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终败在了谁的手里？      黎 鸣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享盛名的人物，虽然他已去世了32年，可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他仍旧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尽管在中国政界最高位置上迄今至少已轮换了五任以上人选，可是就个人的人望而言，更不要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真实的重要性，的确没有谁曾可能真正超越了他。当然，今后的情况如何，中国人会拭目以待。

直到1976年逝世之前，毛泽东都是中国绝对最高第一人。然而，正是这个“绝对最高第一人”，当他临死前将要离开这个人世之时，他却绝对地感到了他不能不面对的最终人生的惨败：他的最终的理想、他的最终的历史价值、他的最终的家庭、他的最终的亲人，等等等等，总之，他一生为之战斗的最终的所求，全都成了一个个不能不离他而去的悖论。尽管在毛泽东的一生之中，凡他心中所有的一切有形的敌人几乎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尽管在一般人的眼里，毛泽东无疑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他最有权，他最有势，他最有名，他最有几乎一切人们世俗所希冀的东西，可是毛泽东心里自己明白，他最终没有成功，他最终失败了，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真正超越中国历史的囹圄，他并没有真正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他不仅没有成为开辟新中国历史时代的英雄，反而成了被中国陈旧的历史囹圄严重束缚、禁锢的囚徒，甚至还成了阻碍新中国历史时代到来的枭雄。他的将死多么让他不能心甘。临死之前的他极端地孤独，没有谁能够真正理解他，对于他周围的人们他真是失望透了，他既瞧不起他们，又不能不倚靠他们。他对他们的这种失望的程度也正如同他们的对于他的死亡将要到来的惶恐的程度。他明白，他的死将会给中国人带来更为加速的变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的一生的过于自信，反而给他带来了对于死后未来中国的更加难以自信的悲观。事实上，他的妻子正是因他而成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个阶下之囚和国家的罪人。我想，这是毛泽东早就已经有所预料的结局，“四人帮”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自己为他的妻子及其追随者们发明的“绰号”，而这个“绰号”本身即是“不祥”之兆。

对于毛泽东，我曾爱过、崇拜过，也曾怨过、恐惧过，甚至到了最后，我还曾恨过、诅咒过，但这一切，全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了，而烟消云散了。因此，我不会像一些人们，继续像过去那样盲目地去疯狂地崇拜他，或者完全相反，同样盲目地去拼命地诅咒他。如此情绪化地对待历史人物，其实是出于无知，既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今天，我的再回顾毛泽东，反而更增添了一份同情，一份对于“人”的理解的同情。因为我终于知道，他最终是败在了谁的手里。而他的失败，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曾经历史的失败，更是中华民族曾经历史的失败。正是因此，而构成了我的写下今天这篇文章的动机。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如果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人物尚且遭到如此的失败，那么我们今后将怎么办？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不成？

如何看待毛泽东？这既是一个人类情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类理性的问题，更应该是一个人类智慧的问题。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言论、行为、思想，均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留下了深深不可磨灭的印迹，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影响能够真正超越过他。正是因此，我要特别对于他的“失败”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

据说，陈云在世时曾这样说过，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即死去，他就会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人物了。换言之，1956年之后的毛泽东不仅功不抵过，而且还过远甚焉，甚至有可能完全遮蔽了他前半生所有的大功。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因为真正始终都在造成中国历史挫败的最深的根源还并不在毛泽东这里。换言之，即使聪明、杰出如毛泽东，他终究也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地成了“鬼使神差”的“工具”、“提偶”、“傀儡”。不要忘记，我们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认识到，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是“神”的力量，任何个人都永远不可能是“上帝”，即使他多么像“上帝”。这种情景不仅曾迷惑了大量中国的庸众，有时也同样迷惑了那些自认为像是“上帝”的个人，例如毛泽东。有的时候他的不可一世的确已到了特别不近情理的地步，例如他的对于处置严重涉及国家、人民利益的巨大事件时的任性使气（典型的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的对于曾经的亲密战友们的冷酷无情，等等等等，无论如何都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人世间的任何“伟人”的力量其实也仍然是“人”的力量，而决不能视之为“神”的力量。所谓“神”或“上帝”的力量永远都只能是某种人们尚然盲目和未知的历史的合力，是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的历史的合力。重要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谁“鬼使神差”了所有的这些人们的言、行、思，特别是行为？又尤其是其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们的行为？我的观点很明确，在中国，这个“鬼”或“神”，或“幽灵”，即是“悠久”了两千多年的孔子儒家的传统，那个充满了文明“母”劣根性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

1956年后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竟然让陈云以及其他的人们对毛泽东做出了如此断然的判断？我们不妨最粗略地例举一下历史中的事件：

1957年，从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反右斗争；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招展；

1959—1961年，庐山会议和三年大饥荒，据说这三年之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目高达四千万以上，这简直相当于在中国又发生了一场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的战争性的人口死亡（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之中中国总共死亡了八千万人）；

1962—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学习解放军，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得人们心烦意乱，讲得人们心惊胆战；

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朱德等相继死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从上面粗略地例举之中，大家可以看到，从1956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令人心灵非常沉重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本文不想进行太多的分析，仅凭短短的文章也不可能做出这些分析。本文注重对毛泽东本人的分析，试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引发了上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心理，他的意志，他的情感等等，究竟在其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的人学的理论的分析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同呢？

一般来说，任何人最大的敌人都是他自己，尤其像毛泽东这样事实上处于全国最崇高地位的领袖人物，就更是如此。那么构成毛泽东本人“自己”的成份究竟有哪些呢？

我的分析如下：

构成毛泽东“自己”的最重要的至少有如下的三个成份：自然出身的中国农民；社会出身的中国文人；精神出身的受到过西方思想影响，尤其是近代“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和苏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我的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就从他的这三种“自己”的成份出发。

第一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情感、意志；第二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认识能力、文化手段、思维方法；第三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奋斗目标、理想追求。前两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来自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第三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0.）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五四’一代共产党革命家大都消失了，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是一批在一个最古老的国家里实现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的实践者。历史学家们无疑会把他们作为最著名和最重要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记载，因为他们是现代世界历史上这场最伟大最富有生气的革命的领导人，他们随后又领导了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最落后的国家进行的现代变革。1949年的胜利使他们获得了政权，但却是在一个最贫困的国家里，它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和绝望的折磨。……老一代革命家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论他们在晚年怎样苦于目的和手段的分裂，但他们还是坚定地为实现他们在青年时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而奋斗。”（第531页）

我基本上赞同上面的描述。上面的描述之中至少告诉了读者如下的三个最重要的信息：第一，毛泽东是个“五四”时代精神的继承者，是个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理

想追求的革命者、实践者；

第二，毛泽东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贫困、文化最古老、文明最落后的中国进行他的革命活动的，这里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和绝望的折磨；

第三，毛泽东，尤其是晚年的毛泽东追求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发生了分裂。

上述的信息恰好可以与毛泽东的三个“自己”相对应：第一个信息与毛泽东的精神出身的“自己”相对应；第二个信息与毛泽东的自然出身的“自己”相对应；第三个信息与毛泽东的社会出身的“自己”相对应。

毛泽东的继承“五四”时代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追求构成了他的永远反对中国孔子儒家文化传统的生活斗争的目标，这一点在他的身上基本上终生不渝。这构成了他的提倡“双百方针”，强烈反对封建官僚主义，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近期目标，提倡“巴黎公社”的社会组织原则，提倡“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文化精神，等等等等的初衷，关于这一点，我甚至有点相信他的确是真诚的。因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尤其作为一个站在批判历史上一切私有制的统治者的立场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的确都是一些很自然的想法。而对于毛泽东的第三个“自己”来说，这也同样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还有一点，且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即毛泽东事实上是当代中国人中言论、思想处于最自由状态的人，也几乎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惟一的人，他的所有的“同志”在这点上都根本无法与他相比。说白了，即只有他敢想、敢说，而这一点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

但是到了事件发生的过程之中时，毛泽东的第二个（中国传统文人的）“自己”就开始起作用了。毛泽东的认识能力、文化手段、思维方法、知识范围等等，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仍旧处在中国孔子儒家文化传统的阴影之中，尤其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基本上离不开中国古代文献，诸如《资治通鉴》、《十七史》、《二十四史》、《容斋随笔》等等。虽然作为一位“五四”时代精神的继承者来说他瞧不起孔子及其儒家，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他却又让自己始终浸淫在充满了儒家说教的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之中。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身上，已经让孔子及其儒家的“母”劣根性生了根，发了芽，长了枝，开了花，结了果。中国孔儒的“天命观”、“官方禁言论”、“极权人治论”、“情绪独断论”等等的劣根性，早就已经成了毛泽东处理几乎一切事务的“习惯”。毛泽东相信“宿命”，这可以以保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的命名为例；毛泽东相信只有官方“禁言”才能够带来社会的“稳定”，事实上，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言论、思想、新闻、出版等等的自由权利，甚至直到今天，还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极权人治”的管理，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宪法”、“法治”的位置；毛泽东的思维是典型的“情绪独断”，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话来说，即个人意志决定论。关于所有的这一切，全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最明显的例证，莫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关于“国家主席”、“天才”的争论、关于“批林批孔”，等等等等。

然而最终还在结果。结果的作用往往都受到“自然出身”的“自己”的作用。毛泽东本质上始终都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对其他一切出身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拒斥。这个自然出身的“自己”在毛泽东的身上是非常本质的。他的一个最著名的战略论点是“农村包围城市”，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原本也就是一场伟大的中国农民的革命。毛泽东是当然的农民革命的领袖。历史上一切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以当上皇帝为其最高的宗旨，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即是如此，毛泽东在不知不觉之中步了他们的后尘。在毛泽东的著名的诗词《沁园春—雪》之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极其微妙地表现出了他纯然帝王的气派，自然，他也极其蔑视从前所有的封建帝王，诚如他的另一首《沁园春—长沙》词中所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也曾多次自比秦始皇。秦始皇只坑了三百多个儒士，而（我）毛泽东竟坑了三百多万之数（谁奈我何！）。这种帝王的气派从何而来？显然只能来自中国孔子儒家文化（天命观、极权人治观和情绪独断、专制观）的传统。

目标与手段的分裂，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三个不同的“自己”之间的分裂。更说白了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劣根性与外来西方（理性）文化影响和熏陶之间的分裂，因为这三个“自己”之中，有两个均来自中国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说得形象一点，毛泽东早就已经不自觉地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幽灵的表演现代中国历史的“提偶”、“傀儡”，早就不自觉地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幽灵的现代中国历史的“代言人”和“执行者”。

说到这里，结论已经很清楚了。毛泽东最终败在了谁的手里？从一般而言的现象上说，他败在了他自己的手里，然而他的“自己”是谁？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是来自他的听从了孔子及其儒家的充满文明劣根性的历史幽灵的“自己”。所以，实质上，毛泽东最终还是败在了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充满了文明劣根性的历史幽灵手里。由此看来，不仅毛泽东，而且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全）都败坏在了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众多劣根性的历史幽灵手里。

我的文章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如果说毛泽东的“自己”都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被孔子及其儒家的历史幽灵占领了，那么对于所有其他的中国人来说又如何呢？我亲爱的同胞们，难道我们的“自己”就不应该也为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担负一点责任么？批判别人、诅咒别人总是容易的，我们要不要也批判和“诅咒”一下我们的“自己”之中所残留的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呢？

说到最后，还是那一句话：不彻底铲除“悠久”了两千多年的孔儒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未来就将绝对不会有任何希望。这真正是发自我的肺腑之言，但愿有更多的同胞能够知会我的苦心！（请进入我个人的网页：www.liming1944.cn，谢谢。2008,11,9.）

克林顿使中国很多的老干部蒙羞

----人家无偿为世界作贡献，我们却靠原先的资源二次发财

文/汪华斌

今天到某老干部活动中心去，正碰到老干部们在谈论克林顿的平壤之行；大家对他带回两名被扣女记者和化解人质危机的能力佩服之时，感叹我们老干部自己的不如；因为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追求私利是社会的价值观，所以连老干部们都意志消沉；再加上在职人员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因，更加使老干部心理不平衡。所以大家只是笑谈克林顿的无私奉献，却没有人真的自己会去奉献；这就是中美两国不同的价值观，使退休人员也能得出决然相反的认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总统能不顾个人安危去化解危机，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干部却有很多人在出卖自己当初的机密而谋私；如力拓事件中就因为有很多钢铁领域的老干部和专家学者投奔的原因，才使得我们社会六年损失7000多亿。所以克林顿的平壤之行为了解救两名被扣的记者，也使得中国很多老干部蒙羞；因为这是我们老干部做不到的事。

我们知道，美国卸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挥余热的现象很普遍；如卡特总统，他卸任后对国际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绝对不比任何一位在职的美国总统逊色多少。再比如基辛格博士，退下来后一直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穿针引线和润滑油的角色。然而我们社会没有届满退下来的概念，全部是按照级别退休；如我们的高级领导人要干到75岁才退休，所以这些人无论从身体和脑力状态都处于颓废状态；因而我们社会没有需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挥余热的概念，只需要他们安度晚年就行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后代都愿意老干部安度晚年，有相当多的家庭就不愿意；因为这些人的资源实际是家庭的丰富财富。所以看我们社会那些退下来的人，竟然到处兼职；而这些兼职没有一人是无偿的，全部是高薪。因为这些人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机密，这些机密到民营或外国人那里就是宝贵财富。看我们这些年处于变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总有因为老干部们的原因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发生；这次力拓间谍事件，实际有相当多的钢铁专家学者退休后而直接介入的原因。所以美国人退休后是为社会作贡献，我们退休后是对国有资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这就是中美两国之间退休人员的不同境况。

我们看到，克林顿不仅热衷于美国的慈善事业；而且无偿兼职联合国的慈善事业，如克林顿年薪1美元被正式任命为联合国海地特使。虽然克林顿出任海地特使的年薪仅为一美元，但他作为特使却要每年访问海地数次。而且这并非克林顿首次出任联合国特使身份，2004年克林顿曾于印度洋海啸后出任过联合国海啸灾后恢复问题特使。作为特使，克林顿将协助海地政府推动该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重点关注来自社会各领域的援助努力，帮助提高当地政府的能力；致力于为海地创造一个稳定、繁荣的未来。

当然克林顿真正引起中国人注意的是这次平壤之行，这才是中国老干部自叹不如的地方；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的行为，这才是最考验人的地方。看我们社会的老干部因为养尊处优，所以不愿意冒险是共同点；再加上退休与在职的巨大差距，本身老干部就怨气冲天。这也是我们社会的老干部退休了还要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兼职的原因，因为他们手上有人家需要的资源；用这资源换回巨大的经济利益归自己，用以减少与在职人员的差距。所以我们社会的老干部发挥余热就是收入多少，而没有人愿意无偿地贡献的。就连一些退休的老技师，他们也要与年轻人争岗位；因为民营或私人企业全部被他们把持了。如果没有高薪，他们愿意吗。

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就依据自己掌握的资源办私人企业或帮助私人老板；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暴利。如我认识的一位高级专家，退休后竟然帮助民营企业搞起了自己当初的专业公司；把国家资源直接嫁接到民营企业。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自己的退休费照拿；这民营企业里有一半是自己的股东。什么叫退休后也能发大财，就是指这些拥有国家资源的人；他们掌握的国家资源，退休后直接变成了自己的私人财富。如果说我们那些退休后还在安度晚年的人对克林顿自叹不如，那么这些依靠损失国有资产而发财的老干部对克林顿应该是羞愧。

注：本文为转帖，来自牛博网，作者为王老板。

一个内向孤僻的青年，因为受了点不公正待遇，于是奋起杀人，将6个无辜的民警挨个捅死，使6个家庭瞬间破裂，然后这个杀人犯被奉为了“侠客”，叫好声不绝于耳。这带给我的感触就是：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他妈的一个球样。

让我们来观摩一下这个鸡巴侠客的人生吧：北京胡同青年，13岁时父母离异，亲生母亲王静梅和他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难，而雪上加霜的是，他母亲也因为所在的冰箱厂倒闭下岗了。杨佳在家乐福工作了一年，然后声称看不惯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就辞职了，然后陷入了失业的状态，而这时候他已经20岁了。他的母亲每天除了要面对种种不顺心的事情和恼人的官司，还要在每天早晨给20岁的大侠做好一天的饭，否则大侠就不吃。当然，大侠自然也不会做家务，更不会替他操心的母亲分忧，“都是他妈伺候他，出去办事提前做好中午饭，回去带晚饭，不理他都不吃饭。”期间王静梅因上访被拘留十几天，大侠自顾去同学家玩去了，根本不曾去打听过母亲的消息——这种大侠可真他妈的吊啊！

这种失业在家，靠母亲做饭供养的情况持续了8年，直到他28岁。然后，因为一次警察盘查他的无证自行车，产生了冲突，被带回警局问讯。在警局里，据称他受到了殴打，但未经确实。此后，他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投诉，要求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但是公安督察部门认定警察依法有据，不予处理。于是杨佳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杀人。

这就是侠客杨佳28年的一生。我记得看《德川家康》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八弥在杀死阿春的时候，大声的说了一句：“这就是人的一生吗？请原谅！”说实话，我同情这个人，这种同情的出发点是基于一种他身上跟我相似的东西，就像我同情马加爵一样。这种行为值得同情甚至被原谅，但不能越过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底线。

当一个杀人犯在同情的立场上被还原的时候，他总会被赋予种种美好的人格。于是，众人眼中的杨佳开朗友好，遵纪守法，乐于助人，这样善良的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暴的行径呢？于是，众人做出了这样的逻辑推论：他一定是被逼的！

于是出现了威权体制、司法不公正、警察粗暴执法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杨佳的罪行有了体面的借口，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受到这些词汇困扰的大众，他们在体制的剥削下寂然无声，他们在司法的压迫下委曲求全，他们在警察的盘问下乖巧自如，他们，懦弱而胆小，千百年来他们就一直这样生存。而杨佳，一个有着反社会人格的青年，在因自闭而疯狂的内心驱动下，干了一件他们心中从来不敢干的事情，于是他就成了英雄。

他们从来不敢杀人，可当别人替他们杀人的时候，他们兴奋的红了眼。他们说马加爵的大锤抡向的是社会的歧视，他们说杨佳的匕首捅向的是高压的体制，可是，我操他妈的，凭什么是那些无辜的人——而不是另外的一些人——需要承担这样的原罪而死去。

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在一个公民价值观混乱的国家，在谈论这种主义那种主义之前，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却从未被确定：什么是这种主义的底线，而什么又是那种主义的底线，什么是他们共同的底线。不管一个人鼓吹的是暴力革命，还是渐进改革，是大众福利，还是私人财产，不管是左，还是右，都应该明确双方都需要承认并尊重的底线。在这种底线之上的，可以去争论可以去探讨，在这种底线之下的，则毫无疑问的需要被谴责。

这种底线有很多，比如，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应该随意被剥夺的。这是句废话，但却总是被人忽视。

无论杨佳遭受到多大的冤枉和不公正，他以夺取无辜他人的性命作为反击的手段，就是杀人犯，就应该受到应有的谴责，而不是颂扬——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立场。这跟阶级立场无关，跟情感取向无关，跟价值判断也无关，这是基本的底线。对这种底线的蔑视，就是对每个人生命的蔑视。何况在我眼中看来，杨佳根本就是一个被生活压垮的失败者，他没有勇气承担和面对跟不公正的长久对抗，在遭遇了跟很多上访者相比微不足道的对待之后，就选择了杀人这样的途径。他的母亲，养了他28年，在他成年之后依然养了他10年，她同样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待遇，有着比她儿子悲惨十倍的人生，但她选择了漫长的上访，不管是被拘留还是被阻挠，她都不曾停止过。这是位真正坚强的母亲，她让我想起了刘杰，那位同样伟大的女性，她住在上访村里，面对一次次毒打和劳教，十几年来却从没放弃过。她们真正活得执着，活得有尊严。和她们相比，杨佳，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呢？

上了几天班，受不了尔虞我诈就辞职了，然后就是长久的失业，全然不管需要自己照顾的母亲，这是什么鸡巴大侠？体制的压迫不是杀人的理由，工作的艰辛也不是逃避的借口。如果这样的借口，这样的理由，可以被理解并支持，我看大家都一块死了算了。

这是一场悲剧，但谴责杨佳的同时并不妨碍我们去反思，如果在反思的时候先要把一个杀人犯供为侠客，并且鼓掌叫好，那我就去你妈的。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中那句“全会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使狐狸五味陈杂，总算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了，但是所指乃是“行政体制改革”，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对还是错。

不过呢？饭是一口口吃的，摸石头过河也是一粒粒的石头摸，毫米也罢厘米也好，这会好歹看到貌似具体措施的内容了，从行政体制开始。

于是狐狸就想起工商局了——狐狸对这个机构特别有感情，不仅年年两会有代表质疑工商局的职能和存在的必要性，就连狐狸都觉得，这个部门实在是很有些“通房丫头”的意味。登记注册的职能，和税务局重复了，企业本来只需要挂一个证件就够了，却偏偏要跑两个部门；除了交纳法律规定的税项，还要额外再来份文件规定的费用。

至于一些个体户们经营的门面市场，狐狸想起当年的夜市收费，区政府和工商局，每天的收费一家一半儿——市场属于区政府管辖，收费工商局插一杠子，最后的结果是个体户越来越少。

至于那些占道经营，狐狸还没从工商局辞职的时候，城管就介入了，有幸于城管一起收拾了几次小商贩，透过车窗看到那高高举起，重重落在小商贩身上的钢盔，狐狸尚存的良心受到极大的打击。

还有所谓的查处假冒伪劣职能，狐狸当年所在的部门，某次查了一批假烟，烟草局的人前来交涉，价码两万，案子移交给他们，工商局嫌少不干，两家搞得很不愉快；某次又查了一批假药，公安和质检同时来开价码，最后公安中标，案子移交。

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于是狐狸看穿了，纳税人的钱养着一群与民争利的部门，争到民无利可夺时，便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相互攻讦，深圳不就出现过街道城管和区城管火并的热闹么？

既然提到行政体制改革了，诸如工商局城管这样的肿瘤部门，不知道能不能消肿。

                  中国人为什么是个永远无视真理的民族？         黎 鸣

愈是深入地研究中国思想史，我便愈是严重地发现，自从秦汉以来，尤其自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历史事实上已经愈来愈变成了一部连续不断地无视真理的历史，而中国人，也相应地愈来愈变成了一个严重地习惯于无视真理的民族。

中国人的思维，当然更主要的是中国儒家文人们的思维，永远都只有惟一的一个主题，或核心的主题，即：如何天长地久地维护皇族一家、皇帝世系一人对中国社会（天下）的正统的极权专制的统治？而其余无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孝悌忠恕”、“民贵君轻”、“内圣外王”、“天人合一”、“赏功罚罪”、“富国强兵”、“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等等等等，全都是围绕上述核心主题服务的“意见”，而完全与能够作为真理的“知识”无关。儒家固然是如此，法家，道家（尤其是先秦之后的道家），佛家，实际上也同样莫不如此。

历史中的法家，本质上是儒家的一个变种，它为极权专制服务的目的性比儒家还更赤裸裸，也更绝情寡义、残忍凶狠。历史中的道家和佛家，事实上在思想上也逐渐被儒家所改造，而变成了儒家思想的附庸。例如很显然的一点，宋明理学，其实就是儒家改造道家、佛家之后，而在儒家本身的某种表现。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派所谓的“学”，尽管面目有别，但它们为维护皇族一家、皇帝世系一人的正统的极权专制统治的宗旨，却是永远不变的。这也是道家、佛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能够幸运地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的一个根本不可缺少的前提，要不然，它们早就湮灭了。

毫无疑义的是，主宰中国人思维的大势始终都在儒家的手里，而且佛家、道家的思维也顺应了儒家。例如唐代之前的佛教原有四大宗派，即所谓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但到了后来，禅宗愈来愈取得了中国佛教的垄断地位，而其余三宗几近于衰亡。根本的原因何在呢？即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实质上则是儒家化的佛教，它是为儒家的“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虚伪世界寻找超验、出世理由的某种精神宣泄方面的补充。又例如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经过“玄学”所改造的“道家”，事实上已变成了儒家化的道家。老子所苦苦追求的“道”，已完全变成了永远不可知的“道”，甚至变成了儒家的“宿命”之“道”，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它同样成为了儒家虚伪世界之中人们寻求“出世”的精神宣泄之“道”，某种庸俗的社会生活的补充。

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本质上即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思维。这种思维严重地缺乏抽象，甚至也缺乏想象。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专门谈到。可以说，这就是造成中国人从此无视真理的根本原因。

然而，什么是真理呢？更应该注意到的是，真理究竟从何而来呢？关于真理，我在前面的许多文章中已多次谈到，它是万事万物最高的同一性，是万事万物运动的规律，例如物质运动的规律，生命运动的规律，社会运动的规律，智慧（思维）运动的规律，也即逻辑，等等。正是因为真理是规律，所以它只能是惟一的。然而这种惟一性的真理又从何而来呢？我的回答是：它从人类对万事万物的实践、观察、认识，总之人类的智慧（思维）运动中来，尤其是，真理只能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简言之，惟一性的真理的表达，全都只能是抽象思维的（也即共相的）表达。或者说，任何具象形式的语言描述都不可能是真理。

正是因为如上所述，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之中，由于孔子及其儒家文人对中国人思维的垄断，中国人事实上没有为人类提供出多少真正具有真理性价值的知识，甚至也根本就不可能具有能够创造出真正拥有真理性价值的知识的社会能力。请大家注意，我在这里谈到，创造出具有真理性价值的知识的能力，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能力，而应是整个社会的能力，也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能力。而中国的社会，由于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的长期以来的儒家的独家化，事实上早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创造拥有任何真理性价值的知识的社会能力，而且实际上更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无视真理的价值及其知识的存在，这在本质上其实是无视人类真正的文明。

换言之，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缺乏真理之光照耀的动物性的自然史，而不是拥有真理之光照耀的人类理性文明史，乃至人类智慧（思维发展）文明史。

这可以充分说明，为什么鲁迅先生说，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始终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连窗户都不可能打开的黑暗的铁屋子之中；其中的根本原因，即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完全缺乏人类智慧的真理之光的照耀。说白了，中国人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真理发现的历史，而造成这种后果的最根本的原因，即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对中国人精神的绝对的垄断，而孔子及其儒家的思维，根本就与人类真理发现的智慧完全绝缘。

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处于黑暗的历史之中，所以中国人早就养成了无视任何真理的生活习惯，也正是因此，中国人永远都能够忍受并且习惯于，在一个非理性的，复古的，唯上的，独断的，人治的，极权专制的社会体制中长期地安之若素地生活，而且还其乐融融，永远感到“和谐”的自我满足，这就好像蚂蚁和蜜蜂也非常习惯于它们在蚂蚁巢和蜜蜂窝里的生活一样。它们之间的最大的共同点，即在它们生活的历史和现实之中，全都缺乏智慧的真理之光的照亮。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就习惯于无视真理的黑暗的历史所必然带来的严重的代价和悲惨的结局。

我希望我亲爱的同胞，从今以后能够正视这种无视真理的过去黑暗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过去的“历史”，并不像“百家讲坛”的人们所讲的那么“有趣”，那么“有学问”、“有知识”，而是极其相反，根本就“无学问”、“无知识”，无任何一丝一毫真理性价值的知识），并从今天开始，尽快学会发现生活中光明的真理、发明生活中有效的真实和创造生活中美好的真诚（成），从而拥有我们中华民族自己新的２１世纪为真理之光所照亮的全新的历史。请网友们直接进入我的网页：www.liming1944.com。谢谢大家。（２００７，１１，２５。）

不知道多少万年之前，中国人的始祖在黄河流域遂渐定居下来，他们像太阳的辐射线一样，发出无限光芒。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汉民族这样一个血统文化单一的民族，能够维持这么长久的活力，一直到纪元第八世纪。

　　第八世纪，是中国人的转捩点，唐王朝政府正以无比雄厚的威力，派出庞大兵团，向首都长安西北，航空距离三千五百公里外的中亚细进发，第一个目标就是塔什干城。

　　塔什干城，史书上称为“石国”，一个富庶、和平、友善的国家，将近两千年之久没有战争。当他们的国王尤金斯听到中国友谊的手正向他们伸出时，他充满了兴奋。因为，祖宗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中，曾经说过：遥远东方有个中国，是一个万人尊敬的礼义之邦，仁爱、忠孝、信义、爱好和平，闻名于世，是塔什干城人民响往的流奶与蜜之地。尤金斯国王命全国休假三天，作一次彻底清扫，然后分别制造花车，酿造美酒，他们将为世界上最文明国家的武装部队，举行一次嘉年华会，和一次通宵达旦的狂欢舞会，表示由衷的尊敬。全城最美丽的女郎将在舞会上出现，玛琳娜皇后将作中国友谊之军总司令官高仙芝将军的舞伴。高仙芝将军的英勇事迹流传国际，塔什干城人民都以能瞻仰这位盖世英雄为荣。

这件事情，发生在七五○年。

　　斥候官不断的报告中国友谊之军遂渐接近的消息，塔什干城的欢乐气氛，已如火如荼，鼓声和号角，交杂著唢呐，和中亚细亚特有的胡笳，声满四野。然而，没有人知道一个空前的大悲剧就要发生。

　　高仙芝将军接受的训令是：一直向西挺进，重开七百年前的丝路，把中国国土，以及中国儒家学派圣人的教化，推展到地中海，但是，高芝仙将军庄严的面具下，想到的却是塔什干城的财富和美女。一份呈送到他桌上的资料，报告他说：“元帅，你如果得到塔什干城的财富和美女，就等于征服全世界，你荣耀的大旗，将从塔什干城一路插到你的故乡朝鲜半岛。

　　所以，当高仙芝将军接受尤金斯国王使节晋见，发现尤金斯国王的虔敬心意时，十分吃惊，如果高仙芝将军有人性的话，他会为自己的卑鄙念头，感到惭愧，但高仙芝将军利欲薰心，因之他的反应却是暗中嗤笑：塔什干城君臣人民，竟是一群白痴。

　　中国远征兵团士卒在游行花车两侧夹队进城，驰入预先准备好的营房，并且立即参与欢宴。高仙芝将军则被迎接到金銮宝殿，晋见尤金斯国王和玛琳娜皇后。在中国皇后永远封闭在深宫之中，从来不跟世人见面，玛琳娜皇后的出现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震撼，但震撼力最大的还是她高贵气质和绝世美丽。高仙芝将军眼睛忽然一亮，如同看到一颗明珠，以至在整个宴会上他贪婪的眼睛一直盯住她，在她身上燃烧欲火。

　　“大帅”他的副司令官封常清提醒他，“你应该跟国王谈话，一个来自上国的将军不应该只看皇后。”

　　高仙芝将军回答说：“我的军队可以弥补我的失礼。”

　　但是，高仙芝将军仍然站起来向尤金斯国王举杯致词：保证中塔两国友谊万古常青，保证中国誓死遵守盟约——假如尤金斯国王愿跟中国结盟的话，中国将永远尊重尤金斯国主权独立，永不干涉塔什干城的内政，直到海枯石烂。尤金斯国王显然忽略了高仙芝将军对玛琳娜皇后的表情，因而诚心诚意的跟中国签订盟约，他跟高仙芝将军同时把牲畜的血涂到嘴唇上，全城人民为万世和平欢呼祝贺。

　　傍晚，狂欢舞会在一片欢呼声中进行，高仙芝将军拥抱柔若无骨的玛琳娜皇后起舞，一种欲望在高仙芝将军血液里沸腾，他几乎不能等待，但碍于将军的威仪，所以他计划把美丽的皇后留到深夜；除了美丽的皇后，他耳旁还不断听到叮当作响的金币声音；而恒罗斯城——二十世纪的奥立阿塔，就在更远的西方向他招手。根据间谍的报告说：恒罗斯城已向黑衣大食帝国求救，希望高仙芝将军迅速赶往，要在大食军抵达之前，夺取那个当时西方最大的城池。一种万事顺畅，胜利在握的骄狂，化做踌躇志盈，对自己十分满意的笑容，然后，刹那间，高仙芝将军下令结束舞会，但他不准玛琳娜皇后离开，他紧握著玛琳娜皇后的手，一面向尤金斯国王致谢他的招待，一面提出要求：

　　“陛下，”高仙芝将军微微一鞠躬，“为了贯彻打击恶魔行动的全盘胜利，和中塔两国永恒友谊，从现在开始，皇后暂时归我保护，贵国所有女子也暂时归时归我的部属保护，男人编入我们的战斗序列；因为我们绝不充许感情的包袱妨害我们伟大神圣事业的完成，所以对你们所有的儿童，我们将作更妥善的安排，好把绊脚石化成前进的动力。等到胜利之后，我保证，我们会第一优先考虑使塔什干复国。谢谢你的合作！”

　　纵是一个霹雳打到脚下，也不会使尤金斯国王如此震惊，他手中的酒杯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敲碎了天真善良的心，但也敲出一声丧钟，尤金斯国王还没有来得及申诉，高仙芝将军已经认定跌碎酒杯显然是发出反抗的信号。他说：

　　“我遗憾你使用暴力，遗憾你破坏刚刚缔结、墨迹未乾的盟约，你会看到你吞下承诺的后果。”

　　于是，高仙芝将军下令屠城。

　　纵然是魔鬼，都不能相信情势会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可是，史书上却如此记载。先从舞会下手的中国远征兵团士卒，对刚才还向他们献花，接受他们拥抱的年轻女子，发动突击；一般血腥风暴涌到街头，涌到每一个温暖的家庭，全城一片哭号，男人身首异处，儿童被抛到半空，然后用矛尖承接。措手不及的尤金斯跪在高仙芝将军面前恳求：他愿投降，他愿接受任何亡国条件，他愿用一死保证执行这些条件，只求停止对儿童的杀戮。高仙芝将军一脚把尤金斯国王踢倒，卫士们一涌而上，举起钢刀，玛琳娜皇后惊恐的扑上去保护她的丈夫，但被高仙芝将军猛烈的拖开，吩咐卫士：

　　“逮捕国王，不要杀他，我要带他到长安献俘。把皇后送到大营，如果她有一根头发受到伤害，你们就死。”

　　惊恐战悚和悲痛眼泪齐涌的玛琳娜皇后，在士兵挟持下，登上软轿，她为暂时保住性命的丈夫松一口气，但是当她穿过刚才还是载歌载舞的街道时，却目睹血腥扑鼻，满地都是儿童的尸体，或奋起格斗而被杀戮的塔什干人残骸，以及将死的人的凄厉呻吟。远处，就是被集中在一起的全城妇女，她们还穿著嘉年华会多采多姿的舞衣，现在却陷于绝望的哀声呼号。玛琳娜皇后收起眼泪，她发现除了接受恶魔高仙芝将军的蹂躏外，她已没有第二个选择。而她的臣民，以及塔什干城，却再也不能复活！突然，一星点儿时的记忆在心底浮出，她来自巴尔喀什湖之北的一个名叫曼克隆的奇异部落，是个以恩怨分明著称的正义之族，祖传一种誓不宽恕的诅咒，玛琳娜皇后善良宽厚的心，从小就反对复仇，因为她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非复不可的仇。

　　伤心的玛琳娜皇后经过阿洛依寺，那是曼克隆部落为他们出嫁的女儿玛琳娜所建的善恶之神的庙宇，一座印度式的七层宝塔——阿洛依塔，矗立在后院，玛琳娜皇后注视著它，然后，庄严的吩咐卫士：“我要向神灵祈福！”没有人能反抗美丽的皇后的要求，即令她已失去了权势。于是，玛琳娜皇后跨下软轿，奔向阿洛依塔，像闪电一样，她闯进塔门，迅速转身把塔门从内部关闭。

　　一匹快马奔向皇宫，高仙芝将军正坐金銮宝殿上清点抢劫到手的金银财宝。

　　“报告大帅，我们阻拦不住，皇后逃进高塔！”

　　高仙芝将军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支短矛随手掷出，恰恰透穿那个报信的骑兵卫士的前胸，作为他第一个透露恶耗的回报。然后高仙芝将军上马出宫，当他站在阿洛依塔下时，玛琳娜皇后已在塔顶小门出现，高空气流拂动她宽大的衣袖和裙摆，正像一尊女神雕像。

　　“皇后陛下，”高仙芝将军唤，“请你下来，我保证答应你的要求。”

　　没有回答，只有一声长啸，发自塔顶的那个女神雕像口中，像镰刀一样，刈平世间所有的声音，只除了她要说的话。她伸展双臂，仰头向天，呼喊：“阿洛依神，听我诅咒！”

　　“陛下！”高仙芝将军忽然间惊觉到他正面对另一个世界，他那被狂傲和贪欲搅昏了的头脑，稍稍平静，他想起所听说过关于曼克隆族的传说。

　　“皇后是哪裹人？”他问。

　　副司令官封常清回答：“曼克隆部落！”

　　“果然，”高仙芝将军下令，“射死她，射死她的有重赏！”

　　箭如雨下，但都在玛琳娜皇后面前落下，她四周已经形成一个诅咒磁力场。

　　“我诅咒，”玛琳娜皇后呼喊：

　　“我诅咒：塔什干城的血一定要中国人偿还，塔什干人受的屈辱、劫难，将原封不动加到中国人身上。我诅咒你们行为粗野、心灵败坏，你们最大的喜悦就是看到自己中国人身遭不幸。你们世代相传的德行徽章，将被践踏在地，用脚踩碎”。

　　“我诅咒：诅咒中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度，化成一个庞大的泥泞沼泽，中国人就深陷这个泥沼之中，扭曲、变形、神智不清。我诅咒你们中国人将一直缅怀过去光荣，但你们被邻国尊重的盛世，从此绝迹。我，曼克隆族的女儿，诅咒你们中国人失神落魄、目光呆滞，会被冷箭射死。温暖的井枯竭，和照的风停止，而你们得不到救赎”。

　　“我诅咒；诅咒你们中国人永不停息的互相杀戮，左手是右手的仇人，右手要砍断左手，你们的怨毒会蔓延到你们民族发源地母河，使它黄沙滚滚，不断的泛滥，但你们的怨毒只会对自己人，在外国人的面前，你们不过一只可怜的虫豸”。

　　“我诅咒：善恶分明的阿洛依神啊，垂听，你要使中国人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犹如白昼和黑夜相反。中国人听不懂什么是天上韶音，而只知道咆哮。我诅咒，你们中国男子无福消受女子的温柔，你们新生的婴儿会被烙上死亡烙印，自家门墙将洒上自己婴儿的血”。

　　“我诅咒，诅咒你们中国人的荣华富贵，像沙漠中的水珠，转眼蒸发；中国人的丰功伟绩，只是一堆沙碛，很快地被自己的脚踏平。阿洛依神啊，你要使苦难紧紧抓住中国人，使他们每走几步都要跌倒，站起来再走，再走几步再次跌倒，永远如此。任由战争、饥馑、天灾、昏庸、贪污、怯懦宰割，你们不懂得呻吟，也不敢呻吟。中国人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像在湍急的溪流，照不见自己的影像。”

　　高仙芝将军脸色苍白，他紧急集合强弩，那是一种机械性发射的巨弓，可以一次发射十箭，一百架强弩瞄准娇弱的玛琳娜皇后，可是巨箭一进入诅咒磁力场，箭杆就发出火星，而且化成万条火炬，像彗星的尾巴一样，在阿洛依塔两旁，升入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高仙芝将军想到了火，霎时间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办，下令聚集高达两层楼的木柴，纵火烧塔。

　　“玛琳娜皇后，”高仙芝将军叫，“你已经疯了，你么做不到。”

　　“我当然做得到，我们的阿洛依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高仙芝将军下令在烈火上烧油。

　　“中国人的好运已经结束，”玛琳娜皇后说，“仍活在世上的中国娘亲，将永远哀哭你们儿子的丧生！”

　　“我不久就西征恒罗斯国，我的大军将消灭黑衣大食，中国西疆将扩张到地中海，没有人能抵挡得住，你的戏法白费唇舌！”

　　转瞬间窜升的火焰冲破黑暗的天空，像血红巨舌一样，舐到宝塔的顶层屋檐，玛琳娜皇后已被火舌锁住，她知道已经没有时间。

　　“我诅咒：中国西方边界永远不能越过葱岭，你的大军将在恒罗斯城下惨败，在塔什干城杀人的凶手，将在恒罗斯城下，用血偿还。”

　　一声巨响，阿洛依塔从中间裂开，而玛琳娜皇后仍在厉声高叫：

　　“我诅咒：你这个豺狼，高仙芝将军，你将被你效忠的政府斩首，犹如我们被敬爱信任的朋友出卖！”

　　阿洛依塔崩塌，玛琳娜皇后葬身火窟，中国远征兵团士卒呆在那裹，手足失措，鸦雀无声，玛琳娜皇后的诅咒每个人都听得清楚，都认为他们遇到了恶运，这是不祥之兆！高仙芝将军面无表情，沈默的走回大营，他下令全军不准传播，违令的处死。

　　史书记载，塔什干屠城的第二年（七五一年），高仙芝将军率中国远征兵团及外籍兵团，西进七百里，抵达恒罗斯城；外籍兵团叛变，跟黑衣大食援军，发动夹击，中国远征兵团大败，只剩下数千人，包括高仙芝将军在内，向东方撤退。

　　当他们撤退到塔什干城时，恐怖抓住残兵败将，恒罗斯城溃败的诅咒应验了，高仙芝将军在已成一堆焦土的阿洛依塔前站定，摆上香火祭品，高仙芝将军跪下，流下哀求的眼，泪他举起香火，询问：

　　“皇后陛下，你加到中国人身上的诅咒，什么时侯可以解除？”

　　没有回答，高仙芝将军再度焚香，香烟袅袅上升，升到大约当被塔顶的高度，士卒们听到一种似乎来自天际的音，乐彷是玛琳娜皇后的声音，那声音跟当被大不一样，十分柔和安宁：

　　“它永远不会解除，除非中国人醒悟到自己受到诅咒。”

　　玛琳娜皇后的声音消失，香烟迅速的四散。一群土狼环绕著城垣哀嚎，这种只有夜晚才出动觅取腐尸狂嚎的野兽，每一声哀嚎都使远征兵团残余士卒打一个冷颤。

　　玛琳娜皇后诅咒后的第五年，七五五，范阳军区总司令官（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将军叛变，攻击潼关；高仙芝将军奉命前往阻截，宦官边令诚诬陷高仙芝将军谋反，高仙芝将军遂被斩首。

　　追随高仙芝将军的远征兵团士卒，早已死尽，玛琳娜皇后的诅咒也再没有人记得，更没有人提及。这场历史公案，就这样淹没。

　　直到今天。

Jiang Guohua, the Communist Party boss of Mianzhu, knelt Sunday to ask parents of earthquake victims to abandon their protest.
（蒋国华，中共绵竹市委书记，星期天下跪恳求地震遇害者父母不要示威）

据《纽约时报》报道，死伤惨重的都江堰聚源中学，在周二，一位石匠父亲Liu Lifu号召大家向政府讨个公道，他15岁的女儿与她整班同学一起遇难，他喊道：我们要求惩罚凶手！请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名！

虽然没有官方数字，但是聚源中学900位学生，只有13人幸存。愤怒的家长说政府早就知道校舍不安全，但是始终拒绝加固。甚至连救灾也相当拖延。

四川数地有类似冲突，绵竹市遇害学生父母准备游行前往成都，以期引发更高层官员的重视。

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化跪求求父母们相信绵竹市委有能力调查校舍质量，还父母们一个交代，不要继续前往成都。他多次下跪，但父母们并不理会。几个小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见血。

在周六，富新二小的家长们冲着绵竹市委副书记怒吼：“骗子！”，因为她在汇报富新二小受损情形之时，没有提到这里死了127个孩子。

而在聚源中学，可以听见一位妈妈在责备死去的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样突然走了？！你怎么可以让我们孤孤单单变老！”

看看《纽约时报》发的新建小学图片。

UNEQUAL DAMAGE. Xinjian Primary School in Dujiangyan was destroyed, while a kindergarten, at left, and a hotel were barely damaged.（不同的损毁程度。被摧毁的都江堰新建小学左边的幼儿园及附近的酒店都只轻微受损

上面这个手迹，应该和温总理“多难兴邦”的板书一起收藏

注：以上，全部转自连岳博客

刚刚看了凤凰网上的一个新闻，说宋祖英自爆在外是女强人，在家却是劳动白痴。还说家里人不让她干任何事情，自己也不会做家务。因为经常的丢三落四，还被送个外号叫“脑膜炎”。从新闻的描述来看，宋祖英几乎不涉嫌家务，但却欣喜于事业有成。也许本人志在强调被丈夫溺爱的幸福，而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也盛赞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然而我却不这么看。

不知道这位中国第一歌手在家里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如果真如文章所述，她什么都不干，那么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她是失职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的丈夫也是有工作的。所以宋祖英分担一些家务是必须的。哪怕他的丈夫是个铁人，仅靠一个人撑起一个三口之家，承单所有的家务，那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做好，也必然会让一些事情被忽略。而她的孩子更需要母亲的照顾。孩子从小吃母亲手制作的饭菜，穿母亲洗好的衣服，那不仅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家教。更是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如果宋祖英真正爱丈夫，爱女儿的话，那即使再忙，她也应该做些最基本的家务。否则家将不家，这个家也是不完全的。

不知宋祖英怎样理解为人妻，为人母的概念。当一个好歌手固然重要，但是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同样重要。而母亲在家中的角色基本是要默默奉献，无微不至的。母性的光辉也是通过家务体现的。这样的家也是温暖的。如果说女人可以为了工作放弃妻子、母亲的义务的话，那她就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从宋祖英想到目前国内的女性。很多职业女性因为工作忙，都要请保姆做家务，看孩子。有的家庭甚至请两个保姆，而母亲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放弃家事，放弃育儿，到社会上去呈现女强人的色彩。这样的女性虽然值得钦佩，也值得赞赏，但是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那就是女人味儿。而且，为了干好工作，家事也被简化，尽量不做费时，费工的饭菜，累了就买点，什么都可以省略了，天伦之乐也因此变得单调而乏味。没有时间就没有兴致，更不要提什么生活情趣和质量了。近年来，还流行到饭店吃年夜饭，古老的大年三十守岁，也因此失去了很多人情味儿。

人生只有一次，做一回女人就要珍惜。既要会小鸟依人，接受家人之爱，也要能工作，更要分担好家务，代好孩子，回报给孩子、家人充分的爱。否则你将白做了回女人。

在做一个女强人之前，你必需是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

    位于京城西南马家堡的黑宾馆“聚源宾馆”今晨2时发生宾馆工作人员当众强奸年轻访民事件。在被强制关押不许外出报警，又无电话情况下，今晨四十余访民被迫强行破门而出报警……
    被强奸者来自安徽阜阳，20岁左右。她是刚刚到北京，也是第一次到北京上 访。
    据电话消息：聚源宾馆被长期强制关押40余访民。事件发生时，众访民被关押在一间大屋子里，男女同居。今晨2时左右，事件发生时，因为无灯光，大家因此并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大家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真相后，访民们愤怒地扑上前去暴打强奸者。
    目前，宾馆强奸现场仍保留有床铺上的血迹……受害者在电话里不能顺利沟通……
    当访民们试图报警时，发现宾馆电话不许对外拨打，个人手机则一律无信号。在坚持了一夜之后，今晨，访民们忍无可忍，集体破门而出，奔上街头，目前他们正集体赶赴北京市公安局。
    路途中……
    事件发生地点：北京市崇文区四路通马家堡路23号院

对症下药

董藩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去年年末，当“拐点论”溅起一池波澜的时候，我隐约感到国民经济可能出事。但是，由于房地产问题被彻底政治化、道德化，当时的舆论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多说话。尽管我不希望看到不当舆论对这个行业的伤害，偶尔也做一些校正性评论，但立即就会遭到人身攻击，甚至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留言：“你再说房价不能下跌我就舍身炸碉堡，开车撞死你”。我不怕被撞死，但感到这样的“民意”让人心寒。应该说中国的政治民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一边倒的舆论让我们领教了另类的霸权。现在已经没有几人愿意公开为这个行业说句公道话，连该学科的学者也都黯然无语了。但是，我们不能用声音的高低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更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可以不尊重经济规律。当房地产市场死掉的时候，人人不能愉快地活着；当我们昨天试图惩罚这个不听话的市场时，今天我们却遭到了市场的报复。

一、房价下跌了，中国出事了

房价上涨表现为基本的经济规律（这在经济学上是能够给出科学解释的），它的下跌只发生在特殊情况下（战争、瘟疫、地震、特殊的政治事件、经济危机、严厉的调控、税制调整等）。所以，世界上这么多国家，这么长的历史，所谓的房价下跌或者“泡沫”破灭事件是屈指可数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某些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下跌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伤害（如香港1998年开始的下跌、日本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下跌等），所以，即使出现了连续上涨过猛的情况，最科学的调控目标是使涨幅平缓下来以消化前期涨幅，而不是让它下跌。因为房地产是价值量巨大的资产，当它价格下跌的时候，消费者会进入集体观望状态，需求大量沉淀；而由于生产周期长的原因，供应一般不能立即停止下来，往往会继续增加，直接的结果就是摧毁这个市场以及相关的产业链，如建筑、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这与一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与交易量的变化完全不同。

英国有句谚语：“治好了病，治死了人。”在房地产宏观调控过程中，我最担心这样的情况发生。今年4月，针对深圳、广州等个别城市房价下跌的现象，我郑重写了一篇供领导参阅的短文《高度关注房价变化，避免经济下滑和社会动荡》，向高层反映自己的看法——如果房价下跌的现象扩散，局面恶化，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危害——其一，房价大范围明显下跌，将使大批开发商投资回收困难，甚至资金链彻底断裂，开发商与建筑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无法及时清算；其二，房价大范围明显下跌，将使所有存量商品房特别是新购商品房受到拖累，出现资产缩水状态，其业主尤其是新买房业主的财产遭受损失，不满情绪、买卖纠纷大面积滋生；其三，房价大范围明显下跌，将使信贷资产质量下降，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其四，房价大范围明显下跌，将导致就业形势严重恶化，失业率上升，相关产业链中上亿人的就业受到威胁；其五，房价大范围明显下跌，将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明显下降，政府运行困难，地方经济活动受到影响，更没有钱搞住房保障。现在，除了第三条说的情况还不太明显外，其他四条都明显出现了。钢材价格大跳水，已经下跌了一半，许多钢铁企业停产半停产，水泥企业的命运类似，有些曾经很富裕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借钱开工资了。

在我看来，尽管国际金融市场出了大问题，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发生，但中国经济原本能基本自保的。由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的房地产业遭遇严厉调控命运，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再加上“拐点论”、“汶川地震”、“深圳赌局”、“08奥运”一系列叠加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业出事了，中国经济也因此出事了。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汉森·W·鲍德温在《明天的战略》一书中说：“一个人除非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否则就注定要重蹈覆辙”，我想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一边讨论着当年香港、海南的教训，一边制造着危机，尽管直接诱因并不相同。

二、房地产市场得了什么病？

这半年多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被反复问及一个问题：房地产市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也象祥林嫂一样重复着同样的回答：房地产市场的确生病了，病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

市场是由供求双方构成的，但双方都病得不轻——

消费者首先“绝食”了。此前的几年，商品房一直供不应求，排队买房子、求官员买房子、求内部人买房子是很普遍的现象。一些楼盘曾出现一天卖出上千套的情况。有些消费者为了能买上心仪的房子，甚至提前几天排队，风餐露宿。开发商为了保证内部人或者熟人能买上房子，不得不半夜售楼。这种场面在全世界都未出现过。但是，进入2008年以后，在一系列因素的叠合影响下，房价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到了。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消费者开始“绝食”，大面积观望出现。尽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有利政策，有些政策的力度还很大，但消费者根本不买帐。有人就曾针对国家救市政策在网上留言：对不起，总理，我们就是不买！

由于消费者绝食，开发商就患上了“贫血症。”开发投资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自有资金外，还可能有银行贷款、建筑商垫资、民间融资等。投资总是要回收的，否则这些负债就会会变成呆坏账。投资回收越快，资金越安全，企业的财务成本也越低。但是，由于消费者“绝食”，开发商资金链突然绷紧了。代理商手足无措，一些资金紧张的开发商不得不采用优惠或者其他降价措施来解决问题，如送装修，送家电，送汽车，送阳台、地下室、车位。有的公司承诺无理由退房，还有的干脆采取明降措施。一些降价活动没有带来交易量的大增，反而引起了许多麻烦。前期业主要求退房、售楼处被砸、开发商被起诉等等，已经算不上特别新闻了。

生病是令人痛心的事情，但最令人痛心的是明知有病而自己却不知道为何得病。今天这种供求对峙局面的形成，仅说“调控生效”、“泡沫破灭”、“价值回归”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管大家是否同意，在此斗胆把我感受到的本质原因说一说——

一是企业的本质属性与买者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企业就是个盈利组织，只要遵纪守法，逐利是基本价值取向，也是市场经济的天然要求。每个公民办企业，都是为了赚钱。但是，当自己不办企业，而是处于买者地位时，消费者就从自利性出发，弄出了另外一套价值标准，希望企业（含开发商）扮演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角色，承担社会责任，少赚钱、不赚钱；

二是传统的、普遍性的仇富文化与市场经济本身要求的对企业家、对财富的尊重之间的冲突。五千年灿烂文明，为什么没有孕育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与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仇富文化连在一起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财富的大集中，当然也不会率先孕育出资本主义机器大文明。所以，当今天作为资本密集型和较彻底民营化的行业，房地产业率先富了起来的时候，开发商在汹涌泛滥的仇富情绪下变成了魔鬼，连最隆重的春节晚会都肆无忌惮地恶搞他们；

三是市场经济本身要求的自由民主与相对集权的管理体制之间的冲突。企业是一个盈利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它的本质属性要求它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拥有经营自主权。但是，由于这个行业管理机构众多而且权力巨大，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开发商的经营自主权不断受到伤害。比如，对开发商来说，它当然拥有商品房的自主定价权，这是公司法、价格法等法规赋予它的天然权利。但是，我们前天看到有的城市公布商品房成本，昨天看到有的城市搞“一房一价”，限制开发利润，今天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限价房。我们自己制订法律，同时又在践踏法律，开发商却无可奈何。

一个处在市场体制下的社会，如果政府不尊重经济规律，政府与市场之间就会摩擦不断，管理成本大大增加；如果大众不尊重企业家和社会财富，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当然也就没有了前途。希望我们能从惩罚“暴利”的狂热中猛醒，回到理性、科学的轨道上来。

三、“董氏药方”的内容

在舆论欢呼房价下跌的时候，决策者却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感受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到厉害。除了明确表态“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终结了“要不要取消房地产业支柱地位”到争论外，还出台了一些措施，试图拯救房地产市场，进而拯救处于沉沦态势的中国经济，避免玉石俱焚的局面。但是，从前期的政策来看，源于舆论的压力，只想救消费者，让他们不要“绝食”，要吃饭，但却不管开发商，没有“输血”的意思。另外，此时消费者的“自利性”被无限激发，他们盼着出更多政策，甚至盼着房价象当年香港的房价一样，一泻千里，然后抄底。所以，仅从政策力度看，不可谓不大，但消费者根本不买帐，市场波澜不惊，当局愕然。

最近国务院连续召开会议，调控方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力保增长，并推出了举世瞩目的救市计划和许多政府投资项目。这种姿态是积极的，但方案并不完美。其一，公共投资和民间资本的效率差别是很大的，公共投资免不了又会造成重复建设、低效建设，甚至产生大量腐败，尤其是对那些仓促上马的项目。最近各地官员已经云集北京抢钱、争项目。民间资本正嗷嗷待哺，启动民间投资，让民间资本和公共投资有机结合才是正道；其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生态环境建设等被寄予厚望的项目，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大。修公路用什么？用石子、沙子、水泥、沥青，修铁路用什么？用钢材、水泥、石子、枕木。产业链都很简单、很短。这与房地产项目的拉动作用完全不同。前不久与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聂梅生会长交流时，我说“铁路、公路、基础设置涉及的产业链简单而短小，如未长成的小萝卜根”，她说“对，房地产涉及的产业链如同花生的根，庞杂发达”。今天，我不敢说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次，只有房地产业能够救中国，但是，继续让房地产业发挥积极作用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是一个好医生，但我基于自己的理解，想重新为房地产业救市开个“药方”，彻底改变开发商和消费者预期——

其一，宣布2009年停止或大量减少商品房建设用地供应。现在的任务是消化市场存量，如果继续放地，不但会继续加重观望，没人要地，而且市场交易量也不能明显恢复，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命运会更惨。如果暂时停止或大量减少供地，可能会有人拿地，商品房交易量也会因消费者预期改变而恢复，开发商资金链会重新接上，政府也会有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收益。

其二，宣布停止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建设，对有资格获得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补助机会的城市家庭给予货币化补助，鼓励其购买小户型和二手房，鼓励租房居住。要以买卖或租赁合同作为领取补贴的依据。大量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对市场交易的恢复是一剂毒药，而且还易产生腐败等很多副作用。放弃实物补贴、实施货币补贴是世界性潮流，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其三，对购买商品房利率优惠和税费优惠的时间做出明确界定，形成有时间条件的优惠。政策对购买决策的影响会因时间限定而大大强化。如可将利率优惠措施限定于2009年“五·一”之间，对契税税率优惠、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个人卖房）的免征也给出时间限定。

其四，根据2008、2009两年的开发规模，确定合理的开发信贷规模，并要求各家银行必须完成或基本完成放贷任务，防止“烂尾”现象大面积出现。银行由于看不清市场演化趋势，被“次贷”危机吓着了，存在明显惜贷情绪。这样，开发商的困境就难改变。现在决不能让银行为了一己私利而使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一句空话，也只有房地产市场稳定，金融业才能健康发展。

其五，放松首次购买非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房的贷款条件。宏观调控政策具有相机抉择性，现在的形势与过去完全相反，任务变为鼓励而不是抑制需求，有购买能力的恰恰是已有住房的中高收入阶层。除首次利用贷款购买自住房外，其余情形均继续严格执行“9.27新政”和“补充文件”，就无法快速、有效启动需求。在第二套房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合理的改善性需求，或者给父母养老居住的，购房者信誉高、还款能力强。即使买房子出租，发展租赁市场，帮助了低收入阶层，也是值得鼓励的。

如果中央政府能采用这样的思路，我相信会有效缓解供需对峙局面，使市场恢复运行，避免危机发生。尽管它不能解决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能治本，大致是能治标的。

四、结语

有人可能感觉我的政策建议有些狠，那让我们听听英国的哈利法克斯的说法吧——“治理国家是一项残忍的事业，只有好心是办不成事的”。

还有人会感觉我的政策建议虽然有效，但太粗暴，也违反了买房者的意愿，那就再听听法国大文学家雨果的感悟吧——“即使是一座智慧的地狱，也比一个愚昧的天堂好！”

注：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民革中央委员、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房地产学会副会长。

作者联系地址：100875，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电话：13691128129。E-mail:dongfan67@126.com

邓玉娇案折射当代官民对立

    许多网友要我评论一下邓玉娇事件，我却迟迟没有动笔。之所以如此姗姗来迟，在于我本能地排斥由巴东警方发布的随时串改、自相矛盾的所谓案情真相。我不愿意在这样的“案情”基础上进行什么推演、发表什么议论。至少我会认为，那会令我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所以，我一直在期待来自有良媒体的案情披露。

    在当前官商勾结追求GDP的时代，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中国女孩，他们的贞操、身体甚至性命，已经成为GDP增长操弄者——官员、老板、恶霸等发泄兽欲、激起经济开发热情的源泉。如同慰安妇之于日本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异性招待已经成为除金钱贿赂之外，唯一能激起官员和老板原始热情的方式了。这是一个社会阶层分野日益深化的时代，官府人员、富豪、恶霸把欺压百姓、掠夺他们的家园，变为他们发财致富、巧取豪夺的重要手段；作为受害者，上访人员被当成精神病患者、社会不安定分子而给予强制治疗或关押，无数的、惨无人道的冤情被地方党委、政府、执法部门以“顾大局”、“保增长”的名义“和谐”掉了。他（她）们的冤情，连同其同胞所受的各种欺侮，只能埋葬在众生内心的万丈怒火、但敢怒而不敢言的沉默当中了。

    所以，与很多人比起来，邓玉娇当属于非常幸运的，至少她生活在了发达的网络时代，民众的关心使她不会承受窦娥之冤。当然，邓玉娇是伟大的，也许她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意识不到自己的伟大。但是在我看来，邓玉娇注定至少会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除暴安良的吕四娘形象；甚至，伴随着事件的持续扩大，邓玉娇事件有可能演变成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其引发的政治波澜，很有可能永载史册。从这个角度看，则邓玉娇对于当代13亿中国人心灵的冲击，堪比革命烈士秋瑾。尽管在知识素养、视野、见解上，邓玉娇与秋瑾有着天壤之别，但她面临危险的大无畏勇气，我想就是秋瑾本人，也会对她钦佩万分。

    根据互联网上不断披露的消息，一个异常清晰的构图已经映入在我的脑海当中：这是一个众多地方官、矿产恶霸试图逼良为娼、实施强奸，而最终被烈女杀一伤二的案情。这个极度接近事实的描述，实际上是巴东地方政府官员早就清楚的官员丑情，但为了“保稳定”、“顾大局”、“讲政治”，他们要想尽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民女是最好的替罪羊，只要能将事件平息，冤枉几个民女实在是家常便饭。由此，一个试图强奸而被正当抗暴防卫的事件，被他们精心研制成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深藏利刃的民女，涉嫌故意杀伤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案件。愚蠢且可怜的邓玉娇家属们，在政府黑白势力软硬兼施之下彻底缴械，帮助真正的罪犯消灭了证据，解除了真心为邓玉娇无罪辩护的高水平北京律师，转而聘请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结的、一心基于有罪推定假设而追求减刑的低水平地方律师，以政府新闻发言人一样的从容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媒体记者的采访……够了！这是地方势力历来解决重大冲突的一贯伎俩，而普通的百姓，几乎无不入其彀中的。

    然而，假的终究是要败露的，不管有没有邓玉娇家属参与掩饰。在强大正义的互联网监督下，没有什么事实是巴东政府和警方能够隐瞒的。一个个小分队加入了调查和信息搜索当中，由此令网民知道了案发当天就被转到宜昌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就医、但被当地警方有意忽略的、有雄厚出身背景的黄德智，所谓邓玉娇“朋友”的唐琴，为镇政府人员色情消费埋单的福成矿业公司矿长周程，以及由于帮助摆平和矿山和周边村民关系，成为宴请头面人物的镇人大主任、主管招商工作的副书记郑建武等。

    在眼下全民关注邓玉娇事件的局面下，仅靠巴东警方和政府的低水平掩饰，结果只能欲盖弥彰。可以说，真相暴露的越多，就越会引发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这种愤怒开始是指向巴东党政司法部门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很快将指向湖北省党政司法机关，并进而引向中央核心机关和党政首脑。对于任何层次的执政者而言，如果他小看了这种愤怒，我想至少他不具备一个当政者应有的起码素质。

    为什么中国广大的老百姓，可以由一个邓玉娇事件，激起如此汹涌的愤怒？我认为主要是长期以来以各级党政官员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残酷掠夺、剥削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严重收入分化和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在我国目前的GDP增长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以既得利益集团掠夺作为主要模式的，这包括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环境污染、血汗工厂、欺压弱者、逼良为娼、司法腐败等环节当中——昭示所谓“世界奇迹”的中国GDP增长的来源，正是以老百姓的血泪、痛苦、生命财产损失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和代价的，这是与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一个本应忠于人民的党和政府，不再以人民的利益做为根本，而放任鱼肉人民生命财产的寄生行业甚至黑社会横行国家，我看主要不是什么认识水平问题，而根本在于我们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官员群体，整体性地站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由此必然激发越来越深刻的官民对立，甚至是仇恨。由于党政司法部门当中充斥了以掠夺民财为生的贪腐分子，他们从来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考虑人民的利益；他们自恃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完全漠视人民由于被掠夺、被剥削形成的愤怒和仇恨，这显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心态。

    环顾当今之中国，已经处于下风声鹤唳、四海翻腾的危险时期。作为人民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荡涤深藏其中的污泥浊水，前苏共的倒台，必然会成为前车之鉴；当然，如果能够及时地、大规模推进肃贪廉政，恢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既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则仍然有望唤回民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是全国人民都希望看到的局面。

灵堂正中悬挂着侯耀文的遗像

　　侯耀文的灵堂设在位于玫瑰园小区的家中，因为空间有限，花圈从屋子里摆到了外面，楼梯拐角处潘长江送来的花圈最显眼。客厅里，主持大局的侯耀华正忙着接待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站在弟弟的灵堂前，侯耀华表情沉痛

　　侯耀文的遗像是其光头时拍摄的一张黑背景半身照，照片上的侯耀文面带笑容，十分亲切。环绕着遗像，摆着家中至亲敬上的花圈，最中间的是一大一小两个花圈，上面分别写着“长女瓒瓒敬挽”、“幼女妞妞敬挽”。

侯耀文的大女儿侯瓒瓒

　　在侯耀文去世后，因为是家中无人照料而意外离世，家人都十分悲痛，同时也十分自责。侯耀文的大女儿侯瓒瓒一直守候在家中，和伯父侯耀华一起，处理父亲的后事。据知情人透露，目前侯耀文刚刚１０岁的小女儿妞妞还不知道父亲离世的消息，因为侯耀文生前非常疼爱自己的这个小女儿，而大家都担心小孩子太小无法承担父亲突然离世的现实，准备找一个时间再和孩子说。

    令人诧异的是，侯耀文的后事一直是其二哥侯耀华操办，而他的妻子却迟迟没有露面。据资料显示，侯耀文总共有三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刘彦(很遗憾，没有她的照片)

    侯跃文1990年与袁茵认识之前，已离过一次婚，他的妻子名叫刘彦，与侯跃文原来是铁路文工团的同事，刘彦是一位舞蹈演员，个子很高，人很朴实善良，在团里人缘很好，同事们都亲切地叫她“大刘”。刘彦与侯跃文有一个女儿(侯瓒瓒)，已经20多岁了，刚刚参加工作，刘彦前两年已从团里内部退休了。刘彦的姐姐告诉记者刘彦已搬到别处住了，她妹妹与侯跃文离婚已将近二十年，刘彦人很低调，从来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披露她与侯跃文的婚姻始末，刘彦姐姐也听说侯跃文与袁茵已经“分开”了。当记者再次与刘彦姐姐联系，刘彦姐姐的一位家里人告诉记者，刘彦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还透露：刘彦与侯跃文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婚。

    第二任妻子：袁茵

    袁茵十几岁考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1998年考入电影学院，上大学期间拍广告、拍挂历、拍影视剧，根本不用家里给钱，还能给家里贴补一些。袁茵和侯耀文相识在1990年，当时《特行警察》剧组戏拍了一半，剧组要换女主角，演员王奎荣打电话把尚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袁茵叫了去。到剧组见过导演后，有人就把男主角侯耀文找来了，导演问他：“这是替ｘｘ的演员，你看行不行？”侯耀文只扫了一眼，就说：“行行，我看行。”拍戏期间，侯耀文很照顾袁茵。剧组解散后，侯耀文本来打算去日本，因为袁茵的挽留而打消了念头。再后来就恋爱了。

　　父母知道袁茵与侯耀文的关系后，一时接受不了。但父母很通情达理，他们明白棒打鸳鸯于事无补。后来经过袁茵的努力，家里就同意了。认识3年后，1993年袁茵和侯耀文在北京结了婚。为了家庭，袁茵渐渐淡出了演艺圈，过起了相夫教子的幸福生活，5年后袁茵产一女(妞妞)，侯耀文特别宠爱她。90年代正好是侯耀文的相声事业到达巅峰，工作和应酬都很繁忙，导致夫妻二人感情出了问题，最后友好离婚。关于侯耀文离婚一事曾在曲艺界成了一段“佳话”。

    第三任妻子：舞蹈演员

    和袁茵离婚后，侯耀文娶了比自己小了很多的舞蹈演员，但至今没有露过面。

    本人无意八卦侯老，仅仅好奇而已！愿侯老一路走好！

“红灯区”在我们社会是网络“禁”而现实“放”

----原来网络“禁”“红灯区”是怕老百姓中毒，而现实“放”“红灯区”是为了满足官员的享受；所以网络“红灯区”是坚决铲除，而现实“红灯区”却是婉转保护。

文/汪华斌

一个民营老板的朋友，听说我从不去“红灯区”；就硬拉我去了一趟“洗脚城”。在这里见到了生意兴隆的场景，因为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我的朋友说，别看这里这么多人；肯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官员，其次就是有求于人的请客；所以这里基本没有老百姓，也就是说这里消费的主要还是官员。他说为什么这里藏污纳垢却没有被铲除，就因为这里实际是为官员准备的休闲场所；所以不仅不会被铲除，反而还会有公安机关暗中保护。

从“洗脚城”出来后，我上网了；在大家都说网上淫秽色情活动公开泛滥之时，我却没有见到网络“红灯区”。原来是我们社会坚决铲除网上“红灯区”，所以才还我们一个健康的网络空间；因为网络“红灯区”光顾的基本是老百姓，所以铲除网络“红灯区”成为政府各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有时到了“谈黄色变”的地步。可现实社会的“红灯区”呢，因为没有老百姓光顾；所以通常是“雷声大而雨点小”，有时是越打越多；越铲除越繁荣。因为这里是官员享受的地方，发展这“红灯区”等于就是发展了经济。

本来我们社会就在这样的境界与观念中前进，谁知“修脚女杀人之事”再次把现实“红灯区”的问题提到了网民的面前；为什么网络“红灯区”我们坚决铲除，而现实“红灯区”却是婉转地保护呢。难道“红灯区”才能证明经济发展了吗，难道官员只有到“红灯区”才能发展经济吗。邓贵大是政府的招商办主任，他不就是到“红灯区”去招商引资的吗。结果在这灯红酒绿中，没有引到资金；反而激起了他的性欲，于是悲剧发生了；我们的招商引资官员竟然在“红灯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是啊！我们现在一些人，包括一些网友都十分的无知；潜意识里总在这样想：官员能在现实中随意找“性”，我们就去网络中找呀；结果被一些人看到了商机，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当然也有人还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淫秽色情活动，当然绝大部分人充其量只是从网站上看到淫秽色情图片、录像、电影和文字。

然而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泛滥殃，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为它造成老百姓中毒，所以它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公害。面对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映，我们的政府雷厉风行；抱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很快就全面铲除了网络中的淫秽色情“毒瘤”。为什么我们铲除网络“红灯区”的效果显著，就因为我们政府部门齐抓共管的结果。这些关部门和单位再加大各自的监管和执法司法力度时，一方面本着“谁主管、谁负责”的态度切实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加强了沟通联系，保证了统一行动和协调动作；从而使我们社会的网络不给淫秽色情信息留下任何死角。

然而我们在打击网上淫秽色情活动的同时，现实社会的“红灯区”却真正泛滥成灾了；为什么没有人探索现实社会建立有效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长效机制。从道德层面讲，只有我们社会才有公开的包二奶和养情人；这是为什么，因为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敢公开地存在呀。正因为如此，我们把现实社会的“红灯区”与发展经济等同起来了；只要是“红灯区”生意兴隆，就证明经济发展了。所以我们对网络“红灯区”深恶痛绝，而对现实“红灯区”却关怀备至；因为有的“红灯区”还被政府推行的“封闭管理”政策而保护。

是啊！如果这次邓贵大是到一个‘封闭管理’的“红灯区”，也就不会连性命都搞没了吧；而且还能保守机密。所以我们现实社会的“红灯区”不是坚决取缔，而是严格管理；在这严格管理下，我们社会真的是“红”尘滚滚了；看现在我们社会的发廊、酒店、舞厅和洗脚城等激增，就证明我们这“特色”的作用；现在有的外国人连嫖娼都来中国，因为我们社会“在街上叫个小姐比买包烟还方便”。

有人大概会以为那为“红灯区”保驾护航的政策只是内部掌握，其实有很多公开的管理实际就是保护。有的政府部门竟然公开招商，“除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销售的枪支、弹药、毒品等商品外，其他商品和服务项目均可放开放活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场实行管理等活动”。“凡外客商的个人生活，有关部门不查、不问、不干涉，凡以查房、查夜之名骚扰客商的有关部门和责任人，一经举报，由市行政监察机关严肃查处”。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红灯区”管理，也是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

然而这次邓贵大太不小心了，使我们现实“红灯区”受到了挑战；因为“红灯区”出了命案，使我们现实“红灯区”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何去何从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肯定会有些冲击；这是不是就又使我们的官员压抑了呢。要知道人的欲望一旦放纵后，想压抑都难；所以我才替我们的官员担心。

至少目前的输入法里，“屄、屌”两个字是很难被搞出来的。又据说，在新的汉语字典里，“屄、屌”也是没有的。真是奇怪了，中国人创造的字，而且说指的都是最规模最多的器官，中国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屄或屌，有什么值得藏匿的？我看现在用这样字眼的文字是越来越少，虽谈不上绝迹，但也该去保护。没人去呼吁这个事，在日常文字用语，用“鸟”或“吊”或“X”来代替“屌”，用“逼”或“B”或“X”来代替“屄”，真他妈的无聊透顶。现在用“屄、屌”两个字，只剩下余华这些“顽固”的作家了，我看哪一天这两个字就会灭亡。其实，“屄、屌”两个字的缺位，凸显了中国人性中的猥琐。两个普遍的字，你我都有的器官，有什么可忌讳的？用猥琐的心态来看问题，一切皆猥琐。特写此文，以表对发明“屄、屌”这两个字的人的尊重。

中国人没有思辨能力，为什么？            黎 鸣

直到上个世纪（20世纪）为止，全人类之中最有思辨能力的民族是德语民族，其中又尤以讲德语的犹太人为最。正是因此，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三个讲德语的犹太人，他们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他们分别是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全人类之中最杰出的人物。

全人类之中最没有思辨能力的民族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却几乎在一切领域都难有真正杰出的人物出现。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大国，在本国产生不了任何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只有中国。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大国，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宣扬崇拜古人、死人、大人（领袖）（例如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掀起崇拜毛泽东或邓小平的新社会浪潮，等等等等）的国家，也依然只有中国。这种种现象，均说明了什么呢？中国人，尤其中国的大多数文人，均严重地缺乏思辨的能力，甚至缺乏最一般的正确思维的能力。对于这个结论，我是毫不怀疑的，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的教育，全都是孔子及其儒家的儒学、儒术的教育，而儒学是纯粹的伪学，骗人之学，儒术是纯粹的骗术、脑残之术；从孔子以来的所有的儒家文人，实际上是一群专门从事“天命血缘宗法等级人治的专制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欺骗的政治骗子。说白了，儒家即是政治欺骗家的悠久历史中的代称。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任何真正思维训练的教育，更不要说可能接受哲学思辨训练的教育。说到底，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思维，根本就不知思辨为何物，更不知哲学的思辨为何物。顺便指出，因为孔儒，中国人与真正的哲学绝了缘。中国人长期以来，其实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哲学的民族。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会有专文作出说明。

说到此，人们会问，思辨是什么？

顾名思义，思辨即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或工具进行对问题的辨识。我们要进一步问，什么是正确的思维方法或工具，以及对什么问题进行辨识？

正确的思维方法或工具即称逻辑，逻辑又分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直观综合逻辑。关于逻辑问题，我今后还会作出更详细的说明。

辨识的问题主要有三类：是什么？做什么？为什么？

关于对问题的辨识，我这里只说最初步、最粗浅、最ABC的一种，即对“是什么？”的问题的“形式逻辑”的“思辨”。需要加以着重说明的是，即便是这种运用“形式逻辑”对“是什么？”问题的最初步、最粗浅、最ABC的“思辨”，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都不会做，而且直到今天有许多人还依然不会做。正是因此，中国文化到了今天，依然还是一座“大酱缸”，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会在一些在别人看来最ABC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胡搅蛮缠，例如“什么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什么是‘人人生而平等’？”，“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类的问题，似乎中国人是天外飞来的怪物，或者早就已经变成了人类中的“古董”，已经不属于“全人类”。说到底，这依然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教育的严重历史的后遗症：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大脑正确的思维，根本就不需要哲学的思辨，自然，中国人也就根本不可能会具有真正思辨的能力。

“是什么？”的问题是人类中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后面的“做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就将更加难以获得正确的解决。

“是什么？”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在语言的意义上，这是个确立对象名称的问题。如果缺乏关于“对象”的准确的“名称”，人们将如何进行最基本的对话、交流或甚至自身内在的思维呢？偏偏在传统儒家的中国，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的“名称”都是缺乏最一般的精确性、普遍性的“定义”的。中国的儒家文人，从孔子开始，就从来都没有对“对象”严格、精确、普遍“定义”“名称”的习惯。例如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智”？什么是“信”？等等等等，它们具有精确、普遍、严格的说法吗？没有。中国汉语中“名称”的模糊性或不准确性，大概全世界第一。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逻辑思维，就从孔子及其儒家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文科学生，乃至他们的教师、博导还依然是如此。

千万不要小看了关于“是什么？”的问题的“思辨”的重要性。对于眼前具象的实物对象来说，这个问题似乎不大，例如这个是喝水的“杯子”，那个是拉尿的“尿壶”之类。但对于抽象的，乃至想象的对象来说，如果没有一定逻辑的方法就将是不可能的。例如现在大家经常运用到的“电”、“电子”、“原子核”、“磁”、“平等”、“民主”、“自由”、“宪政”、“选举法”等等等等基本上属于抽象的或设想的概念，如果没有严格、精确、普遍“名称”的“定义”（在学术上，我们称之为概念的本质内涵），它们就将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没有了这些“工具”，我们也就将不可能利用它们去具体实践地“做什么”，自然，也更不可能设想去进一步了解它究竟是“为什么”了。大家可以想一想，连“是什么？”的问题都没有能力去“思辨”的民族，他们能够创造出人类的自然科学么？更又怎么能创造出“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呢？无怪中国的领导人根本就不重视《宪法》。《宪法》是什么？《宪法》恰恰是对“是什么？”的国家问题的最一般、最精确、最普遍的“思辨”，是需要所有的中国人全都认真确认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的解答。对于《宪法》的不尊重，恰恰正是对于全体公民、全民族的不尊重。可以想见，一个受到过严重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领导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把国家的《宪法》真正看在眼里的。例如毛泽东、邓小平。我在这里与其说是对他们的责备，毋宁说是更加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批判。换言之，其他的“中国人”去当“领导”，只要他们依然沉浸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中，他们也同样会根本就不重视《宪法》的“思辨”价值。

一个关于“是什么？”的问题都没有能力进行“思辨”的民族，不仅没有科学，实际上也没有哲学，甚至也不可能会有足以称道的思想。在这样的国家里，《宪法》是绝对不可能受到真正的尊重的。中国人，在孔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的垄断控制之下，事实上即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甚至也没有思想；而中国人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个根本就不把《宪法》当作一回事的国家。中国社会中的一切，全都只能靠统治者的暴力的权力说了算，因为中国人除了表明等级的“礼”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经过他们自己的逻辑“思辨”产生的“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根本就无理可言；因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思辨”的传统习惯，从而也根本就没有思辨的能力。

大家大概都熟悉这样一个中国成语：“指鹿为马”。什么是“指鹿为马”？这其实是对没有“思辨”能力的中国人的“文化”的一个最恰当的形容。在这里“鹿”是对象，“马”是名称，“名称”与“对象”永远不相符、不相称。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什么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即是其中的“名称”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与“对象”相符或相称的文化。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不是中国人的大脑的“思辨”说了算，而永远都只能是“天命”、“大人”、“圣人”说了算，其实，是拥有“暴力”的权力说了算。这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最终极的“奥秘”。大家还可以想一想，在这样的国度，《宪法》还能够有价值吗？如果《宪法》都没有价值，又如何实行“宪政”呢?（20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