐山深知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早在2012年11月，他就说过，“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都要听”。2013年9月2日，他出席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仪式，亲手按下“启动”按钮。此后，神秘的中纪委变得越来越接地气。9月12日，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到网站做在线访谈。他说，条件成熟时，中纪委还将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用。
2013年末，中纪委的改革推进到管理体制上。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意味着，由陈云始创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从当年的“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变为“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中纪委是否还会继续改革？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时代在变，中纪委的检查手段也会变。随着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落马，也印证了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教授的话，中纪委的反腐是“无限战”，任何领域的“大老虎”都可能被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