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杨文凯
日本新首相菅直人亲自提名伊藤忠商事顾问、商界名人丹羽宇一郎出任下一任日本驻中国大使。这是菅直人大幅刷新执政党人事、在内阁启用华裔大臣莲舫之后，在外交人事上给出的又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奇”。
今天，中日关系与美日关系并肩，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驻中国大使一直由熟悉中国事务的外务省职业精英官僚，也就是俗称“China School”的成员出任。日本派驻中国大使的前提条件是：一、在广泛的意义上熟悉中国情况，最好会说中国语；二、职业外交精英，熟练掌握日本对华外交的历史脉络和对应尺度；三、在中国政界，尤其是中国的对日外交系统中拥有广泛人脉，便于直接沟通。但本次丹羽宇一郎获得异例提名，将成为日本首位来自民间的大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日本驻中大使人选的传统。这一充满“惊奇”的新型人事，突出了民主党实行“去官僚化”的政治布局，显示了日本对中外交侧重变化的信号，同时也对中日外交在变化转型期的互相适应提出了挑战。
丹羽宇一郎虽是外交上的“门外汉”，却拥有职业外交官不具备的经验和视野，这成为他的优势。丹羽是伊藤忠商事的顾问、前任会长、社长，曾长期派驻美国，从事投资和金融工作。丹羽长期执掌的伊藤忠商事，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业务和投资。丹羽以“商人大使”的形象出使中国，深刻了解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现实，在经济商贸、文化交流、民间往来等方面展示强项，传递出日方重视构建日中战略性互惠关系的积极意向，也成为民主党实行开放式外交的象征性标志。
不过，中日合作的重点在经贸，但外交并不局限于经贸关系。在经贸以外，中日关系中有传统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近年来更有食品安全、资源开发、领土纠纷、军事对峙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新问题浮出水面。这些涉及政治、外交、安保、地区安全的纷繁问题，不仅需要政治判断和战略决策，也少不了熟练的外交手腕和沟通技巧。在这些方面，丹羽宇一郎是否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会不会成为一个被架空的象征性外交存在，值得观察。
1972年以后，由原自民党田中派培养起来的外务省 “China School”在中日关系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2002年沈阳总领馆受冲击事件之后，受到自上而下的压力，遭遇重创。不过，从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到宫本雄二，这几任驻中国大使依然是“中国派”的成员。回顾中日关系史，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成果，都是外务省“中国派”人物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外交杰作。
比如，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签署，除了政府高层之外，初代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和时任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做了重要工作。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谷野作太郎担当具体工作。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当时已升任驻中国大使的桥本恕大力促成了日本天皇对中国的历史性首访。
近20年来，外务省的中国课课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驻中国大使人选，很多都是“中国派”出身。在中国课课长任上，就出现过谷野作太郎（原驻中大使）、阿南惟茂（原驻中国大使）、慎田邦彦（前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宫本雄二（现驻中国公使），野本佳夫、佐藤重和、佐渡岛志郎、横井裕、堀之内秀久等人。以他们为中心，外务省“中国派”官僚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主导着日本的对中外交。
本次，在启用丹羽宇一郎在中国的政商人脉和丰富资历的同时，为了弥补他在专业外交领域里的经验不足，日本政府也配备了三名强有力的“知华派”公使横井裕、佐藤重和、樽井澄夫，以辅佐其在华工作，显示了“中国派”官僚的必不可少。
民主党执政后，在政治主导和去官僚化的旗号下，开始做出一系列改革性措施，违背了过去的“常理”。这些改革除了引起关注效应，凝聚政治人气以外，也不排除会带来政治认识、交往原则、行政程序上的变化。中国在欢迎“商界老朋友、外交新面孔” 丹羽宇一郎出任大使的同时，也要了解日本走马换将的真实意图，并尽快适应转型期的日本在政治、外交上越来越多的“惊奇”出牌。
日本新首相菅直人亲自提名伊藤忠商事顾问、商界名人丹羽宇一郎出任下一任日本驻中国大使。这是菅直人大幅刷新执政党人事、在内阁启用华裔大臣莲舫之后，在外交人事上给出的又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奇”。
今天，中日关系与美日关系并肩，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驻中国大使一直由熟悉中国事务的外务省职业精英官僚，也就是俗称“China School”的成员出任。日本派驻中国大使的前提条件是：一、在广泛的意义上熟悉中国情况，最好会说中国语；二、职业外交精英，熟练掌握日本对华外交的历史脉络和对应尺度；三、在中国政界，尤其是中国的对日外交系统中拥有广泛人脉，便于直接沟通。但本次丹羽宇一郎获得异例提名，将成为日本首位来自民间的大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日本驻中大使人选的传统。这一充满“惊奇”的新型人事，突出了民主党实行“去官僚化”的政治布局，显示了日本对中外交侧重变化的信号，同时也对中日外交在变化转型期的互相适应提出了挑战。
丹羽宇一郎虽是外交上的“门外汉”，却拥有职业外交官不具备的经验和视野，这成为他的优势。丹羽是伊藤忠商事的顾问、前任会长、社长，曾长期派驻美国，从事投资和金融工作。丹羽长期执掌的伊藤忠商事，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业务和投资。丹羽以“商人大使”的形象出使中国，深刻了解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现实，在经济商贸、文化交流、民间往来等方面展示强项，传递出日方重视构建日中战略性互惠关系的积极意向，也成为民主党实行开放式外交的象征性标志。
不过，中日合作的重点在经贸，但外交并不局限于经贸关系。在经贸以外，中日关系中有传统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近年来更有食品安全、资源开发、领土纠纷、军事对峙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新问题浮出水面。这些涉及政治、外交、安保、地区安全的纷繁问题，不仅需要政治判断和战略决策，也少不了熟练的外交手腕和沟通技巧。在这些方面，丹羽宇一郎是否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会不会成为一个被架空的象征性外交存在，值得观察。
1972年以后，由原自民党田中派培养起来的外务省 “China School”在中日关系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2002年沈阳总领馆受冲击事件之后，受到自上而下的压力，遭遇重创。不过，从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到宫本雄二，这几任驻中国大使依然是“中国派”的成员。回顾中日关系史，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成果，都是外务省“中国派”人物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外交杰作。
比如，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签署，除了政府高层之外，初代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和时任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做了重要工作。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谷野作太郎担当具体工作。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当时已升任驻中国大使的桥本恕大力促成了日本天皇对中国的历史性首访。
近20年来，外务省的中国课课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驻中国大使人选，很多都是“中国派”出身。在中国课课长任上，就出现过谷野作太郎（原驻中大使）、阿南惟茂（原驻中国大使）、慎田邦彦（前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宫本雄二（现驻中国公使），野本佳夫、佐藤重和、佐渡岛志郎、横井裕、堀之内秀久等人。以他们为中心，外务省“中国派”官僚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主导着日本的对中外交。
本次，在启用丹羽宇一郎在中国的政商人脉和丰富资历的同时，为了弥补他在专业外交领域里的经验不足，日本政府也配备了三名强有力的“知华派”公使横井裕、佐藤重和、樽井澄夫，以辅佐其在华工作，显示了“中国派”官僚的必不可少。
民主党执政后，在政治主导和去官僚化的旗号下，开始做出一系列改革性措施，违背了过去的“常理”。这些改革除了引起关注效应，凝聚政治人气以外，也不排除会带来政治认识、交往原则、行政程序上的变化。中国在欢迎“商界老朋友、外交新面孔” 丹羽宇一郎出任大使的同时，也要了解日本走马换将的真实意图，并尽快适应转型期的日本在政治、外交上越来越多的“惊奇”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