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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浩:挑战自我 无愧今生
日期: 12年09月1期 阅读: 1778 评分: 1.00/1
严  浩:挑战自我 无愧今生
严浩会长。

——专访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EPS集团总裁严浩

《中文导报》记者 杨文凯

一、成长记忆:张家港少年崭露头角
二、留学扶桑:山梨大学到东京大学
三、在日创业:Hold住天时与地利
四、战略目标:高端外包雄视亚洲
五、辉煌进步:行业龙头十年上市
六、经营有道:中日文化完美融合
七、华商代表:公众人物领袖风范
八、华商大会:世界商界瞩目的盛宴
九、全球布局:二次创业再冲新高
十、品格魅力: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中文导报》编者按:2010年5月18日,东京赤坂王子饭店,日本中华总商会举办成立10周年纪念晚会。日中各界近500名嘉宾现场重温总商会成长历程,并向日本中华总商会和严浩会长表示热烈祝贺;

2011年11月20日,东京三得利音乐大厅,国际著名音乐家谭盾在日本天皇曾经莅临过、端庄而又典雅的音乐厅指挥了他所创作的“武侠三部曲”,世界著名钢琴演奏家李云迪也同台献艺,祝贺EPS株式会社成立20周年。各界名流和友好人士近两千人共同欣赏了这场格调激昂的音乐会,向EPS和严浩社长表达了敬意;

2012年11月,严浩旅日逾30载,人生将踏上50岁台阶,真正走到 “知天命”之年。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的赴日洪流中,严浩无疑是一位顶尖级的企业家代表。由严浩创建的EPS集团已经成长为日本东京证劵交易所主板上市企业、日本最大的合同研究组织(简称CRO,是为医药公司提供新药研发等高端服务的机构),是一家跨国集团公司,更是在日华人社会的标杆企业。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赴日留学人员之一,严浩在30余年的留学、创业、扩大经营规模的探索生涯中,秉承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座右铭(注),一路闯来,功成名就。在回报社会方面,他参与创设并领导了日本中华总商会,让在日本的华人企业家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全球华人的世界里树立起了日本华商的独特品牌。
(注)此语出自《尚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如果能够每天更新,就天天更新,每天不间断地更新。

旅日30年,严浩成为在日本创业最有成就的华人企业家,也是在全世界雇佣日本人最多的中国人老板。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创日本CRO行业的奠基人,同时又是日本华商界之领袖。此外,严浩还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日本内阁府专家咨询委员、日本质量管理学会评议员、日本计量生物学会理事等众多社会公职,在中国大陆和日本社会都颇具影响力。

一、成长记忆:张家港少年崭露头角

严浩,汉族,1962年11月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旧称沙洲县),那是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镇:它北临长江,东窥崇明,全镇居民不到3000人,最高楼房不超过三层。严浩出生10个月就在外婆家生活,一直到7岁上学为止,那里有他记忆里熟悉的15大队第3生产小队。严浩小时候跟着外婆到镇上赶集,买一个刚出笼的包子、换一个咸鸭蛋是他最开心的事,那是非常“江南”的生活记忆。

父亲担任小镇上供销社的主任兼书记,母亲在小镇医院工作,支撑起一个吃剩有余的小康之家。严浩回忆说,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氛围,在文革浩劫中几乎遭到彻底破坏,但江浙和苏南一带的乡村因为经济水平和文化气息略显宽裕,多少还残存一些从前乡村“小望族”的条件和气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严浩从小受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受用匪浅:1、特别尊重乡土文化;2、不太看重金钱;3、生活崇尚简洁朴素;4、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强烈向往。

学生时代的严浩,曾获得沙洲县的乒乓球冠军和数学竞赛冠军,却从来没有走出过故乡到苏州城里或者上海。当时,镇上没有重点高中,80%的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这使严浩从小就了解中国农民,具有亲近感。多少年后,身为企业家的严浩与许多出身苏南的民营企业家接触时毫无隔阂,一开口就能感受彼此的气息;他现在管理企业得心应手,实源于孩提时候的成长环境和他从小养成的好奇心。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少年严浩没有获得良好的读书环境。但较同龄人幸运的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平生第一次到上海,乘火车去了天津。1979年,中国的大学新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严浩所在8人宿舍,年龄从17、8岁到30多岁都有。当时,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严浩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只顾埋头苦学知识,对未来的人生道路并未多想,更谈不上人生理想和长远规划。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百废待兴。为了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即伐,邓小平批示“必须派大量学生到先进国去留学”。教育部从各高校选派成绩优异学生作留学后备,严浩成为天津大学挑选的仅仅两位赴日留学人员之一。记得上大学仅半年之后的一天,教务处老师转达上级指示:“严浩同志,你被选定去日本留学了。”严浩就这样先被安排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学了一年日语,1981年4月,他作为教育部公派的第二批本科留学生赴日留学。

当年,严浩和一起东渡的同学们面对未曾体验过的新国度和新环境,理想极为单纯,那就是学好知识,报效祖国。回忆起这段经历,严浩对于人生机遇的偶然性充满了感慨。的确,正是诸多的偶然汇聚成一个必然,才成就了今天的他。

1980年长春留日预备校时代。

二、留学扶桑:山梨大学到东京大学

1981年春,严浩留学日本,被安排进入山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学习。他在这所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学位后,又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攻读博士课程,从此走上了医学统计的道路。

留学当初,公派留学生很少,更罕有私费留学的例子。较严浩早一年来日的首批公派留日生一共才100人,全日本中国留学生非常有限。他们分散在各个大学,从北海道到九州,每所大学只有几个人。严浩在山梨大学就读,那里只有几个中国人。这种状况让不到20岁的严浩难以适应,饱受了一段艰难的思乡之苦。不过,这也促使严浩在10年的漫长学习生涯中,很快与日本同学打成一片,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了深入而广泛的了解。严浩说,“身边都是日本同学,很快就融入他们了。这为日后创业打下了基础。”

严浩18岁开始留日,在日本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大半个青春都在日本度过。当时,经济走向顶峰的日本和尚未彻底走出“文革”阴影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严浩和留日同学们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只有适应了日本社会,他们才开始真正融入日本,并逐步接受日本社会的文化思想、价值观等等,这让严浩在创业时能找到与主流社会顺畅沟通的有效办法。

严浩回忆说:“到日本前,我们的经历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我们是到日本后才反过来读中国历史。想起来有趣,《金瓶梅》我倒是到日本后才读到的,而且是日文版。”刚到日本,中文书很难买到,他对中文有饥渴感,努力补回在“文革”时的空白岁月:“记得那时,中文书要到东京的内山书店去买,中国的报纸也看不到,但越是这样,越是珍惜。”

1985年本科毕业,严浩选择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随后又考进了东京大学医学部攻读医学统计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不过改行的理由倒也简单——因为他的导师从东大工学部转到医学部来了。

严浩读博士课程时,已经有了要在医学统计领域发展的想法。80年代后期,日本医药界发现,要对药物做医学统计和临床试验,单纯做基础研究是不够的,需要用数据来说话。当时的日本,医学统计专业还很少——正是这位导师,为严浩日后的创业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在日创业:Hold住天时与地利

医学统计(medical statistics),是数理统计学、概率论与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应用性学科,主要通过科学的设计、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医疗医药等进行概括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现象及结果背后隐藏的客观规律,指导医疗卫生实践。

严浩进入东京大学学习医学统计专业时,这门学科在日本刚刚兴起,而导师正是这个领域内的权威。当年,严浩和导师都是“稀缺资源”,不少医药公司找到导师,希望帮忙完成一些医学统计项目。导师没有太多时间,常把项目转包给学生,这让勤奋而又聪颖的严浩获得很多机会,常常是忙不过来。

刚开始,严浩只是帮导师做统计分析,但时间一长,他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当成工作,甚至是事业来做的事情。由于项目充足,而且劳动报酬不低,严浩在读书时代就达到年收600万日元,约合5、6万美元——对于一名留学生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严浩也会把项目转包给其他中国同学,让大家一起参与其中。

得到导师批准,严浩以兼职形式做医学统计项目,如鱼得水。有了足够而且稳定的收入,严浩索性放弃了奖学金,尝试把外包统计业务发展壮大。凭借出自名师、名校的背景,很多医药公司找上门来寻求合作。严浩开始直接与日本大医药公司打交道,获取订单,建立起良好的业务关系和信赖关系。严浩等人提供高度专业性服务,与大医药公司建立了平等的工作关系。这些公司建议他最好有一家公司,方便合作。由此,在东京大学读博期间,严浩就萌生了自主创业的念头。

1991年5月30日,EPS株式会社前身——“株式会社·益普思东京”正式宣告成立。公司办公地点在东京莺谷车站前,租借了位于一幢“杂居大楼” 五层的房间。“选在那里,是因为离我们学校很近,且房东答应头半年不收我们的房租。大家很正式地每天穿上西装戴上领带正儿八经地上班工作,还保证了每人有一台电脑。”严浩像怀旧般地回忆起这段往事。

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兴起了下海创业热潮。严浩尽管创业大计已定,但尚没有长远打算。他说:“当时,还有随时可能回国的想法。我只是简单地认为,在日本做公司,回国后算得上一个有用的经验。”

“就这样,连CRO这个词都不知道,我们就成立公司创业了。”严浩回顾说:“开始创业的五个人,都是朋友,都是学生,公司也是松散型的,有点俱乐部性质,因为大家不一定要在这个公司里发展。有业务了,大家分分工;有赚头了,一起分分账,仅此而已。”就连创始人严浩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名社长:“当时,我们对比较大的项目都不接,因为周期太长,我们都做三个月左右的小项目。日本公司也这么看我们,认为我们随时都可能回中国。”

虽然没做长久发展打算,但是在日本接受到的系统教育让严浩他们养成了良好的职业习惯和敬业精神。哪怕是一个临时项目,他们也以最大的热情去投入、去精益求精地做得完美感人——不久他们就赢得了客户好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业务。正是在不断努力工作、不断获得新业务的良性循环中,严浩对CRO事业慢慢有了新的看法。

公司成立两年,严浩和同学们已经应付不了纷至沓来的新项目了,公司举行了第一次招聘。广告刊出后, “一下子来了80多个应聘者,全是当地的日本人。”严浩回忆称当时被这个场面震住了:“我们刚从学校里出来,从来没有公司和老板的概念,突然见到这么多应聘者,感觉事情严重了。”

经过面试,严浩录用了4位新员工,也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以前大家都是自己人,是同学和朋友。新员工来了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毕恭毕敬地叫我社长,以前根本没有人叫我社长。以前,我们随便什么时候发工资都行。但是现在说好每月25日发工资,拖到26日,员工就会有意见,或者会想公司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严浩笑着说,这一声“严社长”让自己觉得肩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

在日本这个忠诚度很高的国家,雇佣一个人意味着你要对他的一生负责任。“从那时起,我开始严肃思考创业的事情,开始向一个经营者的角度转型。”严浩说,那段时间,是思想上的一个转折期。

有了这样的起步经历,严浩一直认为非常幸运,甚至可以说自己的创业,就是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传奇过程。

四、战略目标:高端外包雄视亚洲

EPS株式会社名称里的EPS为Ever Progressing System的开头字母缩写, 有着 “永恒进步的机制”之意。

EPS成立最初三年,严浩延续以往在大学时的兼职做法,承接日本大型医药公司的医学统计项目。这期间,公司规模没有实现突破,主要业务由严浩本人主持完成。1993年之后,严浩将公司业务重心由临床试验软件开发转向了药品上市前的研发外包。在EPS集团的发展历程中,这一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意味着,公司彻底告别以往打零工状态,进而实现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快速增长。

决定转型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对严浩来说,是一个需要非常慎重考虑的问题——这意味着他将放弃回国的机会。随之而来的发现,最终让他下定决心,要在异国他乡开创自己的企业家人生。

当时,日本的新药从开发到问世需要经过10—20年时间。其间,需要经过基础研究,动物试验,临床试验,审批、认可、市场问世,销售后调研等五个阶段。其中,临床试验是最重要环节,只有获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两方面的有力数据所证明的新药,才能通过国家的行政审批。然而,很多医药公司缺乏临床试验数据分析证明的部门,于是一门新兴行业应运而生。在新药开发过程中取代制药公司从事 “从治疗性试验到审批过程”的一个个企业相继出现,这就是所谓 “CRO”——医药品研发业务承包(或叫外包)机构。CRO直译为合同研究组织,即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的简称。CRO的出现,符合当前世界商业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趋势,既降低了医药企业研发新药的成本,又保证了数据统计的专业度和准确性。因此,CRO在日本医药市场深受追捧。

在此背景下,严浩调整公司业务可谓适逢其时。1994年,严浩接受日本厚生省(相当于中国的卫生部)委托,对日本著名的医药企业——三共制药公司开发的高脂血症治疗药品“美百乐镇”的市场销售用药效果进行调查。虽然,厚生省一度考虑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个中国人做社长的公司是否合适,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严浩。“这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是从事医学项目的人,有着科学的严谨性,不会考虑其它因素。另外,在当时,厚生省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会越做越大。”不过,后来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严浩在1994年正式签约此项目,一直做到2004年,该项目持续时间长达10年之久,涉及临床病人近万人, EPS有80多人的团队参与其中,10年间累积文件、统计数据、图表多达3000多纸箱,整个过程耗费约10亿人民币。正是承接了这个历史性的大项目,促使EPS渐渐将临床试验业务的整个体制完善了起来,也让严浩对临床试验的工作发生了浓厚兴趣,坚定了进军CRO行业的决心。

与此同时,EPS的规模迅速扩大,公司正式对外大批招聘员工。“公司业务扩展了,日语中管这叫陷进去了。”1997年,公司员工增加到88人,营业额达到11亿日元。

此后,EPS的发展驶入快车道。2000年,EPS员工人数达到了296人,营业额增长至30亿日元,初步确立了在日本CRO行业的龙头地位。

同时EPS还投资成立了EP -Mint株式会社,开始面向医疗机构开展SMO业务(即临床试验现场的支援服务),并与美国著名的FHI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接触美国的CRO业务。

今天,严浩领导下的EPS已是一个拥有33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集团。作为国际公认的CRO在日本一直享有行业龙头的美誉。公司以及下属的三十几家子公司在新药研发、临床试验开发管理、临床数据统计分析、人才派遣、以及IT软件开发等高科技领域迅猛开拓,这二十年来公司均以20%左右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发展,EPS集团的企业现有遍布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美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在前十年里,严浩就实现了从留日学人到企业家的成功转型,把一家华人企业做得风旋水转。谈及在日创业和管理经验时,严浩表示:“创业需要有技术突破口,或者说有某种唯我独有的优势。这不仅对华人企业,对日本企业也同样适用。创业容易,但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遇到管理瓶颈,很多企业做到五十人或一百人的规模后,就很难再发展下去了。管理,要超越技术,它包含方方面面,简单来讲我认为要了解当地的人、当地的社会文化。审时度势、规避风险、把控经营方向很重要,甚至入乡随俗都很重要,在中国要按照中国方式办事,在日本要按照日本方式办事。”

严浩认为一个良好的管理者,应该跟他个人的素质、爱好,以及成长的时代背景有关:“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对文科的区分不像现在这样分明。理科生也会涉猎文科知识,而且有很多文体活动,学生什么都做,什么都碰一下懂一点。但是社会一旦稳定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就会上轨道,就会按部就班,时下的优秀学生很多思想都受束缚。做研究和做管理是不同的,做研究讲究精,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做管理讲究广,知识面要广、涉猎要广;对人要感兴趣,要下功夫洞察了解,对部下要学会恩威并施”严浩笑着说。

2001年7月,JASDAQ上市纪念。

五、辉煌进步:行业龙头十年上市

进入21世纪后,EPS伴随新世纪的曙光蒸蒸日上。日本新光证券公司看好其业务模式和商业前景,他们找到严浩希望能合作,共同创造华人企业在日本上市的典范案例。严浩没有拒绝对方的美意,也不应该拒绝。2001年7月,他们合作使EPS在日本创业板成功上市——这是日本第一家上市的CRO企业,距离严浩创办EPS正好是10年时间。

公司上市后,EPS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稳坐日本CRO龙头企业地位,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动作频频,初具亚洲CRO龙头的气象。

EPS上市当月,EPS就成立了上海日新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药从一期到三期的临床试验业务外包和药品的市场调研代理业务。2003年,成立了“EPS新加坡”,迈出进军东南亚的步伐。

2004年,是EPS发展历程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年,EPS完成了厚生省重托,结束了对普伐他汀(英语学名为pravastatin, 即“美百乐镇”)临床效果的耗时整整十年的跟踪调查。让日本厚生省、三共制药公司以及EPS人感到自豪的是,该项目得到了世界级的关注和赞誉,被刊发在世界医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Lancet》(中文译名《柳叶刀》)杂志上。该杂志在世界医学界的影响甚至超过《Nature》和《Science》,这次把EPS第一次推上了世界大舞台,足足给了一次很漂亮的亮相。

2004年,成立13年的EPS又从日本创业板转到了东京证券交易所二部上市;两年后的2006年9月, EPS又成为日本CRO行业首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上市的企业,完成了企业上市三级跳,也登上了日本上市企业的最高台阶。

在CRO最核心环节的临床试验业务领域,EPS在面向制药公司的临床试验外包业务(CRO)和向依托医疗机构提供的SMO业务(临床试验现场支援服务)两方面均建立起相应平台。 “临床外包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制药公司内部完成临床业务,然后进行试验的实验策划,统计,分析,校正和策划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制药公司自己做好了,还要得到医院同意与患者合作去进行药物检验。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有相互交叉的地方,同时也需要有相对的独立性。”严浩说,因为启动得早, EPS在这两方面取得了十分均衡的发展。2011年秋天,提供临床试验现场支援服务的专业公司(SMO)——EP Mint株式会社成功上市,在行业里再次一鸣惊人。

2008年金融海啸让全球企业家,特别是诸多上市公司总裁们焦头烂额。严浩却泰然自若,不仅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还逆势上行,在中国苏州启动了投资规模巨大的新项目,迈出从“日本第一”再到“亚洲第一”的关键一步。

2008年,EPS发布了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的年度财务报告。EPS集团的营业额达到212亿日元,前一年是180亿日元,取得将近20%增长;利润增长更多一点,实现纯利润将近36亿日元。同时,员工队伍超过2000人,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金融海啸阻止不了EPS前进的步伐,因为EPS不再是一家稚嫩的企业,而是羽翼已丰的行业龙头企业。严浩拟定的目标是,不但要把规模做到最大,还要把品牌做到最好,“只要在亚洲提到CRO,让大家都会想到我们EPS。”

六、经营有道:中日文化完美融合

作为日本CRO行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严浩在日本受到肯定与尊重;作为一个在日本开创了上市企业的中国留学生,严浩也得到中国方面,特别是华人社会的肯定和尊重。凭借这种优势,他积极参与到两国的社会公务中,特别是在双方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和力量。

严浩一贯认为,合作的前提是相互了解与尊重。中国和日本虽然一衣带水,但两国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并不够,为此他花不少时间推动中日交流和联谊。

“我们能在日本取得今日成就,关键原因是因为我们相对而言,更加地了解日本,并且更加地融入日本社会。”严浩在各种场合接受采访时,都多次强调说:了解日本,融入日本,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

多年的学习、生活与工作经验,让严浩对日本文化有着独到的了解,也让他在发展事业时多了一份自信和融洽。多年来,如果要问EPS最大的难题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人才。日本是相对保守的社会,EPS从事要求很高、很严谨的行业,所以在创业阶段,曾在人才方面面临了不少挑战。而且,在日本招人不是单靠工资高就可以成事的,因为日本人看重公司的理念,更看重归属感。他们做一个公司,不仅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个大家庭,人与公司之间的纽带很强。如果跟公司的高管不合拍,没有归属感,他就不会一直工作下去。有些员工可能因为融不进公司,会突然走掉。

严浩说,公司步入正轨、必须依靠团队才可以发展的时候,需要在处理人才的问题上取得突破。关键就是,“要了解并尊重他们的文化。因此我力求融入日本社会,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他举例说明思想文化的理解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上大学时候,严浩积极参加了学校自发组织的俱乐部活动,锻炼了组织能力。“那些都是自发性俱乐部,不是学校指定成立的。在日本,从初中到高中,都会有这样的社团,让学生们志愿组织到一起,开展集体活动。”通过参加活动,严浩对日本的团队精神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这和中国很不同,在中国都是学校或老师给你安排职务,但在日本大家都是自发的。他们把团队运作的组织性规则用到社团中,比如,对资深会员、新会员、领导,称呼都不同,有严格的规定。”严浩说,“我们总认为日本人刻板,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组织能力、纪律性很强,从小就这样锻炼出来的。”

留学期间,严浩加入了山梨大学的乒乓球俱乐部。“当时组织俱乐部活动的一些经验体会,后来都被我用到了公司管理中,而且应用得不错,因为这是日本人自己的文化。比如,我加入俱乐部后发现,日本人很重视“先辈”与“后辈”的辈分,连称呼都不一样。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后来,我自己创业,就把在俱乐部和日本同学打交道的经验搬出来。呵呵,很受用的。”

在管理上,严浩从日本文化中吸收到一些技巧。“我们常开玩笑说,日本人白天像是德国人,非常理性,做事严谨,但到了晚上,他们一喝酒就变成意大利人。白天,他们讲究忍耐,不爱多说话,有委屈也不说。但到了晚上,酒一喝,他们就会爆发,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严浩说,这是日本员工常用的排遣压力的一种办法,可以吸取到管理中去。当严浩发现属下可能有情况后,会找他到路边的小酒馆喝两盅,排忧释怀;他也会每月抽出专门时间与中层干部们开开例会,营造轻松活跃的气氛,交流思想。

目前,EPS集团的员工总数超过3300人,在日本总部的员工超过1500人。这1500人中,包括严浩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只有50位左右,其余都是日本人。这是严浩创下的又一个记录,雇佣日本员工最多的华人企业家。

严浩独具慧眼地如是说:“就目前的状况看,日本员工对我们公司的管理方式还是认可的,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有相近的地方,日本很多文化是继承中国文化,但也有不同。我们要了解这些不同的地方,并且尊重彼此的差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管理日本企业上可能比本地人还有些特别的优势。”

对于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严浩认为如果双方要展开合作,首先就要在心态上相互尊重,诚恳接受对方的优点,正确对待对方的缺点或不足。结合自己的观察,严浩认为日本人的认真严谨、按计划行事的作风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而对中国人来说已是家喻户晓的格言,类似“继往开来”、“承上启下”、“以人为本”等,严浩则经常拿来教给日本人,让他们学会考虑问题时要有深度和广度。

2008年5月,严浩与胡锦涛国家主席在横滨合影。

七、华商代表:公众人物领袖风范

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99年9月9日,严浩是推动商会成立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在总商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严浩回顾说:“90年代末,随着在日华人企业增多,大家逐渐开始商讨是否要成立一个日本的中华总商会。日本中华总商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第一任会长是老华侨吕行雄先生,我当时任副会长。”

日本中华总商会尽管历史较短,但基于日本曾长期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的背景,总商会成立10多年来在海内外华商中备受关注。2001年,严浩第一次被推选为会长,主持在神户市召开世界华商大会的申办工作,争得了2007年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办权。2009年,严浩再次就任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成为在日华人中备受尊敬的企业家领袖。

实际上,维持日本中华总商会持续运转并非易事。严浩分析说:“商会就像一个企业。据统计,日本的新公司成立十年后仍然生存下来的不满10%。所有的事情一开始大家都很有热情,随着时间流逝,热情会慢慢降温。从这个角度看,总商会能生存下来,形成了一批骨干会员,这本身就是总商会10年来最大的成果。”

在严浩等人的努力下,总商会成立12年来始终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力,吸引越来越多在日华商参与其中。目前,在日本居住的华人超过70万人,由华人创办的企业也有几千家。他们与总商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总商会也努力为会员提供更广泛服务。严浩讲解总商会的宗旨时,一贯强调:“总商会的魅力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商’。在商言商,大家要做好自己的生意;第二是‘中华’,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会员企业通过商会可以更好地跟国内政府部门和企业进行交流,其二是商会将努力搭建平台帮助会员加强与海外华人交流;第三是‘日本’,促进会员与日本,特别是与日本经济界的各种交流。”

两次出任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严浩对日本华人企业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认识:“30多年前,老华侨经营的企业以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居多,主要是非技术型企业,基本上是家族式经营管理。”他介绍说:“新华侨企业正式起步于20年前,凭借技术优势起步的企业居多,比如说IT行业。现在,私费留学生增多,在池袋等地又弄起了新兴的华人餐饮业,还有华人媒体、面向华人的金融企业等,华人企业开始向各个领域拓展渗透。华人企业的数量也在猛增,是以前的几十倍。”

华人选择海外创业注定要付出更多努力,迎接战更多挑战。严浩概括说:“华人在海外创业是艰辛的,他们需要面对诸多由于社会文化差异、商业环境差异等带来的困难。尤其在日本这样一个企业信用至上、商业秩序高度成熟的国家,华人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才能赢得日本社会的认可。”

作为在日华商领袖,严浩强调华人企业的优势在于:我们了解中国,可以把中国相关的事情做好。很多日本企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不了解中国,不知道该如何开拓、如何做市场做营销。我们了解中国,居间可以发挥华人企业作用,可以为中日之间做穿针引线的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外华人企业面临的商机也会越来越多。

虽然身在海外,严浩却不忘回报祖国的培养。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迅速以公司捐款的形式,通过中国驻日使馆等单位向灾区人民捐献了1000万日元,获得了时任驻日大使崔天凯以及中国红十字会颁发的“人道救助、爱心关怀”的荣誉证书。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严浩亲率日本中华总商会的多名理事和工作人员奔赴灾区慰问,并以个人名义捐献巨款,用于日本东北地区的赈灾复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2011年10月,严浩会长率日本中华总商会代表团赴新加坡出席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

八、华商大会:世界商界瞩目的盛宴

担任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期间,严浩代表日本成功申办了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并且担任执行副主席。这是他对日本、对在日华人社会、对全球华人社会的一大贡献。

2001年9月,日本中华总商会首次统一组团,赴南京参加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登台亮相之际,给了华商世界一个新奇和惊喜。同年12月22日,总商会召开总会暨谈话会,已是第二任会长的严浩郑重提出,日本中华总商会经过初创时期的兴奋后,应该进入冷静思考和认真探索如何运作的时期。

2002年,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热烈气氛鼓舞下,日本中华总商会策划申请将世界华商大会这样的全球盛会放在日本召开。当时,严浩率领总商会代表团一行24人,于4月21日至25日访问了全国工商联、中华海外联谊会、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及上海市工商联及侨办等部门:展现在日华人企业家面貌,取得各方的理解与支持,为 “申商”活动打下了基础。

在此背景下,6月11日,他们召开了“申办世界华商大会誓师大会”,总商会决定积极申办2005年的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并计划放在神户市召开。6月24日,日本申办代表团赴新加坡,向“世界华商大会”理事会递交了申办资料,随后赴泰国、香港,向另两家理事会单位进行详细说明。日本中华总商会提出:申办世界华商大会之举,将使在日华商的凝聚力与组织策划能力受到全面考验;总商会更大的目标是跻身世界华商之林,跻身日本主流经济团体的圈子之中,真正做到名副其实、获得认可。

最后经过“世界华商大会”理事会审核决定,韩国中华总商会获2005年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主办权,日本中华总商会获2007年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主办权,成为2008北京奥运和2010上海世博的前奏,成为了一件大喜事。

在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筹办期间,执委会副主席严浩具体担任并负责分科讨论会等项目。在大会筹组阶段,他曾向日本著名的华人媒体《中文导报》披露了举办本届世界华商大会的宗旨、策划思路、研讨主题,嘉宾邀请等各方面情况,表示 “善始善终,办好华商大会”是在日华人社会最大的愿望。

他指出,根据历届世界华商大会经验,在大会期间举办有内涵深度、有讨论价值、有话题吸引力的研讨会,已成惯例,也是第九届华商大会的重要内容。第九届华商大会的分科讨论会有三个出发点,为三方面提供舞台,即让海外华侨华人有发言机会、中国经济人士有发言机会、在日华侨华人有发言机会。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已成为重要的话题元素,但世界华商大会不能光谈论中国话题,所以上述三方面都不能偏颇。

严浩认识到,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被选定在日本召开,有日本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也有东南亚华侨华人多年来与日本建立的密切经贸关系作为依托,同时也寄托了海外华人世界对日本的兴趣和向往。因此,这是一个走进日本、了解日本、促进华人世界与日本华商展开交流的良机——这一切都体现在分科讨论会的主题设定之中。

作为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要申办人,严浩看到当初的愿望变成了现实,颇感安慰。他承认,日本华商申办世界华商大会,确实有其难度,但只要努力去做了,终会有成果。如果在20年前,日本华侨华人不可能申请主办世界华商大会;20年后,日本华商不能说实力已经很强,但至少成了一点气候,举办世界华商大会提供了展现自我的机会。严浩说,举办世界华商大会和任何事业一样,刚开始抱著试一试的心态,后来就成了事在人为。既然已做到了现在,那么再迈进一步,把事情做成、做好就是唯一目标。世界华商大会一定要尽力做好,有始有终。

严浩在会后总结称:华商大会两年一届,让全球华商欢聚一堂,是华商的节日盛会。华商大会能够在日本召开,本身就意义不凡。通过举办世界华商大会,展现了日本华侨华人的主体实力,宣传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群体形象,也促进了与世界各国华侨华人的交流。

严浩向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说明益新大楼建设规划。

九、全球布局:二次创业再冲新高

早在2003年,EPS集团就设立了“EPS新加坡”公司,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2007年4月,为加强海外业务的营销管理,成立了EPS International 公司。EPS的国际化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内业务的国际操作,即在国际市场上实施在日本获得的项目。“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很多制药公司的CRO临床开发业务呈现国际化发展趋势。比如,某日本企业计划做1000个病例的临床的观察,可能会将500个放在日本、 300个放在韩国、100个放在中国大陆、100个放在美国。”严浩解释说,EPS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要满足这部分客户的国际业务需求。当EPS建立起国际业务网点后,才可能向另一个层面的国际化进军——直接向欧美制药企业承接国际研发项目。

目前,EPS的国际网络渐趋完善:在美国和欧洲都有战略伙伴,与欧美同行展开广泛合作,同时,也在新加坡、韩国、菲律宾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业务据点。2011年9月,EPS投资数亿日元,与国企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合资成立了“益新国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这样的强势布局和战略规模,目前,EPS已在世界CRO行业里排名前15位,并且在继续缩小与欧美国家的差距。

结合自身实际,严浩把EPS国际化重点放在亚洲,同时非常看好CRO及其相关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他说:“中国CRO刚刚起步,在市场越来越发达与规范的情况下,中国的医药市场将为CRO及相关行业提供广阔的增长空间。”EPS以巨额投资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2008年金融风暴肆虐,很多企业纷纷收缩海外战线,而EPS集团却毅然选择扩大日本市场以外的业务。2008年12月,EPS相继投资了3000万美元在中国苏州成立了“益新(中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即为“EPS (CHINA) CO., LTD”,作为中国区域总部统筹各地业务。此前,EPS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均有业务。益新(中国)有限公司除了发挥统筹管理功能之外,还大胆策划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人才培训基地,为EPS集团的发展源源不断输送新的人才。

对此,严浩解释说:“我们把事业支柱的药品研发临床试验公司的高端外包业务放在上海和北京,因为要和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医院合作,必然需要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同时,把中国区域总部放在苏州,负责国内各家子公司的人才培训和财务统筹以及物资采购。对于集团公司来说,组织和人事,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及时补充是很关键的。”

益新(中国)有限公司作为EPS的全资子公司,传承了EPS的风格。从公司名称而言,“益新”二字与《尚书》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脉相承,包含着“日益发展,永恒创新”之意,这与EPS追求的“永恒进步的机制”是如出一辙的。

益新(中国)有限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落地,不仅是EPS拓展国内市场的一个开端,更是严浩积极布局未来的重要战略步骤。在他看来,中国服务外包行业方兴未艾,中国CRO行业、IT行业、制药行业的潜力巨大,这将成为集团未来发展的引擎。为此,提前布局方能抢占先机。

严浩在苏州益新大楼竣工剪彩仪式上。

严浩为中国业务的发展规划了令人振奋的蓝图,他提出:“我们已经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了新的CRO业务和BPO业务(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基地。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精神把这个基地在5年后发展成为拥有上千名员工、规模和日本EPS相当的企业。”

为此,益新(中国)有限公司着眼于未来长期发展,合理安排组织架构,将公司统筹的业务划分为五大板块,即专门从事服务外包的BPO事业、医药医疗信息系统集成事业、药品研发生产事业、保健品与医疗仪器流通事业、职业教育培训事业。这一布局既考虑到了目前市场所需,又充分显示出长期深耕中国的意向。严浩表示:“我们公司要在苏州扎下根。中国事业就是第二次创业!”

益新(中国)扎根苏州这片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热土,理所当然会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开辟更多新领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为集团未来发展进行更多有益的探索。2009年10月,益新(中国)在苏州大学设立了益新奖学金,奖励苏州大学医学部药学院里成绩突出的学生,并为奖学金获得者免费开设日语课。2012年3月,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 “益新大楼”正式竣工启用。EPS将在未来五年内继续投资数千万美元,抓住发展良机,挑战医药研发生产及高科技服务外包的新境界。

2011年9月,益新(中国)投资注册了属于自身企业的“苏州市益普思服务外包职业培训学校”,精心打造健康服务领域的人才培训基地,为益新(中国)自身,也为国内医药医疗企业输送各类优秀人才。“事业越向前发展,人才越显得珍贵。”这是严浩的发自肺腑之言。

作为旅日知名企业家,严浩最大的愿望是发展企业为祖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发展做贡献。在中国,除了发展已经成熟的CRO和IT、BPO等领域的业务之外,严浩还希望在苏州能够超越服务外包领域,独立自主地进行研发并生产医药产品。严浩认真地说道: “中国真正有自主产权的制药公司非常少。我们的优势是跟国际各大制药公司有密切关系,可以把一些国外公司的医药专利引入到中国市场做自主品牌的医药产品。中国是最理想进行尝试的地方: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失败的风险会小很多。”

严浩与中国本土合作伙伴们举杯交流。

十、品格魅力: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严浩旅日30年,功成名就;人生迈进50岁,厚积薄发。无论是对于事业还是人生,严浩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原则。

值EPS成立20周年之际,严浩提出了EPS集团的三大“行为准则”,这也是他从商多年的经验总结:一、以客为先,即企业经营首先是面向客户,为客户价值的提升做贡献;二、以商为轴,即企业经营需做出商业模式,不违背经济规律,通过经济活动产生利润、积累技术、走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之道,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三、以人为本,即企业经营最终要考虑客户、公司员工、股东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通过挑战有难度的新业务,促使员工在工作实践中快速成长,为客户、员工、股东三大群体的生活品质提升做出贡献。

严浩从商20年,是一位典型的在商言商的企业家。他认为做企业不能损人利己,那是缺德,也不能损己利人,那是慈善,两者都难长久。做企业需要以正当手段为客人提供服务、创造附加价值、获取合理利润,最终通过缴纳税金来回馈社会——实现这种良性循环才是做企业的正道。因此,他的工作重心始终一贯是发展业务、培养人才:“我们主张通过行动实现理想,主张发展是硬道理。”

严浩对同样出身江苏的前辈民族企业家的代表,例如出身南通的张謇、出身无锡的荣毅仁等推崇备至。严浩认为,以张謇、荣毅仁为代表的苏商,靠办实业起家,利国惠民,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企业家,而苏商在处理“官”与“商”的关系上也是最有自信的一个群体。在伟大的苏商前辈们的示范引导下,严浩通过企业行为在回馈中日两国社会的同时,也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接近着他的理想境界。

对于自己投身的CRO行业以及企业和个人发挥的社会作用,严浩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深入的思考,那就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即谓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既要进取,又要低调,一切靠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业绩讲话,才能真正回馈社会,涵养人生,开创美好的未来。

严浩反思道:“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最优先的目标应是调动各种有效资源来赢得合理利润。这样做除了可以保障员工得到持续雇用、给股东以相应回报之外,还可以向国库缴纳各种税收以及向社保机构缴纳各类社会福利保险,为维护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他回顾道: 20年前,连CRO这个名词我都不知道就成立公司创业了。我虽然每天因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但稍有空隙时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制药公司与我们CRO企业的关系;是“全职匠人”对“专业细分工”,还是“窄而深”对“宽而浅”,亦或是“企业知名度”对“创业精神”……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他曾试过用“汽车”对“公路”来比喻制药公司与CRO企业的辩证关系,但某天当他想起毛泽东的《卜算子 咏梅》时,瞬间有了新的感触: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主席的《咏梅》词展现了梅花的一个特点:梅花为最美好的季节——春天做铺垫,为春天的到来作预告;而当春天正式到来、百花争艳之时她又悄然退出,把醒目的位置让给别人。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受到古往今来诗圣们的推崇赞美,梅花的地位自然也就有别于其他的花种,而成为独秀。

严浩在致全体员工的文中写道:如果说研发出来的医药品给患者带来光明、给社会带来春天,那我们CRO企业的工作恰似报春的梅花,在春天之前出现,为春天的到来铺路。严浩顺手拈来的“春天”对“梅花”的新比喻,不仅是对CRO企业的性质及定位的最佳诠释,更可视为对他的经营之道和为人品格的绝妙写照。

严浩参加清华大学健康科学基金举办的产学研讨会。

严浩在论坛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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