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日前，“旅日华人学者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举行，与会者分⑴东亚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⑵中日关系中的国际因素，⑶中国今后的战略策略等三个部分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参与讨论者：赵宏伟（法政大学教授）、熊达云（山梨学院大学教授）、于保田（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毛桂荣（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杨世英（东北学院大学教授）、王元（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准教授）、刘迪（杏林大学准教授）、郑成（早稻田大学准教授）、张玉萍（东京大学非常勤讲师，第三届“山口一郎”纪念奖得主）、张剑波（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黄斌（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李若愚（复旦大学博士生）等参加了讨论。会议由王元主持。
⑴美国：生锈的霸权
【张剑波】三年前，日本最保守的产经系列的《产经ビジネス》的电视广告称：“中国持续高速发展，这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最具世界史意义的大事件。”日本最保守的阵营里有如此冷静、理性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日本知性的深度。但近几年，现实的日本尤其是安倍晋三政权的走向，却很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文明史、从中美日关系等多个角度来看问题。
首先看看美国。当今美国可以说是一个“生锈的‛帝国’”。美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由二战刚结束时的50%左右下降到了今天的约18%，但为了支配整个世界，其军费开支不得不维持在占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45%的水平，典型地陷入了“汤因比悖论”，即大国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手伸得太长，极盛期过后，国力相对衰退，但很难随之把伸长的手收缩到与实力相当的水平，导致加剧大国的衰亡。
我去过美国四次，感觉美国人其实和中国人很像：豁达，开朗，富有人情味的人很多。但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人越来越不如以前勤奋。开拓时期的美国人是非常勤劳的，这是美国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成为世界霸主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越来越不如以前勤奋了。到过美国的学者几乎都会提到美国人的非效率性。这个是美国最致命的问题，是导致美国衰退的最基本原因。
美国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的大国，经济实力仍为世界第一，军事实力更加强大。但支撑这个“帝国”大厦的根基早已变质朽缩，大厦太高太沉，不堪负重，是个生了锈的“帝国”。
【杨世英】美国经济在奥巴马失业救济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的失败、导致财政危机。可以说美国因素是一个方面。但中国经济同美国经济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国际贸易论所叙述的那样。贸易不平衡会导致贸易对象国经济滑坡进而衰退。甚至可能会崩溃。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是可以想像的。
【张剑波】二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霸权国家后，遏制或铲除“挑战国”成为美国的至上命题。美国的第一个挑战国是苏联。美国通过冷战孤立、遏制苏联，诱使苏联与美国进行“星球大战”军备竞赛，导致苏联自灭。1980年代后，日本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成为美国的挑战国，当时有专家预测日本经济将在199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发动对日“经济战争”，尤其是在苏联崩溃后全力对付日本，迫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成功遏制了第二个挑战国。
【黄斌】确实如此。不过值得思考的是，美国二战后在诸多领域经历过多次严重危机，这样一个生了锈的“帝国”，为何能够将前苏联和日本这些挑战者击败？我觉得除了它本身所奉行的“遏制”“打压”一切威胁自身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这一既定政策发挥了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凭借着超强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突破创新能力，在与诸多竞争对手的综合实力的较量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换句话说，前苏联的失败，固然与西方世界的冷战遏制政策分不开，然而其崩溃解体最终源于自身体制上的严重缺陷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深刻危机，同样日本没有能够超越美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缺乏美国那样的产业创新能力。日本在半导体、汽车等领域独步于全世界，但自始至终没有能够担负起美国那样引领世界产业革命的作用。因此从根本上来讲，这两个挑战者不是败給了美国，而是败给了自己。
中国从苏联和日本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失败的历史中所汲取的教训，我认为首要一点在于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本国在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初期，邓小平面临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却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
今天，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已经将下一个挑战者锁定在中国身上。这就必然使中国面临着美国的进一步打压和遏制。如何应对这些打压，首要一点仍然在于健全自身，加强本国的力量。
【张剑波】2000年《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公开宣称，美国的基本国家安全战略就是把潜在的挑战国抑制在萌芽阶段。但2001年的“911事件”打乱了美国的这一战略部署，十年反恐导致美国国力衰退，同时给予了其他大国绝好的战略发展空间。2010年，奥巴马在国会讲演时说：美国绝不做老二。此时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无可争辩的第二大国，且多方预测中国将在二十年内超过美国。于是美国高调“回归亚洲”，在中国的周边动作连连，中国的周边环境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亚洲共同体、共同货币等地区整合受挫，地区各国间的关系急剧紧张。中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对外关系中，最大的课题无疑是美国、是中美关系。
【黄斌】按照过去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主要矛盾。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中美关系。最近中日关系热点频发，日本朝野拉拢美国抗衡中国的倾向日渐突出，这显然是正中美国下怀。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美日三国角力中，美日两国一强一弱连起手来压制正在崛起的中国。
【张剑波】美国十分擅长玩地政学游戏，美国的战略学家们如不热津斯基、亨廷顿、基辛格等都很重视地政学，其核心方式之一就是离间各地区大国间的关系，联合该地区的第二大国与该地区的第一大国对抗，拉拢地区国家对抗该地区的第一大国，这样既离间了这一地区，导致地区不和，使这一地区离不开美国的“领导”，又能成功遏制挑战国的出现。
【黄斌】需要注意的是，中美日三国在经济上处于深层次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决定了这种压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铁幕，虽然仍然是以军事力量作为保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几乎可以剔出武力对抗的选择。可以预见，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不利地位今后很长时期内难以逆转。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美日之间同样潜藏着对抗的种子。安倍之所以在大选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他所提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强硬外交路线简洁明了，在日本公众普遍厌烦了国势长期衰退局面而力图奋起的情况下，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灵。日本在经济上走出困境，在外交上主动与中国对抗并推动TPP谈判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显然是支持的。然而这是一柄双刃剑。安倍政权提出的诱导日元贬值的经济处方和拒绝为TPP谈判设限等强硬主张直接冲击着美国的利益。汽车产业等利益集团可能会再次祭起敲打日本的大旗，不排除今后美国提出反制措施的可能。
美国对日本的反制可能是桌面上的，来自美国的“外压”对于日本屡凑奇效。也可能是桌面下的。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战后日本政权更迭的幕后推手，例如很多人从导致田中角荣锒铛入狱的洛克希德案中看到了美国背后操纵的影子。无论如何，美国因素对于中日关系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关注。
【张剑波】中美关系或者说今天的大国间关系有着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国关系都不一样的地方。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大国间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侧面。第二，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国间敌对尤其是军事对抗的成本太大，加之当今世界是多强并立，大国间对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第三，全球性课题越来越多，单一大国无法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大国间合作共同承担责任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第四，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大国的关系与传统的西方大国间的关系也不一样。近代西方模式是大国驱使其军事、经济、技术等实力征服全球，称霸世界，但成熟的中华文明更倾向于“内向”、和平、“教化”。因此，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但未必成为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奥巴马第一次访华时提出“Ｇ２”，正是出于美国力量的局限和大国共同治理的必要，可惜没得到当时的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
【张玉萍】“Ｇ２”提法中的美国和中国，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呢？还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若是前者，则与美国的国策，即绝不允许有挑战“美国第一”的国家出现不符。若是后者，因历史上的关系，则中国也碍难接受。
【杨世英】1990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已经是越来越大、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说的更确切一点、国债会导致大量对产业的资金投入。但是这里有一个信用问题。日本敢以物价上涨2%为赌注。且不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因为日本战后国债的信用度比较高。银行无限制的允许资金流入市场。危险较大。有导致经济大倒退的可能性。因为工人工资的上涨由企业决定。就业率的回升还要靠产业结构的拉动。
【毛桂荣】发展下去中国今后有可能接受“Ｇ２”的提法，跟美国平起平坐吗？中国为什么不接受？我觉得原因在于不想承担责任。虽然温家宝有时候也说要做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但是中国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现在没法接受。不过今后有可能接受。另外，日本人怎样看“Ｇ２”也很有意思。“Ｇ２”没有日本插足的余地。
【王元】现在还不清楚“Ｇ２”是怎么出笼的。我一直想不通奥巴马为什么要跑到东京来提这一观点。他后来在上海科技馆跟复旦等高校的学生对话时更加明确提出这一提法。但是，人还在上海，北京就放出话来了。基本上否定了这一提法。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中美两国政府好像都很唐突，很失礼。我想日本人可能更感意外。美国怎么会弄出来这样一个东西来？
【张剑波】奥巴马在亚洲长大，他曾经说过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从意识形态偏见中摆脱出来。美国的媒体有一段时间骂他是社会主义者。奥巴马可能是觉得美国有些力不从心，希望有人跟美国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奥巴马提问题提得太唐突。中国从政界到学术界都没有思想准备。中国除了毛泽东时代有一段时间有一点自我中心的想法以外更多的都是自认落后，要向别人学习的心态。我还没学好呢，你要我做老大，中国忘了自己历史上曾经就是老大。至于日本，当然不会对“Ｇ２”感兴趣了。日本认为西方是老大，自己是老二，在西方之下非西方之上。现在奥巴马要中国做两个老大之一，日本受不了了。
【王元】从道德伦理的立场看的话，中国很难直接接受美国的提法。美国当老大历时已久，习惯了向世界发号施令和分派任务。“Ｇ２”听上去很有些任命中国为自己的副手，让中国也从美国的世界霸权中分一杯羹的味道。中国面子上挂不住，不过表面上是不愿跟着美国跑，实际上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无法从长期以来的“反霸”的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所以中国应该不完全是不愿意负起责任来。我感觉“Ｇ２”有可能是一个只能做不能说的方案。或者是在被否定了以后才被接受，以后说不定会别开生面。
【刘迪】我同意王元的观点。中国上次习近平访美时曾经提出过“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提法。有人把它理解为一种变相的“G2”，但是中国不会对“G2”的国际政治设计照单接收。中国有自己的崛起设计。今天中国正在展开的，其实是一种新的崛起战略，即不断促进各种新型多边国际组织，以这些新组织，重构国际秩序。中国在这里充当协调者、组织者。“上合组织”、“六方会谈”、“金砖五国”“中国东盟FTA”等都是这种结构。这种组织的特点是网络型的，没有金字塔形组织。组织内部的治理，都是协商解决。这不同于美国的单边主义。
【张剑波】对，可能有多种因素。中国以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G2”之一，结果搞得很不好。这次算是接受历史教训了。
【李若愚】还有可能是缺乏信任的原因。中国害怕这是一个圈套。
【黄斌】G2这个说法，我认为有点儿像中国古代的招安。对于主流统治秩序的造反者，用一个虚衔作诱饵，将其重新纳入主流统治秩序。接受招安的结果可能很悲惨，横死的卡扎菲就是一个警示，不过也可能会是一个顺势融入主流统治秩序的良机。东欧的一些小国接受了美国的招安，确实走向了繁荣。然而，中国绝对不会简单接受美国的这种招安，正如前面刘迪老师所说，中国有着自己的崛起设计。不过在某些条件成熟后，王元老师所提到的“只能做不能说”“别开生面”的G2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那时的G2，将不再是单纯的招安，而是对既有国际秩序的重大调整。
【王元】以前美国人说“日本世界第一”，有些日本人高兴得很，跟着起哄。结果一转身就被美国给打趴下了。后来又说“第二也可以”（日高義樹『日本は「二番」でいい』飛鳥新社1988年），留下笑料一堆。中国害怕这是一个圈套，算是有自知之明，因为这有可能是把中国放在火上烤。
【张剑波】甚至中国政府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我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战略。
【王元】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或者将错就错吧。这是不是太狡猾了些？
【张剑波】对，既然你说一起来搞“G2”，那么好，我们就来谈怎么搞，怎么塑造这个世界，怎么分工，原则是什么。至少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来搞中国了，美国在亚洲就会有所收敛。
【王元】中国不仅没有接受G2，也没有接受G7或G8，原因复杂，其一在于中国是一个草食国家。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是为G5，以此为基础构成一新的GX可能才是中国心中所愿。G20太多了些，七嘴八舌都嫌嘈杂，所以最多也只能是G7。我设想了以下三种方案：⑴美，中，俄，印加EU成为“新G5”最理想。⑵不好进行的话，现G5加印度为“G6”也是一个方案，⑶或者去EU加法德日为“新G7”是一个方案。最合理的是方案⑴，但是动作大，而且来自欧洲的反对的声音会很大，日本也不会坐视其成。方案⑵赞成的国家或许一个也没有，但是大力反对的国家也不会太多。只要能做通中国、日本和德国的工作，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方案⑶最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但是现G5的工作谁来做是个问题。看来只能寄希望于现G5高度的自觉性了。
⑵东亚：复兴的历史包袱
【李若愚】除了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日本目前牵涉到的领土争议还有日俄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及日韩间的竹岛问题，而日方在上述问题上对于历史因素的解读则大相径庭。以北方四岛问题为例，由于该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苏（俄）实际控制，因此就这一问题日方申明对该地区主权要求的时候更多是诉诸于对己方更为有利的历史依据。比如在日本外务省和俄罗斯外交部共同制作的领土问题资料集中，日本即列举了由日方在1644年绘制的《正保御国绘图》作为该地区纳入日本版图的依据。然而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是传统强国，并且又有记述史料之传统，实际上早在明代的《筹海图编》上我国地图就已把钓鱼岛划入本国海疆。此时日本就一改北方领土问题上讲求历史因素的立场，转而强调日方目前对该海域的实际控制权。
【王元】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日本跟韩国之间。日本在跟韩国的“竹岛（独岛）”问题上强调历史资料，采用了跟钓鱼岛问题不同的双重标准。
【李若愚】日方这种选择性使用对己方有利因素的做法当然值得怀疑。
中日近年来关系趋冷，肇始于2010年的“撞船事件”。领土问题已经无可质疑的成为了制约中日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我们更应注意到的是领土问题对整个亚太局势的影响。比如尽管中日两国间的领土争端仅限于东海问题，然而在中国南海领土争端爆发以后，日本积极联系东南亚各国，用南海来牵制东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而在“撞船事件”爆发后不足一个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也迅速访华并与中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论不容改变”，这之后中国国内开始有意识的将原来使用的“北方四岛问题”改为俄方惯用的“南千岛群岛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支持俄方，以换取俄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的信号。
【毛桂荣】我问一个问题。现在国内有没有统一用这个单词呢？日本以前没有“北方四岛”这个词。历史上南千岛群岛不包括齿舞和色丹。
【李若愚】对，不说，北方领土是1950年代末期以后的讲法。这种利用领土问题互相牵制的做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冷战时期日苏试图签订和约的时候，美国也曾使用“冲绳归还”来阻止日苏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达成妥协。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利用第三方领土问题来牵制对手的做法是否真的可取。因为第三国的介入不但会使问题复杂化，更重要的是第三国的行动终究是以本国的利益为第一要务，当其出于本国利益所持立场发生转变的时候，就可能造成当事国的措手不及。近来俄方又展现出可以就北方领土问题与日本展开对话的姿态，这点就很值得中国的学者深思。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也曾因为领土问题剑拔弩张，然而2008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碑揭牌仪式”，这意味着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将全部确定。可以说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王元】中俄划定边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件事终于有了结果。虽然不时有些国家挑拨离间，但是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之间也解决了。除了跟印度之间还剩下两段以外，现在中国的陆上国境已基本上确定了。中印关系最近也还算稳定，印度在跟中国合作搞BRICS。至于海上国界的问题那是新问题，有待今后逐步解决，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急不得。
【刘迪】其实历史上人们看到中国对领土问题采取的是一种看起来非常矛盾的观念。首先我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时我们对具体的领土支配，只要认为尚处于荒蛮状态，我们甚至不屑一顾。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都可以找到领土以外的深层原因。因此，领土问题不好解决，其实是领土以外的深层问题，强烈制约表层问题的解决。当然，领土问题绝非中国单方面的问题，不论国际环境还是冲突对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中国对此的态度。
【王元】钓鱼岛的问题放在后面。我们先来看一看朝鲜半岛。围绕朝鲜半岛，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大的格局已经形成，这个格局由几个三角连环套组成：一是最小的“中-朝-韩关系”，其次是“中-半岛-日关系”，第三是“中-半岛-美关系”，这是三组主要的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但是显然不是一个稳定的格局。韩国和中国有关的外交政策经常超越意识形态而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韩两国是两大稳定因素。这可能跟两国在这件事上关切最深，而且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法置身事外有关。我觉得中韩两国在这件事的各种发言和行动是最负责的。问题在于不稳定的因素不止一个，首先是北朝鲜，在周边的国家做出了大量的努力的时候，北朝鲜屡屡与之背道而驰，特别是在核开发的问题上一意孤行，令人失望至极。
【赵宏伟】有报道说中国已开始停止朝鲜人名义的银行汇兑业务，朝鲜人只好借中国人名义汇兑，这当然增加成本，并无法进行大笔交易。刚发表的2月份对朝贸易统计中，没了石油的出口。那份中美共同起草共同提案的安理会决议，明确地规定，根据宪章第7条进行制裁。第7条是强制条款，各国必须严格执行。以前中国一直反对根据第7条，也就是说不用负不认真制裁的义务，这次变了。而且这种强制性决议，已通过了，就成了永远，不知什么时候能取消。北韩的军力就根本无法长期维持。并且决议通过后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发言，号召世界各国严格遵守协定。言使各国大吃一惊。又有一消息是，中国出资重开了中国珲春至俄罗斯至韩国陆海联运线，这是绕过北韩的线，两年之前停航了。
【王元】其次是日本，日本在北朝鲜问题上完全失去了一个大国应有的风度。我们看到过去这20年里日本没有一天不提北朝鲜的问题。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说来说去说不到正经上来，只图口快不计效果。不过日本也有日本的苦衷，实际上，小泉访朝几乎可以说是日本这些年来做出的最后的有效行动。那以后，日本因国内政治陷入混乱而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作为。说老实话，在北朝鲜的核开发问题上，日本不是最重要的当事国，历史问题和绑架问题不适合放到六国会议（六方会谈）的桌面上来。日本参加进来的六国会议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日本的与会使会议的目标变得模糊了。我希望日本在这件事上置身事外，等有关四方（朝韩中美）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再提历史问题和绑架问题不迟。
日本人做事有时看不懂。比如跟北朝鲜之间的关系，姑娘被绑匪给绑了，也不想个办法把她救出来，一味说大话恐吓有什么用？后来放回来了几个，本来说好了还回去的，结果食言。剩下的不要了？剩下的那些人的人权何在？按照国际惯例，飞机被劫持的时候，不鼓励乘务人员赤手空拳跟劫匪搏斗，因为那样的话无异于把全体乘客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我感觉这些人真的很可怜，第一次被北朝鲜，第二次被右翼给绑架了。
第三是美国，美国的有关政策明显缺乏平衡性和一贯性。美国曾经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交往过，但是始终不愿意跟北朝鲜缔结和平条约。我搞不清美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谋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朝鲜半岛位于东北亚的中心位置，这一地区稳定不下来的话，东北亚，整个东亚都稳定不下来。
【赵宏伟】看国内媒体的讨论，仍然是两大派，相比之下，官方政策反而是破天荒的。问题是中国的政策决定的水平到了什么程度？有基本政策吗？1目前的制裁力度到什么程度，2目的是什么？3有各种应变方案吗？比如彻底封杀军需，使其常规武器无法更新，维修，无法动作。限油以使其重工业全面停工等等。管孩子管到那份？划红线了吗？越了红线怎么办？弃朝？或弃金？或继续娇惯？4跟老美有战略协商吗？统一？统一后的老美驻军安排？还是撤军安排？把鸭绿江变成中美友好江？美军和在香港定期度假一样，来丹东玩玩？学当年华盛顿公约代替英日同盟，搞个东北亚公约以取消美日、美韩同盟？日本最怕这一招。
【王元】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应该是有基本政策的。但是过去20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个所谓的基本政策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更。比如六国会议可能就不是既定方针，而是因事制宜搞出来的。外交部似乎在这个问题上灵活得过度了一些，不过由于实际上现在处于比较糟糕的阶段，不应该用现在的结果来论定。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不能没有一定的灵活性，我觉得中国今后需要给自己留较大的空间，即使在外交失败时也不至于措手不及。说到底，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导权是有限的，因此基本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⑶日本：适应新环境
【张剑波】日本是个“幸福的大国”。日本人清洁、礼貌、勤奋、守规矩，从市民素质上讲，或许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在大国中，日本或许是最好过日子的国家了。因此，可以说日本是个幸福的国家。说日本是“大国”，不仅意味着日本是经济大国、技术大国，这里更意味着“大国意识”、“大国冲动”。日本早就是经济大国，但由于近代史的原因，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日本人的意识和行为是比较谦虚、非常谨慎的。但进入本世纪后，尤其是近几年，日本国内追求与其实力相称的大国地位甚至是超越其实力的地位的作用力越来越大，加上对中国的对手意识，日本国内“大国意识”、“大国冲动”越来越强烈。
【王元】我们这些在日本生活了十几二十几年的中国人恐怕都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身边的日本人。一个一个的日本人，都是那么温文有礼，虽然有时也有难以深交的遗憾，但是总的来讲个人交往层次上还是比较容易，比较愉快的。但是，国家层次上却不尽如此。我甚至觉得，这两个看上去很矛盾的方面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日本人一般情况下也议论，争吵。但是巨大灾难发生时，那种镇定如恒，让我很羡慕。这正是中国缺乏的东西，中国今后应该朝日本这样的方向发展，应该建成一个高度自动巡航的社会。
【毛桂荣】人们谈到日本的时候经常用“失去的10年”或者“失去的20年”这样的词。但是日本是一个成熟的社会，社会日趋老化，但是反过来看，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能把这个社会维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日本现在的出生率这样低，社会还是很稳定的。
【黄斌】从预测自然灾害到煽情地报道社会经济危机，日本媒体与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媒体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看待日本存在的各种问题时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很多人可能会被日本媒体强烈的危机意识所误导，认为日本问题丛生，危险重重，实际情况往往达不到那种程度。
【王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不是什么失去的多少年，也许这就是一个成熟社会的本来的状况。
【张剑波】但日本不仅已经“失去二十年”，而且前景不容乐观。日本政府预测日本人口到2060年将只有八千多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高龄者约占40%。很显然，按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日本不仅维持不了先进国家的地位，维持起码的社会稳定都将相当困难。因此，在出现这种局面之前，日本不得不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包括增加外国移民。
【黄斌】在对待外国移民问题上，日本社会缺乏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怀，与同样恼于高龄少子化社会的新加坡等国家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长此以往，将削弱日本经济的活力。不过，中国的老龄少子化的发展速度比日本更快，在这方面今后必须汲取日本的教训，否则积重难返，或许会形成困扰中国几代人的一大难题。如果说日本的高龄少子化还可以依靠移民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那么中国一旦步入高龄少子化的泥潭，由于人口基数大，各方面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很难指望移民来化解这一问题。
【王元】本来很多原来是日本戴的帽子现在戴到了中国的头上。比如“利益至上”“复制拷贝”“ 国民素质底”等等。当年日本被冤枉的部分也有，今天中国也同样。但是，有些也说到了中国的痛处。比如社会诚信问题，政治腐败问题，特别是国民素质问题。当然素质的问题很复杂，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文化差异问题。而且中国十几亿人口，虽然城市化迅猛发展，但是杯水车薪。深知被冤枉之苦的日本理应理解今天中国的苦衷，但是显而易见，日本并没有这样做。
【刘迪】人们说，冷战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这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地位、作用下降，日本在国际格局地位下跌。美国为了本国经济利益，不断打压日本。实际上这段期间，日本在经济上缺乏作为，空有许多好的技术却没有施展的空间。从国内社会结构看，这一期间日本社会还处在工业化时代的整齐划一的管理体制，没有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变化。这个过程，不论自民党政治还是其他新兴政党，都缺乏社会支持基础。工业化时代的保守革新对立，在后工业化时代已经不存在了。不论选举还是外交，都受到剧场政治的束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家对中国表现强硬，可以获得更多的喝彩。
【王元】我前面提到的肉食国家是指其社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由于社会上存在着的某种强制性的心理状态，一旦该社会中某一势力由非主流上升为主流，其他的势力往往纷纷披靡，失去了克制该势力的力量。而且这种现象更多地是表现在对外心理上，结果是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一边倒的状态。跟中国这种草食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这种大多是在政治力量的强力控制下形成的，而日本则是社会中自动生成的。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或许对这种状态的形成有一定的克制作用，不过效果有限。这一点从伊拉克战争开战问题上日本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当时连标榜“和平”的公明党也赞同跟随美国开战。这正是我用来衡量的一个标准。历史不能假设，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九条这根紧箍咒的话，当时日本政府越过雷池一步的可能性非常大。这种状态一旦形成，会扭曲整个社会的判断标准。小泉当时说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自卫队所到之处即是非交战区”，石破说得更精彩，“是使用武器而不是行使武力”。
【张剑波】不少日本人的对华情结正面临着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前面提到，当中国经济超过某个国家时，该国的对华关系会出现一些困难，但两三年左右即可恢复。这个“规律”却不适应于日本。因为对不少日本人来讲，中国经济超过日本不仅仅是个经济指标，更是一个文明史的象征。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是成功赶上并成为大国的非西方国家，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自豪，不少日本人因此产生强烈的优越感，认为日本人优于其他亚洲人，高高在上，鄙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便具有文明史的意义，使这些人的优越感发生根本动摇．因此，他们的对华心态极为复杂，而这种复杂心态不是短期内会改变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王元】中日之间的确存在“一山二虎”关系，掩盖或忽视这一事实有害无益，只有在充分认识这一事实的含义的基础上，纠正这一事实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才有可能是两国关系朝有利于双方的方向发展。我一直觉得，日本在中国认识问题上倍感痛苦，跟世界权力结构中日本的位置有关。而且这不仅限于日本，每个地区的老二都有这个问题。老大，比如东亚的中国，南亚的印度，即使在本地区内竞争失败，仍然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老二，在跟老大竞争中不能胜出的话，就有可能连老二的位子都保不住，更不用说到世界上去争一席之地了。
日本的深层忧虑大多来源于这个“老二现象”。由于没有登上过顶峰，不免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劲头。总想更上一层楼，想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这一现象曾经把日本逼得近乎疯狂，因为日本感到机会来了，几乎就要成功了，所以就加倍努力，制造了一系列的被他们称为“迷惑”的“麻烦”。这至今仍然是件很头痛的事情，日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把日本的成就和地位贬得一钱不值。同样是竞争失败，中国和日本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如果希望今后得到日本的合作的话，应该理解日本所处的这一困境。
日本还需要明白一点，日本在20世纪前半的侵略行为使它难以继续引领亚洲的现代化。侵略战争失败使日本决定性地失去了这一可能性。至今仍有一部分日本人不死心,以为只要加倍努力,人定胜天。这是一处硬伤，只有时间才能慢慢治愈，而非人力所能愈合。日本现在对中国仍有不少优势,但是这些优势是中等层次的，据此跟中国赌气有余,较劲不足。大多数的日本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是部分右派一直无法释怀。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日本应该认识到中国不可能永远处于落后和边缘的地位。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适应中国崛起，这对日本自身很重要。日本一百多年来一直走在亚洲现代化的最前列，特别是二战以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但是由于周边国家没能及时跟上来，跟日本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差距。这日益成为日本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但是先是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上来了，最近二十年中国也逐渐跟了上来，制约日本更上一层楼的瓶颈因素逐渐变成了促进因素。日本需要认清形势，调整心态，积极应对。不然的话，不仅无法有效地利用这一渐趋有利的环境因素，老是心里疙疙瘩瘩，作茧自缚，束缚了自己发展的手脚。
【刘迪】中日关系面临100余年以来的转型期。从中国方面看，这个转型期有两个矛盾。首先是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影响力，其作用已经仅次于美国，但整个经济结构仍处于工业化时代，与发达国家相差一个时代。其次，中国在核心文明创造方面，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也与历史上崛起的大国相比，显得十分尴尬。但从发展趋势、发展潜力来看，中国在世界众多大国中仍拥有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中国人民本身。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存在巨大的发展矛盾，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才拥有一种强烈的建立良善社会的热情与意志。同时，这三十年来，知识界不断在做准备，为中国领导世界积累了经验与人才。
我们再看日本，在过去100年中，这个国家曾是亚洲第一强国。其工业制造能力、人才、知识储备以及欧美文明的接受方式，都超出中国一筹。今天的日本，在人均GDP、科技存量、教育水准仍然领先中国。最为重要的，日本在导入现代化模式时，适用了欧洲模式，这让日本在与欧美交流时节约了沟通成本。与此相比，中国国家巨大，人口众多，而中国要走的路，世界没有可供“拿来”的模式。这就决定了，中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创造一个与其它文明兼容的新型文明。通过两个国家的比较我们可以认为，中日之间亚洲领导权的对立，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2、30年甚至更长。
【张剑波】复杂的心态导致复杂的对华姿态。日本一些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对日复仇。有趣的是，越是否认侵略，蔑视中国的日本人，一些人担心中国复仇的意识越强。这些人要么死抱日美同盟的瘦脚，哀号没有美国日本就活不下去，要么呼喊日本再武装，发展核武器。当然，从长远来讲，日美同盟和核武器都救不了日本。一些人希望中国分裂，认为只有中国分裂了，日本才能保持大国地位，日本才有救。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一厢情愿。一些人认为中国必然会强大起来，但日本也一定会在这个前提下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部分人会比较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崛起，比较现实的摸索建设性的中日关系。一些人认为有着几千年传统友好的中日两国是兄弟、是夫妻，应该也能够互相帮助，共同繁荣。这些人往往是些传统的亲华人士，为中国的发展高兴、欢呼，致力于中日友好。
【王元】日本的右派媒体这20年没有一天不在宣传中国即将崩溃，在中国的日系企业如何赤字经营，但是实际上直到最近去中国发展的日本的企业越来越多。我研究室的书架上有一列是我从BOOK OFF搜罗的中国崩溃论的书，摆了一整列，好几十本，蔚为大观。每天看着这些书，不觉好气只觉好笑。这些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封面大红大白，里面厚纸大字，书名以及章节标题都很吓人，大多是断定式的，比如“必定崩溃”，“依然要崩溃”，“还是要崩溃”，等等。面红耳赤，声嘶力竭，典型的中国崩溃妄想症。而且时间规定得也很明确，比如“快了”，“就要了”，“马上”，“立刻”，“已经开始了”，有些甚至开出了具体的数字，比如“五年之内”，“三年之内”，“明年”，“年内”，等等。内容跟不上巨大激烈的书名标题，显得头重脚轻。BOOK OFF这类书很多，说明还是有一定的读者的。我的中国研究的课上，学生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书上都说中国很快就要崩溃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崩溃？”（另一个同样多的问题是“中国人均GDP已经大大超过了民主化的门槛了，什么时候发生民主化革命？”）
以前跟依田先生对谈的时候，依田先生曾经表示，日本适应中国应该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当时我也认为当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大大超过日本时，日本会更容易适应中国一些。但是现在看来，日本适应中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依田先生当年比较乐观的依据之一来自历史经验，他认为日本人有着极强的辨认世界潮流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引领日本在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尚未“觉醒”时就投向了西方文化的怀抱。然而通观日本这二十年对世界局势的认识，看不到依田先生所说的那种敏锐。不仅如此，实际上日本的感觉落后于世界。
根本原因是冷战思维作崇，冷战思维蒙蔽了日本人精明的感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⑴克制不住自己对中国的敌视和抵触心情，⑵认识不到世界的复杂性，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缺乏大局观，⑶误以为只要自己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美国就会上当，⑷立场比较客观，注重实证分析的学者们则整天沉耽在象牙塔之中，不注意发挥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力。
【熊达云】各位谈到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现状以及走势的分析、观察上的混乱。从中看到了日本下意识地寄希望于中国的是内乱、崩溃和分裂。据各种舆论调查表明，现在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相互抱有好感的人口比率非常低，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这种现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非常危险。我们应该深入分析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方法。我个人认为，毋庸讳言，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下降有我们中国本身的原因，这是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进行反思的地方。但是，就日本而言，除下大家指出的政治家的恶意煽动以及媒体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之外，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精英阶层对中国带着有色眼镜的观察和所谓分析，尤其是所谓中国通的对华研究给予日本社会和民众的负面影响。刚才王先生提到的许多标题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中国末日论的所谓著述，有很多就是出自所谓的中国研究家之手。例如曾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学长的中岛岭雄就在其著作中煞有其事地论证中国将在若干年内分裂成若干个国家。他提出的期限过了十几年，中国不仅没有如他所愿分崩离析，反而以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发展了经济，社会政治也没有像他论证的那样发展。像他这种明显地误导民众的中国研究，当事实完全证明他的研究背离现实后，既没有听到他本人半个字的反省，也没有看到日本学术界对他的任何质疑。相反他却官运亨通，俨然成为日本研究中国的一面旗帜。这就是日本社会所谓学术自由的一个侧面，学者可以不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社会上则乐于看到这种只知道吸引国人眼球的惊天之论。
【王元】我的书架上有一本1993年的《中国解体》（东洋经济）和一本1995年的《中国必将如此！》（讲谈社）。刚来日本时看到这样的书，感到很吃惊但也很新鲜。后来发现内容都很雷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上的价值。不过这些书有市场，大概是有人需要从中获得快感吧。《中国解体》的合著者长谷川庆太郎此后差不多每年都写一本，有时还不止一本。1927年生的，多大年纪了？
一部分日本人拒绝适应时代潮流，特别是适应中国的崛起。日本过强的冷战思维在对朝鲜半岛问题上就很明显，在中国问题上也很明显。很多想法奇特而粗糙。比如包围中国的想法，那么大的一个中国，怎么包围？四面透风，八方漏气。连美国都不敢这样说，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居然公然这样说，并且游说列国，只能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完全不顾世界的现实。就比如那个所谓的“自由与繁荣的弧”，其实现状是既不自由也不繁荣。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用来包围中国的，但是实际上在世界上是这样被看待的。我粗略算了一下，世界上五分之三的纷争与动乱就集中在这一地带。除了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这里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准确地说是一条“既不稳定也不繁荣的弧”。而且事实上这一地带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跟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现在这里的各国人民跟中国一样正在为提高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哪有心思去理睬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什么中国包围圈。日本的右派政治家大包小包带到这些国家，扫地出门是不行了，带个耳朵听完算数。
【黄斌】呵呵，我插一句。事实上，连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印度、越南、菲律宾都在明里或暗里拒绝了这种异想天开的提案，不啻是给日本这些政客的一记响亮耳光。
【张剑波】理论上讲，日本的对华关系选择可以有以下几种。①作为中国的敌人阻止中国的发展。②作为对手拖理论上讲，日本的对华关系选择可以有以下几种。①作为中国的敌人阻止中国的发展。②作为对手拖中国的后腿。③被动性应对。④主动性应对。⑤作为伙伴合作。⑥作为兄弟、共同体一起成长。日本右翼基本是选择①，这无疑是自杀行为，在日本社会支持者甚少。对华强硬派基本是选择②，作这一选择首先为难的是日本自身。日本社会似倾向于选择③和②。日本经济界似以选择③和④为主流。中日友好派、开明派倾向于选择④～⑥。不同的选择对中国的发展速度略有影响，但日本的国家命运将会决定性的不同。
中日两国都站在近代史、文明史的转折点上，面临全新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各自面临的课题、选择以及中日关系极为复杂。各自的选择及中日关系的走向左右着各自的国运，但两国在认识上、政策上和行动上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文明史的转折无疑伴随一定的混沌和不安定，选准航向更难。生锈的“帝国”美国、发展中的“超级大国”中国、幸福的大国日本及其他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更加使得情况极为混浊不清。两国以高超的智慧克服现有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作为兄弟国家一道建立亚洲共同体，塑造一个崭新的文明，才是对各自最有好处的选择。
【熊达云】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谈判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灾难仍然记忆犹新，很多人对于与日本建交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为了说服国内老百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将日本人民从侵华战争责任中摘除出来。这种做法使国内在恢复中日邦交的问题上达到了认识的基本一致。可是，这种以邻为善的两分法，一部分日本政要不仅不领情，反而批判说是中国离间日本的诡计，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言人。现在看来，安倍说的也是实话，如果战前真的有很多日本人不惧军阀的残酷镇压，反抗或者消极反抗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或许在对外侵略道路上走不了这么远。这其中，战前的所谓中国通恐怕也脱不了干系。今天中日建交已经40年，中日关系变成今天这样，日本的所谓中国研究者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呢？尤其是当一大批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有敬畏感的学者逐渐退出学术舞台、一批在欧美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通”在上世纪90年代登上学术前台后的作为是否有应该重新检视之处呢？当然，中国的所谓日本研究者也需要作同样的反思，时间关系这里我就省略不谈。
日前，“旅日华人学者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举行，与会者分⑴东亚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⑵中日关系中的国际因素，⑶中国今后的战略策略等三个部分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参与讨论者：赵宏伟（法政大学教授）、熊达云（山梨学院大学教授）、于保田（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毛桂荣（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杨世英（东北学院大学教授）、王元（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准教授）、刘迪（杏林大学准教授）、郑成（早稻田大学准教授）、张玉萍（东京大学非常勤讲师，第三届“山口一郎”纪念奖得主）、张剑波（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黄斌（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李若愚（复旦大学博士生）等参加了讨论。会议由王元主持。
⑴美国：生锈的霸权
【张剑波】三年前，日本最保守的产经系列的《产经ビジネス》的电视广告称：“中国持续高速发展，这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最具世界史意义的大事件。”日本最保守的阵营里有如此冷静、理性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日本知性的深度。但近几年，现实的日本尤其是安倍晋三政权的走向，却很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文明史、从中美日关系等多个角度来看问题。
首先看看美国。当今美国可以说是一个“生锈的‛帝国’”。美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由二战刚结束时的50%左右下降到了今天的约18%，但为了支配整个世界，其军费开支不得不维持在占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45%的水平，典型地陷入了“汤因比悖论”，即大国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手伸得太长，极盛期过后，国力相对衰退，但很难随之把伸长的手收缩到与实力相当的水平，导致加剧大国的衰亡。
我去过美国四次，感觉美国人其实和中国人很像：豁达，开朗，富有人情味的人很多。但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人越来越不如以前勤奋。开拓时期的美国人是非常勤劳的，这是美国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成为世界霸主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越来越不如以前勤奋了。到过美国的学者几乎都会提到美国人的非效率性。这个是美国最致命的问题，是导致美国衰退的最基本原因。
美国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的大国，经济实力仍为世界第一，军事实力更加强大。但支撑这个“帝国”大厦的根基早已变质朽缩，大厦太高太沉，不堪负重，是个生了锈的“帝国”。
【杨世英】美国经济在奥巴马失业救济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的失败、导致财政危机。可以说美国因素是一个方面。但中国经济同美国经济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国际贸易论所叙述的那样。贸易不平衡会导致贸易对象国经济滑坡进而衰退。甚至可能会崩溃。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是可以想像的。
【张剑波】二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霸权国家后，遏制或铲除“挑战国”成为美国的至上命题。美国的第一个挑战国是苏联。美国通过冷战孤立、遏制苏联，诱使苏联与美国进行“星球大战”军备竞赛，导致苏联自灭。1980年代后，日本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成为美国的挑战国，当时有专家预测日本经济将在199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发动对日“经济战争”，尤其是在苏联崩溃后全力对付日本，迫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成功遏制了第二个挑战国。
【黄斌】确实如此。不过值得思考的是，美国二战后在诸多领域经历过多次严重危机，这样一个生了锈的“帝国”，为何能够将前苏联和日本这些挑战者击败？我觉得除了它本身所奉行的“遏制”“打压”一切威胁自身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这一既定政策发挥了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凭借着超强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突破创新能力，在与诸多竞争对手的综合实力的较量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换句话说，前苏联的失败，固然与西方世界的冷战遏制政策分不开，然而其崩溃解体最终源于自身体制上的严重缺陷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深刻危机，同样日本没有能够超越美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缺乏美国那样的产业创新能力。日本在半导体、汽车等领域独步于全世界，但自始至终没有能够担负起美国那样引领世界产业革命的作用。因此从根本上来讲，这两个挑战者不是败給了美国，而是败给了自己。
中国从苏联和日本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失败的历史中所汲取的教训，我认为首要一点在于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本国在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初期，邓小平面临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却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
今天，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已经将下一个挑战者锁定在中国身上。这就必然使中国面临着美国的进一步打压和遏制。如何应对这些打压，首要一点仍然在于健全自身，加强本国的力量。
【张剑波】2000年《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公开宣称，美国的基本国家安全战略就是把潜在的挑战国抑制在萌芽阶段。但2001年的“911事件”打乱了美国的这一战略部署，十年反恐导致美国国力衰退，同时给予了其他大国绝好的战略发展空间。2010年，奥巴马在国会讲演时说：美国绝不做老二。此时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无可争辩的第二大国，且多方预测中国将在二十年内超过美国。于是美国高调“回归亚洲”，在中国的周边动作连连，中国的周边环境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亚洲共同体、共同货币等地区整合受挫，地区各国间的关系急剧紧张。中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对外关系中，最大的课题无疑是美国、是中美关系。
【黄斌】按照过去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主要矛盾。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中美关系。最近中日关系热点频发，日本朝野拉拢美国抗衡中国的倾向日渐突出，这显然是正中美国下怀。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美日三国角力中，美日两国一强一弱连起手来压制正在崛起的中国。
【张剑波】美国十分擅长玩地政学游戏，美国的战略学家们如不热津斯基、亨廷顿、基辛格等都很重视地政学，其核心方式之一就是离间各地区大国间的关系，联合该地区的第二大国与该地区的第一大国对抗，拉拢地区国家对抗该地区的第一大国，这样既离间了这一地区，导致地区不和，使这一地区离不开美国的“领导”，又能成功遏制挑战国的出现。
【黄斌】需要注意的是，中美日三国在经济上处于深层次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决定了这种压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铁幕，虽然仍然是以军事力量作为保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几乎可以剔出武力对抗的选择。可以预见，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不利地位今后很长时期内难以逆转。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美日之间同样潜藏着对抗的种子。安倍之所以在大选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他所提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强硬外交路线简洁明了，在日本公众普遍厌烦了国势长期衰退局面而力图奋起的情况下，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灵。日本在经济上走出困境，在外交上主动与中国对抗并推动TPP谈判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显然是支持的。然而这是一柄双刃剑。安倍政权提出的诱导日元贬值的经济处方和拒绝为TPP谈判设限等强硬主张直接冲击着美国的利益。汽车产业等利益集团可能会再次祭起敲打日本的大旗，不排除今后美国提出反制措施的可能。
美国对日本的反制可能是桌面上的，来自美国的“外压”对于日本屡凑奇效。也可能是桌面下的。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战后日本政权更迭的幕后推手，例如很多人从导致田中角荣锒铛入狱的洛克希德案中看到了美国背后操纵的影子。无论如何，美国因素对于中日关系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关注。
【张剑波】中美关系或者说今天的大国间关系有着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国关系都不一样的地方。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大国间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侧面。第二，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国间敌对尤其是军事对抗的成本太大，加之当今世界是多强并立，大国间对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第三，全球性课题越来越多，单一大国无法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大国间合作共同承担责任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第四，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大国的关系与传统的西方大国间的关系也不一样。近代西方模式是大国驱使其军事、经济、技术等实力征服全球，称霸世界，但成熟的中华文明更倾向于“内向”、和平、“教化”。因此，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但未必成为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奥巴马第一次访华时提出“Ｇ２”，正是出于美国力量的局限和大国共同治理的必要，可惜没得到当时的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
【张玉萍】“Ｇ２”提法中的美国和中国，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呢？还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若是前者，则与美国的国策，即绝不允许有挑战“美国第一”的国家出现不符。若是后者，因历史上的关系，则中国也碍难接受。
【杨世英】1990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已经是越来越大、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说的更确切一点、国债会导致大量对产业的资金投入。但是这里有一个信用问题。日本敢以物价上涨2%为赌注。且不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因为日本战后国债的信用度比较高。银行无限制的允许资金流入市场。危险较大。有导致经济大倒退的可能性。因为工人工资的上涨由企业决定。就业率的回升还要靠产业结构的拉动。
【毛桂荣】发展下去中国今后有可能接受“Ｇ２”的提法，跟美国平起平坐吗？中国为什么不接受？我觉得原因在于不想承担责任。虽然温家宝有时候也说要做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但是中国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现在没法接受。不过今后有可能接受。另外，日本人怎样看“Ｇ２”也很有意思。“Ｇ２”没有日本插足的余地。
【王元】现在还不清楚“Ｇ２”是怎么出笼的。我一直想不通奥巴马为什么要跑到东京来提这一观点。他后来在上海科技馆跟复旦等高校的学生对话时更加明确提出这一提法。但是，人还在上海，北京就放出话来了。基本上否定了这一提法。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中美两国政府好像都很唐突，很失礼。我想日本人可能更感意外。美国怎么会弄出来这样一个东西来？
【张剑波】奥巴马在亚洲长大，他曾经说过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从意识形态偏见中摆脱出来。美国的媒体有一段时间骂他是社会主义者。奥巴马可能是觉得美国有些力不从心，希望有人跟美国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奥巴马提问题提得太唐突。中国从政界到学术界都没有思想准备。中国除了毛泽东时代有一段时间有一点自我中心的想法以外更多的都是自认落后，要向别人学习的心态。我还没学好呢，你要我做老大，中国忘了自己历史上曾经就是老大。至于日本，当然不会对“Ｇ２”感兴趣了。日本认为西方是老大，自己是老二，在西方之下非西方之上。现在奥巴马要中国做两个老大之一，日本受不了了。
【王元】从道德伦理的立场看的话，中国很难直接接受美国的提法。美国当老大历时已久，习惯了向世界发号施令和分派任务。“Ｇ２”听上去很有些任命中国为自己的副手，让中国也从美国的世界霸权中分一杯羹的味道。中国面子上挂不住，不过表面上是不愿跟着美国跑，实际上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无法从长期以来的“反霸”的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所以中国应该不完全是不愿意负起责任来。我感觉“Ｇ２”有可能是一个只能做不能说的方案。或者是在被否定了以后才被接受，以后说不定会别开生面。
【刘迪】我同意王元的观点。中国上次习近平访美时曾经提出过“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提法。有人把它理解为一种变相的“G2”，但是中国不会对“G2”的国际政治设计照单接收。中国有自己的崛起设计。今天中国正在展开的，其实是一种新的崛起战略，即不断促进各种新型多边国际组织，以这些新组织，重构国际秩序。中国在这里充当协调者、组织者。“上合组织”、“六方会谈”、“金砖五国”“中国东盟FTA”等都是这种结构。这种组织的特点是网络型的，没有金字塔形组织。组织内部的治理，都是协商解决。这不同于美国的单边主义。
【张剑波】对，可能有多种因素。中国以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G2”之一，结果搞得很不好。这次算是接受历史教训了。
【李若愚】还有可能是缺乏信任的原因。中国害怕这是一个圈套。
【黄斌】G2这个说法，我认为有点儿像中国古代的招安。对于主流统治秩序的造反者，用一个虚衔作诱饵，将其重新纳入主流统治秩序。接受招安的结果可能很悲惨，横死的卡扎菲就是一个警示，不过也可能会是一个顺势融入主流统治秩序的良机。东欧的一些小国接受了美国的招安，确实走向了繁荣。然而，中国绝对不会简单接受美国的这种招安，正如前面刘迪老师所说，中国有着自己的崛起设计。不过在某些条件成熟后，王元老师所提到的“只能做不能说”“别开生面”的G2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那时的G2，将不再是单纯的招安，而是对既有国际秩序的重大调整。
【王元】以前美国人说“日本世界第一”，有些日本人高兴得很，跟着起哄。结果一转身就被美国给打趴下了。后来又说“第二也可以”（日高義樹『日本は「二番」でいい』飛鳥新社1988年），留下笑料一堆。中国害怕这是一个圈套，算是有自知之明，因为这有可能是把中国放在火上烤。
【张剑波】甚至中国政府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我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战略。
【王元】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或者将错就错吧。这是不是太狡猾了些？
【张剑波】对，既然你说一起来搞“G2”，那么好，我们就来谈怎么搞，怎么塑造这个世界，怎么分工，原则是什么。至少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来搞中国了，美国在亚洲就会有所收敛。
【王元】中国不仅没有接受G2，也没有接受G7或G8，原因复杂，其一在于中国是一个草食国家。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是为G5，以此为基础构成一新的GX可能才是中国心中所愿。G20太多了些，七嘴八舌都嫌嘈杂，所以最多也只能是G7。我设想了以下三种方案：⑴美，中，俄，印加EU成为“新G5”最理想。⑵不好进行的话，现G5加印度为“G6”也是一个方案，⑶或者去EU加法德日为“新G7”是一个方案。最合理的是方案⑴，但是动作大，而且来自欧洲的反对的声音会很大，日本也不会坐视其成。方案⑵赞成的国家或许一个也没有，但是大力反对的国家也不会太多。只要能做通中国、日本和德国的工作，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方案⑶最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但是现G5的工作谁来做是个问题。看来只能寄希望于现G5高度的自觉性了。
⑵东亚：复兴的历史包袱
【李若愚】除了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日本目前牵涉到的领土争议还有日俄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及日韩间的竹岛问题，而日方在上述问题上对于历史因素的解读则大相径庭。以北方四岛问题为例，由于该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苏（俄）实际控制，因此就这一问题日方申明对该地区主权要求的时候更多是诉诸于对己方更为有利的历史依据。比如在日本外务省和俄罗斯外交部共同制作的领土问题资料集中，日本即列举了由日方在1644年绘制的《正保御国绘图》作为该地区纳入日本版图的依据。然而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是传统强国，并且又有记述史料之传统，实际上早在明代的《筹海图编》上我国地图就已把钓鱼岛划入本国海疆。此时日本就一改北方领土问题上讲求历史因素的立场，转而强调日方目前对该海域的实际控制权。
【王元】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日本跟韩国之间。日本在跟韩国的“竹岛（独岛）”问题上强调历史资料，采用了跟钓鱼岛问题不同的双重标准。
【李若愚】日方这种选择性使用对己方有利因素的做法当然值得怀疑。
中日近年来关系趋冷，肇始于2010年的“撞船事件”。领土问题已经无可质疑的成为了制约中日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我们更应注意到的是领土问题对整个亚太局势的影响。比如尽管中日两国间的领土争端仅限于东海问题，然而在中国南海领土争端爆发以后，日本积极联系东南亚各国，用南海来牵制东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而在“撞船事件”爆发后不足一个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也迅速访华并与中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论不容改变”，这之后中国国内开始有意识的将原来使用的“北方四岛问题”改为俄方惯用的“南千岛群岛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支持俄方，以换取俄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的信号。
【毛桂荣】我问一个问题。现在国内有没有统一用这个单词呢？日本以前没有“北方四岛”这个词。历史上南千岛群岛不包括齿舞和色丹。
【李若愚】对，不说，北方领土是1950年代末期以后的讲法。这种利用领土问题互相牵制的做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冷战时期日苏试图签订和约的时候，美国也曾使用“冲绳归还”来阻止日苏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达成妥协。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利用第三方领土问题来牵制对手的做法是否真的可取。因为第三国的介入不但会使问题复杂化，更重要的是第三国的行动终究是以本国的利益为第一要务，当其出于本国利益所持立场发生转变的时候，就可能造成当事国的措手不及。近来俄方又展现出可以就北方领土问题与日本展开对话的姿态，这点就很值得中国的学者深思。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也曾因为领土问题剑拔弩张，然而2008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碑揭牌仪式”，这意味着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将全部确定。可以说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王元】中俄划定边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件事终于有了结果。虽然不时有些国家挑拨离间，但是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之间也解决了。除了跟印度之间还剩下两段以外，现在中国的陆上国境已基本上确定了。中印关系最近也还算稳定，印度在跟中国合作搞BRICS。至于海上国界的问题那是新问题，有待今后逐步解决，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急不得。
【刘迪】其实历史上人们看到中国对领土问题采取的是一种看起来非常矛盾的观念。首先我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时我们对具体的领土支配，只要认为尚处于荒蛮状态，我们甚至不屑一顾。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都可以找到领土以外的深层原因。因此，领土问题不好解决，其实是领土以外的深层问题，强烈制约表层问题的解决。当然，领土问题绝非中国单方面的问题，不论国际环境还是冲突对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中国对此的态度。
【王元】钓鱼岛的问题放在后面。我们先来看一看朝鲜半岛。围绕朝鲜半岛，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大的格局已经形成，这个格局由几个三角连环套组成：一是最小的“中-朝-韩关系”，其次是“中-半岛-日关系”，第三是“中-半岛-美关系”，这是三组主要的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但是显然不是一个稳定的格局。韩国和中国有关的外交政策经常超越意识形态而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韩两国是两大稳定因素。这可能跟两国在这件事上关切最深，而且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法置身事外有关。我觉得中韩两国在这件事的各种发言和行动是最负责的。问题在于不稳定的因素不止一个，首先是北朝鲜，在周边的国家做出了大量的努力的时候，北朝鲜屡屡与之背道而驰，特别是在核开发的问题上一意孤行，令人失望至极。
【赵宏伟】有报道说中国已开始停止朝鲜人名义的银行汇兑业务，朝鲜人只好借中国人名义汇兑，这当然增加成本，并无法进行大笔交易。刚发表的2月份对朝贸易统计中，没了石油的出口。那份中美共同起草共同提案的安理会决议，明确地规定，根据宪章第7条进行制裁。第7条是强制条款，各国必须严格执行。以前中国一直反对根据第7条，也就是说不用负不认真制裁的义务，这次变了。而且这种强制性决议，已通过了，就成了永远，不知什么时候能取消。北韩的军力就根本无法长期维持。并且决议通过后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发言，号召世界各国严格遵守协定。言使各国大吃一惊。又有一消息是，中国出资重开了中国珲春至俄罗斯至韩国陆海联运线，这是绕过北韩的线，两年之前停航了。
【王元】其次是日本，日本在北朝鲜问题上完全失去了一个大国应有的风度。我们看到过去这20年里日本没有一天不提北朝鲜的问题。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说来说去说不到正经上来，只图口快不计效果。不过日本也有日本的苦衷，实际上，小泉访朝几乎可以说是日本这些年来做出的最后的有效行动。那以后，日本因国内政治陷入混乱而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作为。说老实话，在北朝鲜的核开发问题上，日本不是最重要的当事国，历史问题和绑架问题不适合放到六国会议（六方会谈）的桌面上来。日本参加进来的六国会议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日本的与会使会议的目标变得模糊了。我希望日本在这件事上置身事外，等有关四方（朝韩中美）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再提历史问题和绑架问题不迟。
日本人做事有时看不懂。比如跟北朝鲜之间的关系，姑娘被绑匪给绑了，也不想个办法把她救出来，一味说大话恐吓有什么用？后来放回来了几个，本来说好了还回去的，结果食言。剩下的不要了？剩下的那些人的人权何在？按照国际惯例，飞机被劫持的时候，不鼓励乘务人员赤手空拳跟劫匪搏斗，因为那样的话无异于把全体乘客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我感觉这些人真的很可怜，第一次被北朝鲜，第二次被右翼给绑架了。
第三是美国，美国的有关政策明显缺乏平衡性和一贯性。美国曾经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交往过，但是始终不愿意跟北朝鲜缔结和平条约。我搞不清美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谋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朝鲜半岛位于东北亚的中心位置，这一地区稳定不下来的话，东北亚，整个东亚都稳定不下来。
【赵宏伟】看国内媒体的讨论，仍然是两大派，相比之下，官方政策反而是破天荒的。问题是中国的政策决定的水平到了什么程度？有基本政策吗？1目前的制裁力度到什么程度，2目的是什么？3有各种应变方案吗？比如彻底封杀军需，使其常规武器无法更新，维修，无法动作。限油以使其重工业全面停工等等。管孩子管到那份？划红线了吗？越了红线怎么办？弃朝？或弃金？或继续娇惯？4跟老美有战略协商吗？统一？统一后的老美驻军安排？还是撤军安排？把鸭绿江变成中美友好江？美军和在香港定期度假一样，来丹东玩玩？学当年华盛顿公约代替英日同盟，搞个东北亚公约以取消美日、美韩同盟？日本最怕这一招。
【王元】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应该是有基本政策的。但是过去20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个所谓的基本政策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更。比如六国会议可能就不是既定方针，而是因事制宜搞出来的。外交部似乎在这个问题上灵活得过度了一些，不过由于实际上现在处于比较糟糕的阶段，不应该用现在的结果来论定。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不能没有一定的灵活性，我觉得中国今后需要给自己留较大的空间，即使在外交失败时也不至于措手不及。说到底，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导权是有限的，因此基本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⑶日本：适应新环境
【张剑波】日本是个“幸福的大国”。日本人清洁、礼貌、勤奋、守规矩，从市民素质上讲，或许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在大国中，日本或许是最好过日子的国家了。因此，可以说日本是个幸福的国家。说日本是“大国”，不仅意味着日本是经济大国、技术大国，这里更意味着“大国意识”、“大国冲动”。日本早就是经济大国，但由于近代史的原因，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日本人的意识和行为是比较谦虚、非常谨慎的。但进入本世纪后，尤其是近几年，日本国内追求与其实力相称的大国地位甚至是超越其实力的地位的作用力越来越大，加上对中国的对手意识，日本国内“大国意识”、“大国冲动”越来越强烈。
【王元】我们这些在日本生活了十几二十几年的中国人恐怕都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身边的日本人。一个一个的日本人，都是那么温文有礼，虽然有时也有难以深交的遗憾，但是总的来讲个人交往层次上还是比较容易，比较愉快的。但是，国家层次上却不尽如此。我甚至觉得，这两个看上去很矛盾的方面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日本人一般情况下也议论，争吵。但是巨大灾难发生时，那种镇定如恒，让我很羡慕。这正是中国缺乏的东西，中国今后应该朝日本这样的方向发展，应该建成一个高度自动巡航的社会。
【毛桂荣】人们谈到日本的时候经常用“失去的10年”或者“失去的20年”这样的词。但是日本是一个成熟的社会，社会日趋老化，但是反过来看，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能把这个社会维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日本现在的出生率这样低，社会还是很稳定的。
【黄斌】从预测自然灾害到煽情地报道社会经济危机，日本媒体与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媒体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看待日本存在的各种问题时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很多人可能会被日本媒体强烈的危机意识所误导，认为日本问题丛生，危险重重，实际情况往往达不到那种程度。
【王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不是什么失去的多少年，也许这就是一个成熟社会的本来的状况。
【张剑波】但日本不仅已经“失去二十年”，而且前景不容乐观。日本政府预测日本人口到2060年将只有八千多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高龄者约占40%。很显然，按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日本不仅维持不了先进国家的地位，维持起码的社会稳定都将相当困难。因此，在出现这种局面之前，日本不得不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包括增加外国移民。
【黄斌】在对待外国移民问题上，日本社会缺乏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怀，与同样恼于高龄少子化社会的新加坡等国家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长此以往，将削弱日本经济的活力。不过，中国的老龄少子化的发展速度比日本更快，在这方面今后必须汲取日本的教训，否则积重难返，或许会形成困扰中国几代人的一大难题。如果说日本的高龄少子化还可以依靠移民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那么中国一旦步入高龄少子化的泥潭，由于人口基数大，各方面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很难指望移民来化解这一问题。
【王元】本来很多原来是日本戴的帽子现在戴到了中国的头上。比如“利益至上”“复制拷贝”“ 国民素质底”等等。当年日本被冤枉的部分也有，今天中国也同样。但是，有些也说到了中国的痛处。比如社会诚信问题，政治腐败问题，特别是国民素质问题。当然素质的问题很复杂，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文化差异问题。而且中国十几亿人口，虽然城市化迅猛发展，但是杯水车薪。深知被冤枉之苦的日本理应理解今天中国的苦衷，但是显而易见，日本并没有这样做。
【刘迪】人们说，冷战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这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地位、作用下降，日本在国际格局地位下跌。美国为了本国经济利益，不断打压日本。实际上这段期间，日本在经济上缺乏作为，空有许多好的技术却没有施展的空间。从国内社会结构看，这一期间日本社会还处在工业化时代的整齐划一的管理体制，没有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变化。这个过程，不论自民党政治还是其他新兴政党，都缺乏社会支持基础。工业化时代的保守革新对立，在后工业化时代已经不存在了。不论选举还是外交，都受到剧场政治的束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家对中国表现强硬，可以获得更多的喝彩。
【王元】我前面提到的肉食国家是指其社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由于社会上存在着的某种强制性的心理状态，一旦该社会中某一势力由非主流上升为主流，其他的势力往往纷纷披靡，失去了克制该势力的力量。而且这种现象更多地是表现在对外心理上，结果是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一边倒的状态。跟中国这种草食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这种大多是在政治力量的强力控制下形成的，而日本则是社会中自动生成的。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或许对这种状态的形成有一定的克制作用，不过效果有限。这一点从伊拉克战争开战问题上日本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当时连标榜“和平”的公明党也赞同跟随美国开战。这正是我用来衡量的一个标准。历史不能假设，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九条这根紧箍咒的话，当时日本政府越过雷池一步的可能性非常大。这种状态一旦形成，会扭曲整个社会的判断标准。小泉当时说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自卫队所到之处即是非交战区”，石破说得更精彩，“是使用武器而不是行使武力”。
【张剑波】不少日本人的对华情结正面临着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前面提到，当中国经济超过某个国家时，该国的对华关系会出现一些困难，但两三年左右即可恢复。这个“规律”却不适应于日本。因为对不少日本人来讲，中国经济超过日本不仅仅是个经济指标，更是一个文明史的象征。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是成功赶上并成为大国的非西方国家，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自豪，不少日本人因此产生强烈的优越感，认为日本人优于其他亚洲人，高高在上，鄙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便具有文明史的意义，使这些人的优越感发生根本动摇．因此，他们的对华心态极为复杂，而这种复杂心态不是短期内会改变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王元】中日之间的确存在“一山二虎”关系，掩盖或忽视这一事实有害无益，只有在充分认识这一事实的含义的基础上，纠正这一事实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才有可能是两国关系朝有利于双方的方向发展。我一直觉得，日本在中国认识问题上倍感痛苦，跟世界权力结构中日本的位置有关。而且这不仅限于日本，每个地区的老二都有这个问题。老大，比如东亚的中国，南亚的印度，即使在本地区内竞争失败，仍然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老二，在跟老大竞争中不能胜出的话，就有可能连老二的位子都保不住，更不用说到世界上去争一席之地了。
日本的深层忧虑大多来源于这个“老二现象”。由于没有登上过顶峰，不免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劲头。总想更上一层楼，想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这一现象曾经把日本逼得近乎疯狂，因为日本感到机会来了，几乎就要成功了，所以就加倍努力，制造了一系列的被他们称为“迷惑”的“麻烦”。这至今仍然是件很头痛的事情，日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把日本的成就和地位贬得一钱不值。同样是竞争失败，中国和日本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如果希望今后得到日本的合作的话，应该理解日本所处的这一困境。
日本还需要明白一点，日本在20世纪前半的侵略行为使它难以继续引领亚洲的现代化。侵略战争失败使日本决定性地失去了这一可能性。至今仍有一部分日本人不死心,以为只要加倍努力,人定胜天。这是一处硬伤，只有时间才能慢慢治愈，而非人力所能愈合。日本现在对中国仍有不少优势,但是这些优势是中等层次的，据此跟中国赌气有余,较劲不足。大多数的日本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是部分右派一直无法释怀。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日本应该认识到中国不可能永远处于落后和边缘的地位。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适应中国崛起，这对日本自身很重要。日本一百多年来一直走在亚洲现代化的最前列，特别是二战以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但是由于周边国家没能及时跟上来，跟日本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差距。这日益成为日本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但是先是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上来了，最近二十年中国也逐渐跟了上来，制约日本更上一层楼的瓶颈因素逐渐变成了促进因素。日本需要认清形势，调整心态，积极应对。不然的话，不仅无法有效地利用这一渐趋有利的环境因素，老是心里疙疙瘩瘩，作茧自缚，束缚了自己发展的手脚。
【刘迪】中日关系面临100余年以来的转型期。从中国方面看，这个转型期有两个矛盾。首先是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影响力，其作用已经仅次于美国，但整个经济结构仍处于工业化时代，与发达国家相差一个时代。其次，中国在核心文明创造方面，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也与历史上崛起的大国相比，显得十分尴尬。但从发展趋势、发展潜力来看，中国在世界众多大国中仍拥有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中国人民本身。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存在巨大的发展矛盾，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才拥有一种强烈的建立良善社会的热情与意志。同时，这三十年来，知识界不断在做准备，为中国领导世界积累了经验与人才。
我们再看日本，在过去100年中，这个国家曾是亚洲第一强国。其工业制造能力、人才、知识储备以及欧美文明的接受方式，都超出中国一筹。今天的日本，在人均GDP、科技存量、教育水准仍然领先中国。最为重要的，日本在导入现代化模式时，适用了欧洲模式，这让日本在与欧美交流时节约了沟通成本。与此相比，中国国家巨大，人口众多，而中国要走的路，世界没有可供“拿来”的模式。这就决定了，中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创造一个与其它文明兼容的新型文明。通过两个国家的比较我们可以认为，中日之间亚洲领导权的对立，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2、30年甚至更长。
【张剑波】复杂的心态导致复杂的对华姿态。日本一些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对日复仇。有趣的是，越是否认侵略，蔑视中国的日本人，一些人担心中国复仇的意识越强。这些人要么死抱日美同盟的瘦脚，哀号没有美国日本就活不下去，要么呼喊日本再武装，发展核武器。当然，从长远来讲，日美同盟和核武器都救不了日本。一些人希望中国分裂，认为只有中国分裂了，日本才能保持大国地位，日本才有救。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一厢情愿。一些人认为中国必然会强大起来，但日本也一定会在这个前提下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部分人会比较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崛起，比较现实的摸索建设性的中日关系。一些人认为有着几千年传统友好的中日两国是兄弟、是夫妻，应该也能够互相帮助，共同繁荣。这些人往往是些传统的亲华人士，为中国的发展高兴、欢呼，致力于中日友好。
【王元】日本的右派媒体这20年没有一天不在宣传中国即将崩溃，在中国的日系企业如何赤字经营，但是实际上直到最近去中国发展的日本的企业越来越多。我研究室的书架上有一列是我从BOOK OFF搜罗的中国崩溃论的书，摆了一整列，好几十本，蔚为大观。每天看着这些书，不觉好气只觉好笑。这些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封面大红大白，里面厚纸大字，书名以及章节标题都很吓人，大多是断定式的，比如“必定崩溃”，“依然要崩溃”，“还是要崩溃”，等等。面红耳赤，声嘶力竭，典型的中国崩溃妄想症。而且时间规定得也很明确，比如“快了”，“就要了”，“马上”，“立刻”，“已经开始了”，有些甚至开出了具体的数字，比如“五年之内”，“三年之内”，“明年”，“年内”，等等。内容跟不上巨大激烈的书名标题，显得头重脚轻。BOOK OFF这类书很多，说明还是有一定的读者的。我的中国研究的课上，学生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书上都说中国很快就要崩溃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崩溃？”（另一个同样多的问题是“中国人均GDP已经大大超过了民主化的门槛了，什么时候发生民主化革命？”）
以前跟依田先生对谈的时候，依田先生曾经表示，日本适应中国应该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当时我也认为当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大大超过日本时，日本会更容易适应中国一些。但是现在看来，日本适应中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依田先生当年比较乐观的依据之一来自历史经验，他认为日本人有着极强的辨认世界潮流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引领日本在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尚未“觉醒”时就投向了西方文化的怀抱。然而通观日本这二十年对世界局势的认识，看不到依田先生所说的那种敏锐。不仅如此，实际上日本的感觉落后于世界。
根本原因是冷战思维作崇，冷战思维蒙蔽了日本人精明的感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⑴克制不住自己对中国的敌视和抵触心情，⑵认识不到世界的复杂性，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缺乏大局观，⑶误以为只要自己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美国就会上当，⑷立场比较客观，注重实证分析的学者们则整天沉耽在象牙塔之中，不注意发挥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力。
【熊达云】各位谈到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现状以及走势的分析、观察上的混乱。从中看到了日本下意识地寄希望于中国的是内乱、崩溃和分裂。据各种舆论调查表明，现在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相互抱有好感的人口比率非常低，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这种现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非常危险。我们应该深入分析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方法。我个人认为，毋庸讳言，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下降有我们中国本身的原因，这是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进行反思的地方。但是，就日本而言，除下大家指出的政治家的恶意煽动以及媒体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之外，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精英阶层对中国带着有色眼镜的观察和所谓分析，尤其是所谓中国通的对华研究给予日本社会和民众的负面影响。刚才王先生提到的许多标题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中国末日论的所谓著述，有很多就是出自所谓的中国研究家之手。例如曾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学长的中岛岭雄就在其著作中煞有其事地论证中国将在若干年内分裂成若干个国家。他提出的期限过了十几年，中国不仅没有如他所愿分崩离析，反而以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发展了经济，社会政治也没有像他论证的那样发展。像他这种明显地误导民众的中国研究，当事实完全证明他的研究背离现实后，既没有听到他本人半个字的反省，也没有看到日本学术界对他的任何质疑。相反他却官运亨通，俨然成为日本研究中国的一面旗帜。这就是日本社会所谓学术自由的一个侧面，学者可以不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社会上则乐于看到这种只知道吸引国人眼球的惊天之论。
【王元】我的书架上有一本1993年的《中国解体》（东洋经济）和一本1995年的《中国必将如此！》（讲谈社）。刚来日本时看到这样的书，感到很吃惊但也很新鲜。后来发现内容都很雷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上的价值。不过这些书有市场，大概是有人需要从中获得快感吧。《中国解体》的合著者长谷川庆太郎此后差不多每年都写一本，有时还不止一本。1927年生的，多大年纪了？
一部分日本人拒绝适应时代潮流，特别是适应中国的崛起。日本过强的冷战思维在对朝鲜半岛问题上就很明显，在中国问题上也很明显。很多想法奇特而粗糙。比如包围中国的想法，那么大的一个中国，怎么包围？四面透风，八方漏气。连美国都不敢这样说，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居然公然这样说，并且游说列国，只能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完全不顾世界的现实。就比如那个所谓的“自由与繁荣的弧”，其实现状是既不自由也不繁荣。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用来包围中国的，但是实际上在世界上是这样被看待的。我粗略算了一下，世界上五分之三的纷争与动乱就集中在这一地带。除了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这里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准确地说是一条“既不稳定也不繁荣的弧”。而且事实上这一地带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跟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现在这里的各国人民跟中国一样正在为提高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哪有心思去理睬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什么中国包围圈。日本的右派政治家大包小包带到这些国家，扫地出门是不行了，带个耳朵听完算数。
【黄斌】呵呵，我插一句。事实上，连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印度、越南、菲律宾都在明里或暗里拒绝了这种异想天开的提案，不啻是给日本这些政客的一记响亮耳光。
【张剑波】理论上讲，日本的对华关系选择可以有以下几种。①作为中国的敌人阻止中国的发展。②作为对手拖理论上讲，日本的对华关系选择可以有以下几种。①作为中国的敌人阻止中国的发展。②作为对手拖中国的后腿。③被动性应对。④主动性应对。⑤作为伙伴合作。⑥作为兄弟、共同体一起成长。日本右翼基本是选择①，这无疑是自杀行为，在日本社会支持者甚少。对华强硬派基本是选择②，作这一选择首先为难的是日本自身。日本社会似倾向于选择③和②。日本经济界似以选择③和④为主流。中日友好派、开明派倾向于选择④～⑥。不同的选择对中国的发展速度略有影响，但日本的国家命运将会决定性的不同。
中日两国都站在近代史、文明史的转折点上，面临全新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各自面临的课题、选择以及中日关系极为复杂。各自的选择及中日关系的走向左右着各自的国运，但两国在认识上、政策上和行动上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文明史的转折无疑伴随一定的混沌和不安定，选准航向更难。生锈的“帝国”美国、发展中的“超级大国”中国、幸福的大国日本及其他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更加使得情况极为混浊不清。两国以高超的智慧克服现有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作为兄弟国家一道建立亚洲共同体，塑造一个崭新的文明，才是对各自最有好处的选择。
【熊达云】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谈判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灾难仍然记忆犹新，很多人对于与日本建交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为了说服国内老百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将日本人民从侵华战争责任中摘除出来。这种做法使国内在恢复中日邦交的问题上达到了认识的基本一致。可是，这种以邻为善的两分法，一部分日本政要不仅不领情，反而批判说是中国离间日本的诡计，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言人。现在看来，安倍说的也是实话，如果战前真的有很多日本人不惧军阀的残酷镇压，反抗或者消极反抗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或许在对外侵略道路上走不了这么远。这其中，战前的所谓中国通恐怕也脱不了干系。今天中日建交已经40年，中日关系变成今天这样，日本的所谓中国研究者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呢？尤其是当一大批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有敬畏感的学者逐渐退出学术舞台、一批在欧美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通”在上世纪90年代登上学术前台后的作为是否有应该重新检视之处呢？当然，中国的所谓日本研究者也需要作同样的反思，时间关系这里我就省略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