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语中有个词：“外国人”。将之理解成外国的人，就望文生义了。“外国人”是有特指的，指那种他们所瞧不起的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了。


   
有意思的是，汉语里也同样的词，也叫“老外”。懂得中文的人都知道，这“外国人”或“老外”，也不是指所有的外国的人，也是有特指的，是“洋人”，也包括“东洋”，就是被高看了的外国的人。这样，中国人到了日本，被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被低看的“外国人”，到了被高看的“外国人”的国度。于是中国人心里不免惴惴了，于是就群聚而居，抱成一团。北美的中国人群居地，都成了一个“城”了——“中国城”，让美国警方都无法插手。在日本，虽然没有形成“城”，日本人也很忌讳。把整栋楼都包租了，俨然是“国中之国”。


   
这“国中之国”确实有奇特的景象。要找中国人聚居地并不难，就找“万国旗”。花花绿绿的衣服串在竹竿上面，往对面，不管是屋顶，还是窗户，还是阳台，架过去，对外扩张。中国人住房的另一个特点是鞋子多，占满了玄关，楼道，甚至到楼梯口。有人无法通过，便干脆从鞋子上踩过去。早上楼的人的鞋子被晚上楼人的踢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男人的平底鞋被踢翻了身，脸朝地趴着，一副可怜相；女人的高跟鞋不容易翻个，被踢得撅着屁股侧卧着，现着几分轻挑。蒙着灰尘的鞋面，反而被脚印擦得光亮了；而原来光亮的鞋面，又往往被踩个大花脸。遇到心胸狭窄或者肝火旺盛的，干脆把鞋子一脚踢到别的地方去，鞋子的主人要鞋子时，就单脚独跳，骂骂咧咧地找。而那鞋子有的被踢到楼下玄关了，甚至已经到了路上，惹得“外国人”的日本老太太弯腰拾捡，寻找失主。在“外国人”思维里，这一定是哪个人不慎遗失的。


   
曾经在大巴上，见前头座位上有几个后脑勺，上面全都桀骜不驯地翘着几根头发，公鸡尾巴似的，一看就不像日本人。再看看他们的穿着，虽然也西装革履，但是大敞开着的西服内，穿着羊毛衣，鸡心领的，领带就揣在那羊毛衣里，再加上肚子大，那羊毛衣就显得分外宽阔了。我认出来了，他们也是中国来的“外国人”。而且是大陆来的。那时候我们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这么穿着出访，出现在电视镜头下。台湾来的我见过，那一年在皇宫前广场流连，蓦然一阵吵闹，惊异转头看，一对旅行团从广场横穿而过。操着中国话。服装是穿得地道了，但是吵是一样的。莫大的皇宫广场，仅这二十几个“外国人”，就有能量让它的空气躁动起来了。


   
大巴上这些人服装还有点土，但也吵。日本人不住地回头讨厌瞧他们。堵车，我们心里急，因为下午还得赶去学校上课。但是也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于是就跟他们攀谈了起来。他们是政府考察团，来日本考察的。但是他们谈得最高兴的是玩，怎么玩，哪里好玩。我明白了，他们是借“考察”之名出来玩的，一如那些借考察之名出来打工的一样。当时就是有钱，也来不了日本旅游。有很多偷渡无门的，或者没胆量偷渡的，或者年龄大了的，就用“考察”的名义办来日本，我身边就有一个，薛さん。


   
薛さん是福建福清的农民，字没识几个，顶的是一个处长的名额，所以我们大家都开玩笑叫他“处长”。他也应答，挺得意。反正是成功来到日本了嘛！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混个处长当当。有时候他也在日本人面前说自己是“处长”，说相当于日本的部门部长，把日本人噎得，说：“中国的部长就这水平？”


   
但是薛さん却说：“这有什么？如果我运气好，上通天线，也许还真能弄个什么职务当当呢！”

   
薛さん们虽然不是处长，但很快就成了“老东京”了。问起北京，他们不了解，但说起东京，却如数家珍。而那些到国外考察的“处长”们却什么也不懂。问去过哪里玩了？“银座！”他们首先说。


   
整一个土鳖！不了解东京的人，就知道跑银座，就好像外地人去上海购物，就知道去南京路。其实银座有什么？招牌罢了。就告诉他们，要去新宿……他们马上说：


   
“新宿去过了，歌舞伎町，红灯区，我们都看过了！”

   
还是土鳖！也难怪，他们是公派嘛！他们也只能这么着。有人接待，高高在上，听那些高官贵人讲套话。他们走马观花，还能深入到哪里去？“资本主义社会”啊，“制度”啊，“文化”啊什么的，是他们嘴上经常会出现的话。这下他们回去写考察报告，一定也少不了这样的词。他们甚至还可以作报告，开讲座，写游记，向国人介绍作为外国的日本的社会和文化。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游客，他们也有轻松的一面，不需要跟这个社会共患难。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事事自己来做，被搅到日本社会的旋涡里。我们会在乘电车时突然记起瓦斯费还没有去交；我们需要盘算着哪里的房租更便宜，住房条件又好；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经济不景气消息，我们也会胆战心惊，这里的一切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看着JR电车职工罢工，我们不能出行，和日本人一起被阻在车站公话亭前排队，给公司学校打电话请假，我们心里也不全是抱怨；看着一个个会社倒闭了，我们感觉的是兔死狐悲，要是我们没有了工作，我们靠什么生活？拿什么交学费？看着地下通道上越来越多的乞丐，我们会想：今天是他们，也许明天就轮到我们了，俨然我们已经是日本国人了。也许我们会更快被轮到，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外国人”。取缔“外国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天外务省一个对策，明天文部省一个严格审查，后天警视厅一个“外国人”犯罪案件，眼看要呆不下去了。怎么办？薛さん怎么回去当“处长”？在人家的国家，没有立锥地；回自己的国家，哪片天是属于你的？我们里外不是人。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流浪，去第三国，再在“外国人”的国家里当“外国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工委：

   
我是作家陈希我。欣闻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拟对《保密法》进行修改，作为被“有关部门”滥用《保密法》践踏了著作权的受害者，请允许我把我的遭遇向你们反映，或许对修改保密法具有借鉴意义。


   
2006年，我将我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等文学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合成集子，以《冒犯书》为名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之后，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也在2007年出版了《冒犯书》。2007年6月，我到邮局领取台湾宝瓶公司寄给我的12本《冒犯书》样书时，却被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告知其属于“禁止进境印刷品”，不能领取。2008年2月15日，我接到福州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称“拟对上述1
2本《冒犯书》予以没收”。
在大陆发表和出版获得好评的作品，为什么会是“禁止进境印刷品”而没收？我遂要求听证。在2008年4月7日的听证会上，我询问《冒犯书》为何被定为“禁止进境印刷品”？福州海关回答是“有关部门”确认的。我请求查阅该“监管函”，却被告知“监管函”属于“国家秘密”，只能海关内部掌握，不能让我查阅。我不知道一部纯文学作品会涉及什么“国家机密”？“监管函”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秘密”？（可调阅《听证笔录》）于是，2008年10月8日，我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令人不解的是，“国家机密”这种说辞在法院再次出现。（可调阅二级法院的《庭审笔录》）首先是福州中院以“本案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审理，把关心此案的文学界、新闻界拒之法庭之外。在庭审时，我仍然问海关我的《冒犯书》为何被定为“禁止进境印刷品”？海关仍说是“国家机密，不能向你公开！”我问是谁鉴定《冒犯书》禁止进境？回答是：“有关部门”，什么部门？仍然回答是“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你。当我要求查阅作为证据的“有关部门”所作的鉴定结论，也被法官拒绝，称该证据属于“国家秘密”，你无权知道。在我一再要求下，法官用极快速度念了一遍鉴定内容：该书是由10个互不相连的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主题讲的都是人性恶的一面，颇为消极。作者通过一个个故事，讲述人的欲望如何的贪婪、内心如何的丑陋，行为是如何的卑鄙。书中大部分作品充斥着非理性的爱的描述，极力表现“渴望被冒犯，渴望受虐”的变态情景，该书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消极，性爱描写宣扬了淫秽行为，没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易诱发未成年人仿效甚至犯罪。


   
原来这就是“国家机密”！所谓“主题讲的都是人性恶的一面，颇为消极”，我想问，写人性恶也可以成为被禁的理由吗？波德莱尔还把作品冠名为《恶之花》。如果写人性恶就是“消极”，那么中国文学史上最消极的作家就是鲁迅了，如果我的罪名成立，我建议先把鲁迅给禁掉。又，“书中大部分作品充斥着非理性爱情的描述”，请问什么是“理性爱情”？所谓“感情用事”，就说明感情往往是非理性的，爱情属于感情一部分，自然属于非理性的范畴。还有，“没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冒犯书》中的篇目，绝大部分获过文学奖项，怎样才算有文学价值？作品是否具备“文学价值”，是听文学界评论家的，以及听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花城》、《天涯》等权威文学刊物的评价，还是听躲在“国家机密”的保护伞下对文学创作规律毫无理解、毫无专业知识的人信口雌黄？然而，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以“国家机密”为由，判我败诉。我上诉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以“国家机密”为由判我败诉，我败诉得稀里糊涂。


于是我有理由质问这个国家机密制度——

   
一，《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证据进行质证，质证的逻辑前提是要先看到证据。当《行政处罚法》遭遇《保密法》，在《保密法》面前，《行政处罚法》是否成了一纸空文？


   
二，即使是“国家机密”，是否也有个涉密范围、密级、保密期限等界定？我曾在两审法庭上提出疑问，但法官们都不予答复。

   
三，一项文件、一个数据是不是保密由谁说了算？是应该经过法定的程序，还是由权力机关信口雌黄？甚至这机构还不露脸，只是以“有关部门”出现。这样，是否会造成权力机构的暗箱执法？各级政府是否会以保密为借口，拒绝公开政府各种信息？这样的《保密法》是否会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背道而驰，防碍政府政务公开的承诺和落实？


   
四，当公民对“保密”的判定持有异议，是否可以提出质疑？虽然《保密法》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无相应确定密级的，应当及时拟定密级，并在拟定密级后的十日内依照有关规定申请确定密级，但这里可以提出确认申请的只是“机关”、“单位”，而非公民个人。仅有行政机关才可以请示、申请确认密级，这是不公平的。这样是否会导致让确认密级的外部行政行为演变成内部行政行为？


   
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每年生产秘密文件10万件，而中国，则高达数百万件。这种定密随意，乃至解密不及时，已经让“保密”成了既可怕又可笑的词汇。这种随意定密的做法，已经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公信力。在政府承诺公民享有知情权、政府具有信息公开的义务的情况下，政府要定密，就应当负有举证责任，要定为“国家机密”，就必须证明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是政府自己的需要，甚至是一些人个人的需要。


我写信给你们，是希望改变这个法律。我等待着你们的答复。

                                                                  
 公民： 陈希我

                                                                  
 2009年7月26日

附：    一、
我状告福州海关的《行政起诉状》

       
二、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续上）

第三部分之四：对日和约的实态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

，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

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

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著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

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

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

的兵力已增至２４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

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卫

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

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

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

声抬头，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

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

并不予以拒绝”。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

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

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

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

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

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１９３８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

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１

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

战争。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介石将军与其领

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

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一、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

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二、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

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三、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

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四、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

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

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

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

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

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

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

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

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

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

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

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

宁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

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

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

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

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

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

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

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

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

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

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

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

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

月支６０００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

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

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著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这样一种看法：

抗战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

蒋先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

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

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

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介石在

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

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

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

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

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

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

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

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

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

高宗武怀疑蒋介石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

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著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

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

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

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

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

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１９３８

年７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

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

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

平运动”。高宗武于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

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

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

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

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

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

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转交行政院副院长兼国

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并嘱咐张群看完后转交汪精卫，他不知道汪精卫早已看过。过

了三天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不过蒋介石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

运动”。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

武进行秘密谈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

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

”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精卫，汪精卫同意在此条

件下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

，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

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

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

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

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

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

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

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后来由于种

种原因，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

，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蒋介石下野。

１１月１６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

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

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蒋介石

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介石将

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精卫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汪精卫

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

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

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

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

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１９３８

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

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

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

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

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

）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

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

分而治之”。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

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

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

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

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

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

、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

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汪精卫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

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

内。日本政府于１２月１１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

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精卫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

切按计划实行。

但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

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

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

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

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

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

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

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

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

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

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

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

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

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著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

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

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

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

府里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卫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本来是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

，但１２月８日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汪精卫只好暂时留在

重庆，等待时机。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

，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汪精卫到达昆

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

道欢迎。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

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著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

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

和平，一面也促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

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据说汪精卫在离

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

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精卫“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

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

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

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在得知汪

精卫于１２月１９日到达河内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

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

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

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

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

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

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

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

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

倡议。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

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其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９日，铭谒总裁蒋先生，

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

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

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

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１２

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

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

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

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

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

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

、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

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

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

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兆铭谨启”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

故称之为“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艳电”的内容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鑑：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安，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安，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佔，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豔。

1938年12月29日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

“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蒋

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还

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说：“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

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

谈判和平问题。１２月２４日，蒋介石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

判和平。”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

，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

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

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

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

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

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

。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

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精卫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

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１９３７年

１２月２９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５天后的１９３８年

１月３日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

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

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精卫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精卫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

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汪精卫并非十分主

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精卫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汪精卫

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精卫出马的有利条件，汪精卫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而且汪精

卫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精卫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

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

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

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精卫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

卖汪精卫，就象后来美国出卖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台湾国府与中共大陆建交一样，国家之间

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艰难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

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

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

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

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

，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

，说昨晚９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

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

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

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

，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

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

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

承认。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

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

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１９

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

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

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

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

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

４１票对１票（１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

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

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

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

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

，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

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

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

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

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

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

。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

，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

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

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

，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

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

。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

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

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

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

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

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

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

：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

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

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

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

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

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

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

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

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

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

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

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２月１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２月

２２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

５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

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

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

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１

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

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８月８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

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著辞

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

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

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

，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

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

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８

月２３日宣告复职。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

为暗杀的对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

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

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

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

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

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

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

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

，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

“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

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

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

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

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

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

，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

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

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

手操纵。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

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

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

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１９

３６年６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１９３

６年７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

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

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

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

”，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

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１２月３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

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

的地盘。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

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

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张学良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

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

政策。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

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

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

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介石开始拒不接

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

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

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

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

学良判刑１０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军事法庭对

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

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

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

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

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１

９３６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

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

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

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

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１９３７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１９３７年２月

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

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

，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１９

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

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八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

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１９３７

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

颇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

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１９３７年的芦沟桥事变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

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

，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

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

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

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

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

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

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

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

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

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

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

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

，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

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

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

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

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

，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

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

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

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

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

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

，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

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

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

，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

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

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在抗战的开始阶

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

》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

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

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

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美国代表还建议中国应

该：“公开宣布消除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避开谈论恢复

战前国土原状的问题，前景还是乐观的。”

英国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将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调。”意大利代表则公然为日本辩

护：“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

冲突的任何一方。”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

，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

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１９３７

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

”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

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

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

，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

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

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

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

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

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

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

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

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

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

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

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

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

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

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

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

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

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运动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这种进攻又显得毫无战略章法，不禁使人

怀疑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侵华战事既

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

”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

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

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

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

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一举而占领中国各

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难道日本人的战略眼光真的这么差？连李宗仁所说的军事常识都看不到？其实这里面还有

另外一层原因。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侵华战争，似乎是把中国作为其敌人，然而少壮

派军人真正想打倒的对手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国内的官僚集团，中国被他们利用作为挑

战日本官僚政权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

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

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

丹妙药。１９３０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

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

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意大利式

的法西斯体制，都是作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

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日本军中的少壮派们也提出要改变现有国体的设想。他们提出要

废除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型利益国家，建立一个人人灭私奉公的、尽忠报国的、

以道义而不是以利益为本的新型国家。当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不会轻易让出他们

的政权，军人们要想夺取政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军事纠纷，使日本国内陷入非

常时期的战时状态，这样军人们就可以用军事上必要为理由征收个人财产，侵犯个人人权

，以国家大义为借口堵住一切反对派的嘴，为改造国家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尽管日本军

人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使日本打赢战争，却成为了战后日本在国家

的主导下发展经济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型。

在这种改变国体的呼声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卫文吕（借字，原字上麻下吕）内阁成

立。近卫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政治家，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思想却十分活跃敏捷；虽然

近卫是文人，但在军人集团与文人政治集团发生冲突时，近卫对军人持同情态度，所以近

卫内阁得到军人和文人双方的支持。近卫上台后，在开始著眼改革日本国体的工作，近卫

宣布他的政府方针时说：“要建立基于国际正义的和平，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施政”。此

后日本政府开始学习苏联搞国家主持的五年计划，实施国家控制主要产品价格的统购统销

战时经济制度，不久后又解散了所有政党，试图建立一个希特勒式的“举国一致”独裁内

阁。以上这些国体变革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作为借口，在和平环境下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历史上并没有个人独裁的传统，一贯是集体领导体制，所以独裁体制在日本颇难立

足，近卫也无法成为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阵营

对独裁阵营的战争，但这并不准确，民主阵营的苏联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独裁阵营的日

本却是民主国家。尽管在二战期间日本军人试图建立一个独裁国家，但并没有成功，日本

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称得上独裁者的人。有人试图把日本的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

并列成为独裁者，这完全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东条英机实在无法算成是一个独裁者。

近卫文吕上台才一个多月，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成为近卫内阁的棘手问题。当时近卫本

想采用不扩大的方针，军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积极鼓动近卫亲自飞往南京和蒋介石“促

膝谈心”，彻底解决中日间的纠纷。近卫对石原的设想有所动心，甚至准备了出访的飞机

，但后来由于遭到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近卫又派亲中派国会议员宫崎龙介

乘船前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但宫崎龙介在上船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强行送还东京，可见

当时日本军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近卫不得不向军方妥协，采取了

对中国的强硬姿态。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在

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试图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

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

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

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如果没有外援的话中国将必败无疑，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

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德国当时已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其主要原因是

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朋友

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

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

，“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蒋介

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

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

不得已停供中国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请德国出面调停，中国也比

较放心。

于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

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

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

前车之鉴，不要象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

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

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

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

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１２月２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

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

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

还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

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

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蒋介石还说：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

，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

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部署军事的蒋介石打来电

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

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

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

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

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

。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

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

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１２月１３日日军轻取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１２月２

２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

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

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

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

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由大本营联席会

议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

设复兴的新中国。”

１月１８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

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国发表声明后

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于１月２０日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

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

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

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

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开的国民

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１人

，副总裁１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蒋介石就借战争的理由名

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尽管如此，汪精卫在党内的影响还是

巨大的，蒋介石虽然掌握实权，但在表面上也要让汪精卫这位老前辈三分。

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开始考虑请求苏联干涉，不过蒋介石在是否应该动用苏

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１９０４年和

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苏联出兵，即使赶

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

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

一批人非常反对请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成为中

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１９３

７年８月２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

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

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８

月２１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尽管蒋介石和中共都强烈要求苏联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却对出兵一事含糊其词。１１月１

１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

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

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不过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遣志愿军和紧

急提供武器，苏联的第一批志愿军飞行队４０余架飞机进入中国，于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

附近首次和日军交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

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

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

的要求。但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长孙科访问苏联，苏联答

应向中国提供２０个师的装备，１９３８年３月，苏联正式签署向中国提供３０００万美

元的第一批军事借款。但后来欧洲战线吃紧，苏联以增强本国军事力量为重，放慢了对中

国的军事援助。不过在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９００余架

，军用车辆２０００余辆，大炮１０００余门，弹药１亿８０００万发。３０００多名苏

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不少人长眠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

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

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

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

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

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

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

：“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

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

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

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

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

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

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

，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

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

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

？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

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

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

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

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

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

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

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

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

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

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

‘低调俱乐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

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

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

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

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

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

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

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

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

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

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

、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

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

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

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

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

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

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

，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

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

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

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

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7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
“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一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
“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
“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
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二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
“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
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
（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
——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三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四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君独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　　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五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六

　　“维吾尔在线”被伊力哈木当作自己的儿子。

　　“维吾尔在线”的办站宗旨是“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不过，伊力哈木对我介绍，除了拾遗补缺，为维吾尔人搭建一个汉语门户网站外，使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有个了解、交流的平台，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通过网上文字交流，可让那些无从全面了解维吾尔人的汉族人，能有了面对面的机会。


　　每次我们见面，他必谈到“维吾尔在线”，每谈到这个网站，他一定要在“我们维吾尔在线”几个字上加重语气，其热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于此，论坛更是花费他极大时间，只要有时间，几乎每个帖子、每次争吵他都要认真点开看。他几乎熟悉每个ID的观点和最近说了什么。


　　我在“维吾尔在线”注册发过几篇文章后，他再和我聊天，完全把我当成和他一样整天泡在这个论坛上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某个ID某个争论。其实我并不经常造访，我登录论坛，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仔细看那些与新疆问题有关的长篇论文或资料上，因为在我看，大部分争论文章几乎不含任何营养，它只陈列和展示双方的偏见和狭隘。可是，当你面对那个热烈与你交流对他儿子看法的父亲，我只好对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频频点头。


　　他真是爱这个儿子，甚至他在说某某某ID一定是“五毛党”时，都兴奋得满面红光，在他看，多个“五毛党”入驻，说明真是有影响力了。


　　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论坛版主，用超凡的精力和热诚很短时间内让自己掌管的论坛兴旺起来。但那是在8、9年前，到了今天，我不但平时各种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活动多，经常要去访问的网站也多得顾不过来。


　　在我的文章屡屡被伊力哈木从我的博客转载到在线的论坛后，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羞愧，终于下了狠心，答应做个认认真真的版主。惭愧的是，我自律性如此之差，我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在经历一次网站关闭后，等到再恢复，我只是偶尔点个卯。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找解释理由，因为网站关闭太频繁，所以上“维吾尔在线”很难成为一种固定习惯，尤其是今年最后一次关闭，持续之长，到它在海外设置服务器再度运行后，我一次也没有访问过，只在7月5日深夜，通过代理服务器艰难地爬了上去。


　　如果从增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互相理解这个任务看，我觉得维吾尔在线的社区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甚至我没有看出论坛上活动频繁的ID们，在互相理解上有什么明显改观。这个论坛社区上，内地汉族的ID约占一半，甚至更多，在我看，汉族ID上来确实是为好奇所驱动，但表现却像压根就没有去理解和倾听维吾尔人声音的打算，因为他们要忙着与民族情绪做坚决斗争。很多时候，论坛看上去就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被零零碎碎搬了上来。而维吾尔族的ID，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痕迹——《环球时报》上“西方”与“中国”被置换成“汉族人”与“维吾尔人”。同一个系统教育出的两个民族，在此相遇往往会以互相扣帽子而告终。


　　伊力哈木非常期待的有大量维吾尔族人参与的情形，更在现实面前严重碰壁。在新疆坐办公室的人，看到“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火爆的话题和争论，多半先会被那些标题吓住，所以，“维吾尔在线”社区，游客远多于注册的人，注册的人中，真正活跃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你别看他们不发言，他们只是怕丢了饭碗和乌纱帽而已，我们新疆很多人其实都在看我们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很有成就感。


　　伊力哈木也许是对的。以我的长期泡论坛经历，观念一开始就有巨大分歧的人，一旦争执，从来不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双方争的不是事实如何、逻辑如何，而是谁胜谁负。即使一方当场将另一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输掉的一方只会选择机会再来。然而，争论过程中，双方已经悄悄完成了部分事实和立场的交换，即便一个ID与另一个ID从此结仇，他也会无意中受到对方的影响。交流的真正作用显现，是在争论双方离开争夺胜负的现场，回过头与自己的“同志”碰撞之时，这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从对手那里悄然接受的东西传播出去。公开的争吵最终一定会在参与者中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而隔离争吵，则永远没有共识。


　　“维吾尔在线”头两次被关时，伊力哈木难受得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能从电话这头听出他想从胸膛里扯出什么来。我开始担心他这种情绪极容易受刺激的性格，在这种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个非常固执很难做出妥协的人。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学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下令网站立即关闭的小办事人员：“维吾尔在线”是手续合法的正规网站，得到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展示我们国家开放和民族政策一扇窗口，你把它关了，正好给西方敌对势力以口实，你意识到了它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么？这样的责任，谁都负不起啊。


　　当伊力哈木开始习惯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次次要求“被自杀”时，他这套将“维吾尔在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形象的说法已完全失去作用。


　　使他情绪急剧低落甚至气急败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网站被关闭，一个是被请去连续喝好多天茶。他状如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原地转着圈圈，满嘴“王八蛋”地痛骂小小的办事员、小小的官僚竟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就要打开网站，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还怕他们抓起我去坐牢么？”


　　伊力哈木是个总能顽强地乐观起来的人。上次，他可能和我整整唠叨了两个小时对网站被关闭的愤怒，下次去，他会像在井冈山茨坪的毛泽东一样向你描述起他想创办一个搭建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台网站的宏大的愿景。他可以募集到多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有多大的辐射影响力，地方可以选在哪里，办公楼会怎么样，又多少各个民族的青年精英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似乎明天就可实现。


　　他突然会冒出一连窜金光闪闪的创意，比如哪些汉语世界的网络工具，可以被翻译后，在完全空白的中亚国家拥有广阔市场，他放佛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地图，他随时起身不断在上面插上旗帜。——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不错吧，我们维吾尔在线可以做得事情多得狠！

　　七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八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九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Ｃ，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Ｃ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Ｃ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由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月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月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Ｃ，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月6日凌晨，我和Ｃ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Ｃ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Ｃ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月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月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

　　7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
“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一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
“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
“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
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二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
“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
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
（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
——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三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四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君独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　　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五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待续）

   
转一篇文章，未必观点一致，只是为了多个角度了解。多知道总是没有错。不知新浪这次是否放行？

   
再见，伊力哈木（黄章晋作）

　　7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
“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一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
“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
“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
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二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
“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
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
（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
——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三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四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君独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　　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五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中国人恨日本，众所周知。现在如果谁在网上为日本说几句话，一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甚至“汉奸”的帽子就在等着你。尽管他自己也未必受到中国的善待，当然可以说“狗不嫌母丑”，以此来解释虐恋般的我对祖国的感情。几十年前《苦恋》中有个问句：“你爱国，可是这个国爱你吗？”这个问题今天已经没人去关心，因为大家全虚以委蛇了，这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忠诚”。

   
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并不忠诚，只要看看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汉奸”就知道了。那些被污为“汉奸”的，未必就是汉奸；但那些骂别人“汉奸”的，也许还真是潜在的汉奸。只要看看他们闭着眼睛爱国就知道了，闭着眼睛爱国，就等于闭着眼睛卖国，“爱国贼”即如此。“爱国贼”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为上，这原则骨子里是自私。一个自私的人是没有未来的。当然也有真的义愤填膺者。在日本，经常遇到一些人，明明在国内受压迫，过不下去，跑到外面来，却相当的爱国。被人家批评，就说：“这是我的国家的事，你管不着！”甚至还说：“中国快拥有航空母舰吧，把小日本占领了！”

   
中国人历来崇尚暴力，就像我写的那个“势”字。谢谢那个解读的朋友：执刀。是的。只是这执的是“去势”之刀，银样蜡枪头。 

   
现在，到了有钱搞航母的时候了。

   
恨日本，恨美国，恨法国，恨英国，恨德国，恨苏联，恨越南，恨阿尔巴利亚，恨非洲小国……我们还有什么不恨的？像小心眼的男人。

    转一篇王力雄的文章，选自他的一本书，一些词句有删，只为了不会被删。希望不被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这个民族，也为了根植在这个土地上的新浪你自己。


   （刚贴上，还是被删了，看来无可救药。）

   
王力雄的文章（略）

   
遗憾，出版社认为“势”字不能让读者一目了然，没有用上，但“中国结”等创意采用了。

                       
                       
1

   
看各国钱币是件有趣的事。就跟“国骂”一样，看钱币上的图案，往往可以了解该国。纸钞上的人物，还往往是该国的象征。当然这是指在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就是另一回事了。远的有“袁大头”，近的就不说了，谁都看得见。


   
日元纸币有三种面额，一万、五千、一千，上面的人物分别是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福泽谕吉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脱亚论》的作者，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指明了日本至今还在走的道路。新渡户稻造也有名，是教育家，写过《武士道》，对日本的现代化也功不可没。夏目当然也很有名，但是文学家，看那相片上的表情，就不像前两个那样气宇轩昂，有点阴晦，这样的人怎么能带领一个民族走向胜利？确实，他的作品就不如《脱亚论》和《武士道》那样激动人心，甚至有点颓废。


   
当年摸到一千日元的纸钞，总会想，是否就因为这样，所以夏目漱石的头像只能放在面额最小的纸钞上？这种推断不是没有道理，最重量级的福泽谕吉，不就放在了面额最大的一万元上？后来发行新版了，福泽谕吉仍然稳坐一万元位置，而夏目漱石的头像却不见了。当然仍然有一个作家被选上，女作家樋口一叶，而且还升到了五千元面额里。跟夏目漱石比，樋口的文学成就明显逊色，跟新版纸钞上的其他两个人物比，也重量小得多。福泽谕吉自不必说，野口英世是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对此财务省说：“我们从来都是以政治家为中心的，在货币上更是如此，但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去考虑，科学、文学、男女平等对我们同样重要。”但从这话也可以听出，文学一直被认为不如政治重要。


   
对财务省乃至整个政府来说，文学确实是不能胜任大使命的。中国的韩非还将文人视为“蠹”，未必没有道理。以夏目漱石为例，他愤世嫉俗，悲观消沉。他的代表作《我是猫》借一只猫的眼睛看人间，在“猫公”眼里，这个世界简直莫名其妙。“本来应该有毛的那张脸，却是光滑的”。如果按人类的常态标准，敢情脸上有毛的猫则应该是“正常的人类”，而与之相对立的人，却是非人的“动物”。在这部小说里，从知识分子珍野苦沙弥到他的一个个朋友，到资产者金田，没有一个是好的。作者也未免太激愤了，所以被称作“愤怒的漱石”。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居然是发生在明治时代。说到明治，我们就不能不想起“明治维新”。普遍认为，日本所以有今天的富强，关键就是因为有了“明治维新”。这是中国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的，相比中国也曾发生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洋务运动”则以失败告终。中日两国的前途从此大不相同了。对明治时代，有太多的赞誉，诸如“开化的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可是夏目漱石却对这个时代没有一点好感。学者平田佑弘说，夏目漱石他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信任和不安”。在他的眼里，那时代简直一团糟。


   
从夏目的语境抽离出来看《我是猫》里的人物，金田是什么人？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现在中国还要吸收这些人入党呢），很难想象没有金田这样的人，日本现代化会有什么基础。珍野苦沙弥呢？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会英语，虽然英语没有掌握好，但毕竟是有了“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其他知识分子，迷亭，连挑剔的“猫公”也承认是有才华的，虽然喜欢卖弄，但这难道不只是次要毛病？越前东风会写新诗，水岛寒月是研究“吊颈的力学”的，业余还会写诗剧。虽然他们都有问题，但是对现代化大业来说，他们身上的优点还是重要的。可是夏目漱石却是把眼睛盯在阴暗处，冷嘲热讽。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彰显自己文明开化的功德，就像我们建世纪坛和鸟巢一样，建造了豪华的鹿鸣馆，举国欢呼，夏目漱石却嘲讽说：这就像“一个不会吸烟的孩子，却吸着香烟并装出一副很过瘾的样子给人看。”


   
我们似乎读出来了，夏目漱石所以不认可，是因为那个关键词：“装”，是因为外在，因为表面。在《我是猫》里，“猫公”也讽刺日本女人穿晚礼服。在西方，晚礼服只是在参加重要场合时穿，只是在晚上才穿，而日本女人却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都穿。“现在不是正有人穿着别别扭扭的晚礼服耀武扬威地跨进了帝国饭店了吗？若问是何道理，倒也简单：无非是西洋人穿，他们也便穿穿罢了。大概认为西洋人优秀，哪怕生硬、愚蠢，也觉得不模仿就不舒服。”“什么运动吧，喝牛奶吧，洗冷水澡吧，游海吧，一到夏天，去山间避暑，聊以餐露饮露吧……这是近来西方传染到神国日本的一种疾病”。


   
“运动”，这个词我们曾经再熟悉不过了。在《我是猫》第七章一开头，猫公就郑重宣布：“咱家近来开始运动了。”竹内好说：“在欧洲，不仅物质运动，精神也运动。”可是在明治时代，精神并没有运动，只是表面上、躯壳上运动而已。甚至连物质、躯壳也没有运动起来。岛崎藤村《破戒》里就写到当时的“部落问题”，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级制度，开创了“四民平等”的时代，颁布了解放令，解放了受歧视的“部落民”，将他们置于平民同等的地位，但这些“部落民”仍然被歧视，被称为“新平民”。更糟糕的是，政府没有采取实际措施保障他们的居住、职业、入学、社交和婚姻等权益，过去他们祖祖辈辈从事的特有的职业，比如做靴子、木屐、屠宰等家庭手工行业，也被政府扶植起来的产业资本家夺走了。固然，这也许也是现代化必须的一个过程，比如英国有“羊吃人”，中国也有“下岗再就业”，可以逼着产业优化，总体上是应该的。“运动”也未必就是短命的，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就还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事实证明，明治维新的影响确是深远的，这是一场可持续的繁荣，我想当时一定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他们也有类似于我们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机构，算出博士毕业平均年收入已达到了八万人民币之多，并且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作家夏目漱石在这些事实和数据面前顽固地闭上了眼睛。作家就是这样不讲道理。政治家可以只看到主要矛盾，而作家却必须看到了细节，看到被主流遮蔽的褶里。经济学家可以用数据证明得确确凿凿，但是作家不需要，他只是凭直觉。这直觉甚至是过度的敏感，用学者渡边京二的话说，夏目漱石感觉“自己只是被裹挟着向前走去”，他不安。

                                             
2

   
我一直有个观点，自然科学是向前看的，人文科学是向后看的。自然科学总是说：我能够超出“人”多远？人文科学却反问：我已经离“人”多远？但是人文科学也未必都能做到向后看，而文学是绝对要向后看的，不向后看，文学就难以为继了，文学是社会的反动。


   
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中国的夏目漱石”的鲁迅，也跟夏目漱石一样，对他所处的时代无论如何不满，他也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成一团糟。凭心论这未必是事实，前期“五·四”，自不待言；后期，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1927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年20-30%，有的年度，甚至达到了100%。上海更是成为国际都市，甚至还有了股市交易制度。在文化上，这10年也几乎是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思潮涌现，恰因为这样，鲁迅才能发出不满的声音。但这在鲁迅作品里是难以看到的，鲁迅像一个顽固不化的偏执症患者，坚持只看到黑屋子。固然，这里有鲁迅对人生的彻底绝望的因素。在他的《立论》里，一个人家生出了孩子，大家都来祝贺。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官的，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发财的，这些全是未必能实现的谎言，唯一能实现的就是这孩子将来必定会死。但是将来一定会死，不等于现在不要活。要真的绝望，连这篇叫《立论》的文章也不要去写了，因此作家只能退而求其次，换上了反抗的方式。我反抗，我存在。


   
但在长期处在专制制度下的国家里，反抗是要以独立作为基础的。集体反抗很容易被误导，被利用，从而丧失了自我，所以个人立场十分重要，拒绝“大合唱”。所以夏目漱石主张“自我本位”。但是“自我本位”的来源是西方的个人主义，长期处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的日本，本来并没有什么自我意识。要向现代转型，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就是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自我，是个体以及整个群体走向强大的必要前提，所以福泽谕吉就斩钉截铁地说:“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


   
这在思想家福泽谕吉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文学家夏目漱石那里却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福泽谕吉的目的是通过个人独立，达到国家强大；而夏目漱石的目的仍然在个人，这是惟独立是独立，是彻底的个人独立。西方自我的觉醒，从“文艺复兴”以来已有几百年了，是一个自然觉醒的过程，就像夏目漱石意识到日本开化是表面文章一样，他意识到的西方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只是外发的。内发是自然生成的，它已经有了足够合适的条件让它转变，它也有了足够合适的机制去矫正和制约自我，但是外发的却没有。


   
所以在夏目漱石那里，“自我本位”发生了危机。《从此以后》中的代助就是一个“自我本位”者，大学毕业，闲居在家，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吃父兄的资助。他本来并不“自我”，他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三千代让给了好友平冈，这甚至是扼杀“自我”的。但是他再次见到三千代和平冈时，发现他们并不幸福，他后悔了，于是又跟三千代走到了一起，“自我”了。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必须付出和父兄决裂、和平冈绝交的代价，还有必须面对物质上的困境，当然还有道德上的压力。


   
凭心论，代助不该陷入这样的困境。他已经牺牲过了，再说，三千代跟平冈既不幸福，他把三千代拉过来，又有何罪？他并不是利己主义者。夏目漱石曾经小心翼翼地将“自我本位”跟“利己主义”做了区分，利己主义是不考虑别人的，只为自己打算，为满足私欲不惜侵害别人；“自我本位”则不同，它虽然不是背离“自我”一味服从别人，但也不是损人利己的“自我”扩张，而是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夏目漱石企图做到不偏不倚。他甚至还曾试图将之跟儒家思想融合起来，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发表了演讲《我的个人主义》。可是他无法摆脱危机。在另一部小说《门》里，男女主人公宗助和阿米很是恩爱，但他们的结合是以好友安井的痛苦为代价的。他们于是一直生活在负疚中，“生活里似乎有个幽灵时时徘徊，给两个人的精神带来压抑”，连阿米几次生育未成都被认为是对他们的惩罚。为了寻求解脱，宗助去参禅，却也是无功而返。


   
为什么无功而返？是因为自己要揪着自己的头发企图飞起来。对代助来说，他陷入他的社会关系中，无法逃脱；对宗助来说，他还面临着内心的审判。如果说写《从此以后》时，夏目漱石还只是关注社会环境，那么到写《门》的时候，夏目漱石已经陷在了和宗助一样的境地了，自己都不能解脱自己。到了写《心》，“自我本位”简直完全破产。

   
在《心》的初版的封面上，印着一段中文，那是荀子《解蔽篇》里的话：“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夏目漱石说：“我向希望认清自己心灵的人们推荐这部已经认清了人的心灵的作品。”认清了什么？认清了人心的不可靠，人心之“恶”。这在波特莱尔、王尔德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夏目漱石这里有问题，因为他是日本人。明白地说，他还牵挂着美好之“心”，他还希望“解蔽”“恶”之“心”。现在我们明白夏目漱石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将“自我本位”跟利己主义区分开了，他无论如何跨不过这个坎，这是祖宗给他的坎。传统是多么理想啊，要丢掉传统多么不容易。敢情不能让列车跑得太疯狂，固然出于理性，但是归根结底是困于传统。要不然，他可以像后来的鲁迅那样决绝。他希望像荀子那样“解蔽”，但又生活在现代，就只能比荀子更悲观了。他管不住这颗心，就像成龙说的，中国人还得被管。成龙说的是中国人，日本人也一样，还得管管的好。

                                              
3

   
谁来管？“天”来管。所以夏目漱石提出了“则天去私”。“私”就是我。

   
什么是“天”？夏目漱石本人没有做出具体阐释，后来学者们也各有各的诠释，至今没有个定论。但按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底子，我们不妨从中国的“天”里寻找答案。


   
中国人的“天”,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又包罗万象，可以包括 “自然之天”、
“主宰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是中国人所生活并且思考的天地，中国人观念中是没有天外之天的，即便有，也与我无关，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既没有六天创世的上帝,也没有救赎人类的神人耶稣，更没有超越人世的天堂，只有这载满幸福和苦难的天下人间。当然中国人也曾相信有“主宰之天”的，但随着殷周时的上帝的远去,“主宰之天”已渐渐泯灭了。


   
“自然之天”就是对天道、对宇宙法则的猜想和寻求。但这种猜想和寻求，并没有将客观世界对象化，并没有发展到对其认知，而只是把自己跟客观世界混在一起。于是儒家从孟子开始，就走上了尽心知性，也就是“知天”的道路，希望人道契合天道，以德配天，这样，天道也就被染上了浓重的社会人伦色彩了。天意人心合为一体，相互发明，这就形成了“义理之天”。这“义理之天”也到了日本，《从此以后》里的崇尚“自我”（真正的自然）的代助，遭遇的就是与“义理”问题。小说家武者小路笃实说：“漱石先生在《从此以后》中表现的思想，主要是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向人波及了如何的力量。违背了自然的力量，人的内心得不到安慰；违背了社会的力量，人得不到物质性的安慰。人必须服从自然的命令，可违背社会规范却又只会灭亡。于是，很多情况下，服从自然便遭受社会的迫害，造成外伤；服从社会又会遭受自然的惩罚，造成内伤。人究竟怎样活着才好？”


   
于是只剩下了“命运之天”了，相信潜藏着一种难于参透又不可抗拒法则，“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命运，只有信时才有，信什么就是什么。那时代的日本人信什么呢？我们同样看夏目漱石作品，《三四郎》里有一段对话：


        “洋人真漂亮啊。”男子说道。


        三四郎没什么可答的，只是表示同意地“嗳”了一声，笑笑。


        “我们都很可怜啊。”于是，这个长着胡子的男人说：“这副长相，这么无用，即使日俄战争

    
打赢了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过，将来日本也会渐渐发展吧。”三四郎辩解道。

       
于是男子装模作样地说：“将会亡国呢。”

   
在欧化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一些很伤民族自尊心的论调，比如“日本没有历史”等等。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甚至还提出让日本人跟西洋人通婚，来改善日本人的人种。这种自惭形秽的心理，夏目漱石不能说没有。实际上，夏目漱石在英国的不适应，就是他骨子里的民族尊严受到了挑战。他于是最终把原先信奉的英国文学是世界的，降为跟日本一样的“地方文学”。他认为：“我们日本人”因文化背景不同，自然不可能和英国人完全一样地欣赏英国文学，这固然有令人遗憾的一面，但也未必全是坏事。因为如此一来，“我们日本人”反倒可以不受英国这一地方性的、历史性的趣味的束缚，而有可能从另外的角度评价英国文学。所以日本人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比英国人矮一等。


   
有意思的是，夏目漱石还用平等主义来阐释惠特曼。平等，本来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辩解说东方也有，比如中国就有，但那是偷换了的，这是东方人在耍小聪明。夏目漱石也耍小聪明，拿平等主义为我所用。在《文坛上的平等主义的代表者》中，他说惠特曼的平等主义包括时间的平等、空间的平等、人的平等和自然界万物的平等，所谓时间的平等，指的是不要一味崇拜古典；空间的平等指的是“非洲的沙漠和伦敦的繁华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诗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是平等的，人跟人之间虽然存在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差异，但不应该有身外的门阀和贫富的差别，人人都是平等的，自然界万物也是平等的。表面上说，这是在抵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到他把英国文学也降为跟日本文学“平等”的“地方文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的用意了。


   
夏目漱石后来回忆说，许多人“那时只要是西洋人说的话就盲目崇拜，并以此自得。因此，开口便讲片假名胡乱吹嘘的人比比皆是”。但只将之理解成因为那些只是模仿其“表”，这下看来，似乎不全面的了。如果日本真的完全洋化了，夏目漱石是否就赞许呢？未必。这是“被现代”民族的宿命。鲁迅就曾意识到中国这个落后国家在“被现代”过程中的危险，要现代化，就得面临外来压力；要抵抗外来压力，就又得把传统捡起来，至今中国仍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为了抵制崇洋媚外的风气，夏目漱石认为，有必要加强日本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学改良策》中，他基于“独立”、“平等”的理念（仍然是“独立”，还有“平等”，但我们已经知道，那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指出“教育只为受教育者而实施，培养其固有的才能，涵养其天赋特性，提高其修养”，不能将教育放在这以外的目的上。但同时他又说，这样的教育固然好，但在当时还显得过于理想化，就日本所处的受列强威胁的状况看，还不能断然“废弃国家主义的教育”。当然这里的“国家主义”，跟当时日益高涨的国粹主义及将国家利益绝对化的“国家主义”还是有所不同的。1911年，他还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称号，认为这是国家权力干涉学术，这可以证明他的清醒。日本在明治22年（1889年）已经颁布了《帝国宪法》，确立天皇在国家体制中的绝对君主地位，但夏目漱石在这里只字不提天皇，模糊天皇在教学实践中的地位。在《我的个人主义》里，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人主张现在的日本需要国家主义。并且不少人主张不蹂躏个人主义，国家就会灭亡。但是绝不会有如此傻的事情。”确实，他不在乎天皇。1916年7月20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今晚看到天皇重病的号外。号外上说天皇因尿毒症已陷入昏迷状态，并告知大家因天皇病危，传统的开山活动停办。天皇还没去世没有必要停办民间活动，因天皇生病而波及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真为当局者的无知感到震惊。”但是百姓毕竟是日本的百姓，日本又是需要振兴的日本，靠什么振兴？只能靠天皇。夏目漱石应该也清楚这是回避不了的。“主宰之天”在这里似乎复活了。


   
不在乎天皇，但不能不在乎有益于皇国的方针政策。1909年9月2日至10月17日，因“国策”而应运诞生的“满铁”的总裁中村，邀请夏目漱石到中国东北及朝鲜访问，历时46天。夏目漱石去了，固然有无法推脱的因素，从他回来写的游记中，也看出他有意回避直接描述见闻，但是在日记里，仍然有着对“荣光的明治”的沾沾自喜。1904年，他甚至还写《从军行》，歌颂日本打败俄国，认为俄国是西方列强的代表，打败了它，就是打败了西方。日本近代史上有两场大大增强日本人自信力的战争，一场是甲午战争，一场是日俄战争，前者让日本人不再敬畏中国，后者让日本人不再害怕西方。夏目漱石也迷失在了日俄战争所带来的自豪感中。

   
固然，作家可以反叛自己的祖国，但是一个卖国的灵魂又无法面对文字的审视。夏目漱石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既恨又爱，爱得深，因此也恨得切；也因为恨得切，难免没有“恨铁不成钢”的不择手段。但是这样又跟文学精神相背离，这是难以闪避的困境。也许吧，一个杰出的作家就是永远处在困境中。所以杰出，就因为他足够矛盾，足够痛苦，因此足够璀璨。

   
很喜欢小说最后一句话：“好像穿透了一堵厚墙，她渐渐舒缓了过来，快乐呻吟起来。”这一呻吟，就把性与音乐，与身体，与民族情感、历史记忆同构起来。全书的主题在一次男人对女人身体的进入中实现了最后的升华。找来那首《女书》，听。这句话更有了意境。的确，小说最后的一次进入，把我们引入一种记忆与遗忘混淆不清的境地：那堵厚墙隔着两边，一边是记忆，一边是遗忘，女人渐渐舒缓起来，以至快乐呻吟起来，仿佛真的可以借着这次进入，把历史与未来统统抛去……就当没有父亲，没有日本，没有南京大屠杀，没有家仇国恨，没有这身体，没有脏与干净的标准，没有记忆与遗忘的本身。


   
记起了阿伦·雷乃与杜拉斯的《广岛之恋》。有句台词说：“太可怕了，我开始不能很清楚地记起你了，我开始忘记你了。”似乎忘记就是一种背叛，对历史的遗忘自然是对民族、国家的背叛。然而，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战争的摧残？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么，到底该不该遗忘？谁也不敢就此下一个定论。至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一定的人生阶段中，我们很难做出一个抉择。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于是，岳飞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而如果最终入土中原的不是元，而是金呢？就像假如日本战胜了中国？……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对历史作出假设也是一种勇气。陈希我是有这个勇气的，虽然他的书一再被禁。在《大势》中，我们更要紧的不是去探讨作者的立场，而是对作者提出的问题加以思考。对，不妨假设！假设日本战胜了中国，小说中的悲剧还会发生吗？没有答案！我们要的也不是答案，而仅仅是假设，是问题本身，是问题所引发的思考的乐趣。比如我们假设日本战胜了中国，还会不会有陈希我的这个小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思考，甚至可以上升到形而上。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自序》引罗素先生言说：“对伦理的问题无法做科学的辩护。”又说：“思维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乐趣。这个看法也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我举不出科学上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是对的。假如有人说不思维才快乐，我只有摇头，却无话可说。”陈希我的《大势》所讨论的仍是伦理问题，即使上升到“家国同构”，也还是伦理问题。顶多是历史问题。而无论是伦理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我们都不能像对待科幻小说那样搬出一系列物理学知识加以支持或反对，因为它们没有一定的标准。现行所谓的标准，无论是道德、人性、民族情感、爱国主义，甚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难免打上个人与阶级的烙印，具有个人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你可以说这本书的某些情节使你很不舒服，也可以说你很不喜欢作者这么去写，但你不能说它/他对与不对。这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一种思维的乐趣。我一直认为，小说家的职责就是对可能性的书写。而世界作为一种可能性——正如人性——有美好，自然也有丑恶。神父责斥萨德不该写那些淫秽的、丑恶的文字，问他怎么就不能描写一下世界与人性的美好，萨德回应说：“那是你的事！”文学不是宗教，小说需要使人思考。作为一个小说家，如果他的文字不能引发思考，或者他没有勇气通过对可能性的书写来引发至少一种思考，那么他就是可悲的——尽管他有可能不是失败的。而陈希我是有这个勇气的，他的小说是引人思考的，并且，也是成功的。


   
记忆与忘却，人类在这两难的境地中艰难地追寻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却始终做不出一个抉择。记忆是美好的，它意味着进入到过去，过去的过去，直至混沌状态：如女人波涛汹涌的私处，隐藏着最原始的疯狂与罪恶。所以记忆也是一种伤痛。正如忘却是一种幸福，却也昭示着背叛。我们需要感官的记起，同时，也需要理性的遗忘。拒绝遗忘使我们回到过去，再次体验疯狂，或舔噬创伤；忘却疯狂与伤痛则使我们放眼未来，迎接理性之光。究竟何去何从？小说给不了我们答案。正如小说的结尾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佐佐木进入王女娲之后，王女娲那“快乐的呻吟”昭示的是永久的遗忘，还是暂时的背叛？他们最终会在一起吗？没有人知道。


   
《大势》是建立在矛盾基础之上的，包括记忆与忘却、弱与强、爱与控制、家与国、私欲与民族大义、滞后与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在历史的、巨大的悲剧背景下个人的辛酸而渺小的命运之间的矛盾。我们无法给这样一部小说贴上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标签，甚至任何对这部小说主题的界定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乐于给出意义，对一切事件，变态似的加以界定，而且越是无法厘清，就越要贴上标签，正如男人越是不行、越是弱反而越渴求“势”、越想强奸或者驾驭别人，一个国家越是软弱、被欺压反而越是搞强权政治。）这本书虽然写到政治，但我认为它与政治无关。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无关主题。所以，说这本书是爱国主义小说，跟说它是反动小说一样，都是对这本书的强奸。同样，这也不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它只能是：一部关于可能性的小说。一种假设。


   
读者不需要从外部重建这个小说的故事，而只需要和角色一起从内心经历它，经历一种可能性，且感觉、体察这种可能性之下人类所面临的抉择。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无法用理性去把握，它本是一团“虚无”，是不确定的。就像对于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记忆，对于家国仇恨，对于一个父亲对女儿“非常态”的爱，对于遗忘的悖论，我们又能确切地把握多少呢？陈希我的小说是否要将我们引向这种“虚无”？——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不确定的。

                                                                             
2009年6月6日

对话人：张莉：文学博士，批评家

陈希我：作家

        

                           
对日本，我原来也是“怨妇”

张莉：是什么样的契机使你想到动手写《大势》，它们很早就在你心里了吗？

陈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外国（西方强国和日本）的特殊感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也许是“心理积淀”吧。当然也有现实宣传的因素，我小时受的教育是将西方“妖魔化”、“纸老虎”化。后来“开放”了，才知道人家确实很强大。那时候的中国和西方，特别是日本，简直处在“蜜月期”。我就是因此到了日本的。但是“蜜月”毕竟只是“蜜月”，最后还得回到具体生计上来，具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当美梦破灭，受伤害的感觉就更加尖锐了。其实我们就从来没有丢掉这种受伤害的感觉，即便是“蜜月期”，我们也是像小媳妇，一方面沉迷，一方面敏感，稍不如意，就成了“怨妇”。我原来也是“怨妇”，这小说，首先是我的哀怨史。


张莉：似乎你写小说的环境很糟糕。

陈希我：这小说是在我所在学校的工作室写成的，一个楼梯间，小得不能再小，潮湿，某种意义上说更像监狱。我把自己整天关在那里紧张地写，为什么紧张？我总觉得自己也许什么时候就不能写了。后来才知道，那时身体已出现了故障。当时我只想着要赶在2008年3月赴西南的一个笔会之前，把小说写完。当然我可以不去，但我是奔着自由去的。但我又预感我这次去，飞机可能失事。没有理由的，就是这么想。如果我死了，那么小说就无法完成了，所以我要赶。欲速则不达，有一天我病倒了，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月，完成小说已不可能。走前，我把小说电子稿发给我身边的一个作家好友，在稿子末尾空白处写上一个我十分信赖的、也应该有能力让它面世的评论家朋友的联络方式，如果我回不来了，就把书稿交给他。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那评论家？一是怕吓着他，二是未免显得矫情，万一我没死呢？我最后真的没死，回来了。


张莉：恐怕也有自己心理上的问题吧？

陈希我：是吧，其中也有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的原因。我总觉得一个好作家必须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写得太顺利，是应该警惕的。这也是我写作总是特别慢的原因之一吧。构思《大势》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想法，简直纷至沓来。我必须把它们记下来，甚至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最后这些文字都有几万字，叠起来一大摞。我是写在纸上的，只有写在纸上才一目了然，所谓一目了然，就是把它们摊在床板上或者地上，可以尽收眼底。也许是我比较依赖于实像吧，所以我的写作是纸上屏幕上轮番进行的。我必须对他们过滤，然后调焦。我写前有个习惯，就是列提纲，到最后会有好多个提纲，它们间有的互为补充，有的则是互相打架，我要把它们理清了才能动笔。我觉得这种工作必不可少，常常花去我比正式写作更多的时间。特别是调焦，到最后往往会产生跟原先完全不同的小说，比如《上邪》，原来只是个丢东西的构思。

                         
中国人对女人的态度很奇怪

张莉：《大势》中首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问题，几乎每一位读者都会有复杂情绪。

陈希我：中国对日本的感觉，真是“羡恨交集”。日本的成就就摆在我们家门口，而且我们认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是我们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却在长大后反过来打“老子”，“这个世界真不象话！”在这点上，我们又是“蔑恨交集”。日本在列强中最为我们所忌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据说几次都是被日本人扼杀在摇篮中。1945年，我们终于也算把它打败了，但是它却很快又爬起来了，相比之下我们却仍然一穷二白，我当年去日本，就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反过来，我们还得接受它的援助，而且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最大的。拿了人家手软，可是这又不是中国人的脾气，何况对方又一再推卸战争责任，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一再刺激我们民族神经，这种恨，就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了。


张莉：所以，在妓院，王中国就以强奸日本籍妓女的方式释放巨大的仇恨。他将日本妓女周到和殷勤的服务视之为“日本”对“中国”的臣服并籍此获得满足。这让人想到《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向美国妓女身上扔美金、想到郁达夫《沉沦》中主人公在日本嫖妓未遂、然后发出“祖国啊你快强大”的呼唤。《大势》中的王中国的行径，更强化了某种情结的巨大投射力。


陈希我：一个民族受难，首先是女性的受难，女性在这里担负着过于沉重的角色。一个民族要侮辱一个民族，首先是侮辱它的女性，而被侮辱了的女性，在自己民族也要被歧视，最好她去自尽，因为她不只代表了自己被侮辱，而代表了整个民族被侮辱，她是母亲。中国人对女人的态度很奇怪的，一方面贬之为“卑”，“男尊女卑”，甚至视之为“不洁”，另一方面又将之作为家族乃至民族的象征。


张莉：《大势》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女儿即使不嫁给日本男人，她的身体依然被父亲视为“被侵犯的领土”，这便是中国社会中弥漫着的“父权”意志了。


陈希我：拨开国家民族的迷障，女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性别，即使女娲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中国人就可以了吗？当然往更深里说，归根到底也不是性别，而是强权，就是“势”。我更接受凯特·米莉特的“新父权制”概念，是“男性支配女性，年长的男性支配年弱者”。这弱者，也可能是男性。总之是强者支配弱者。对女儿女娲来说，父亲王中国是支配者；对中国人来说，日本是支配者；而对福建人来说，北京上海又是支配者；而对同样是福建的人来说，沿海发达地区的又是支配者。女娲是弱者，其实王中国何尝不是弱者？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金枝。无论在哪里，他都受欺凌，欺凌他的人都有个共同名字，叫“强者”（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层次，他是福建人，福建跟中原不一样，是被中原征服的地方）。在无可奈何之下，女儿必须嫁人，王中国就选择最弱的，这个最弱者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中的北京人上海人乃至广东人，不是来自比较富裕的同样是福建的沿海地区，而是来自贫困地区，而且性残疾（没有睾丸）。

                          
  不能惟冒犯而冒犯

张莉：《冒犯书》是你小说集的名字。很多人就此也把“冒犯”二字作为解读你的小说的切口。我也认为你是喜欢冒犯我们常识和常态生活的小说家――你内心里希望做《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但是，冒犯其实有很多种，比如有些人喜欢恶作剧，就是喜欢看到别人不开心，不高兴，看到别人出丑，从而获得一种坏孩子的心理补偿。但有些人不是，他希望就此指出我们世界的伪饰，从而使我们对自我存在有更深的认识。


陈希我：还在2002年的时候，有报纸为我做了个访谈，发表出来时标题为《写作是一种变态》。在里面我就说不要“耍流氓”，一个三岁小孩，对着他爹妈把裤子扒拉下来，叫道：“我流氓了！”大人只能哈哈大笑。冒犯不是恶作剧，不能惟冒犯而冒犯。而且严格上说，谁有权利冒犯谁？所谓伪饰，自己也在伪饰。作家归根结底冒犯的是自己。他看到的问题，首先是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他无法摆脱，所以我曾说，冒犯的底味是“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是坏孩子，就是那种总觉得自己没错，都是别人错的坏孩子。


张莉：我特别深切地想过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写黑暗，要暴露黑暗。你知道，我非常不喜欢读那种官场小说，晚清那种黑幕小说，我觉得它们品相不高。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世界上有一种写黑暗，它是单纯地展示恶――揭示集体的恶，揭示个体的恶，只是，无论是如何揭示，如果缺少对体制和对历史的深入剖析，没有对人性更宽广的认识，单纯表现黑暗其实是值得警惕的。写黑暗，有时候也可能会变成“猎奇”。


陈希我：写作就是写黑暗。世界本质是黑暗、令人绝望的，比如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出生就是奔向死亡的。其中虽然可能有荣华富贵，可能有暂时的幸运，但是归根结底都是要死亡。人类社会说是“邪不压正”，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勉励。睁眼看人类社会历史，好日子远不如坏日子多。更可悲的是，人类自诩的理性也常常让我们误入歧途。这是很可悲。不知你发现没有，杰出的作家几乎都是愤世者、绝望者，巴尔扎克如此，卡夫卡如此，夏目漱石如此，鲁迅也如此。比如夏目漱石，他处在明治时代，明治维新，我们都羡慕不过来，日本所以有今天，明治维新功不可没。可是在他眼里，那时代却简直一片黑暗。后来事实证明了，明治维新确实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它让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杰出作家是那种具有极其敏锐感觉的人，简直神经质。再比如鲁迅，他所处的时代也未必那么黑暗，先是“五·四”，然后30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可是他仍然绝望，他绝望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本相。


张莉：从《母亲》和《大势》开始，你开始更懂得用更文学和更艺术的形式表达你对人的存在的认识了。如果说从你以前的小说很多人能感受到人性的黑暗，但从这部小说中会认识到人的柔软度、存在感、分裂感以及无可奈何。


陈希我：《大势》是我很久以前就开始酝酿了，《母亲》也是，如果按时间算，至少不比那些“审判官”作品来得晚。但是我一直没有写，《母亲》则是写一部分就停掉了，还有一个是写“死化妆”的，也是写一部分丢在那里，我现在正在把它捡起来。为什么没有写或者写一部分就撒手？难说没有在当时吸引力不是很大的原因。许多构思，它们在我的脑子里争先恐后，但时间和精力都不够，哪个挤到面前了，就选中哪个。现在看来，那些被我怠慢了的，也许是更好的构思。也许是因为它们好，需要沉淀、丰厚，上帝没让我草草糟蹋了它们。当然所谓沉淀，主要是作者自己。当年喜欢高声宣扬，对世界我无所不知，无知者无畏，到后来你不自信了，你觉得自己也没法弄清楚很多事情，你自己在旋涡里，你觉到了“苦”了。


张莉：你开始找到了你最合适的表达路径：从表象的、肤浅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提炼出精神意义上习焉不察的疼痛、伤害、丑陋、罪恶，最终使文学的触觉向更深更黑更痛与更暗处开掘。


陈希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成熟或者完善。“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固然只是“少年”，但是“天凉好个秋”，也未必是好事。你看我们许多作家到老了，写出来的东西像白开水了。不是淡而有味，而是确实无味。也许问题也恰出在对这个“味”的追求上，我们的趣味有问题。中国文学追求的是“味”，“味”是没有根基的，就好像一个女孩，漂亮吗？漂亮。为什么漂亮？因为有“味”。什么是“味”？这是虚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味”，就什么也没有了。人家起码还有五官尺寸在。所以我仍然保持警惕，也许成熟就是衰老，完善就是平淡，很多作家的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尸体一大片，成熟和完善几乎等于死亡，这几乎成了定律。我是否能够踏过这些尸体，走出这死亡规律？这真是一个挑战。

   
我想从这小说的名字说起。

    当它还不叫《大势》时，它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分享着同样的命名，也有着相似的表现逻辑。乍看上去，永远都是那一幅幅昭昭然的众生相，可这相却变形扭曲，固执地遵循着另一种展现的方式。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多次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联想到《红楼梦》里害死贾瑞的那面“风月宝鉴”，联想到三岛由纪夫终其一生激赏并身体力行着的“倒错美学”。确实，能让人疯狂并且清醒的，绝对不可能只是一个空间的景象，而应该像一个巨大的夹板一样，把我们夹在中间，清晰明白地感受到来自“现实”和“真实”这两方面的疼痛。一部好的小说，就应该具备优质夹板那样的力度和残酷，这是一种魄力，当然，也是巨大的破坏力。

   
我想，《大势》之所以有破坏力，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告诉我们，人的存在是荒谬的，以生存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事实上恰论证了它的反面：活着是为了见证死亡，发展是为了见证毁灭，你强，也许正是因为你本柔弱。小说的主人公王中国，就是这中种悖谬的实践者和牺牲者。他的性能力弱，从内部从本质上瓦解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和强势，但他偏又是父亲，丈夫，种种社会角色逼迫着他争强好胜。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近乎是绝境的困境中展开，在推进的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提供给我们两种全然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并始终逡巡游弋在其中。王中国是个矛盾体，他的基本属性是弱的，这是命运赐予他的弱，是他不能选择的，就像他的性无能，他无法选择，却要承担其后果。而在承担后果的过程中，他又不得不一再以这给他判了死刑的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并做着十分有限的抗争。也因其抗争的有限与效果的微弱，他只得更加极端地去抗争去反叛。他一方面依赖这以“势”为中心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却因一直无法达到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而耿耿于怀，几欲癫狂，这无疑是一次恶性循环。

   
但王中国并不是一个无用的，让人彻底绝望的人物，他虽因弱而受歧视（或者自我歧视），但同时也因弱而显示出他生命中的诸多真实与不合时宜，正因为真实，所以不合时宜。这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真实”，是灵魂起飞后的鸟瞰，被“势”的功利强奸导致阳痿的生殖器并没有弱化他灵魂的悲情，或者说，正因为被强暴了，才得以显示出更纯粹的悲情。

   
与女儿的纠结，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也是这种悲情的最极致的体现。女儿的存在像一个始终愈合不了的伤口提醒着他疼痛的存在。“一朝生女儿，万事难抬头”，他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他爱她，就等于承认了这种耻辱，但又他无法不爱。于是，他千方百计想在爱的过程中，洗刷这种耻辱，忘掉女儿的性别，甚至把女儿占为己有。可这恰恰证明了这个耻辱对他的重要性，这疼痛，就像梦魇，无法摆脱。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写到：“疼不是爱吗？这是爱的宿命。就好像父亲和女儿的宿命一样。”在这段以耻辱、以彼此伤害，彼此疼痛为基础的特殊关系里，王中国看似是一个施暴者，实则却是一个受虐者，他终其一生极力摆脱的虚弱，在与女儿的相处过程中，时时处处不在暴露，不在提醒着他自己的“不能”。女儿作为一名女性的自然魅力，她的爱的权利，甚至是被占有的权利，对王中国而言，就是对他的耻辱的一次次确认，他虽痛，却又忍不住去认，去揭露。他的无能为力造就了他争强的性格，他的争强却不能，又导致了他受虐心理的产生，如此的循环，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作者这样写王中国死时的心理：“我感觉身体在一步步冷下去，头脑反而清醒了起来。清醒得像一盆水，干干净净的水。脑血管好像被清清爽爽疏通了。自从我生了女儿，我的血第一次流得这么顺畅，好像我不是我似的。二十年来，总有什么堵着我，我的血总是要往上冲，我要上去！这下不了。又这勿宁是取消，血彻底退下来了，它平静地不流了。”大多数人认为，死亡是最彻底的认输，所以总是要活，要活得好，要求发展。但对于王中国来说，死亡却是回归了他生存的根本，那就是他的弱，他的软弱无力。从某种角度来说，弱是人存在的本质，我们的肉体和心灵都敏感脆弱地禁不起一点打击和迫害，但多数人却不愿承认，不愿让自己的弱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这其实才是对自我最彻底的摧残。

   
“大凡狷介，因为其不能；大凡疯狂，因为其无望”。这是《大势》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在我们的一生中，到底需要与这个荒谬的存在做多少次的苟合，才能支撑起自己，去附和这世界华丽而虚伪的，倒不如彻彻底底做一回弱者，堕落一次，腐败一次，但天知道，这其实才是更难的事。

   
纵观人类历史，弱肉强食是不可否认的规律。尽管人类社会在不断走向文明，但是这个规律仍然存在，只不过，压迫剥削者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于是受压迫剥削的人更难以摆脱不公平的命运，如果反抗，还会被认为是对文明进程的反动，是恐怖的暴力。


   
一方面无以反抗，另一方面，他们对耻辱更加不能忍受。于是“恐怖主义”干脆诞生了。在中东和世界的其他地区，“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好像也达到了一定的威慑力。“恐怖主义”是弱者反抗强者的特殊手段，如果按常规反抗，规则已经被强者制定好了，弱者只能在强者制定的规则框架内反抗，就无以作为了。正是在这点上，“恐怖主义”也得到了一定的同情。这些同情往往来自同样受压迫的民族，在中国，也有大量的同情者，一些专家还论证“恐怖主义”的合理性：因为我是弱者，所以我可以采取我的反抗方式。陈希我的《大势》把中国人放在日本的背景舞台上，入木三分刻划了这种心理。小说中的“势”，就是强者之“势”，那些中国人对“势”有着极端的崇拜，只要获得“势”，可以不择手段。许多年来的无论如何的“发展观”——“发展就是硬道理”，不也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吗？现在我们是否应该到了反思的时候？


   
读罢《大势》，首先跳到我头脑里的就是这个问题：受害民族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受害身份为所欲为？跟中东的情况不同，犹太民族是过去的受害者，阿拉伯人是现在的受害者，过去的受害者巧妙地利用了过去的伤口，获取了世界的同情，制造了现在的受害者。中国之于日本，则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受害者。过去的受害，众所周知，而且因为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并没有像犹太人那样，获得全世界的理解。从《大势》里的中国人总被认为野蛮，也可以看出。这点上中国百姓是很冤枉的。当今的受害，不仅因为中国现在还远不如日本发达，还因为日本人不肯承认过去的罪行。这种双重受害使得中国人似乎更加有理由对加害者进行报复。然而这理由站得住脚吗？


   
《大势》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女孩无论如何不能嫁给日本男人。理由是嫁给日本人就是被日本人“操”，就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奸污”中国女人的屈辱的延续。这个推断显而易见是不合逻辑的，爱情婚姻只是爱情婚姻，并不存在谁被占有的问题，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即使在中国，这种认为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就是被男人“操”的观念也几乎被扬弃，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逻辑呢？就因为一方是受害者，这体现的是“受害者逻辑”。最能体现这种“受害者逻辑”的是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王国民，这个有着“黑社会”色彩的人物，在日本几乎是无恶不作，然而他的理由却又是那么冠冕堂皇：这是因为日本人当年欠了我们的债，我是向他们讨债！这里固然有他的私欲，他本身就是个好逸恶劳的人，他企图以“爱国”名义把大家掌控在他的魔爪之中，任他摆布。作品深刻地揭露了那些所谓的“爱国”幌子之下的私人的欲望，正如作者陈希我所说的，很多时候，明明是违反了人类社会基本的行为准则，受到了人家的斥责，却将之上升到了民族歧视的高度。我生活在北美，据我所知，那些在民族问题上跳得最高的，往往是社会渣滓，我们当地华人都心知肚明。


   
撇开私欲不谈，王国民所谓的“讨债”也是缺乏正当性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就是不能解决，也不能采用非正当的办法，不能以恶制恶。但这在受害民族中常是不容易被接受的，他们遭受了屈辱，而且不能得到解决，这使得他们怨恨和愤怒。于是我们在《大势》中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中国人殴打前来求婚的日本人佐佐木，中国人一边殴打他，一边以正义的理由强迫他承认“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是30万。


   
“南京大屠杀”几乎是凝聚了当年中国被日本侵害的所有伤痛。对这个事件，日本人有的不承认，有的则轻描淡写，在被杀害者人数上做手脚，也因此给中国人造成了“第二次伤害”，于是也激起了中国人的更强烈的愤慨。对方越是不承认，我们越是要他承认。至于理由是不考虑的，如果说需要理由，就是你不承认！这种情绪化的追讨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就是拿给第三方评判，中国也不可能获得同情。国际社会也并没有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是30万，要证明30万，中国必须拿出证据来，但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也没能拿出证据。更糟糕的是，随着年代的远去，那些亲历者正在消失，也许永远也不可能拿出证据。那么就正如作者陈希我在某个访谈中所告诫的那样，很容易反而让中国人失信于世界，被认为因为是受害者，于是信口开河。特别是当今中国人的信誉在国际上严重下降的时候，只能给人留下中国人“狮子大开口”的印象。


   
其实这种欺凌对实际也并没有多大作用。《大势》里的中国人打了日本人，他们仍然是弱者。曾经看电影《火烧圆明园》，那个僧格尔沁殴打西方人巴夏礼，满场一片喝彩，扬眉吐气是扬眉吐气了，可是外国军队还是攻打进来了，国土还是被占领。《大势》里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你仍然在人家手下当苦力，受人家剥削，按小说中人物的话说：“人家不剥削你，你还要求人家剥削呢，要不然你怎么挣钱？”这是很可悲的。无论怎样折腾，世界格局不会改变，弱者仍然是弱者，主人公王中国的女儿也仍然被日本人诱走被“操”，王中国只能通过也去“操”日本妓女来获取补偿。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不能实质上占领人家，就在性上占领。《大势》里的中国人群居地号称“阵地”，这个“阵地”守不住了，就去侵占别人的“阵地”，而这“阵地”却并非实质上的“阵地”，只是对方的女人。这一如小孩“过家家”，反而显出自己的幼稚，让人更加贱看。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人被歧视，也是自己这种幼稚造成的，反而让自己成了跳梁小丑。更可悲的是，王中国就连这“过家家”式的“占领”都不能得到满足，完事后，日本妓女竟然向他道谢。对王中国来说，这是去“操”对方，然而对对方来说，这却是给她生意。这场庄严的民族之战，最后以可笑收场。


   
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我承认我写这篇评论时内心是很挣扎的。我也是受害民族中的一员，我现在还身处在美国，被歧视被伤害的感受时时会有。所以我选择了候鸟式的生存方式，相当多的时间生活在中国，也因此读到了这部让我感触颇多的《大势》。然而我毕竟要去美国，要走向世界，中国也不可能再闭关自守，那么我就得确立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立于世界。是将自己定位为有尊严的人，还是别的？当然必须界定自己是有尊严的，那么我们就要有尊严地面对屈辱的过去和不公平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