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文化”的新平台

张颐武

    最近，和电影市场的活跃相类似的，是以小剧场为中心的话剧剧场演出的活跃。这种剧场演出的活跃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就不断发展和延伸，直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年轻的白领观众和大学生等爱好者为中心的非常稳定的观众群，而演出的场次数量和剧目的丰富都是前些年难以相比的，我们可以看到“话剧”所营造的新的“剧场文化”正在成形。一方面，以孟京辉、邹静之这样的多年来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市场“人气”，已经有许许多多固定观众群和全国性的辐射力的人物不断地出品新的话剧。像以孟京辉为中心的“蜂巢剧场”，以邹静之等人为中心的“龙马社”等。另一方面，许多新兴的话剧团体也相当活跃，年轻的剧人所展现的活力和创造力都引人瞩目。看看一些本地性报纸的演出信息，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持续的以小剧场为中心的新的“剧场文化”已经成为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已经形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的新的“剧场文化”。这种“小剧场”话剧为中心的剧场文化的新的发展其实是都市生活新的生活形态发展的一种标志。它其实喻示了年轻人对于文化创造的渴望，也喻示了年轻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反思的要求。

这让我想到了八十年代的情况，那时我还是大学生，算是“文艺青年”。我们那时都迷恋北京人艺的话剧，每有新戏，我们就会骑上自行车赶到人艺去看。当时人艺的剧目也非常多样，既有老舍、曹禺的保留剧目，也有不少年轻剧作家的新戏和西方的戏剧。同时像青艺和实验话剧院的话剧我们也经常去看。当时看话剧作为一种文化生活，是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人都接触的。那时学校里的校园剧的活动也相当活跃，我还记得当时人艺的《绝对信号》剧组还在北大和文学社的同学座谈，对于我们意见的认真的倾听也是后来难得一见的。话剧当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从话剧中得到乐趣往往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因为剧场中的直接的互动和现场感世难以复制的。

但随着社会的变化，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了。一些年来，年轻的白领或者大学生的业余生活逐渐转变为以“K歌”为中心。在KTV中唱歌逐渐成为都市休闲生活的中心，也迅速地在中国社会中得以普及。现在像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这样的以卡拉OK的技巧的比赛为基础的电视节目会风行一时 ，其基础就在于K歌文化的普及。而话剧这样的活动虽然一直在延续和发展，但已经收缩为相当“小众”的文艺生活，虽然还有影响，但和八十年代的盛况是不能相比了。但其实“K歌”的文化当然也是都市生活的一种形态，并无可争议之处，但如果都市的文化生活仅仅剩下这样一种形式也是相当单调的。同时，这种唱歌的文化是以模仿为中心的，对于性情的陶冶可能也还有一定作用，但毕竟相当有限。同时这种活动使得欣赏其他文化的机会和愿望减少，形成一种刻板的休闲生活。这种状况其实会限制人们的视野和文化趣味的培养和多样化的发展。今天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转折，小剧场的红火其实表明了人们开始对于自身的休闲文化的不满足，这就形成了新的“剧场文化”的天地，而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戏剧活动也为这种发展准备了条件。

现在看来，除了一些已经具有声望和影响的剧人的演出有诸多不同的追求，其他不少小剧场的话剧都切合当下都市生活的诸多现实状况，又有来自网络和生活的的幽默的语言和妙趣横生的情节，紧紧地抓住了戏剧和现实的人生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接合点。这些现实问题看起来往往是过去我们视为“杯水风波”的小问题，未必具有巨大的意义，但其实是都市人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似小实大”，诸如城市人的感情的复杂性，白领在职场中遇到的诸多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方面的挑战，住房和交通方面的各种状况等等都会迅速的变成小剧场的话剧的主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关乎世道人心，其实是社会趋向和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的一种投射，同时一些巧妙的语言，聪明的调侃都会博得观众一笑。其间既有自嘲，也有反讽，既有真挚的投入，也有间离的反思。这些戏剧似乎艺术目标并不高远，其实验和探索的胆量也并不大，但它其实格外注重和自己的观众的沟通和互动。场下的观众是都市里面临诸多问题的年轻人，而场上的创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新的戏剧形态好像和我们八十年代看话剧的时候不尽相同，其实探究人生，思考自身的愿望则异曲同工。看起来未必合于规范，但一份都市生活“原生态”的生动和鲜活也足以娱人娱己。因此，这种新的“剧场文化”主要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化，但其活力可以辐射到社会之中。

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年轻人回归剧场的趋势。这种回归其实是他们渴望戏剧和现实建立联系，渴望戏剧和生活之间联系的趋向。其实这对于话剧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于一个都市打造“戏剧之都”的文化创意的新亮点大有益处。目前一方面是为这种戏剧的复兴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当下的这份似乎“野蛮生长”的都市“原生态”戏剧的活力。

华语电影展示新的前景

张颐武

最近，暑期档上映的电影虽然没有华语的顶级大片出现，但诸如《麦兜响当当》和《窃听风云》都有相当好的成绩。而整个暑期档期由于有了像《变形金刚2》这样的青少年追捧的作品而呈现了相当热络和繁荣的局面。在中国，暑期前些年并不是观影的旺季，但去年以来暑期档开始呈现出活跃的形态。这也显示了中国电影市场开始突破了仅有年底到春节的“贺岁档”的局限，逐渐开始形成以暑期和年底两个旺季为中心的全年活跃的新的形态。

从目前的情况看，电影市场的活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多年来“大片”所积累市场的“人气”对于市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培育，而现在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扩展的中等收入者回归电影院的潮流已经将电影市场带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局面之中。中国电影市场这些年来近乎爆炸性的增长，正是基于多重新的因素的带动：一方面当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成长带来了中等收入者的人群的急剧的扩大，而这种扩大的趋势也还在持续。因此，他们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而且多年的”看碟“的经验已经使得他们对于电影的欣赏的能力也较强。这些都为电影院准备了潜在的观众。一旦他们的消费能力得以在电影上发挥，中国电影市场的活跃就成为了必然。另一方面，。从《英雄》开始的“大片”让人们感受到了大银幕上看电影所具有的独特的魅力，而电影所具有的独特的魅力也是其他艺术和文化形式难以替代的。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看电影”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消费形式，并且还在迅速扩大。

这其实显示的是中国人观念的深刻改变的趋向。中国的消费者开始越来越愿意在文化消费上花钱了，其消费习惯的转变的端倪也已经显示出来。这其实改变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人们只愿意在生活必需的产品等“硬”的需求上花钱，而不愿意给服务和文化消费这样的“软”的需求上花钱的观念。这种观念是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工资等可供消费的收入相对很低，而大部分服务虽然并不完备和充分，但却都被社会或以免费的方式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并由此形成了只在生活必须的衣食等产品方面进行消费的社会习惯。这种习惯使得人们往往容易接受花几百元吃一顿饭，而难以接受花几十元看一次电影。人们会认为吃饭的花费是必需的，因为我们消费掉的是产品，而电影则仅仅上电影院去看，如果票价较贵则难以接受。而中国的电视剧的免费的和多频道的大量的供给也使得电影消费过去难以被公众充分接受。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了转变，为服务和文化消费花钱的观念开始确立。一面是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其文化消费意识本来就比较强，对于看电影其实有较强烈的意愿，只要电影符合他们的趣味，就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变形金刚2》最近创造的票房奇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面是老一辈的消费观念开始转变，中等收入者休闲生活中“看电影”的意义已经越来越重要。因此电影的票房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的活跃就成为必然。而内地电影市场开始在二三线城市的活跃和向县一级城镇的渗透也体现了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巨大的前景。

而这也会带来华语电影的必然的整合和新的大发展的契机。过去华语电影曾经经历过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分别发展的格局。而从今天看来，华语电影的整合发展的格局已经伴随着内地市场的崛起而形成了。内地市场在整个华语电影市场中的主力的位置也已经确立，这当然给了内地的电影产业巨大的机会，内地电影制作在整个华语电影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也已经和内地市场的崛起一样引人瞩目。如中影集团这样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营公司和象华谊兄弟这样的民营公司等等等都有一系列成功的电影和雄厚的实力，这些企业无疑构成了华语电影运作的主力。而这其实也给了两岸三地的电影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香港电影在不失去自身的特色的条件下和内地电影在人才、创意和制作、发行方面的深度的合作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如这个暑期档受到欢迎的《麦兜响当当》和《窃听风云》都是香港和内地电影业合作的成果，既保留了香港电影的原有的特色，也充分考虑了内地大市场的接受，这也说明了华语电影在今天的新的格局下的新的发展趋势。

由此看来，华语电影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形成影响力，可以说为世界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中心。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只有美国的“好莱坞”的全球影响和印度“宝莱坞”的本土的制作能力和影响足以成为世界电影的两个中心，今天看来以大陆和两岸三地的整合为标志的华语电影的新的发展也足以以中国内地的巨大的电影市场为依托，创造一个新的电影的中心，其前景已经清晰可见。目前的华语电影面对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更好地吸引青少年观众，对于他们的要求和趣味有更充分的把握。二是如何走出去，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取得更大的份额和影响。这其实也在召唤着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进一步发挥。

火炬依然照耀我们

——纪念北京奥运一周年

张颐武

    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一年了。

    我们还能清晰地记起开幕式的恢弘的场面，记起51块金牌的辉煌，记起刘翔扭头回去的一瞬间，记起菲尔普斯和博尔特。时间真的流逝的得很快，这一切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回味，一年就已经过去了。

辉煌的时刻已经渐渐远去，平常的生活依然在延续，我们依然会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众多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会体会平常日子里的欢欣和忧伤。当时的兴奋和激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积淀为绵长而丰富的记忆。在狂欢般的十六天远去之后，好像现实的人生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剧烈的变化，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生活不会由于有了那个美好的时刻就浪漫起来。生活不会像童话一样在一个瞬间就完全不同，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或者灰姑娘一旦结了婚，就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就不会再有故事了。但每个人的人生的故事不会结束在一个时刻。我们还会在网上批评和抱怨，我们还会面对许多不如意和不满足。我们的旧的问题和挑战过去以后，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但我们都会感觉得到，有了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和过去其实已经有所不同了。

那是一个可以铭刻我们的生命的感觉的时刻，一个让我们不会忘却的时刻。我们会记得那十六天的许多场景和人物，记得我们自己在那时的一点点的故事。它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足以让我们漫长而艰难的人生中保持热爱和乐观的力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是三十年的艰辛的奋斗的成果的结晶；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它其实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分享国家的光荣的同时给自己信心和力量的机会。我会在我老去的时候对我的儿子说，你的父亲曾经在那个时刻努力过。我会把我在奥运期间的博客给他看，告诉他他的父亲在那个时刻感受的骄傲。我相信，我参与和见证的那一切对于他是有意义的，会让他的人生走得更好。我相信，时间过去的愈久，奥运会的意义就会愈清晰，我们也就会更加明确我们自己可能平平常常的生活其实已经被这个时刻悄然改变了。它其实在赋予这个国家一个新的角色的同时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新的角色。

奥运会当然是中国告别二十世纪的悲情的时刻，也是我们更加自信和自觉地面对世界的新的时刻。奥运之后，全球经济面对的挑战就异常严峻，中国的发展也买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无可争议，奥运会是中国的新的起点。在奥运之后，在严峻的全球经济的挑战面前，中国其实显示了自己正在崛起的力量。正是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的危机，我们才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年来中国人含辛茹苦的努力已经给了中国多大的份量。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中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的经济已经看到了复苏的乐观的趋向，而我们也知道中国今天的发展其实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个更大的平台。三十年的努力已经让我们的“中国梦”有更灿烂的展开，而今天我们虽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也会有对于社会现象的种种批评和意见，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社会丧失了信心。因为正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把我们带到了奥运会的辉煌，我们也知道虽然挑战依然众多，难题依然纠结，但毕竟一切比我们三十多年前起步的那个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无论是我们每个个体的命运还是这个国家的命运，都展现了更加美好的前景。因此，我们会对于自己和社会的未来多一份信心，我们会感受到在一切问题和挑战中，灿烂的未来正在对我们发出召唤。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当然会有所不同，但对于中国会给我们更多美好的事物的信念，对于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崛起的信念，会让我们走得更坚实，让我们向前的步伐迈得更快。

当然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进程。一方面，我们也依然面对着国际的复杂的情势。一些不希望中国发展的势力也还在活动，一些偏见和误解也还在发生着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还面临着不少内部的问题。这些都会让我们具体而微地感受到。世界正在适应和了解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影响力的过程之中，其中当然会有曲折和挑战。而中国人自己也在追求发展和和谐的过程中，也会有困难和问题。但毕竟我们已经走来的路比这还要艰难，中国人二十世纪所付出的牺牲和坚韧的奋斗让我们有了奥运的辉煌，我们今天没有理由让我们的前辈失望，我们会为了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而努力。我们应该让被称为“鸟巢一代”的年轻人知道，他们的前辈为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前进付出过许多许多。今天在新的平台和起点上，他们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要求社会给他们更多关爱的同时，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在分享这个国家的光荣的同时，为这个国家创造更多的光荣。

我们需要让世界和我们自己知道，奥运火炬的光芒仍然照耀着我们，激励我们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贾君鹏”凸显网络的复杂性

张颐武

一个题目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并无内容的帖子突然不可思议地走红网络，成为一时的流行时尚，大量与此有关的各种炒作在网络之中传播，有人认为是互联网上一次狂欢。而这一狂欢也在纸媒中被广泛地报道，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这个并无内容、平淡无奇的帖子的流行当然不宜过度阐释，上贴者也未必有多大的深意，但它毕竟还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不应该视而不见。一方面社会不必对此过度引申和发挥，但另一方面它所投射的一些现象和潮流也不应轻易忽略。这个帖子所写下的内容其实是我们大家青少年时代都熟悉的情况。当年在街上玩的青少年，现在往往都进入了网吧之中，不少人都迷恋游戏。这样的“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少年人是现实的存在，对于青年人则是刚刚过去的少年时代的常态。这个出现在网络游戏贴吧里的帖子其实也最好地体现出在网上活跃的人主要是青少年。这个一再被统计和人们的感受所印证的事实在这个简短的、好像并无用意的帖子里被凸显得淋漓尽致。

当然，现在上网的人各个年龄层次都非常普遍，但对于网络生活依赖性最强，整天泡在网上，一面交友、购物和玩游戏，一面发帖子发表对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各种议论的人依然是青少年为中心的。我们可以在各地的网吧里看到无数这样的青少年，他们经常在网吧里呼朋唤友，玩游戏，看视频，在游戏之余看看新闻和发发帖子，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发表集激烈的意见。今天各地的网吧价格都相当低廉，在那里“泡着”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我们所常常看到的所谓“网瘾”的报道，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况的极端化。对于一般人来说网络生活仅仅是一种虚拟的生活或者工作和学习的手段，而对于许多青少年来说，网络生活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部分。

因此，这个帖子出现于游戏的贴吧中并被突然地放大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就不是一件完全偶然的事情。这个看起来异常平淡无奇的帖子的走红有其自身的两面性，可以看出青少年心态的微妙和复杂，正所谓“语出双关，文蕴两意”。这个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趣味的妈妈的召唤，其实开启了两种不同的回答的可能性。而这两种回答其实都在青少年的感情和意识中存在：一方面，这里有一种对于亲情的渴望，毕竟青少年还是对于家庭充满了依赖感的，因为家庭既意味着一种经济的支持，也意味着感情和精神的寄托和依靠。妈妈的召唤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的支撑，也其实是青少年人生的最后的依靠。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对于这样的一种召唤的青春期的逆反心态的意味，对于成年人的管束和要求的未必满意和认同的感觉也在此表现的相当清晰。这里其实既有一种对于关爱和支持的感情上的渴望和需要，又有一种对于要求和指导的嘲讽和戏谑。这样的微妙的情感造成了这个帖子的迅速的流行。在网上热炒“贾君鹏”的诸多跟帖中，这样的心态其实显露的淋漓尽致。

这样的分析当然也有过度的可能，但无疑这个帖子和此后的诸多跟帖都显示了青少年文化的躁动的心态和对于成人世界的复杂的情绪和感觉。虽然看起来朦胧，但其实也还是有其清晰而明确的呈现的。而这其实也集中体现了由青少年主导的网络文化的现实的复杂性。

青少年涉世未深，尚未成熟，对于世态人心的把握还并无充分的能力，其实依赖成年人的心态是非常强烈的，如近年来多有报道和研究的“啃老族”的出现，就是当下不少青年难以自立而像少年一样依赖家长生活的实例。但青少年又往往相当自信和相当自负，对于长辈的开导和要求也往往有逆反心理，往往愿意在自己的青少年的文化中寻求生活的支持和形成认同感。而网络正是这种认同感的重要的资源，虚拟生活往往会让青少年的认同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过去仅仅能够在现实的同学和朋友的关系网络中获得的支持，现在会在网上获得放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支持。而网络也可以将青少年的意见和看法迅速的“公共化”，成年人当然也会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但青少年在现实社会中的意见往往并不受到重视，对于网络生活的依赖更为强烈，他们也更熟悉以网络的方式发表意见，引起关注，促进纸媒等的快速跟进。网络的匿名的特性，使得青少年的看法和意见往往会变成“民意”，甚至被认为是“主流民意”。他们的看法所受到的重视和关切其实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于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当然对于社会倾听青少年的声音，对于通过网络进行舆论监督，揭露社会的不良现象等都有积极意义。但由于青少年的不成熟和对于社会的理解的相对片面，其意见其实也不可能就是“民意”的全部，其对于社会的很多看法和猜测也带有青少年文化的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和局限，为网络的舆论带来难以避免的问题，而匿名所带来的往往不需要个人负责的随意性也会产生难以意料的效果。“贾君鹏”的突如其来的轰动其实正是网络文化的青少年的影响力的集中体现。

因此，我们在关切网络言论的社会作用时，一方面要对于它的积极的效应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的复杂的影响。既要看到网络文化所表现的青少年文化的活力和对于社会关切的积极性，也要看到其非理性和情绪化的一面所带来的复杂的效应和局限性。实事求是地、客观的地分析和评估网络舆论的影响，在重视其反映的民意的一个特定的方面的同时，也正视它所代表的社会面的特定的限度，既不忽视其作用，也不夸大其代表性。理性、客观地对其加以认识和理解。

苍苍者天茫茫水：聂绀弩的境界

张颐武

聂绀弩先生的名字最近被屡屡提及，他变成了一个被友人告密的不幸者的形象再度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他的人生再度引起了公众的高度的关切。聂绀弩的人生其实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意外的。这次被披露的档案里的材料其实是一个人的充满意外的人生中的又一次意外而已。我觉得经受了那么多人生的痛苦和磨难的聂绀弩如果泉下有知，其实会一笑而已，他见过的事情其实太多太多了，增加这样一件其实也是无所谓的。在他的生前他就曾经目睹和经历过这么多的背叛、分离和失落，这一次的故事也不过如此而已，对于对人性有深澈的观察的聂绀弩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他依然会微笑着看待这个待他似乎太过于残酷的世界。聂绀弩大概未必像我们今天的人们一样感到对于这件事的残酷和不可原谅。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的命运里有太多的艰难，是我们这些经受苦难很少的后来者难以体察和理解的。其实，聂绀弩的名字和他所写的旧体诗都不应该被遗忘，或者作为一件奇闻异事的对象被提及，他其实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聂绀弩生于1903年，从早年参加大革命开始，就一直从事左翼的文化工作。他其实当年在文化界享有声誉是由于他的尖刻锐利的“鲁迅风”的杂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杂文其实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新中国建立以后，他先后担任过一些出版和文化界的领导工作之后，就陷入了不间断的磨难之中。发配北大荒劳动，被判无期徒刑，女儿故去等等灾难都加于一身。而在这艰困的岁月里，他找到了旧体诗作为自己的新的表达方式。从此他的具有独特的风格的旧诗受到了激赏，这其实歪打正着，成了他的不朽的精神成果，足以传之后世。这在困苦中找到的表达方式，仅仅是没有任何发表愿望和期待的即兴的写作，却最终变成了中国当代旧体诗的最为让人难忘和最为灿烂的成就之一。聂绀弩的其他的写作都可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时过境迁，失掉了魅力，但他的旧诗却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他的横空出世的写作使得这种传统的形式居然焕发了活力，他将一个现代人的感情和精神灌注到这种旧的形式之中，

他是在北大荒的艰难的劳作之中发现了旧体诗的作用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了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最好的表达，也是他始终在思考中的精神世界的最好的呈现。在中国现代，经历过五四教育的一代人一般都认为旧体诗是已经死亡的文学形式，在现代已经没有了活力。像鲁迅先生的旧诗其实写的非常精妙，但他却从来不愿意发表。聂绀弩其实也是深受这样的影响的人，但他确实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他为之献身和奋斗的理想却抛弃了他，这其中的感慨和悲凉被他以幽默和隽永的风格来加以表现。他的内心的浓烈而复杂的情绪，在这种复杂和受到限制的形式里找到了最好的表达的方式。在这里感情是以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让人感受到的，但现代的生活和现代的精神却让旧的形式有了新的生命。

他在北大荒和后来的山西的监狱中写了不少关于劳动，赠送友朋的诗。其中如赠给木工李四等普通人的诗都很耐读。这个李四其实就是后来北京西单的三味书屋的老板。前两年到这家书屋还看到他，和他聊起聂绀弩。而像被赠的“雷父”就是今天告密事件的另一位主人公。而他以旧诗的方式重写鲁迅的《野草》的尝试，也是他在痛苦中的探索的一部分。但他的旧诗的巅峰之作却是赠给他的命运更加凄惨的战友胡风的诗和胡风死后的悼诗。这些诗是他和这位同样是左翼的文化人，但命运比他更惨烈的人物的精神契合的最好的写照，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和艰难的命运的最好的写照。这些赠胡悼胡诗其实有着一种精神的高度和表现的无比的强度。他将现代主义式的感情和精神的强度熔铸在旧体诗的形式之中，写出了在苦难和考验中的知识人的精神的力量和境界。像这样的奇句确实前无古人：“介推焚死哈哈笑，思考世真脚底皮”。这一句里其实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古典”，是介之推的故事，一个是“今典”，是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的信里所说的“如果人不是用脚底皮去思考，而是用一点脑子。”但这里所写的却是对于胡风的命运的最深的感慨。典故其实早已化为生命的投射。“戚忧贫贱平常事，衰病流徙未死情”“尔身虽在尔头亡，老作刑天梦一场”“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等等都是感情的最真切的流露和一种黑色幽默的表现。他的那首悼念胡风的诗可以说是百年诗史中的力作：“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文字万首诗，能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上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这首诗让胡风的一生和他所受到的磨难和他们共同的境界和情怀都得到了最为深刻的表现。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是不幸的他们承担了这么多的痛苦，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又是幸运的，他们在为了自己的祖国的崛起所付出的一切留下了如此庄严的精神的财富，也在今天的中国的崛起中得到了历史的报偿。

聂绀弩不朽，他的诗和人会不断的被传诵下去。

从“青春文学”发现文学的市场活力

张颐武

前两天，我参加了“第一届The Next 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的颁奖仪式，到会的有王蒙先生和张抗抗、刘震云、王海鸰等作家。颁奖会居然类似电影节，安排了走红地毯的环节，大家出场的时候都受到了欢呼，当然最受到欢迎的还是经历了将近一年的大赛之后选拔出的前四名的作者和郭敬明的团队，他们都是盛装出席，类似影视明星。这个仪式非常像是“超女”“快女”一类的节目，还安排了一些PK的环节，以录像播出了未到场的亲朋好友的祝福和鼓励，而每位有人气的作者都有自己的粉丝，不时为自己支持的明星作者鼓劲呐喊，场上的气氛相当热烈和活跃。

这样的情况让我感到新奇，也会有某种困惑。在我们的常识中，文学应该是寂寞的写作的事业，现在把它做得像是演艺事业，难免有可能流于肤浅和表面，也可能会失掉文学的独特的精神气质。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在电视等媒体中已经非常熟悉的模式搬到了文学之中，让他们自己也有机会在一个瞬间闪亮登场，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活力和青春，这完全是新的文学运作的模式，是过去的文学观念所难以理解的，当然会引发争议和质疑。这些质疑和批评也有自身的合理性，我们应该对于这些质疑和批评所提示的问题有高度的关注，尽力避免弊端的出现。但这些我们所不熟悉的状况里其实包含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文学变化的新的信息和新的趋势。

在我看来，整个文学领域这些年来其实在经历着一个格局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在原来已经形成的文学界之外出现了仍然以传统的纸面出版为中心的“青春文学”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文学，这些新的文学空间经历了这些年的高速的成长已经逐步发展成熟。目前，一方面是纸面出版和“网络文学”双峰并峙，另一方面在纸面出版方面，传统的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共同发展也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从九十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八零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的在统纸面出版业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的影响力，“青春文学”已经逐渐成为文学中的重要的力量，也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力量。如这次的“大赛”就是由在传统的出版业界已经建立了声誉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北京图书中心和以郭敬明为中心的柯艾公司共同组织的。这种传统的出版机构和郭敬明的团队的深度的合作无疑显示了“八零后”的市场的影响力和已经成为了文学的新的增长点。

目前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青春文学”的崛起并不是以传统文学的萎缩和消逝为前提的，其实两者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写作仍然在延续和发展，我们发现传统文学界仍然相当活跃。这是一个新的文学市场的出现。这其实是文学的一个新的空间的发现，它和传统的文学界其实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它是文学的总量的增多，而不是文学的萎缩。“青春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是青少年写，青少年读的文学。它的写作者和读者是同龄人，这些作品切合年轻人的需要，对于他们的生活和感情有较为深入的体察和了解，因此能够适应他们的现实的需求。虽然其文学性见仁见智，但其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而青少年的文化消费能力很强，他们对于阅读的需求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实际上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空间。其次，这种“青春文学”的产业化的趋势也已经逐渐成熟，它一面和网络文化相联系，让纸面出版和网络等新媒体有多样的互动，如“青春文学”的不少作者都是网络里的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另一面也连结着像漫画等产业，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种发展其实会给文学带来新的机会和可能。

从目前的状况看，“青春文学”的主流是相当积极的。一方面它激活了青少年的阅读文字的愿望，在图像文化冲击下让青少年通过自己的感受接触文字，从而让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对于他们接受经典的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界的写作都大有裨益。我想，像王蒙先生等作家也是从这个角度着眼来支持这样的活动的。另一方面，它也让写作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了一种新的风尚，让不少年轻人通过写作发展自己的爱好的同时也找到了新的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如郭敬明，虽然对于他的写作和一些过去的问题有争议，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改正缺点，提高精神境界。但客观地说，从目前看他可以说是青春文学的重要的领军人物，在自己创作之外还能够拉动不少青少年作者共同投入写作之中，以产业方式运作，和传统出版商合作进行的杂志和小说出版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仅仅就产业而言，郭敬明在“青春文学”领域中的角色类似赵本山在“二人转”领域中的角色。当然他们在艺术和人生等方面完全没有可比性，但一个人拉动一个产业的发展这一点上，他们其实是有极大的相似性的。从文化创意的角度看，这种具有创意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的表现出综合性发展的人对于新的市场增长点的拉动意义不可低估。

我们应该从“青春文学”的发展中看到文学所具有的市场的活力，这其实也给整个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新的启示。

湛然而逝：季羡林先生的意义

张颐武

7月11日上午，，我正坐在长沙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会场上，一封短信告知了季羡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立即把短信给坐在我旁边的刘梦溪先生看。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也有很深的感慨。二十世纪的人物已经日渐凋零，二十世纪的那些峥嵘岁月也已经成为一段历史。时光的流逝已经让二十世纪变得日渐遥远。季先生的离去，虽然让人遗憾，但毕竟他已经完美地实现了自己，也最好地展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这意味着这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以其高远的思考和纯粹的人格影响我们的人物离开了我们。

季先生的离去其实是完整的生命过程的自然的终结，也是生命本身的庄严的体现。我们常常希望个体生命可以无限地延续，但其实生命正是由于它的有限才弥足珍贵，也由于这有限，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它的存在和展开，也才让我们领悟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虽然我们都期望他能够度过百岁的关口，但这样的离去其实是不可挽回的，是人类面对的必然性的表现。平静地接受这位我们尊敬的老人的离去，可能正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也是这位早已参透生死的老人的期望。对于我们，季先生的故去当然是遗憾，但对于季先生的生命而言，是没有遗憾的。

我们的怀念有我们自己的理由和意义，这当然是为了季先生，但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在十多年前应当年季先生的秘书李新先生之邀，为他们编辑的一部有关季先生的书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在杂志上发表过。李新先生为人谦和纯朴，待人真诚，我和季先生的交往都是以李先生为中介的。后来他的去世也让人遗憾。当年的文章讲了我和季先生在九十年代初的交往，这里不必重复。而且我和季先生的来往似乎也止于那篇文章的记述，后来季先生声望日隆，我也没有再打扰请益。我的专业领域和季先生的专业并不交集，我也完全没有深入到他的领域的能力，我的父亲和季先生的领域在小乘佛教方面多有重合，他和季先生的交往较多，他和我谈到的季先生的事情希望他能写出来。我在那篇文章里谈过的我对于季先生的一些思考，这里也不再重复，我只想从今天的角度再思季先生的意义。

我以为，季先生的意义首先在于在于他是一个现代的专业性的学者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儒者的完美的结合。

季先生当然是深入所谓“二西之学”，也就是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外来文化的深处的。这就是佛教和印度之“西”学和西方之“西”学。他是对于这两个方面有最深刻的把握的专业的学者。他的领域其实是以西方现代的方法论深入到印度和佛教思想的深处，他对于梵文和巴利文等文字的把握能力和对于中印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专业方面一流的成果。他的这些方面的研究说明了季先生是一个现代大学制度中的职业的学者，在他自己的工作中践行了现代专业学术的分工所创造的职业的要求。现代的学术已经是有严密分工和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所谓“隔行如隔山”正是这种专业化的表征。有人往往觉得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人都懂的，其实其专业领域的分工也是非常细密的，外行往往难以深入其中。季先生是在自己的专业的领域里让人佩服的学者，他的专业的工作的出色才可能让他有能力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同时，季先生又是一个传统的儒者的典范，一个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之中又能够超越它的限制的人，一个有德性的追求和精神的境界的人物。季先生始终具有一种传统的人文情怀，他始终在学术之外写作随笔散文，始终将他对于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倾诉给他的非专业的读者。他的处世的方式是谦和和明澈的，他的气质和风度是温和而自然的。和季先生交谈，他并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平和和谦逊中其实有儒者的清朗和自然，也有佛家的一份恬淡和平静。季先生对于人生的荣辱沉浮已经看得很淡，但他的博大的胸怀和探索和思考生命意义的专注才是他的生命的展开。张载的《西铭》中的表述被认为是儒者的最高的境界，我觉得季先生的生命其实是《西铭》中的人生哲学的完美的体现。我向季先生请益的时候时时感到他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知化穷神”的境界。在专业的领域上，他当然未必是“国学”的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称为“国学大师”有点不可思议。但他的生命其实展现了一个儒者的风范和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延续，他其实是以生命延续了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华。

其次，季先生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于他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执着地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论述。

在这些论述中季先生跨出了他的专业的领域，以一个洞悉世界文化的哲人的角度来思考他所安身立命的中华文化的命运。他坚信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几个世纪之后，中华和东方文化必将有一个伟大的复兴，必将对于人类的文明有更多的贡献。其实季先生对于整个中华文化发生影响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华文化的发展的未来还未清晰。他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候者的身份出现，为当时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也为未来的中华文化的展开提出了方向和思路。当时他其实已经在专业领域中有极高的声誉，也以散文而著名于世，但他开始了其实是他一生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入的思考，就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对于中华文化的命运的探索和思考。

他的有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见，就是他的观点的最为简洁和生动的概括。这个说法提出的时候，正值西潮涌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年轻人的思考的影响巨大，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觉得老先生的见解是一厢情愿。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看，这见解其实有着惊人的预言性，中国的历史性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的精神和思想的发扬光大也可以看到现实的前景了。老先生参透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对于文明的起伏消长的理解异常深湛，这个观点既是他的毕生的思考的结晶，也是他的儒者的感悟和体验的结晶因此，他的信念其实是一个东方哲人和一个儒者的智慧的集中体现，对于未来的我们如何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启迪。季先生的这一方面意义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时代，将会被我们的后来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了解。

过去看苏轼的弟弟苏辙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苏轼将逝时的情况，时常钦佩苏轼对于生死的通达：“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伺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这里的“怛化”的“怛”音“达”，怛化是惊吓将逝之人的意思。）季先生其实也早就参透生死了，这里的“湛然而逝”用来形容季先生的逝去是最为恰当的。

他的逝去是平静的，也是庄严的。

先生的精神不死。

中国的认同：谢晋导演的意义

张颐武

     6月13和14日，连续两天在上海参加和谢晋导演有关的活动。前一天是有关在上海大学参加有关谢晋导演的国际研讨会。后一天的下午是在上海图书馆主持了一个题为“谢晋和一个时代的寓言”的活动。这是上海电影节的电影大师班的论坛，邀集了白先勇、韩国导演林权泽、上海导演张建亚和美国学者卡尔森参加。两个活动都凸显谢晋导演虽然生命已逝，却依然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学术讨论当然有许多真知灼见值得仔细回味，但上图的论坛却让我非常感动。一个很大的学术报告厅水泄不通，挤满了热情的普通的上海市民，其中有不少老人，也有许多年轻人。边上加了许多临时座位，周围和门外也站满了人。这让我体味到上海这座城市和这个电影导演的精神的联系，也让我体会到了谢晋和观众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位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大导演并没有被淡忘，对于他的怀念之情仍然让人感动。

白先勇先生回忆了他当年在电影《最后的贵族》准备和拍摄过程中和谢晋导演的交往。他讲到了谢晋导演对于电影的执着的爱，他说谢导演几乎是不知疲倦地在和他谈剧本，对于电影的痴迷让谢导演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为观众奉献自己的电影。这位华人世界里最优秀的小说家和谢导演惺惺相惜。而林权泽导演则讲到了他从第一届上海电影节开始和谢晋导演相识并开始交往的故事。他特别谈到了谢晋导演对于亚洲电影的意义，谢晋导演电影中的人物的心理和伦理选择打着深刻的东方传统的烙印，这也容易在东亚的语境中被理解。张建亚导演则别开生面，以上海话和普通话交替发言，引来了上海听众的会心的微笑，他讲述了谢晋导演是上海精神的象征，他的工作态度有上海人的认真和努力，而他的电影对于世态人心的深刻理解里也有这座城市的人的感受。卡尔森教授则讲了七十年代他还是一个美国的研究生的时代，从一本名为《今日中国》的杂志上了解了谢晋导演和他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从此就知道了谢导演，他也谈到了谢晋对于世界电影其实有自己的贡献，他说谢晋和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可相比拟。将来世界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意义和价值。而听众在提问中也对谢晋导演表达了缅怀和思念。

   这些讨论让我感受到谢晋导演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直到今天仍然在延伸，虽然中国电影的环境和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谢导演仍然在给我们深刻的启发。谢晋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电影的象征性人物。他的个人的历史其实是中国电影史的一个最为关键部分。他的创作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多重性，也显示了这段历史本身的微妙和复杂。谢晋其实是一个传奇，一个在计划经济和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代的传奇。这个传奇的意义在于谢晋始终是一个对于观众的愿望有着精确的把握和对于时代的主潮有清晰的认识的导演，他始终把握住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谢晋一方面始终感受到自己的时代的潮流和走向，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电影观众的期望的坚定的满足者。他给他们感伤和浪漫的因素，给他们耀眼的明星，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那些梦想和期待。    

谢晋文革前的作品将感伤的情节剧方式和革命的激进内容进行了异常巧妙的缝合，将革命的现代性的历史叙事和好莱坞的故事策略成功地加以融合。于是，谢晋将革命的主题和中国早期电影的市民传统统一了起来，成功地寻找到将“革命”转化为感伤的文化经验的方法。谢晋无疑是那个“红色经典”时代的独特的人物。无论是《女篮五号》还是《红色娘子军》和《舞台姐妹》，谢晋始终坚持着将中国早期电影的那种“情”和“奇”的因素融入到革命的主题之中。让我们通过让人感动的故事进入“新中国”的认同之中。而在“新时期”，谢晋又将启蒙想象和新的国家的想象和一种市民感伤传统相结合。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提供了可以为电影观众接受的新的话语。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或者《高山下的花环》还是他的巅峰之作《芙蓉镇》。世俗的人情和微妙的人际关系始终在谢晋电影的中心。他用感动召唤了一个他自己未必完全清晰的新的大时代，也为今天的“新新中国”做了思想和精神的准备。

他最好的代表了他自己的时代的中国人的想像力的力量，也显示了它的局限。他其实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变的最关键的时刻，为中国人的公民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参照。他其实是一个观众的导演。他为我们表达我们的中国的认同。

于是，谢晋不朽，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怀念他。 他也依然给今天的电影和人们以启示。   

这是今天发表在《体坛周报》上的评论，编辑用了上面的题目，我觉得确实说出了我的意思，虽然两个人在其他方面不能相比，但他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意义还是可以比较的。

跨出“受伤”的宿命

张颐武

又受伤了。

当年刘翔在奥运会上的受伤退赛让中国的体育迷感受了巨大的惊愕和遗憾，而现在我们的另外一位超级英雄姚明又受伤了。姚明和刘翔都是我们体育的擎天柱，虽然我们有许许多多金牌选手，但他们的影响力和声望都远远比不上这两个人。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国际声誉都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竞技体育的界限，他们还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是跨越不同文化的边界获得理解的象征，一种不断超越自我，向未来进发的“中国梦”的象征。在刘翔现在仍然困顿于手术后的恢复的时刻，我们又不得不接受姚明受伤的事实。这当然也会让中国的公众感到“受伤”。竞技体育当然是有危险的，一个人的受伤也许难以避免，但毕竟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的魅力的明星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当然有许多优势的项目，有众多的冠军，但毕竟我们的体育缺少这样在文化上有影响力的人物。

和刘翔相比，姚明的意义又更加的突出，他既是众人所迷恋的超级球星，却也是在NBA真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意义和价值的中国球员。正是由于他的存在，NBA和篮球在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而中国也在美国和世界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声誉。在篮球中，他已经登上了顶峰，而在人生和世界上，他也让人感受到自己的高度。

我们都还记得那部名叫《姚之年》的电影，还记得他初到美国的时候虽然还显得生涩，却依然有一份从容和开朗的气度。我们还记得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的潇洒和自在。他在磨砺中不断超越自我，在保留了自己文化的一切优长之处的同时，他又能够跨越文化的障碍和阻隔，能够从容地应对不熟悉的环境，在通过球艺赢得尊重的同时也通过展现自己的文化的魅力赢得了尊重。

姚明当然是出色的球星，但他还是一个超出球星的范畴的人物，一个文化性的人物，一个通过他的比赛和生活让人感受到魅力和吸引的精彩和有趣的人。我们都还记得他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自自然然地引用鲁迅先生的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里面的哲理让许多人感到了震惊和感受到了魅力。他对于动物和环境的关爱，对于他人的体贴和合作的精神等等都体现了一种新的素质和品质。我们会在静安寺或者休斯敦的“姚餐厅”体会一下独特的文化餐饮。静安寺是美国德州式的菜，而休斯敦则是中国菜，两个“姚餐厅”其实相映成趣，显示了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的交流在太平洋两岸的魅力。他其实让美国和世界看到了一个活跃、年轻、、从容、积极和开朗的中国，一个“魅力中国”。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当然是无与伦比的。

这两天不少人在感慨我们还没有一个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的具有“世界性”的歌手，这让我们在全球对于他的怀念之中也有一点感慨。虽然姚和杰克逊完全不能比较，但姚其实已经具有了某种“世界性”。当年迈克尔·杰克逊是在冷战时代满足年轻人在隔膜中对于另外的陌生世界的渴望而获得了世界性的，也由此预示了未来的全球化的新的世界。但姚则是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新的全球化的结果，他穿行在太平洋两岸的篮球生涯其实也是当下的全球化之下的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的某种象征。他在这里穿越各种界限，提供各种可能，展示各种机会，都足以让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常常会为我们自己的“走出去”感到困扰，觉得中国的影响和声望和我们的付出以及现实的实力相比，还不够相称；体会到我们自己的“软实力”不足；意识到在世界上我们的声音和吸引力还不够大。但姚明的存在告诉我们只要努力，一切都有可能。他同时还告诉我们，在跨文化的交流之中，仅仅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美好的事物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别人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姚明的启示在于我们所“有”的和别人所“要”的高度契合，融合无间的时候所产生的巨大的力量。

他其实告诉我们，体育当然是成绩的世界，没有出色的成绩，说什么都没有用。但仅仅有成绩还是不够的，一个处于顶端的运动员还需要比成绩更胜一筹。“没有成绩是万万不能的，但仅仅有成绩也是不能的。”这好像是王朔的某句名言的改写，但其实也是体育的某种辩证法。体育从来也是文化的展现，而姚明也具有相当的文化性，才这样让我们觉得不可缺少。

因此，我们今天不缺少冠军，但缺少的却是这样具有文化意味的运动员。姚明的受伤当然会让我们也“受伤”。我们今天的体育需要的不仅仅是冠军，还需要这样的具有着超越性的魅力的运动员。这里只有一个姚明当然是不够的，这是他受伤让我们痛切地感受到的。

希望他能够迅速康复，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具有文化魅力的运动员。

生命不可能完美，但可以超越：关于迈克尔·杰克逊

张颐武

6月26日晚，在凤凰卫视的“华闻大直播”，我和台湾歌手黄舒骏与谢亚芳连线，一起讨论迈克尔·杰克逊的去世。黄舒骏认为迈克尔·杰克逊达到的高度其实是难以企及的，他觉得正是由于他超越了我们世俗的诸多认识，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就，而他也对于他们这样的歌者有影响。我则回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内地的影响和冲击，那时迈克尔·杰克逊其实是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来理解的。我们都对于这位音乐天才的故去感到遗憾。谢亚芳提及了像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的全球瞩目的超级巨星现在已经不多见了，现在出现的巨星其实都还有文化的限制，不可能像他一样具有这样的全球性了。我们还探讨了他后期所面对的负面消息的困扰和在华语文化中何以还缺少这样的全球性的人物。

这些讨论让我感慨的是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和影响仍然存在。生前可能他非常寂寞，但死去之后，人们才发现自己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弥足珍贵，而他的存在对于我们仍然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可能在他的后期，他面临着许多麻烦和困境，媒体和公众对于他也并不宽容，但死亡却让所有人意识到他对于我们的重要的意义和他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在他逝去之前，我们想到的是他的不完美，但在他逝去之后，我们想到的是他的音乐对于生命的超越。生命可能就是需要距离的，他活着，我们都觉得他的缺陷和毛病让我们厌倦和不快，但他一旦离去，我们才发现那些事情其实和他留给我们的东西相比其实还是无足轻重的。

死亡其实让生命的具体的困扰和纷争变得渺小，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当然要用显微镜来观察他，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明星，他的人品和行为的一切当然要让我们来检验和品评。但他一旦离开，我们就可以用望远镜来看他，他的那些具体的事情都变得异常遥远而无足轻重了，他的价值被再度凸显了出来，他对于我们大家的生命对于意义其实是非常大的。于是，来自全球的伤悼就淹没了一切。我突然发现，他其实是他的躯壳的囚徒。在这个躯壳存在的时候，他是不幸的，他被我们的要求所束缚，被我们的不满所包围。但这个躯壳不复存在，他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彰显，他的离开才让我们感到真正的遗憾。没有了这个躯壳，他其实有了真正的自由，他其实超越了我们和我们的世俗的限度。他在放下自己的同时，他真正地放开了自己。而我们也才真正理解了他之于我们的意义。

其实，迈克尔·杰克逊对于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其实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的离场当然也象征着我们也在老去了。当然，这种老去其实就是成熟。我们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于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文化的渴望也早已被一种历经沧桑的感慨所替代。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刚刚从封闭和刻板中开始走出，我们当时知道了《Thriller》，知道了他的“太空步”和放荡不羁的形象，这些其实并不是作为一种我们所热爱的歌星来看待的，除了少数的英语歌的爱好者，他的歌其实从来也没有在中国真正地传唱。他的影响力当然和华语歌手像邓丽君完全不同。邓丽君是我们的感情的一种寄托，但迈克尔·杰克逊则是我们跨出文化和社会的束缚，具有某种全球性的象征。我们对于他是崇拜而非迷恋，是一种隔膜中的肯定，而非完全的认同。这其实也是中国对于西方事物的一般性的感受。他是西方的一种象征，一种当年我们的天真和幼稚中所敞开的可能性。他其实对于当年我们这些还穿着蓝色卡其布中山装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遥不可及和不可思议的。我们能够真正理解邓丽君，但其实我们和迈克尔·杰克逊相距千山万水。但我们却发现了新的世界在敞开。他其实就是社会开放的标志，他离我们相当远，也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内在的世界，但他是一种吸引力，一种开放和活跃的标志。迈克尔·杰克逊对于当时的我们其实是一个启示，而不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感情。

所以，当年他参加过的《我们是世界》引发了中国的《让世界充满爱》。其实，两者是不同的，《我们是世界》是西方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某种全球性的询唤，而《让世界充满爱》则是稚嫩的、刚刚开放的人的生涩的回应。但其实，这也是“中国梦”的一个新的可能的呈现。正是由于这种启示，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走向今天的崛起。我们也从当年崇尚他的不成熟，到了今天的成熟。当年我们的稚嫩的开放其实是后来我们自己的成熟的加入全球化的开端。正是由于在当年的不成熟，后来我们的选择才显得重要，而那个开端的意义也才弥足珍贵。

对于世界来说，迈克尔·杰克逊其实标定了八十年代冷战后期到九十年代冷战结束的世界的文化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当时，冷战还未结束，但他就以一种“世界性”的形象从美国通俗文化中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未来的象征。所以，他的“世界性”其实是跨越冷战的结构的一种可能性的呈现。他在东欧和中国引发的热情其实意外地影响了世界结构的改变和冷战的终结。因此，他的全球的影响，其实也是由于冷战对于世界的划分造成的隔膜，让许多不熟悉他所来源的那个文化的人，处于封闭中的人从他身上受到启发和暗示。越是被压抑的东西就越被渴望，这其实是他的影响力的根本的来源。而后来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一切都唾手可得，人们反而在流行文化中不太需要跨文化的东西，因为自己文化里产生的反而更加容易理解和更容易被迷恋，也更加适应我们的感情和生活。所以，我们始终都还是喜欢华语流行歌。但迈克尔·杰克逊的意义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其实已经足够。所以，他的歌从来没有被真正在中国大街小巷传唱，但他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原因。他其实是一个历史机缘的结果，个人的历史其实还是“大历史”的小小的片段，他其实依然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如何能够产生跨文化的明星，能够在其他文化中也能够有影响的人，中国今天的发展和今天的全球化其实提供了更多的联想的空间，但我们往往觉得我们太需要最完美的，最足以代表我们自己的文化去走向世界。但迈克尔·杰克逊的启示是他有这么多负面的问题，但他的影响力却并没有让他的社会受到困扰，而是赋予了那个社会一种多样合格有活力的表征。因此，我们在文化的传播上可能可以更加灵活一些，想得更开一些。他的文化传播上的意义其实可以给我们启示。

生命不可能完美，但可以超越。这句话可以献给这个逝去的人。

这是6月22日《精品购物指南》发表的对我的采访，对于有关“道德飙车”之说讲了一点我的看法，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道德飙车之辨---“道德上应律己从严，待人从宽”

2009年 第48期/总第1473期 出版日期：2009-06-22    查看网页版全文

“道德上应律己从严，待人从宽”

    质疑文怀沙事件，乃至“易李之争”已逐渐成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狂欢”。推波助澜者有之，反驳辩护者有之，叫骂斥责者有之，同情怜悯者有之。质疑者穷追猛打，被疑者打起太极拳，叫战者陷入无物之阵，应战者始终闪躲避战。而究竟哪一方的观点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恐怕很难判定。但即便道德的判定再模糊，“推己及人”都应是争论中最基本的原则。

    针对“道德飙车”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而他的观点，能够给人们以启示。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道德监督也要有底线”

    《北京》：您认为把道德和飙车这两个词语连接起来，从新词语的角度来说是否成功?

    张颐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词。易中天很有创意，这个说法也很耐人寻味。虽然说法非常奇特，但也入情入理。

    《北京》：您如何定义道德飙车？您认为道德飙车都包括哪些要素？

    张颐武：其实道德飙车的意思很单纯，就是用道德过分的去要求，把道德变成一个绝对的标准，致使将道德过于强化。道德如果像飙车一样，走得太快，实际上就违反了通常的人情世态。也容易把道德看作是世界上唯一的标准，并站在这个角度来批评一些现象，过度苛求于人。用道德来约束人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道德过度膨胀，就会变成一种极端的道德律令，从而不能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同时，也会容易变成伪善，过度地强调道德会对人造成一种伤害。

    《北京》：有人认为道德飙车是个模糊的概念，而也有人认为道德飙车精确地定义了在公共空间进行道德审判的行为，对此您怎么看？

    张颐武：我觉得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公共空间里进行道德批评非常必要。社会需要监督，无论是时评，还是网络里的评论，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道德的批评、道德的要求和道德的约束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能说道德监督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度的道德化。事情不能都以一个固定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实际上，道德标准是很复杂的，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虽然在基本的道德观上，人们具有共识，但相对复杂的道德问题就会上升到一个伦理学的高度。现在要防止的就是在公共空间将道德问题简单化，避免不去考虑当事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草率地下结论。如此一来就会变成绝对的道德裁判官，这样是不合适的。道德约束是极其必要的，同时又不能单以我们的好恶和标准，把道德观念绝对化。这样就会产生简单化的倾向。只要防止将道德观简单化、刻板化、僵化，考虑道德观念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就不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既要严格批评，也做到全面和谨慎。

    《北京》：一个所有文化人和批评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在公共空间对另一个人进行“道德批判”和“道德谴责”，要不要有“规则”和“底线”？如果要，那么，它们又该是什么？

    张颐武：如果一个人明显违反了规则，那大家都要对他进行批评。但，要防止过当。这要和事件本身的状况相适应，不能一哄而起，现在的道德批评往往容易走极端。要客观、实事求是，这是底线之一。此外，对道德问题也要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判断，要考虑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现在往往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大家就急于做道德审判。一些在生活中很合理的事情，一旦被曝光就会有千万人声讨。我认为这是道德的错位，这已不是飙车的问题。这容易造成道德与公共空间、公共场合和日常生活脱节，这个矛盾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客观、理性是道德评判的尺度”

    《北京》：道德飙车的高危人群是哪些人？类似事件容易发生在哪些领域？

     张颐武：道德飙车一般针对的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公众人物、精英群体。这些人在道德行为上都会被公众严格地进行监督。既然享受了一些公众人物的好处，要求严一些也在情理之中。但有时候有些人的认定会过当，不够客观。无论如何都要先对事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解。实事求是地弄清情况。

    《北京》：您认为是哪些因素导致近段时间道德飙车的盛行？网络这一公共话语空间的成熟对道德飙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颐武：“飙车”这个词不一定很准确，但可以把它理解为对道德的过高要求。由于在互联网上不用真实署名的原因，使得一些网民可以随便猜测，随便评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对舆论监督的提高，公众信息的获得起到巨大的作用。但一些道德上的发泄，则会因为互联网这样一种无限传播的载体而升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挫折和不愉快，也会并通过发表言论的方式发泄出来，这样是不够理性和客观的。而网媒和纸媒的互动，则会使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社会缺乏一个公众理性的探讨空间。大家都是用一些很激烈的词汇在道德上做一些高屋建瓴的判断，而不是理性的讨论，从而造成过于苛刻的现象出现。虽然目前社会中的舆论空间很大，但理性探讨问题的习惯却还没有形成，这仍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北京》：有人说道德飙车是文人相轻心态的表现，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张颐武：即便是文人相轻，我认为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积极的一面。有竞争对手的介入，这说明是对自身的关注。如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竞争对手又发现了这些问题，那他们自然会揭露。如果道德上没有任何问题，也自然不会被追究。当然无中生有的发表言论是不可取的。“被人盯着”不是坏事，这会对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公众获得更多信息很有帮助。不能说“文人相轻”就绝对是错的，要看是否有“可轻之处”。如果没有道德问题，那就是道德飙车，如果有，那就是道德上的客观要求。

    《北京》：有观点认为学术打假和文化批评是进行所谓道德飙车的初衷，那么道德飙车是否能够承担学术打假的任务？道德飙车是否已经侵犯了个人的合法权益？

    张颐武：我认为这是两个概念。道德飙车不是学术打假。学术打假是有假可打的，道德飙车指的是过严的要求。抄袭的人要承担责任，被抄的人自然要去揭露，这不能叫道德飙车。这是正常的监督，否则社会就会无法控制。但是一些关于私生活的问题，一些已经经过历史判断的问题，是否该采取解密、爆料的方式来炒作和渲染，这值得探讨。道德标准不仅对公众人物有要求，对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一样具有要求，这样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才能提高。

“社会道德理想，从我做起很重要”

    《北京》：道德飙车是否已经触及法律范畴，您认为在法律规范之外是否还应该存在道德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飙车是否是一种道德审判？

    张颐武：客观地说，道德应对一个人进行约束和要求，而不是审判。一个人有无公信力，这是需要道德来规范的。飙车指的是过度、不理性地去要求。道德上的要求和约束永远都需要，但这种约束不能简单地变成对私生活的揭秘，对人过度苛刻的一些要求。要谨慎地区分道德飙车和道德约束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把道德上的批评都变成道德飙车。有道德而不飙车，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北京》：您认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张颐武：文化批评很重要。第一，文化批评应该是客观理性的，尤其是公众人物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应该理性客观。客观就是依据事实，尽量考虑到双方的意见。一件事都会有双方或多方的当事人，不要仅听一面之词。理性则是对事物的判断不能感情冲动，要经过反复思考，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对人情世故做到充分理解之后，再做出判断。第二，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做文化批评要有知识背景的准备，才能言之有据。这其中包括理论的准备、思维方式的准备等方面。第三，就是既要在道德上对人性有高的要求，又要对人性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体察，这对文化分析十分有益。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具有个人局限性，这些局限不一定是因为道德水平不高而造成的，很多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些毛病。因此，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变成绝对理性的动物。人们往往要求社会过严，要求自己却过于宽松。只有对己严格，许多社会问题才能改善。在批评别人之前，首先要扪心自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己及人。道德飙车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对社会严，对己反而是放纵，这就是道德飙车。对自己的要求比别人稍高，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气”是有用的：朝鲜出线的启示

张颐武

   朝鲜出线了。

   这当然会被认为是一个奇迹。但这看起来有点偶然，出人意表，但其实也不是不可思议。朝鲜的足球当然没有一个强大的综合实力的支撑，没有经济的强大的实力，也没有见多识广的条件，更难有国际的充分的交流，但还是出线了，这当然对于我们处于困境中的足球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这似乎又一次让我们的足球陷入了公共舆论的抨击之中。足球评论员又有了反思和追问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足球近些年来一直难以走出困境，但中国的足球评论仍然是一枝独秀。中国没有好的足球队，却有好的足球评论员；没有好的比赛，却有好的评论。我自己就经常看足球评论，感慨足球的人才都到了评论领域里了。这似乎是中国足球的唯一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诸多足球评论员已经成为具有相当影响的公众人物。而像乒乓球这样有绝对优势的项目，却没有培养出哪怕是一个稍微著名的评论员。这似乎再度证明了“忧愤出诗人”的道理。如果一个体育项目发展得太好，公众好像就不需要有人在一旁多嘴多舌，品头论足。因为好像说什么都有些多余，人家就是拿成绩说话。成绩其实是体育的硬道理，成绩这么好，批评也只是鸡蛋里挑骨头，难以说出让人眼球一亮的真知灼见，索性只管让它们自己发展就是了，反正他们那些专业人士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把事情办好。但一旦专业人士办不好事情，当然得让大家来发表高论，因为你无法证明自己。所以滔滔天下，皆是有见识的人来大发议论。许多文章其文笔之妙，议论之奇都会让人觉得胸中自有无尽的韬略。这次中国足球又受到了刺激，又给了人们议论的机会。我们也就可以发发议论了。

看朝鲜队比赛，我们常常会感觉其实这个队始终都会有一股“气”。这股“气”不一定说得明白，但看看他们的比赛就会有数。他们的比赛都是拼尽全力的，每个人都显得格外地用心，有的时候好像决心下得太大，力气用得太大。不管对手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是拼到最后，他们都有一种必胜的劲头。虽然他们的战术和战略其实是比较直接的，用的也是蛮力，但那种满场争胜，不甘心、不服输的劲头往往让人觉得感动。他们的体育就是一种拼劲十足的体育，虽然可能技巧等方面稍逊风骚，国际的视野也难以开阔，但这股劲头却是难得的。看他们比赛往往觉得他们什么都可能还缺乏，但就是不缺乏斗志和信念。但我们的足球好像什么好条件都有了，但就是没有斗志和信念。

当然朝鲜这样的队遇到的队水平如果和他们相差太过悬殊，他们也只有徒唤奈何，无能为力。因为光靠信心和斗志也是未必能够成功的。综合实力的对比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什么都比不上真正的技高一筹。但如果水平差不太多，能力相差不是太大，他们的斗志和信心就有作用了，他们也就有了希望，他们的信心和斗志也会加倍的旺盛，他们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而一旦对手的斗志和信心又不太高的时候，对手的萎顿就是他们的决定性的机会。而他们的始终不懈怠最后证明是笑在最后的法宝。虽然出线有点偶然性，但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胜利的天平就会向他们倾斜。对于他们来说，不一定信心和斗志能让他们走到最远，但却可能为他们这样的综合实力未必强的人打开一扇门。奋力拼一下虽然不可能对抗最强大的队伍，但毕竟可以找到在亚洲的机会。朝鲜的出线，有许多人觉得是侥幸，但这种侥幸其实也来之不易，没有惊人的执着和顽强就不会再在今天笑在此时此刻。当然，许多评论员说得对，这样的胜利往往难以重复，但有这么一次，也就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点东西了。特别是他们的条件其实是相当的困难。但人家就是有股“气”。

我们的球队的问题，往往在于条件其实不错，基础也有了，但却没有意志力，没有咬住坚持一下的那种支撑力。这样的队如果实力远远高于人还是能够取胜的，但实力其实也未必如人，于是乎变成什么都没有了。于是就只有让评论员来一显身手了。每天在足球的生活中见到的都是失望的消息和许许多多鞭辟入里的评论还是让人沮丧的。我们当然需要综合实力的大提升，但其实有股“气”，也可能促进实力的增长。没有实力，只有“气”当然不够，但既缺实力，也没有“气”，更加让人遗憾。

所以，“气”还是有点用处的，不能一概抛弃。

这是一个多月前写的一篇文章，觉得还有意思。特别是关于简体和繁体字的争议的看法值得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汉字节”值得倡导

张颐武

最近，有论者在《北京晚报》倡导“汉字节”，我以为这确实是个好的建议，无论叫“汉字节”还是“汉字日”，这种对于中国和东亚的汉字文化的传承和延续，都有其重要的意义。汉字，当然是中华文化最宝贵的遗产，也是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的书写的方式。它既有历史的传承和延续的意义，也有当下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表征，也是中国人民创造的独特的书写的方式，它也对于中华文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是东亚各国人民共同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是人类的文化的多样性的宝贵的一部分。今天，中华文化面临着“走出去”的重要的课题，也面临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在本土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的课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于自己的书写方式汉字的珍重和爱惜，也需要我们对于汉字的历史和沿革有更多的了解。汉字既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的生命的表达的方式。因此，对于汉字文化的宣传和对于中国式的书写方式的倡导依然是守候自己的文化记忆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文化的新的未来的需要。

这里，“汉字日”或者“汉字节”既是知识的传播，也有相当的实践性。随着电脑的普及，过去人们常说的“字是出面宝”，也就是通过一个人的字可以看出他的性情和修养的传统的书写已经面临着实用性的巨大的挑战。汉字的书写开始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虽然还使用汉字，但传统的书写工具和传统的书写方式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可以说，汉字在现代以来经历了两次书写工具的巨大的变革。一次是硬笔取代了软笔，这次变革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书写的理解，也使得书法艺术变为了毛笔存在的理由。毛笔退出了日常生活。一次就是电脑的普及，带来的汉字输入方式的变革。这使得笔开始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淡化。两次变革都带来了汉字书写方式的改变，使得书写更加方便。但同时也带来了书法由一种普及性的文化变为一种独特的“小众”艺术的变化。写字的传统的境界受到了冲击。我们应该在承认和尊重变化的同时，也珍惜和传承我们书写文化的那些弥足珍贵的遗产。“汉字节‘可以让我们体验和了解传统的书写方式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汉字当然也经历了简化字的变化。最近，对于“简化字”的争议相当热烈。但其实汉字的简化也是历史的趋势。目前使用的简化字多数都有传统的渊源，在现代以来的汉字简化的努力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今天的简化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国际性的影响，如新加坡就使用简化字。因此，简化字也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是现代中国的值得珍重的重要的文化资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化的多数文献是以简化字来写作的，而且古籍文献多数也都有了简体字版，方便了人们的阅读和理解，其意义和价值也不能一笔抹煞。同时在文字的电子输入中，繁简转换也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障碍、当然繁体字自有其文化传承的价值，但其实和简化字并没有绝对的断裂，而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的不同的方面。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使用简化字，在诸如古籍和文献的整理和书法艺术等特殊的领域里给与繁体字空间，让一般人能够“识繁用简”，其实也是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合理的路径。简化字当然也是汉字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是汉字历史发展的一个部分，我们既要高度尊重传统的繁体字具有的文化积淀和传承的功能和作用，也要高度尊重简化字的现实的功能和已经形成的现代的传统。其实，今天主张废除简化字的意见，当然也有其自身的理由和思考，但其实是对于这样的历史脉络缺少必要的了解导致的文化焦虑的结果。因此，“汉字节”也会让人们对于汉字发展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对于汉字文化的独特的价值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更加珍重中华文化的传统的同时，对于现代中国的先驱者普及文化、发展文化的努力也有更多的理解。

当然，“汉字节”的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的创造，了解东亚各国人民对于汉字文化的重要的贡献。让世界认识到，汉字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贵的资源，也是东亚各国文化的宝贵的资源。以一个“汉字节”或者“汉字日”的方式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是今天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和中华文化对于人类共同文化做出贡献的一部分。

我以为，在“世界阅读日”的活动中，添加来自中国文化的“汉字日”的内容，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会让我们在热爱阅读的同时，也热爱我们自己的书写方式好表达方式，热爱我们的母语和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