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 文 扬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关于文革的几句话，因“薄王事件”这场大戏的缘故，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就这样，一个早已渐行渐远的历史话题，又再成热议。
记者提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理为什么要从“文革的错误”说起？记者问到王立军事件，总理为什么反复说“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的政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薄熙来的兴衰和“重庆模式”的对错，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当下甚至很未来的问题，为什么都避不开文革这件陈年旧事？
非置身中国政治这个特殊语境中人，难解其中深意。莫怪《纽约时报》在报道温总理与记者的问答时，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另做一点注解，以免一般美国读者不知所云。
该报道关于“文革”的一句话说明是，“文化大革命，一个长达十年针对知识分子、政敌和文化人物的清洗运动，该运动使毛泽东在他的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和经济失败之后又重新取得了对中国的绝对控制”。
这种“读报小知识”，显然不能满足思想者们的需要。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以那种特殊的形式发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薄熙来这样的人物以及“唱红打黑”之类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关系？
外国人自然是不懂，但冒昧地问一句，中国人自己真能说明白吗？
批判文革，批判任何形式的为文革翻案和文革复辟，是中国“自由派”人士一贯的立场。这一次更是一个高潮，国内加海外，一些沉寂多年的人物也都出来发了言。
不难理解，温家宝突然出拳，薄熙来应声倒下，太符合“改革派战胜毛派”、“右派战胜左派”的剧情了，此时不出来一扫近年来的颓势，重新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更待何时？
然而，声音虽大，却了无新意，肤浅如初，颠来倒去摆脱不了那一套“民主八股”——文革就是毛泽东的权力欲皇帝梦，加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一党专政，加上中国人民的愚昧无知封建意识。而薄熙来是毛泽东的翻版，“唱红打黑”是文革的复辟，“重庆模式”是左派的旗帜。胡温一举粉碎薄王帮，是大快人心事，但还不够，要使文革悲剧不再重演，别无他途，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真正实行自由主义的民主与法治。
每当“自由派”人士集体发声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声音越大，越显得苍白无力，大多数言论和文章味同嚼蜡。指望他们提出解决“文革错误”的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经济学出身，因经济学的过热而取得了过大的话语权者，如茅于轼、张维迎等，连对问题的理解都成问题。
可以说，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提出预防文革复辟、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措施，靠自由主义学说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用，甚至乱上添乱，适得其反。这一点，其实早应该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否则永远是低水平徘徊，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暂不展开论证。
总之，摆脱掉自由主义学说的误导，对问题的追究就会顺畅很多。例如，对毛泽东的解读，完全可以直接从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自身的特点来分析。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如此权力：任意将一部分人划为敌人，然后发动其他人起来消灭这批敌人？这种超级权力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一种解读是：在传统中国的天道文化中，一个人只要宣称是秉承天命，即可享有这种权力。从三千多年前夏王朝大禹征伐三苗就有“今予惟恭行天之罚”之说，而后的商灭夏，周灭商，直到民国灭清朝，其实都是一个法理，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作为帝制支柱的天道、天命、天子三位一体也同时被推翻。此后的革命领袖，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毛泽东，就再也没有了“顺乎天”的权力来源，取代了“天”这个东西的新事物，叫做“主义”。
但“主义”毕竟不是“天”，天是循环往复、万物和谐、各得其所，而主义是线性历史、通向未来、竞争制胜。一场辛亥革命，民治取代了帝制，同时“主义”取代了“天”，向前看的线性历史观取代了向后看的循环历史观，这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开始。
毛泽东是什么？他是三千年的天道文化突然瓦解之后，第一个靠“主义”打下了天下、当上了天子、自封了天命、以“主义之道”取代了天道的那个人。
文革是什么？不过是“主义之道”的外在表现，在丢掉了“和之以天倪”却保留了暴烈的“天之罚”之后的本来面貌。
其实，我们本来就不能指望从“天”向“主义”的转型会一蹴而就，不能以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几十年里就变过来。唐德刚教授认为，近代的这一次大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
大历史就是大历史，放眼纵览不难发现，斗争哲学和目标文化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根源在近代西学中的线性历史观和辩证法，更深的根源则在《圣经》信仰和科学信仰。问题就在这里，中国要现代化吗？要学习西方吗？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吗？毛泽东所作所为也就是在推动这个转型。在这个大转型中，文革不过是其中一个剧烈的阵痛而已。
的确，中国一定不能再来一次文革，温总理所说的“文革的错误”一定要得到纠正，剧烈的阵痛有一次就够了。但真正的困难在于，文革的对立面却不是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文革正是辛亥革命这一波激进自由主义的逻辑结果，两者根本就是母与子的关系。被辛亥革命所启动的“革命复革命”恶性循环，持续近八十年，直到1989年才被强行打断。
如此看来，围绕文革的错误，中国实际上不是两难选择，而是陷在了一个三重困境中：第一是不能再搞文革，因此不能推广“唱红打黑”，也不能纵容毛泽东式的人物；第二是不能再退回到前现代，因此必须继续坚持某个主义，并改革领导人制度；第三是不能再选择自由主义，因此必须继续抵抗西方的影响，同时遏制中国的“自由派”。
这三个方面的“不”，中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也表达过了，并没有忽略某一方面。然而，这只是解决了不做什么的问题，而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适合于中国的主义，却仍在未定之天。
中国的问题从来都不简单。
2012年3月26日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关于文革的几句话，因“薄王事件”这场大戏的缘故，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就这样，一个早已渐行渐远的历史话题，又再成热议。
记者提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理为什么要从“文革的错误”说起？记者问到王立军事件，总理为什么反复说“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的政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薄熙来的兴衰和“重庆模式”的对错，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当下甚至很未来的问题，为什么都避不开文革这件陈年旧事？
非置身中国政治这个特殊语境中人，难解其中深意。莫怪《纽约时报》在报道温总理与记者的问答时，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另做一点注解，以免一般美国读者不知所云。
该报道关于“文革”的一句话说明是，“文化大革命，一个长达十年针对知识分子、政敌和文化人物的清洗运动，该运动使毛泽东在他的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和经济失败之后又重新取得了对中国的绝对控制”。
这种“读报小知识”，显然不能满足思想者们的需要。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以那种特殊的形式发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薄熙来这样的人物以及“唱红打黑”之类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关系？
外国人自然是不懂，但冒昧地问一句，中国人自己真能说明白吗？
批判文革，批判任何形式的为文革翻案和文革复辟，是中国“自由派”人士一贯的立场。这一次更是一个高潮，国内加海外，一些沉寂多年的人物也都出来发了言。
不难理解，温家宝突然出拳，薄熙来应声倒下，太符合“改革派战胜毛派”、“右派战胜左派”的剧情了，此时不出来一扫近年来的颓势，重新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更待何时？
然而，声音虽大，却了无新意，肤浅如初，颠来倒去摆脱不了那一套“民主八股”——文革就是毛泽东的权力欲皇帝梦，加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一党专政，加上中国人民的愚昧无知封建意识。而薄熙来是毛泽东的翻版，“唱红打黑”是文革的复辟，“重庆模式”是左派的旗帜。胡温一举粉碎薄王帮，是大快人心事，但还不够，要使文革悲剧不再重演，别无他途，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真正实行自由主义的民主与法治。
每当“自由派”人士集体发声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声音越大，越显得苍白无力，大多数言论和文章味同嚼蜡。指望他们提出解决“文革错误”的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经济学出身，因经济学的过热而取得了过大的话语权者，如茅于轼、张维迎等，连对问题的理解都成问题。
可以说，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提出预防文革复辟、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措施，靠自由主义学说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用，甚至乱上添乱，适得其反。这一点，其实早应该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否则永远是低水平徘徊，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暂不展开论证。
总之，摆脱掉自由主义学说的误导，对问题的追究就会顺畅很多。例如，对毛泽东的解读，完全可以直接从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自身的特点来分析。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如此权力：任意将一部分人划为敌人，然后发动其他人起来消灭这批敌人？这种超级权力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一种解读是：在传统中国的天道文化中，一个人只要宣称是秉承天命，即可享有这种权力。从三千多年前夏王朝大禹征伐三苗就有“今予惟恭行天之罚”之说，而后的商灭夏，周灭商，直到民国灭清朝，其实都是一个法理，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作为帝制支柱的天道、天命、天子三位一体也同时被推翻。此后的革命领袖，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毛泽东，就再也没有了“顺乎天”的权力来源，取代了“天”这个东西的新事物，叫做“主义”。
但“主义”毕竟不是“天”，天是循环往复、万物和谐、各得其所，而主义是线性历史、通向未来、竞争制胜。一场辛亥革命，民治取代了帝制，同时“主义”取代了“天”，向前看的线性历史观取代了向后看的循环历史观，这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开始。
毛泽东是什么？他是三千年的天道文化突然瓦解之后，第一个靠“主义”打下了天下、当上了天子、自封了天命、以“主义之道”取代了天道的那个人。
文革是什么？不过是“主义之道”的外在表现，在丢掉了“和之以天倪”却保留了暴烈的“天之罚”之后的本来面貌。
其实，我们本来就不能指望从“天”向“主义”的转型会一蹴而就，不能以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几十年里就变过来。唐德刚教授认为，近代的这一次大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
大历史就是大历史，放眼纵览不难发现，斗争哲学和目标文化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根源在近代西学中的线性历史观和辩证法，更深的根源则在《圣经》信仰和科学信仰。问题就在这里，中国要现代化吗？要学习西方吗？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吗？毛泽东所作所为也就是在推动这个转型。在这个大转型中，文革不过是其中一个剧烈的阵痛而已。
的确，中国一定不能再来一次文革，温总理所说的“文革的错误”一定要得到纠正，剧烈的阵痛有一次就够了。但真正的困难在于，文革的对立面却不是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文革正是辛亥革命这一波激进自由主义的逻辑结果，两者根本就是母与子的关系。被辛亥革命所启动的“革命复革命”恶性循环，持续近八十年，直到1989年才被强行打断。
如此看来，围绕文革的错误，中国实际上不是两难选择，而是陷在了一个三重困境中：第一是不能再搞文革，因此不能推广“唱红打黑”，也不能纵容毛泽东式的人物；第二是不能再退回到前现代，因此必须继续坚持某个主义，并改革领导人制度；第三是不能再选择自由主义，因此必须继续抵抗西方的影响，同时遏制中国的“自由派”。
这三个方面的“不”，中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也表达过了，并没有忽略某一方面。然而，这只是解决了不做什么的问题，而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适合于中国的主义，却仍在未定之天。
中国的问题从来都不简单。
2012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