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石
日本《读卖新闻》在今年3月面向20-30岁的人做了一项有关社会保障的网络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住在日本的男女约400人。回答者的职业为: 有正式职业者39%；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式被雇用者23%；自营、经营者5%；专职主妇15%；学生12%；无业6%。
在回答“你是否觉得日本的保险制度是可以信赖的”的这个问题时，仅有18%的人认为“可以信赖”。对于“你对将来领取养老保险是否存在不安”这个问题，有高达98%的人回答“有”，而在回答“是否感到你们与现在领取养老金的高龄者之间存在着不公平”，有高达80%的人回答“存在”，特别是在现在付“厚生年金”的有正式职业者与合同工、派遣职工中，回答“存在”的高达85%，日本青年人与老年人对立意识凸现。
日本青年人与老年人对立意识凸现，大约首先是因为日本现在“少子高龄化”问题愈发严重。这种急剧变化给日本经济和社会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日本总务省今年去年8月9日公布了2011年3月底根据居民基本登记册进行的人口动态调查结果,除东日本大地震而严重受灾的岩手、宫城和福岛三县的22个市町村外,全国人口约1.26亿,连续两年减少。人口自然减少数量近14.62万人,连续4年扩大并刷新了过去的纪录。
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在人口超过4000万的26个国家中,日本儿童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低,而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则达到23.2%,再创新高。
“少子高龄化”的趋势令日本社会的养老形势日益严峻。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设施、老年人福利设施的数量以及从业者数量都形成了压力,社会负担大幅增加。而且今后面临一个年轻人养活四五个甚至五六个老人的问题,几乎覆盖全体国民的保险制度如何维持也是一大问题。可能这种现实与预测加深了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对立意识。
“少子高龄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就是未婚者大量增加。其实结婚的日本夫妇的“夫妇完结出生儿数(婚姻持续时间15--19年的夫妇的生子数)”近年来没有怎样降低，1972年的第6次调查为一对夫妻2．2人，以后的30年基本持平；2009年下降至2.09人，下降的幅度并不大。而不结婚人数的增加速度，却比“夫妇完结出生儿数”的下降快得多。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1955年,日本男女的终生不婚率仅在1-2%左右，8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2005年男子终生不婚率达15．4%；女子达6．8%。到了2010年，男子上升到15．96；女子上升到7.25%，而今后还将继续增长。
育龄青年的不婚，当然与多种社会因素相关，但是社会财富大量为老人所占有，年轻人无力负担昂贵的子女养育费和教育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日本现存的金融资产1500兆日元中，其中60岁以上的占有60%；50多岁的拥有22.4%；50代以上的人占有的金融资产为82.4%。另一方面，20-30岁的人仅仅0.3%。
日本老人占有绝大多数资产，与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关。在日本人看来“前辈”和“后辈”，也就是“老”与“新”的序列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有僭越者，会受到集团内部的疏离、孤立甚至惩罚。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指出:日本的集团构成，是一种“纵式社会”，是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是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迭而成的阶层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日本集团后，要想达到一定的阶层，只有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的青睐与提拔才可能实现，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多数年轻人只能经过“千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磨练，熬成一个老人后，才会有相应的待遇与地位。
与次相对，日本又是一个特别优待老人的社会，比如一个到了退休年龄的部长级国家公务员，可以拿到约1亿日元的退职金，还可以每个月拿退休金和公务员特殊补贴(恩给)，并由于其曾在政府担任要职，可以疏通各种关系，因此一般都可以再就职，再拿一笔不亚于现职时代的非常丰厚的工资。而随着日本平均寿命的不断增长，大量的财富就都集中到了老年人的手里，也就凸现了日本青年人与老年人对立意识。
日本《读卖新闻》在今年3月面向20-30岁的人做了一项有关社会保障的网络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住在日本的男女约400人。回答者的职业为: 有正式职业者39%；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式被雇用者23%；自营、经营者5%；专职主妇15%；学生12%；无业6%。
在回答“你是否觉得日本的保险制度是可以信赖的”的这个问题时，仅有18%的人认为“可以信赖”。对于“你对将来领取养老保险是否存在不安”这个问题，有高达98%的人回答“有”，而在回答“是否感到你们与现在领取养老金的高龄者之间存在着不公平”，有高达80%的人回答“存在”，特别是在现在付“厚生年金”的有正式职业者与合同工、派遣职工中，回答“存在”的高达85%，日本青年人与老年人对立意识凸现。
日本青年人与老年人对立意识凸现，大约首先是因为日本现在“少子高龄化”问题愈发严重。这种急剧变化给日本经济和社会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日本总务省今年去年8月9日公布了2011年3月底根据居民基本登记册进行的人口动态调查结果,除东日本大地震而严重受灾的岩手、宫城和福岛三县的22个市町村外,全国人口约1.26亿,连续两年减少。人口自然减少数量近14.62万人,连续4年扩大并刷新了过去的纪录。
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在人口超过4000万的26个国家中,日本儿童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低,而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则达到23.2%,再创新高。
“少子高龄化”的趋势令日本社会的养老形势日益严峻。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设施、老年人福利设施的数量以及从业者数量都形成了压力,社会负担大幅增加。而且今后面临一个年轻人养活四五个甚至五六个老人的问题,几乎覆盖全体国民的保险制度如何维持也是一大问题。可能这种现实与预测加深了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对立意识。
“少子高龄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就是未婚者大量增加。其实结婚的日本夫妇的“夫妇完结出生儿数(婚姻持续时间15--19年的夫妇的生子数)”近年来没有怎样降低，1972年的第6次调查为一对夫妻2．2人，以后的30年基本持平；2009年下降至2.09人，下降的幅度并不大。而不结婚人数的增加速度，却比“夫妇完结出生儿数”的下降快得多。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1955年,日本男女的终生不婚率仅在1-2%左右，8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2005年男子终生不婚率达15．4%；女子达6．8%。到了2010年，男子上升到15．96；女子上升到7.25%，而今后还将继续增长。
育龄青年的不婚，当然与多种社会因素相关，但是社会财富大量为老人所占有，年轻人无力负担昂贵的子女养育费和教育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日本现存的金融资产1500兆日元中，其中60岁以上的占有60%；50多岁的拥有22.4%；50代以上的人占有的金融资产为82.4%。另一方面，20-30岁的人仅仅0.3%。
日本老人占有绝大多数资产，与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关。在日本人看来“前辈”和“后辈”，也就是“老”与“新”的序列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有僭越者，会受到集团内部的疏离、孤立甚至惩罚。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指出:日本的集团构成，是一种“纵式社会”，是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是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迭而成的阶层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日本集团后，要想达到一定的阶层，只有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的青睐与提拔才可能实现，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多数年轻人只能经过“千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磨练，熬成一个老人后，才会有相应的待遇与地位。
与次相对，日本又是一个特别优待老人的社会，比如一个到了退休年龄的部长级国家公务员，可以拿到约1亿日元的退职金，还可以每个月拿退休金和公务员特殊补贴(恩给)，并由于其曾在政府担任要职，可以疏通各种关系，因此一般都可以再就职，再拿一笔不亚于现职时代的非常丰厚的工资。而随着日本平均寿命的不断增长，大量的财富就都集中到了老年人的手里，也就凸现了日本青年人与老年人对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