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申文
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4月10日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了《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主旨演讲。在演讲中，李克强多次提到“共同体”概念，如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等等。舆论分析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同时，愿意同亚洲各国一起，推动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博鳌年会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了“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被解读为“内涵丰富、富有新意”，释放了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强烈信号。本次，李克强再提“共同体”论，与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深化了内涵，拓展了外延，表达了中国不满足于独擅胜场的发展模式、更愿意与亚洲各国形成百花齐放、互利共赢发展模式的决心。
李克强在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构建亚洲共同体的三大观点：第一，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第二，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第三，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以上三大共同体内涵，分别对应了经济、政治、安保的需要，构成亚洲发展的明确路线图。
如果说，时有所闻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并不陌生，那么李克强首次提出亚洲“责任共同体”，显然是针对当前亚洲邻国之间围绕领海与领土主权发生摩擦和冲突的现实，确乎让人眼睛一亮。李克强指出：“地区动荡是祸，周边稳定是福”。亚洲的进步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平稳定是亚洲发展的基础保障。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可成友邻。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地区国家凝聚共识，积极作为，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框架。对此，中国的立场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同时也讲原则，坚定维护根本立场。
今年博鳌论坛年会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动力来源于共识，来源于共同的行动方向。2014年，亚洲和新兴经济体都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日本、印度、印尼等均在大力推行新的改革议程，而领土纷争却给区域国家带来了深刻隐患，成为妨碍经济发展与合作交流的最大阻力和不确定因素。为此，把“共同体意识”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延伸到安保领域，提倡让“责任共同体”成为解锁的钥匙，不失为一大创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共同体和区域共同体的诞生，“共同体主义”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与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不同，共同体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由所在的社群决定。由此，公益政治学开始代替权利政治学，强调集体权利优先的原则。同样，如果把“共同体主义”放大到国家关系上，那么在包含着军事因素的同盟国框架以外，“责任共同体”提出了一个和平主义的共识，值得所有关系国家认真考虑。
在亚洲，如果排除了“均势”或“霸权”的现实主义安全模式，那么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模式或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亚洲国家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社会价值观，但“和为贵”的东方主义深入人心，具有超越现实利益和价值的普遍意义。亚洲国家不缺乏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但缺乏一定程度的互惠和利他主义，以及立足于区域乃至全球层面上的责任意识，这使得亚洲的安全共同体支离破碎，犹如水中花镜中月。
为此，李克强指出，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地区的和平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60年前，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间，中国始终将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由于历史等原因，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争端，中国始终坚持对话与磋商，对于一些国家的不理性行为，也始终保持着克制。但这不代表中国怕事。要相信中国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的意志，如果想要触动这条底线，就要做好承担挑衅后果的准备。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可成友邻。亚洲的和平稳定大环境，需要地区各国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说，“为使亚洲保持发展，各国不应该只关注自己，还应该考虑地区全体的利益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利益。”从博鳌论坛传递出的信息来看，亚洲国家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转型升级，在加强合作中寻求并释放新的增长动力，是既定的目标与使命。中国作为年会的东道主，同时又是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不仅愿意继续发挥增长引擎的作用，更愿意在以“责任共同体”为内涵的新区域安全框架中扮演积极角色。
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4月10日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了《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主旨演讲。在演讲中，李克强多次提到“共同体”概念，如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等等。舆论分析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同时，愿意同亚洲各国一起，推动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博鳌年会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了“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被解读为“内涵丰富、富有新意”，释放了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强烈信号。本次，李克强再提“共同体”论，与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深化了内涵，拓展了外延，表达了中国不满足于独擅胜场的发展模式、更愿意与亚洲各国形成百花齐放、互利共赢发展模式的决心。
李克强在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构建亚洲共同体的三大观点：第一，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第二，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第三，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以上三大共同体内涵，分别对应了经济、政治、安保的需要，构成亚洲发展的明确路线图。
如果说，时有所闻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并不陌生，那么李克强首次提出亚洲“责任共同体”，显然是针对当前亚洲邻国之间围绕领海与领土主权发生摩擦和冲突的现实，确乎让人眼睛一亮。李克强指出：“地区动荡是祸，周边稳定是福”。亚洲的进步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平稳定是亚洲发展的基础保障。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可成友邻。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地区国家凝聚共识，积极作为，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框架。对此，中国的立场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同时也讲原则，坚定维护根本立场。
今年博鳌论坛年会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动力来源于共识，来源于共同的行动方向。2014年，亚洲和新兴经济体都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日本、印度、印尼等均在大力推行新的改革议程，而领土纷争却给区域国家带来了深刻隐患，成为妨碍经济发展与合作交流的最大阻力和不确定因素。为此，把“共同体意识”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延伸到安保领域，提倡让“责任共同体”成为解锁的钥匙，不失为一大创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共同体和区域共同体的诞生，“共同体主义”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与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不同，共同体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由所在的社群决定。由此，公益政治学开始代替权利政治学，强调集体权利优先的原则。同样，如果把“共同体主义”放大到国家关系上，那么在包含着军事因素的同盟国框架以外，“责任共同体”提出了一个和平主义的共识，值得所有关系国家认真考虑。
在亚洲，如果排除了“均势”或“霸权”的现实主义安全模式，那么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模式或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亚洲国家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社会价值观，但“和为贵”的东方主义深入人心，具有超越现实利益和价值的普遍意义。亚洲国家不缺乏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但缺乏一定程度的互惠和利他主义，以及立足于区域乃至全球层面上的责任意识，这使得亚洲的安全共同体支离破碎，犹如水中花镜中月。
为此，李克强指出，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地区的和平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60年前，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间，中国始终将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由于历史等原因，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争端，中国始终坚持对话与磋商，对于一些国家的不理性行为，也始终保持着克制。但这不代表中国怕事。要相信中国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的意志，如果想要触动这条底线，就要做好承担挑衅后果的准备。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可成友邻。亚洲的和平稳定大环境，需要地区各国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说，“为使亚洲保持发展，各国不应该只关注自己，还应该考虑地区全体的利益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利益。”从博鳌论坛传递出的信息来看，亚洲国家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转型升级，在加强合作中寻求并释放新的增长动力，是既定的目标与使命。中国作为年会的东道主，同时又是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不仅愿意继续发挥增长引擎的作用，更愿意在以“责任共同体”为内涵的新区域安全框架中扮演积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