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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在美国网课上的中国留学生 何时能再出国?
日期: 2020/10/11 10:58 阅读: 191
新闻来源: 谷雨实验室

本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guyulab),作者:陈明辉、原文编辑:金赫,封面图由朱成林提供。

他们总是在半夜上课,动物也被吵得睡不着觉。有一次,狗干脆爬上书桌,凑到电脑摄像头前,狗的大头占据了屏幕,全班人都知道了。

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在网课上,“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

1.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国——我说的不是那些费尽心思拼凑周末、调休和年假,为了在东南亚的沙滩上多躺一天,或者在米兰多看一个展的都市白领。对于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来说,在他们不长的人生里,有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时间,都花费在申请国际知名高校本科这个清晰的目标上。如今,他们拿到了理想offer,却由于疫情、签证和旅行限制,被留在了家里。

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他们只能上网课,和几千公里外长着一头金色长发和高高鼻梁的同学一起,把自己绑在纽约的时间、芝加哥的时间和加州的时间上。距离和时差叫一切都乱了套。哪怕那些大学课堂上最简单的事情,一个介绍,一个提问,一个互动,现在都困难重重了。

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谈起开学这一个月的感受,累、焦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一位上网课的留学生在午夜时分发朋友圈,“早安,一天开始了”,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发了条朋友圈,“下课了,准备睡觉,晚安”。

2020年9月的一天,清晨五时三十九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一位熬了一宿没睡的留学生在社交媒体打出一行句子,“Shining through the city with a little funk and soul(光亮穿过这座城市,带着一丝恐惧和灵魂)”。

在上网课的留学生中间,时间开始变得模糊和失焦。长久过纽约的时间,让身在北京的若羲很容易惊醒。不管第二天是北京时间晚九的课还是早七的课,她总是在凌晨五点多自己醒来,老是睡不踏实。而要上早课的时间,她会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烤几片面包当早餐,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强迫自己醒神。

若羲是美国排名第一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的大一新生,刚刚满18岁。我见到她的时候已是深夜。为了将上课对父母的影响降到最低,她把网课搬到楼下的咖啡馆。

同龄人中,她是那种“likes dressing in her way”的女孩,但现在她不再分得出多余的精力来思考今天穿什么——腰部拴着一根带铆钉皮革腰带的古典修身旗袍,大腿处被撕掉一圈儿的宽松运动裤,被简单的白T恤和高高扎起的马尾代替了。

网课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叫人猝不及防。老师的音画总是不同步,当她的手从右边挥到左边时,画面卡了好几次,她的嘴边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这节课开始前,老师刚刚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她说,上课期间如果身后有人走过,那是她的室友,请大家不要见怪。

有时候,回答问题是需要喊的。ZOOM——在美国大学普遍使用的一款多人在线视频app,若羲花费了很久才登入。她冲着耳机听筒说:“我来自中国的北方,现在晚上十点半。”重复了三遍,最后一次不得不提高分贝。

一位同学不停地退出和进入课堂界面。另一个同学的发言中,很难听清楚一个连贯的英文句子。电脑屏幕上,还有一个小窗口始终只显示姓名,没有学生进入,有人给老师带话,“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老师说:“谢谢你,我知道了。”

关于空间的概念,他们现在也开始感到奇怪和陌生了。网课上,老师和同学使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老师会讲到纽约当地的一些东西,比如提到课本里面的某个艺术家,“住在纽约的皇后区,走10分钟就到了”。若羲无法理解“皇后区”意味着什么。在几千公里的尺度上,10分钟的距离也失去了意义。

选择学校时,在芝加哥和纽约的学校之间,若羲犹豫了很长时间。她在网上搜到很多留学生的vlog,第50多个的时候,她看到纽约有一个叫SoHo的购物区(South of Houston),一下子被那里迷住了。那有很多买手店,还有设计师品牌的店,有很多“穿得奇奇怪怪”的人。她想象着,自己也可以“穿得奇奇怪怪”的去玩了。她对纽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店铺和街道构成的。

纽约街景 ,图片来源于网络

出国读书的理由有很多,开阔的视野、更好的前途、不同的文化……但是往往还有一些更细微但也同样重要的理由。比如,一个叫刘孟卓的女孩——她也是本科留美新生的一员。今年九月,她本该入读卡拉玛祖文理学院(Kalamazoo College)。这所学校位于美国北部的密歇根州,是她仔细挑选过的“有冬天的城市”,还有她想要加入的女子足球队。

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她就是足球队的一员,那是个“特别烂”的球队。但是无论球队的水平怎么样,她都不在乎,她就是想踢足球。在决定去美国留学时,她特别看了一眼学校有没有女子足球。现在,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办出国的签证,最终却只能留在国内。

Grace也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的大学生活。她是西北大学的经济系新生。学校临近芝加哥。她在心里盘算过很多次,想到要去逛逛这座美国第三大城市的主城区,去看看著名的美术馆。学校在密歇根湖边,景色特别地美。开学后,她还要在那的沙滩上,跟新认识的同学一起学习、野餐。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大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他们互相交谈。她还早早地买好了装饰新宿舍的物品,跟另外两个小伙伴约好,到时候大家买同一班飞机票一起去。

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突然所有人都过不去了,太突然了”。对于这些最新的变化,留学生们缺乏准备。一开始,他们以为疫情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但后来,这件事情覆盖了一整个学期。

开学的时间是中国半夜十二时,Grace一点都不困,她神志清醒地坐到电脑前,看到无人机航拍的直播:美国同学们敲着鼓、吹喇叭,从学校标志性的拱门下穿过。这时,她在北京的家里,捧着碗毛血旺外卖,心潮澎湃。

Grace总是在半夜上课,她的房间养了一只狗和一只兔子,动物们被她吵得睡不着觉。有一次,狗干脆爬上书桌,凑到Grace的电脑摄像头前,“狗的大头占据了我的屏幕,全班人都知道我了。”

2.

美国的学校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发送邮件。通过邮件,它努力维系着这唯一且并不强壮的关系。有时候是隔几天,有时候是一天好几封,中国学生的邮箱里充斥着美国学校发来的邮件,里面可能是对某个即将到来的假期详加说明,也可能是提前告知院系活动——若羲收到过一个party邀请,但她并没有参加,“对着镜头party,无聊”,她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在真实的校园里认识同学。

线上的一摊事儿也难以激起她的兴趣。之前的新生破冰日(orientation),学校组织了三四个小活动,她只参加了一个。再往前的开学典礼,她干脆直接缺席了。

9月22日,一名大三校友去世,校方在邮件里回忆了他生前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后,列出了教堂告别式直播的链接,欢迎大家加入,送他最后一程。但对于还没有机会在线下认识新同学的人来说,他们没办法悼念一个陌生人。

另一位大一新生,连有没有开学典礼都想不起来。她想了半天说,“我收到过一个带视频的邮件,但视频缓冲不出来,我就删掉了”,她对此并不在意。

为了让中国的留学生不感到被学校遗忘了,一些美国高校与中国的高校合作,作为短期的过渡,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内学习。美国康奈尔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合作,允许学生在上康奈尔的网课之余,在清华再修6个可转换的学分,吃饭和住宿也在清华校园内。

大二学生朱成林住在清华大学双清公寓,这栋宿舍楼通常只对留学生和男博士开放住宿申请,康奈尔的学生这次被归到了留学生一类,享受双人间和独立卫浴。

但朱成林只修了3个清华的学分,其余的课程还是上康奈尔的网课。即使拥有了还不错的学习环境,朱成林依然逃不掉时差和距离带来的困扰。

她最早的课开始于北京时间晚上九时,最晚的课在凌晨两时四十分结束。当她打开电脑摄像头准备开始一天的课程时,康奈尔所在的美国东部才早上九时,“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

可能是熬夜的原因,朱成林刚上网课的前几周开始疯狂掉头发,“我用手摸一遍就要掉三四根,头发还突然开始打结,我吓坏了,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她在淘宝上买了两顶帽子,还一度打算去医院看病。

美国的老师们想办法给亚洲的学生更多便利。朱成林有一门课是生物医学工程,一共30个学生,其中亚裔有3人,老师主动在亚洲时间友好的时间段增加了一个小时答疑,而有机化学课老师的解决办法是:亚洲学生可以预约一对一的灵活时间来问问题。还有一部分课程,老师讲课时录制了屏幕,便于有时差的学生自己选择时间学习。

亲戚朋友问起朱成林,你去清华了呀,她往往要跟他们解释一通,“其实我也不是来清华了,因为我就在这儿上一门课”。康奈尔的课业压力并没有因为网络和时差减小半分,她很难再分出精力来参与清华的社团和认识新朋友,“挺遗憾的,觉得来清华白来了”。

一些辗转多地,成功飞到美国上学的故事在留学生圈子中流传着。有机构组织学生到东南亚的国家办签证。双边隔离,加上等待面签预约,来回花费的时间一个月起,“有人签到了”、“有人从第三国飞去南美、再入境美国成功了”,这是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但他们也劝说,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吧,折腾完挺累的”,一个母亲对我说。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预约签证就成了刘孟卓生活里的头等大事。“早上一睁眼,刷完牙,我就坐在电脑前查签证的网站开放没,睡觉前又再看一遍,每天都在重复”。

一次次的失败,然后又一次次的尝试。刘孟卓想学的生物专业需要大量实验操作,网课远远满足不了,本来三小时的课程,被压缩到了不到两个小时,实验步骤被略过,老师直接给数据,然后讲如何操作数据和写论文,“课程缺失了很大一部分”。

最初的那段时间,她养成了早晚刷美国使馆网站的习惯。有一天中午,她正在外面吃饭,突然收到朋友的消息,“广州领事馆开放了”。她站起来把碗一放,拔腿就往家跑,路上把脚崴了,忍着痛一路跑回去开电脑,结果还是没约上,“很难受,很难受,很失望”。

她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理公司帮忙约签证,成功约到8月面签的时候,刘孟卓算了算“还能赶上9月开学呢”,随即松了一口气,结果临到头又收到一封邮件,和前两次的内容一模一样,“由于疫情原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只限制很少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仅维持日常工作,加快加急等签证业务都无法办理”。好不容易预约上的签证,第三次又被取消了,“我的内心爆炸了,太难过了,感觉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

开朗热情的刘孟卓至今只在大学交到了一个朋友,跟她同是东北老乡的中国同学,比她大两届。她当时花了大量时间收集资料、仔细甄别才选中的学校足球队,在能够拿到签证、到达美国之前,也没有机会加入了。

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变化,也让不少家庭感到忧虑。家长们不知道应该相信哪种说法:美国政府一会儿说从6月1日起,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将被限制入境,一会儿又说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美国的高校和政府也在反复较劲。2020年7月8日,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多所美国大学起诉政府,确保留学生能够继续学业,随后180多个美国高校表示了支持。这种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40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家庭。

一个留美新生的母亲告诉我,这种忧虑主要是因为看不清大的方向。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多的家庭还是选择继续观望,有的学校通知下学期可以返校了,有的还在继续等待。一所大学在八月底的时候还在发送新生入学须知的邮件,九月初就突然通知学校关闭,全部改为线上教学,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若羲最近告诉妈妈,如果下学期还是网课,她希望defer(推迟)一年,但对接下来要做什么也很茫然。

3.

在这个特别的年份,一些留学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选择。一名获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专业offer的新生,决定放弃入学,明年转专业申请音乐学院;一名开学即将大二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学生,选择休学一年,回国创业开工作室;一名剑桥大学大三的学生原本计划到加拿大实习,现在他留在中国,跟随某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当助理。

还有人表现出了远超这个年龄的成熟。北京东二环建国门附近的共享办公空间,一群脖子上挂着工牌的上班人群里,有几个稍显稚嫩的脸庞晃动。这是一个名叫SparkLab的非营利自习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聚集了三四十名无法出国的留学生。

我在这遇到了毕业于北京十一学校的Abraham。他今年18岁,是那种会开口谈“苏格拉底、笛卡尔、拉普拉斯”的年轻人。在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数学专业录取后,由于不想上网课,他递交了休学一年的申请。随后,他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和朋友一路旅行到云南,再到云南和西藏边界的明永冰川。

这段时间,他“深刻地理解了一件事”:缺乏跟人交流的话,会让自己变得闭塞,英语口语也会下降。他想到可以创立一个社群,给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提供一个有学习氛围的地方。这后来成为Abraham、Grace和Charlotte三位美国大学本科新生的创业项目。

参与创业,也让Grace成长了不少。这件事的难度超出了想象,他们要去找场地,组织报名和接待来参观的人。每一步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她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Grace觉得,自己有时很疲惫,但会挺过来。她把这个经历当成一次锻炼。

一个周六,留学生们在那搞了披萨派对。在场的同学一起坐下来,“吃披萨聊聊天,大家想想做什么,以后有什么人生理想,互相聊一聊。”之后,他们玩了德州扑克,那是一种策略游戏,“好像玩得挺嗨的”。

有一个类似写作导师的同学也在这里。在Grace的世界里,那是她见过“写东西写得最优美,对文字特别擅长的同学”。他来这边,如果大家有学校里要写的论文,或者是自己写的东西,都可以拿给他看,然后他帮忙修改一下,或者提一些意见。

Grace参加了一次创意写作的分享课。他们读了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forever overhead》。那是英文写作的一个经典例子,导师分享后,大家一起讨论:这里面特别出彩的语言在哪里,它的主题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还有什么样的象征手法。最后,导师鼓励他们回去仿照这个来写一篇。我遇到Grace的时候,她正在写她的那篇。

Abraham也喜欢分享。9月17日下午,我在这个自习室赶上了一次他组织的seminar(研讨会)。Abraham试图向同学们解释一个理论,他举了化学的勒夏特列原理、物理的楞次定律,还有生物里的正面和负面循环反馈——

“我想说明一个什么事,就比如说生物、社会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个社会,它有一套自己稳定的机制,那它这稳定机制就是我们人刻意去营造出来的吗?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生物它有这套稳定机制,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刻意地去设计了一套这样的机制让我们活下去吗?”

自习室里的seminar©陈明辉

在这次讨论会上,他遭遇了挑战。一个叫韩雨果的女孩盘腿坐在桌上聆听,有时候站起来走来走去,时不时与他争论两句:“你确定生物有稳定的机制吗?”、“从你的逻辑层面来说,这算一个逻辑谬误。”

他们在尝试消化对方的思想。结果可能不是重要的,韩雨果鼓励他继续讲,“你试着讲吧,用你的理解讲。”

韩雨果毕业于人大附中,被乔布斯的母校里德学院录取。如果没有疫情,这个月,他们本该分别前往美国东西海岸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现在,他们每周会花费一些时间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看书、讨论、自习,这种状态还将持续好几个月——他们都把大一推迟到了明年秋季。

一年的时间是漫长的,为了不让自己荒废,韩雨果是最早来的一批自习者。她不想在家学习。猫咪成了她学习的最大阻力,因为它“特别黏人,特别可爱,特别漂亮,每当我看书的时候它都会趴在我书上。”

延迟出国是她和妈妈共同作出的决定,“她看到我这个大活人一年在家闲着没事干,她心里也焦虑”。妈妈会假装出不介意的样子。有时,她会抱怨韩雨果不会做饭,上厕所太久。当她晚上想看书的时候,妈妈会对她说,“没事,你看你的书,但是我觉得你的灯光太亮了,”然后再过一个小时,她又说,“雨果,你要不睡个觉吧。”

为了避免矛盾,韩雨果开始尝试着减少在家的时间,她常常在自习室待到午夜才回家,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避难所。

她带了许多哲学书籍,放在自习室的公共图书角。看书累了的时候,她就到天台的躺椅上透透气。有时候会睡一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她就看那个天,“哇塞,看那蔚蓝的天,胖乎乎的云,国贸在我右边儿,有时候看到飞机从左边飞过来,我就想,等它飞过国贸了,我就继续回去看书,然而它飞得太慢了,我等不及就走了,接着看书去了。”

◦ 姜浩对此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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