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残留孤儿回国几近20年，从归国之初的语言障碍、国籍取得、寻找工作一直到老后赡养，以及后代问题，每一个时期，残留孤儿都面临着避不开的困难。生活水准的落差、思想观念的差异、经济环境的转恶，无疑都给残孤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客观的障碍。但反观残留孤儿及其家庭自身，某些自私的小农观念和过份的家族连带性又在主观上阻碍着孤儿们融入社会。不少孤儿家庭的内耗纠纷，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某些人性的弱点。




　　侯静来日十年了，她本人不是残留孤儿，但她嫁给了残留孤儿的二世。



　　1988年，侯静20岁的时候结婚，随后以就学生的身份来到了日本。来日十年，侯静加入了日本国籍，有了一个10岁的聪敏灵巧招人喜爱的儿子，此外剩下的，恐怕就是绵长的挥之不去的人生恶梦。刚到日本的时候，侯静与丈夫有过恩爱的岁月，与婆家也有过融洽的关系，但这一切现在想起来都是那么遥远。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生出如许仇恨？为什么残留孤儿的家庭会这般复杂？为什么自己的命运会如此多蹇？这一切，对侯静这位因肾功能障碍最终不得不换肾并因此享有东京都一级一种身本障害者待遇的弱女子来说，答案可能会永远付阙。然而，事实会告诉人们，这究竟是谁之过。




　　侯静早年与丈夫并不熟悉，因为他的妹妹与自己是同学，所以也就知道了有这样一位哥哥。80年代后期，大批因战争而遗留在中国的残留孤儿回日本探访血亲并陆续回归日本。同学的母亲，也即侯静日后的婆婆，被确膂b为残留孤儿，于1985年带领全家回到日本。当时，侯静对此不知详情，仍然在抚顺的父母身边安渡自己的少女时代。




　　婆婆一家回到日本后，要顺应日本的生活实属不易。为了给自己脚有微疾的老实儿子找一个媳妇，婆婆想起了以前街坊邻居的女儿侯静。于是，热情洋溢的求婚信函寄到了侯家，希望侯静能与自己的儿子成婚。年轻的侯静也想出国看看世界，便同意了这桩彼此并不了解的婚姻。1988年，侯静与丈夫在国内结婚，不久，便告别父母以就读日语的名义来到了日本。那一年，少不更事、未谙人生的侯静20岁，丈夫25岁。




　　来日一年后，侯静生下了可爱的儿子。应该说这是幸福的一家。但不幸的是，侯静在怀儿子期间，患上了妊娠中毒，产后留下了肾功能不全的慢性病。当时年轻，侯静对此并不在意，却不想这个潜在的隐患日后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1995年，侯静的肾病越来越严重。由于肾功能坏死，影响到体内血液循环，侯静不得不频繁地到医院做人工透析，也就是所谓“血透”。治疗过程是把体内的动脉血抽出来通过外在器械装置的清洗过滤之后再输回静脉里去。当时接受这种治疗，一周3次，每次四个小时，痛苦自不待言。幸好侯静这时已加入了日本国籍，可享有东京都一级一种障害者待遇，医疗都是免费，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治疗持续了两年，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为了保住生命，医生建议侯静换肾。由于日本缺少肾源，侯静不得不回上海换肾，这一次手术得花费150万日元，潜藏的家庭危机因此爆发。




　　这是一个并不少见的残留孤儿家庭。丈夫对母亲有强烈的依赖感，而婆婆为维护儿子的利益便会常常插手小两口的家庭生活。其实现在想来本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但这个家里却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动口不行还要动手。婆婆跑到儿子家打开冰箱，见里面空空如野，就会责骂儿媳只知道拿钱，不会理家，不照顾丈夫饮食需要；如果看到里面摆满了从上野买回来的鱼肉食品，又会责骂儿媳光会花钱浪费，不懂节约。没有人能忍受如此这般的鸡蛋里挑骨头，侯静也一样。所以，各种大小冲突不少，你来我往，自然也有难听的话。




　　1997年前，侯静要回上海换肾，家庭矛盾终于表面化了。婆婆及全家反对侯静花巨额回上海换肾，叫嚷着如回上海就不要再回日本了，并诅咒侯静死在上海。婆婆认为儿子才34岁，年纪轻轻，却摊上了这么个媳妇，真可怜，与其换肾花钱，不如离婚后再取妻生子。




　　在一片咒骂声中，侯静回上海换了肾，由于疗养期负担不起上海昂贵的药费，只得又拖着病体回到日本，住进了日本女子大学病院。住院期间，丈夫一次也没去探望过，婆婆还时常去医院吵闹。换肾以后，病人要克服生理上的排异现象，更需要静养，但侯静只要一回家，婆婆就会吵上门来，指责侯是妖精，拖累害苦了儿子。侯静每次回家不到一星期就又发烧住院，不得安宁。连日本女子大学病院的主治医生都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残留孤儿的归国家庭是这样的支离破碎，缺少人情？




　　侯静在婆家的叱责和威胁下，萌生了离婚之意。她当时向丈夫提出离婚要求，丈夫可能基于良心不受谴责，不同意离婚，但面对母亲及家人的文功武卫，又无能为力。于是，他的回答令人匪夷所思：“我不想离婚，你想走就走。”




　　就这样，婆婆常常打上家门，咒骂侯静。吵完后还会对孙子说：“你看，倒底还是奶奶厉害。”为了躲避是非和仇恨，为自己和儿子赢得一块安静的生存空间，侯静不得已带着儿子到区役所去相谈。区役所把她介绍到“东京都女子相谈中心”暂住，对病人和孩子实行保护措施。这期间，婆家见侯静离家出走，遂3次吵到区役所，又找到警察所，直闹得鸡犬不宁。




　　侯静的“东京都女子相谈中心”住了一个月后，经过护理人员和心理医师的关照总算得到了一些平静。离开中心后，她与儿子一起在足立区找了一处住房。侯静打电话告诉丈夫新住址，希望他来看望儿子，不想丈夫转身就把住址告诉了婆婆。于是，婆家又打上门来，并扬言要铲那个小小的公寓。这其间，婆婆把当年侯静与丈夫的合影照片剪去自己儿子的部份，再把侯静的人像横剪数刀后寄来，声称这是第一步。侯静因为是一级一种身体障害者，每年可享用数万元的出租汽车交通费。婆婆把区役所福址中心寄来的出租汽车利用券撕得粉碎再寄给侯静。这些丧失理智的言行，显示出隐藏于心中的仇恨，可怕不已。所为哪般？是因为儿媳自有主张不听话？还是生了大病拖累儿子？事实上，普通人很难理解这种爱之切，恨之深的乖戾感情，而置身这场恶梦里的侯静更是惘然无助。




　　在这场恶梦般的家庭持久战中慢慢长大的儿子，作为第三代，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



　　说到残留孤儿的家庭问题，有着痛苦经历和切身感受的侯静说：残留孤儿一方面难以迅速融入日本社会，另一方面又固守着孤儿的小圈子。不少第一代孤儿仗着自己持有日本国籍，对外来者如二世从国内娶来的配偶们则实行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诸如学日语，父母探亲，变更国籍等许多问题上都会设置障碍，往往酿成悲剧。




　　残留孤儿自身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回到日本，不应该再把伤害和侮辱转嫁到第二代身上乃至遗害第三代，尽管大部份悲剧制造者并不意识到这一点。对于配偶者们，侯静的忠告，是不能因为某种原因而迁就没有爱情的婚姻。自己当年就是缺乏考虑，人生这一步跨得太早以至身受其害。




　　活着，是不容易的，但人们总得住前看。过去并没有结束，未来不知还将发生什么，无论如何，残留孤儿及其家庭和后代只能去直面自己的命运。

　　在日本民间社会，活跃着一批声援残留孤儿的团体和个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和持之以恒，为初次踏上日本的残留孤儿们送去了心灵的温暖，也提供了生活、学习和工作上的帮助。这些日本友人大都是早年在中国东北有过战争体验，他们对残留孤儿的特殊感情源出于某种历史忏悔和补偿心理。虽然他们的道义和良知深重如山，但个体力量终究有限。随着岁月的迈进，许多人垂垂老矣，但他们都表示会声援并护送残孤们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走完最后一程，他们更希望残孤援护事业能够后继有人。




　　这些著名的志愿者团体包括中国残留孤儿问题全国协议会，中国归国者三互会，中国残留孤儿国籍取得支援会，日中友好残留孤儿虹之会，日中友好雄鹰会等等。




　　香山盘根先生从1981年开始个人从事残孤援护工作，迄今已近20年，由他发起组织的“日中友好残留孤儿虹之会”十多年来为残孤服务，享有盛名。每年春天，该会都会在丰岛园举办残留孤儿樱花大会，近千名残孤及其家属汇聚一园，这一天每每成为残孤们的节日。虹之会最早发起残孤为争取老后年金而举行签名请愿活动，这一活动目前正在扩大展开中。香山会长认为残留孤儿来日已经过了20年的摸索，目前应该到了摆脱帮助和扶持的双手，靠自己的力量大胆行走的时候了。香山会长语重心长地说：“残孤应摆脱在中国养成的全民依赖性和家族连带性，在日本社会里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真正自立。”




　　千野澄志先生长年从事“残留孤儿国籍取得支援会”工作，自1980年以来，已经帮助1000多名残孤取得了国籍。同时千野先生还热心支持在沈阳的“9.18纪念馆”里建起了“感谢中国养父母纪念碑”。




　　1999年8月20日，一座旨在表达残留孤儿们对养育其身心的纯朴而善良的中国养父母们永远怀有的感谢和纪念的丰碑，在中国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揭幕。据纪念碑建立委员会委员长，现年75岁的千野诚治先生介绍，纪念碑的落成，了却了归国残孤们的一项心愿，也是中日两国无数残孤事业的志愿者们热情参与的结果。




　　千野先生15岁时，曾作为满蒙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成员殖垦东北，战后又在西伯利亚滞留三年。回日本后，千野先生做过各种工作。为了纪念死去的大约20万旧满州开拓团的女性和儿童的亡灵，千野先生每天手工制作地藏菩萨，持续至今，并于1996年在东京浅草寺发起建立了大型“满洲母子地藏”。




　　1997年9月，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在沈阳郊外柳条湖的“九·一八纪念馆”题辞“以和为贵”。作为纪念馆的重要陈列品，“中国养父母感谢纪念碑”的发起、设计和志愿者募集工作也于两年前起步。千野先生将自己制作的“地藏”制成画册和明信片出售以为纪念碑筹集建设费，两年里，以残孤为主体的各方人士近1200人主动捐赠。纪念碑由日本著名的漫画家千叶哲也担任设计，由13年前归国永住的孤儿木村成彦题写了碑名。为了使纪念碑的人物形像更符合年代和地域特徵，中国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师生们对设计原稿作了修正，并担任了主要创作任务。经过近两年的各方努力，一座与真人一样大小的“中国养父母感谢纪念碑”已经矗立起来，中国养父母们崇高的人道主义奉献将永远镌刻进历史的纪念碑和残孤们的心里。




　　日中友好雄鹰会多年来也为残孤及其后代获得在日本现地的生存权而不懈努力。最近，该会声援残孤后代庄广禄的活动备受注目。庄广禄与母亲一起于1988年来日定居的。母亲是残留孤儿，在中国时父母感情一直不好，后来父母分居，他和母亲一起生活。庄广禄来到日本后，中学毕业后在运输会社等处工作，由于总受欺侮，被迫辞职。后来有朋友找到他，让他帮助运输在“扒金库”打的假“Rom”，还有人找他去给偷渡者带路。当时他想这些不是直接犯罪活动，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后被判了1年零6个月徒刑。刑满后，由于要对他进行“强制送遣”，而中国方面又不同意接收，所以庄广禄一直关押在长崎大村的入管收容设施里。经过日中友好雄鹰会的不懈斗争，他终于获假释暂时得以回家。




　　据大村入国管理中心透露，假释决不意味着取消“强制送还”处份。但庄广禄的律师表示：把永住归国残留孤儿的家属和一般外国人同等对待是欠妥当的，同时因为不可能“强制送还”中国就把他们长期关押也属侵犯人权，希望政府认真考虑中国残留孤儿二、三世的问题。




　　为了庄广禄获得假释而开展签名声援活动的“日中友好雄鹰会”表示：在政府不能很好对应残留孤儿二、三世所发生的问题的情况下，庄广禄等获得假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果，今后还要为他取得在留资格而不懈努力。




　　另外，为残孤个人及援护事业摄影留念的著名摄影家浜口贵司，也是受人尊敬的残孤事业志愿者。多年来，浜口先生的镜头时准了每一位归国孤儿，为他（她）们拍照留念，他还深入到残孤的生活世界里，用镜头记录下他们在日本生活、自立的奋斗过程，这些作品由“中国残留孤儿援护基金”会资助出版，构成了残孤生活的三部曲。这三部著名的摄影集包括记录残孤访日搜寻亲人的《我的祖国》；记录残孤归国后自立生活的《生活在祖国》；记录残留帮人归国者二，三世自立生活的《21世纪：面向未来》。浜口先生不辍的努力，摄下了20年残孤援护事业最真实的历史。浜口先生表示，他的照相相镜头一定会对准最后一位孤儿。NHK曾对浜口先生的有益工作做过专题报导。




　　同时，一本以残孤后代为主的同仁杂志《北辰》开始探索存留在残孤二、三世心中“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痛苦疑问。《北辰》杂志编辑长，东京都立大学博士生，残孤二世大久保明男先生说：二、三世大多数是从中国的中学、高中退学来日，他们往往由于经济的原因，囿于日本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教学内容及接受归国子女的学校较少等理由，缺乏上大学受到专门训练的机会，多数人只是在短暂的职业训练以后，从事体力劳动，生活在较艰苦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来日之际，由于缺乏对日本的认识，不少人抱着种种抵触情绪，期待和现实发生分离，对自己的存在怀有危机感。




　　围绕在《北辰》周围的残留孤儿二、三世，把自己称为“中国日裔青年”。“中国日裔青年”是指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之下，因参加“开拓团”等于日本战败后被留在中国的孤儿的孩子们，他们身上流着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血，受过一定的中国文化的薰陶，并大多是在“思春期”来日的青年。




　　大久保说：目前媒体使用的是“中国残留孤儿二、三世”、“从中国返回者子女”等等。但是，“残留孤儿”这个既成概念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回避国家责任的意图和歧视的印象，同时，“返回者”，“归国”等以父辈为中心的用语，也有强行要求归国者子女同化于日本印象，有许多不合理性和弊害，因此，我们用“中国日裔青年”这个用语，为的就是和以往的概念划清界线。




　　《北辰》从1996年7月创刊以来已发行四期，有300来名读者。其中有中、日文诗歌、散文、小说等，生动表现“中国日裔青年”这个日本社会中独特群体的生活与心声。

　　残留孤儿陆续回国20年，由于观念的落差，环境的逼迫和私欲的膨胀，残孤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的分化。自强自立者已在日本社会安家落户，或有稳定和美的家庭，或有得心应手的事业，成为了日本这个国际化社会中的一员。而另有一些残孤及其后代则始终游离在社会的边缘。语言障碍、就职艰难、社会歧视、环境恶化。近年来涉及残孤的恶性杀人犯罪事件时有发生，已对日本社会开成了危害。




（一）巨额医疗保险金诈骗案：



　　1990年春天，崎玉县警察署在对中国人不法入国的搜查中，又揭露出在日中国人以伪造的“入院证明书”及“医疗诊断书”等来诈骗医疗保险金的事件。警署对多起欺诈案进行了搜查，而涉嫌被害的日本各生命保险会社和邮政省的简易保险局也派出调查团前往中国当地取证。据悉，生命保险的损失金额超过31亿日元，简易保险的损失也是巨额数目。




　　在日本，无论是生保公司的生命保险还是邮局的的简易保险，客人在加入死亡后可一次性领取巨额保险金的“终身保险”时，还可以加入生病住院时的“入院特约”保险。被保险人生病住院期间，按照住院天数计算，在医疗费之外，可领取相应的保险金。生命保险称之为“入院给付金”，简易保险称之为“入院保险金”。根据签约时选择保险商品种类的不同，保险金的数据也有不同。被保险人入院一天，大约可获5000、10000乃至15000日元不等的入院保险金。生命保险的支付额也在这个水平甚至更高。




　　据悉，在已揭露的欺诈案中，被保险人的身份，大都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归国永住者或者是已经归化日本国籍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随着这些归国者来日本时间的延长，对日本保险制度的日益了解，他们开始游走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骗取入院保险金。




　　根据调查，已被发现的诈骗手段有：一、申请人在中国根本没有接受医院诊断的事实；二、申请人虽然在中国去医院看过病，接受了诊断，但没有住过院；三、申请人虽然也曾在中国住过院，但住院事实与证明书有差异。如延长住院日期等；四、申请人提交的在中国当地的“入院证明书”纯属伪造，或借用了其他病人的受诊号码，或证明书上的印章与当地医院的印章有异。更有人为了与“入院证明书”上的日期相契合而擅自更改了护照上的出入国日期；五、申请者自己加入生保或简保之后，家属也一起加入保险会社的“入院特约保险”，以谋取保险金；六、申请人与多家生命保险会社及邮政简保签约，随后以中国一家病院的入院证明向多家保险会社领取多重保险金。




　　某残孤子女担任了保险公司的保险推销人后，便让自己的父母、孩子以及兄弟姐妹等家属成员都入保，其后，家属成员纷纷前往中国入院，以此来申请人院给付金，领取金额高达700万日元。另有一对夫妇及子女分别加入了邮政简易保险及两个民间生命保险会社的保险，此后，去中国以不同的病因住进同一家医院，凭诊断证明和入院证明书申请领取的保险金额高达300万日元。




　　又如据邮政简保的调查，1998年因在中国住院十几天而领取入院保险金的一名男性，其护照上没有相应的出入国记录；而一名因1996年在中国住院近两个月而领取了数十万日元的女性，再审查结果显示，其护照上的出入国日期与“入院证明书”上的日期不相吻合，明显是欺诈行为。




　　同时，这还涉及中国现地医院里的医生贻d具伪造的诊断书。如已查实中国东北地区一家综合病院的男性医生为一名已在日本就职的中国人会社员开出了有关其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书”及自1995年3月开始住院一个月的“入院证明书”，该社员回日本后凭此领取了由生命保险公司支付的十余万“入院给付金”。




　　日本警方已将此类欺诈行为列入国际犯罪行列，但也承认，国际犯罪的搜查取证困难重重，尤其在中国这个社会性格与日本完全不同的国家，没有取得当地民间机关的紧密配合，取证更是困难。但警署不会放任这类恶性欺诈事件泛滥，一定会严肃对待。




　　专家指出，类似的医疗保险金欺诈事件，虽然不是集团犯罪，尚属个别犯罪，但数量众多，呈泛滥之势，不仅对日本社会体制造成冲击，也对残留孤儿及在日华人形像造成影响。无论是残孤还是华人，来到日本，在享有日本较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享受较高物质文明条件的同时，也应遵守日本的法律和制度。从个体来讲，这是为人准则，从群体来讲，这是华人社会在日本能否安定发展的前提。




（二） 华人孕妇被残杀真相：



　　2000年2月19日午后，在东京大田区东蒲田二丁目的一座公寓的101号室中，从公司归来的会社员宇野敏彦发现自己的妻子、华人孕妇宇野纯子（21岁）被盖在被子里，浑身是血，已经死亡。警方通过近五个月的紧密调查，终于在7月5日，将宇野纯子的姨夫（在户藉上写的是父亲）残留孤儿的场靖一（63岁），姨母的场碧（54岁）。长男的场皓（30岁）和的场皓的妻子李伦容（30岁）4人以涉嫌杀人逮捕，并对已回到中国的李伦容的妹妹（26岁）发出了通辑令。这起震动日本与华人社会的残孤家庭特大杀人案件真相大白。




　　宇野纯子生长在中国著名的黄果树瀑布附近的贵州省遵义市。她的姨妈嫁给了一名日本残留孤儿，也就是现在的“父亲”的场靖一。的场靖一一家于1992年回到日本，纯子很想去日本生活，便求妈妈向姨夫说情，希望把她带到日本，但是，日本政府规定，只有亲生子女才能来日。于是，的场靖一以先收150万日元为代价，以亲生女儿的名义把纯子办到了日本。




　　纯子1998年2月来日，从1998年4月8日至1999年3月25日，在拓殖大学日本语研究中心学习，教过她的老师说，她是一个聪明、质朴、开朗的女孩子，日语进步得也很快。




　　在学期间，她曾在专为饭店提供出租手巾的服务公司里打工，并与这里的司机、日本人宇野敏彦于1998年11月结婚。来日，学习，出嫁，宇野纯子来日后的生活很平凡但却一帆风顺。她和丈夫住在也算得上高级的公寓里，并已经怀孕在身，如不出事，在今年4月就已做妈妈了。纯子来日后，在的场一家看来，本该好好报答姨母一家人的“恩情”，但纯子却对他们视如路人。据说来日不久，纯子就搬出去住了，有人说是住在新宿歌舞伎町二丁目。后来她和宇野敏彦相识，也没和姨母一家商量，就自作主张结了婚。的场夫妇对此非常气愤：我们辛辛苦苦花钱把她办到了日本，她竟然一点不感谢，而且说好该付的钱还没有还清。的场碧对自己的外甥女如此“无理”，更是气愤交加，竟为此患上“神经官能症”。纯子的事在的场家中引起了一阵阵风波，他们越想越觉得纯子“伤天害理”，他们不断地去找纯子交涉，有一天纯子竟然向他们说：我与你们家没有关系！




　　于是，缺乏法律意识，丧失常人理智的的场一家五口人商量，决定对纯子采取“最后的行动”。2月19日早晨，的场皓的妻子李伦容与其妹进入宇野纯子的卧室（据的场家人的供述），经过一阵争吵后，两姐妹用菜刀以对纯子下了毒手。纯子的“日本梦”在自己与腹中婴儿的一片血泊中永远破灭了。




（三） 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 残孤二世杀妻自焚



　　1999年8月25日上午8时35分左右，家住东京都江东区东阳的残孤二世，中国籍的满冈希成（中国名为曹希理），因来日大半年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收入，心理压力和生活烦恼不断累积终至精神崩溃。满冈执刀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以及同住的妻弟的儿子和妻妹的女儿，随后放火自焚，酿成惨重悲剧。在人生的道路上，满冈受困于严峻的生活环境，或因思想准备不足，或因对应能力有限，他终于在梦碎之后走上了人生的绝路，并顺带三位亲人作为殉葬品。




　　据知情者说，被焚毁的木造二层楼房约140平方米，共住9人。据调查，该建筑物所住的9人是满冈希成和妻子满冈幸子及他们一年级的儿子建一、满冈幸子的弟弟、妹妹及其子女。烧死的两个小孩是幸子弟弟的儿子（8岁）和妹妹的女儿（14岁）。在大火燃起时，幸子的弟弟、妹妹出门在外。




　　据满冈希成的儿子建一回忆说，当天早晨，满冈夫妇打了起来，健一从父亲那里要了四千日元，带着表弟出去买东西了，买东西回来时，嗅到父亲的身上有汽油味。父亲喝他出去，并说：你到警察那儿去报告，说我要放火。健一把表弟留在家里，一个人去了附近的派出所，同时听见了父亲殴打母亲和母亲的叫喊声。他从派出所回来时，家里已燃起了熊熊大火。满冈的一位熟人说：满冈来日后一直没有工作，我见到他时还鼓励他说，虽然工作不太好找，但既然来到日本，只要努力，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没想到发生如此惨剧。




　　无独有偶，1999年3月间，在上尾市上尾村向原宿舍里也发生了中国人会社员周宝成被妻子吴宏及其岳母、残留孤儿高野好了和丈夫吴岳刚一起残酷杀害并碎尸灭迹的恶性杀人案。护金生活，女儿吴宏和女婿周宝成96年3月来日后，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周宝成后来在上尾市的一家塑料厂里工作，据说工作非常认真，他每天从家门到厂门，两点一线，除了给国内的家人寄钱外，没有其它的游乐迹象，是一个不错的人。之所以发生杀人碎尸的惨案，原因十分单纯，只因为周宝成孝敬自己在国内的父母而薄待妻儿，引起了岳母全家的愤怒。也许，对于从来没有固定收入的岳母和吴宏来说，她们对周宝成的憎恶和嫉妒，是别人无法想像的。




　　每一次涉嫌残孤及其家人的恶性事件都让社会震惊不已。第一代归国残孤子女正在日渐老去，而随他（她）们一起来到日本的残孤二世及其后代却日益发展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残孤归国是为了寻找对血的认证，对根的认同，那么残孤二代的来日，则更多的是出于对未来人生梦想的追求。但恶劣的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在日本社会与残孤及其后代之间，依然横亘着不可跨越的人生障碍。在残孤的生活现实和人生选择中不时呈现出的某些悲剧场景，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二十年残孤援护事业的真正得失，将以残孤二世及其后代的生活前景为最终的证明。

　　由残留孤儿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组成的少年暴走族集团“中国龙”（又称“怒罗拳”），几年来引起了警方的严密注意，这些少年既融不进日本社会，又愤世嫉俗，只能自己抱成一团，以出格的手法来报复社会，在客观上已成为社会一害。




　　2000年3月6日，警视厅逮捕了“中国龙”的成员，残孤二世奥本雅也。他伙同住在江户川区内的另外两名残孤少年以暴走方式抢劫过路人的自行车前的包裹钱财，犯罪金额高达2000万日元。奥本平时在江户川区西端江的广场前经常招集15至18岁的残孤后代，训练他们学会骑摩托车抢钱。每次做案之后，他们会给少年们一些饮料费、游戏费或是上旅馆宿泊费用。警视厅搜索三课的调查所得，自1999年8月以来，在江户川区，葛饰区和千叶县的市川，浦安等地残孤少年以类似手法犯罪的件数多达150多件，被害总额高达2200万日元。这还只是“中国龙”团伙暴走作案的小部份。




　　另一起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全日本特别在大阪，有大批中国孩子因为父母是假冒残留孤儿遭揭发而面临被强制送还的命运。2000年5月间，在日本参议院的答辩询问中，法务省在回答社会党议员的提问时公开承认，目前在入管局里遭强制收容的中国孩子就有285人，他们中年龄小的不满5岁，大的只有15岁。据悉这些孩子不能享受正常的教育，不能享受快乐的童年，起因是中国人的“窝里斗”。孩子实际上是成年中国人之间争斗的牺牲品。




　　据悉，由于大阪府政府出资筹建的府营住宅大都集中在东大阪，因此，从94年开始，作为日本政府补贴的对象，来自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的中国残留孤儿后代陆续移居到那里。普通公寓一个月租金仅数千日元，因此，当地低收层的日本市民与中国残留孤儿曾在这里筑起一个“共生”的地区。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中日双方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不同，居住在数百栋政府简易公寓里的中日老百姓不断发生矛盾，结果日本人相继迁出，而更多中国残留孤儿后代搬到这里，包括山口县等地的残留孤儿也搬到了东大阪市。到96年，那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而中国人的“窝里斗”也就愈演愈烈。没有了日本人，中国人的斗争方式更加直接，为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可以拼个“你死我活”。




　　被大阪入管局第一个作为假残留孤儿后代而强制押回中国的老赵一家5口人很有代表性。老赵的“仇家”为告倒他，先到大阪入管局说老赵是假孤儿，在大阪入管局不受理的情况下，“仇家”居然跑回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花钱请当地派出所人员大吃大喝后，终于拿到了老赵一家祖宗三代的“最原始”的户口登记。这样，“仇家”拿着货真价实的材料，在大阪入管局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老赵的“残留孤儿后代”的公证书。1996年3月，老赵一家全部被大阪入管局强制收容，关押数月后，一家人带着手拷被押上飞往中国的飞机。现在生活在方正县乡下的老赵一家陷入困境中，贫穷、清冷的日子让早已习惯日本现代生活的女儿从此永远生活在绝望中。




　　中国人互相揭发对方是假冒残留孤儿后代的事件并没有在大阪地区落幕。一些人信奉“你不让我活，我就不让你好过”的人生哲学。在关西地区有不少日本人民间团体四处奔波援助这些被关押的中国孩子，而另有一些被关押者亲属则在四处打探是谁放的暗箭告的密，并着手开始新的一轮拼杀。连大阪入管局的官员也私下说：“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中国人”。但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无辜的下一代。




　　目前，大阪地区被疑为“假冒残留孤儿家属”的中国少年儿童有500多名，他们有的会被突然收容，从学校里消失，不仅使他们个人的幼小心灵受到很大伤害，也使周围的日本孩子受到很大冲击。日本孩子们纷纷去探望这些中国同学，教员们也无法解释这些无辜的孩子犯了什么“罪”。




　　前文提到的残孤二世满冈希成杀妻自焚之后，给年仅15岁的儿子满冈健一留下了一个少年无法面对的人生孽缘。追踪他的现实处境，可以使人理解由历史造成的罪孽正在如何侵蚀着下一代的人生。残留后代的悲情和困境使人无法忽视。




　　案发之后，父母双亡的残孤三世，现年15岁的满冈健一的生活状况令人关注。中国归国者三互会理事，满冈健一的监护人，东京都中国归国者自立及生活指导员加藤朝男先生，介绍了已成孤儿的健一的现状，并对这一家三代，两世孤儿的不幸遭遇表示感慨。




　　据介绍，满冈健一的姥姥是残留孤儿。姥姥在1997年回日本后，两年间又把自己在中国生育的6个孩子中的5个及其家属共计15人给带回到日本。满冈健一与父亲满冈希成（曹希里）和母亲满冈幸子（赵永兰）以及幸子的弟弟妹妹及其孩子住在一起。残孤后代来到日本后，便陷入了生存危机。满冈希成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为没有收入而烦恼。同时，由于夫妻关系转恶，满冈幸子又吵着要离婚。满冈希成是中国国籍，一旦离婚便会失去在日本的在留资格。为些，满冈希成异常焦躁，并威胁要拿刀把妻子全家都杀掉。最后的结果是满冈希成持刀杀了妻子和妻弟的儿子及妻妹的女儿，并纵火自焚。




　　凶手满冈希成成了幸子家的仇人。儿子健一虽有幸子家的一半血统，但在幸子的弟妹看来，他终究是外姓人。他们在情感和理智上都无法收容这个凶手的孩子。于是，案发后，经这个家庭的自立指导员加藤朝男的介绍，健一被足立区一个儿童保护设施收养。据长年从事残留孤儿救援工作，现年76岁的加藤先生称，残孤姥姥虽然也疼惜自己的外孙，但由于缺乏生活基础，再加上自己子女们的强烈反对，她也无法收留不幸的孤儿满冈健一。一家三代出现两世孤儿，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悲剧。




　　健一在中国的父系亲属曾表示愿意接受健一回国生活，但健一不愿再回贫脊的故土，他虽然尚不谙日语，但已习惯了日本的生活环境，因此，健一便住进了儿童保护设施。目前健一已经取得在日本的永住权。加藤先生介绍，健一清b在读中国三年级，他在就读的中学里加入了篮球队，每天在体育馆内流汗训练，希望能尽快淡忘不幸的过去。健一现在与日本同学们相处和睦，没有受到歧视，人们也很少提及他父母的不幸悲剧。健一在写给国内父系亲属的信中表示：“我不想回中国，我想留在日本，读大学，我想通过学习成为一名翻译。”这是一个有着心灵创伤的孤儿的志愿。




　　加藤先生曾经努力搓合姥姥与外孙之间的感情，希望残孤姥姥能领养这个孤儿外孙，但姥姥还是无能为力。她只能时常去保护设施，定期探望外孙。1999年圣诞节时，姥姥曾带着礼物去探望了外孙，今年1月份又去过一次，但这一切都无补于健一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一个人独行的事实。健一作为一个少年来到日本，却在不经意中继承了父亲种下的仇恨和痛苦，一代残孤的悲剧，让14年来一直热心于残孤生活援护和自立指导的加藤朝男也唏嘘不已。

 

２０００。２。２４

　　战争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但受害者的苦难命运却延续几代人，迄今尚难成为历史的记忆。在无数受害者当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因置身于中国与日本之间而屡屡显得孤立无援，这就是中国残留孤儿。残孤的躯体里流淌着大和民族的热血，这已成为不可抹灭的种族胎记；但残孤的灵魂却长期浸润在中华民族的氛围中，历经半个世纪而难以摆脱。即使从1981年算起，中国残留孤儿大规模访日归国已经20年，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大批已经回归日本的残孤还是仍然遗留在中国各地扎根落户的残孤，在本质上都是历史孽债的承担者、偿还者。他们在祖国日本和故乡中国之间经历的苦难命运、承受的文化冲突，不是人们可以简单想像的。




　　1945年日本战败后，许多残留孤儿在中国受到养父母认养而得以存活并长大成人，但在他们幼年的成长历程中，日本人的身份标识使许多人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受到歧视；而残孤们从1981年陆续回到日本之后，又因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上的落差，融不进日本现地社会，长期被社会视为中国人。再加上某些残孤及其后代的不法行为对日本社会构成了危害，也对在日中国人形像造成了损害，所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不愿把这一社群纳入自己的社会组织范围。至今，关于残留孤儿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争论依然喋喋不休。厘清这一概念分歧，是审视残孤社群的首要前提，也将为探讨残孤问题提供基本的切入视点。




　　中国有“橘淮而枳”的古语，指生长于淮北的橘子移植淮南，即使是相同的种子，由于气候、土壤不同，最终只能结出枳子。如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先天的血质和亲缘固然十分重要，但后天的文化醺陶和环境培养，对个体的精神成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丹纳在19世纪写作《艺术哲学》时，曾突出研究了欧洲不同的气候、地理、人种对形成不同艺术风格的重要性；萨皮尔在20世纪初研究文化语言学时，也曾提出了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推定，个体后天学习的语言对一个人的思维观念、感受世界的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在一种语言里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会无可摆脱地对从小学习这种语言的个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所以，当无数人生尚如一张白纸的少不更事的日本孤儿残留在中国，接受中国的教育，学习中国的语言，感染中国的气息，30年甚至50年之后，他们在本质上倒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已经是一个无庸置辩的问题。荣格曾强调每一个人都会接受他所置身的民族或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将此做一种现实性的引申，残留孤儿在中国生活成长，他们接受的无疑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在文化意义上永远是中国人，尽管有许多归国者已重新加入了日本国籍。




　　第一代残留孤儿斋藤弘子说，回到日本后每次唱起《北国之春》，想到的都是在东北的哈尔滨、吉林；残孤木村成彦来日13年，在日本的生活和人事一次都没有入过梦，相反在中国的经历和亲人却常入梦境。这是十分纯朴的生活例证。回国残留孤儿观看中国队与日本队的体育比赛，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为中国队叫好，这里面包含着一种今生难以改变的情感归属。




　　马克思在论及“人的本质”时曾精辟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从社会学意义上去理解，许多残留孤儿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都在中国。他们脱离了中国的人际关系网，孤身回到日本，虽然或可与家族团聚，不无寻根的意味，但在日本社会中是一个游离成份。许多残留孤儿年过半百，他们已把自己“人的本质”永远地遗留在了中国。




　　因此，尽管残留孤儿从血缘上看是不折不扣的大和民族后裔，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他们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则是中国人，尤其对第一代残留孤儿来说，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残留孤儿及其命运轨迹才进入我们关心和探讨的视野。

　　今天，所谓中国残留邦人是一个正在逐渐失落中的有关少数人的社群概念，但在1945年日本战败时期，这却是一个充满着悲惨和苦难的人数众多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残留邦人在完整的意义上包括当年流失在中国的伶仃无助的残留妇人和少不更事的年幼的残留孤儿。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本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罪孽和伤害。日本战败后，数百万军队自顾不暇，他们肆意制造的罪恶和伤痛便由羸弱不幸的妇女和儿童来承担，这是一个充满着血和泪的真实的历史过程。




　　据统计，1945年日本战败时，日本滞留海外人员包括军队、军属和一般国人在内，高达660万人，其中有半数以上滞留中国。当时在中国战场上，滞留有112万日本军队和50万普通的日本人；在旧满洲（中国东北地区），滞留着66万日本军队和155万普通日本人，其中包括日本因长期推行“五族协和”国策而在十余年间由本土迁往旧满洲的“满蒙开拓团”27万人。苏军进攻东北，彻底击败关东军后，曾把大批日本军队拘役到西伯利亚做苦工，而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则开始陆续集体归国。1948年8月，受到中国内战影响，日本人集体归国中断，直到1953年以后，集体归国重开，中国残留邦人的人数才大为减少。




　　但在战后动荡而混乱的时代里，在颠佩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有许多不幸的个体或被无奈抛弃，或遭命运打击父母双亡，以不同的方式从这个苦难的命运共同体中脱离出来，散落到中国民间，尤其集中在中国的东北三省，这便成了如今意义上的中国残留邦人。在这其中，残留妇人和残留孤儿占了绝大多数，构成主体。




　　回顾当年残留孤儿被收养的过程，除了体现出中国养父母朴素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之外，在于孤儿自身，每个人的身世经历都是一部悲剧的浓缩版。从厚生省残留孤儿援护对策室2000年通过扩大化的访中调查而公布的最新孤儿名单来看，可以举出不少足以让历史落泪的苦难事例。现名王义财的孤儿，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炮台山的日本军驻地被中国养父发现并收留时，除了生父，一家全员都在炮台山死亡，而生父也不知去向。当时年仅8岁的王义财右胸有枪伤，颈部背后也受伤，已经不能说话了，此后终生丧失了说话能力。又如现名刑宝珍的女孤儿1945年被收养时年仅1岁又9个月，生父原是从事味噌酱油制造贩卖的小商家，在中国东北开店。1945年8月苏联军队进攻东北时，父亲不知所终，生母将幼女托付给商店里的小夥计刑贵臣照顾，自己外出避难。1946年春天，母亲回到刑家，同居两年后单身回日本，幼小的刑贵珍被留在中国成了残留孤儿，由养父护养长大。有许多日本家庭在战后中举家逃难，为了获得食物和回国必要的路费，不惜将家中的幼女遗弃在中国以换取全家人的生存，这样的人间惨剧多有发生。




　　作为一场历史悲剧的隔代承受者，残留孤儿以及残留妇人们在中国生活几近三十年，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残孤们才逐渐被允许寻找日本亲人的线索，一些人由此开始回国。1981年3月，经中日双方协议，残留孤儿第一次以集体归国寻亲的方式访问日本，引起社会轰动。大规模的残孤访日寻亲及永住归国活动从此展开，迄今，残留孤儿归国援护事业已过20年。

　　自1981年3月起，中国残留孤儿集体访日寻亲活动作为一种可行的方式得到推广，并于最初几年里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年，访日寻亲的孤儿都会进驻位于东京代代木的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中心，日本各大媒体也会在现场设立中转站，直接转播孤儿寻亲的场景画面，面向全国收集有关孤儿亲人的情报线索，形成社会焦点。应该说，20年来，这种方法的成果是显著的。




　　据厚生省社会援护局中国残留孤儿对策室所做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已查明的中国残留孤儿总数为2727名，其中参加访日或访中调查的有2133名，通过其他渠道判明者为594名；这其中已经确认身份的有1264名，参加访日调查判明身份者为667名，通过访中调查判明身份者为3名，由其他渠道而判明身份者为594名；从1981年3月残留孤儿第一次集体访日调查至1999年第30次访日调查为止，参加访日调查人数共为2116名，其中判明身份者为667名，占31.5%。未判明身份者为1448名。厚生省提供的统计表清晰地说明了历年来访日调查的实际情况。




　　从统计表可以看出，访日寻亲的孤儿的身份判明率最高曾达75%，但判明率的逐年递减也是明显的，由最初的60-70%降到了近年的不满10%，这也在客观上构勒出了残留孤儿访日寻亲由盛而衰的概况。基于中国残留孤儿每年一次访日调查的身份判明率日益下降，每年新增残孤人数的不确定性，残孤在日本的血亲线索日渐稀少，以及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出现记忆风化现象，日本厚生省从2000年开始扩大并充实访中调查，以此为主要方式展开未来的孤儿寻亲活动。




　　2000年7月由厚生省孤儿对策室实施的首次扩大化访中调查，历时3周分3队进行。访中人员在中国现地当面会见了35位孤儿申报者本人和41位证人，从中确认了17名孤儿，再加上前几次调查确认的3名，共计有20名孤儿名单被公开。20名孤儿中，男性9名，女性11名。地域分布上，黑龙江11名、吉林省3名、辽宁省4名、陕西省1名、江西省1名。20名孤儿的中国姓名份别是于鸿君、王义财、王桂云、王德超、贾凤兰、曲淑清、刑宝珍、马福德、付桂兰、刘淑香、刘俊杰、魏惠兰、谢成孝、张万昌、李恩豪、谷铁凤、仲仁琴、韩同来。这些孤儿将于2000年11月14日访日一周，与在日亲人进行对面调查。社会期待通过扩大化的访中调查，能提高孤儿身份的判明率，以使孤儿的访日活动更见成效。




　　通过访日或访中调查，残孤身份确认后，便可申请永住归国。归国者可享受由日本政府制定的永住归国援护政策。据统计，截止1999年，有2347名残留孤儿实现永住归国，其中判明身份者为1064人，未判明身份者1301人。如果加上残留妇人永住归国人数，则自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已有残留邦人6018世带共19163名孤儿、妇人及其家属回归日本。




　　由于目前尚在中国的大约380名残留孤儿年事已高，残孤的身份判明率又日益降低，再加上中国社会发展迅速，其与日本的差距已与20年前不可同年而语，这许多原因都使残孤们对访日寻亲和永住归国产生了比较矛盾的心理。据记者采访1999年第30批残孤访日寻亲活动所得，经过20年的肉亲搜寻和岁月洗炼，满载着孤儿的访日寻亲列车正在逐渐驶向终点。具体的特点表现为：




（一）孤儿寻亲的社会反响越来越小



　　随着大批残留孤儿归国高潮的过去，过去几年里访日孤儿的身份判明率越来越低，再加上归国孤儿的所作所为给日本社会留下了好坏各异的印象，于是，孤儿访日寻亲已由早年广泛性的社会活动演变成某种专业圈子里的惯性操作。孤儿来日，无论在成田机场还是在代代木青少年中心，与早年有大批自发参加的欢迎者相比，而今已是盛况不再。除了厚生省援护人员、媒体报导人员和几个坚定的民间支持者之外，普通日本国民与此毫无关系，关心度也越来越少。




（二）残孤认残孤已成趋势



　　岁月流逝，最小的残孤也已54岁。这一批残孤的亲生父母大都过世，许多人已没有日本亲人，于是由早些年判明身份并永住归国的残孤来认领自己兄弟姐妹成了一种新现象。时年58岁的王翠兰与分别54年的姐姐中山秀子初次会面。时年64岁的中山秀子也是残孤，她参加了97年的访日调查团并于98年11月回归故乡青森定居。中山秀子以姐姐的身份与妹妹王翠兰相会，由于分离太久，虽然长相极其相似，却也相见不敢相认。最终的血液鉴定结果将决定分离半个世纪的残孤姐妹能否走到一起。




（三）残孤对养父母的感情复杂



　　这一批残孤大都较晚才获知自己的身世，因此，他们在中国养父母和母国日本之间身心摇荡，感情十分复杂。访日团副团长陈慧琦称：养父母的恩情天高地厚，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但另一方面，又如团长左奎文所说：养父母对他的身世一直封锁消息，直到临终前才告知真相。此后，妻子的父母也一直反对他申请访日调查，所以迟迟不能回日本看一看。但正如中国的老话：叶落归根，残孤中的大多数还是想回到日本。56岁的贾秀英是在养母死后三年的1996年，才从养嫂那里得知身世。54岁的李秀英也是在90年才从养姐那里得知自己是日本人。一代残孤，悲情常在，流逝的岁月实难消解。




（四）残孤对是否永住归国感到困惑



　　由于这一批残孤大都已临近退休年龄，掌握日语的能力有限，再工作的能力也有限。近年来，许多人在中国的生活状况都得到改善，而日本的现实生存环境却大不如前，因此，与早年访日残孤急于回国的心情相比，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是否永住归国感到困惑。陈慧琦说，自己在中国是一名医师，生活也不错，近来也听说有些早年归国的残孤现在又回中国养老去了，对自己触动不小。孤儿访日调查，主要的目的是来日本看看，切身了解一下日本政府对残孤的援护政策，让自己后半生的选择不至于太盲目。

　　为应对中国残留孤儿的访日寻亲和永住归国，日本政府自1981年由外务省主办第一次访日寻亲活动之后，从第二次开始，即由厚生省接手具体工作。为此，厚生省专门设立了中国残留孤儿对策室，这成为日本制定有关残孤政策和开展援护活动的最高决策和执行部门。




　　1982年3月26日，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问题恳谈会成立。



　　1983年4月1日，财团法人中国残留孤儿援护基金设立。



　　1984年2月1日，位于所泽的第一所中国归国孤儿定着促进中心开设。迄今，全日本有类似促进中心8处。



　　1988年6月1日，崎玉、神奈川、爱知、大阪、长崎、鹿儿岛等6所中国归国者自立研修中心同时开业，至1995年10月，相同的自立研修中心在全日本开设了20处，达历史最高峰。




　　1994年4月6日，日本政府正式制定并公布了“促进中国残留邦人完善归国以及支援其永住归国后自立活动的相关法律”（法第30号），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但这相距残留孤儿开始大批归国的1981年已晚了整整13年。




　　由于日本政府对包括残留孤儿在内的残留邦人归国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估计不足，因此对于孤儿归国后的语言障碍，职业培训，国籍取得，老后生活等问题缺乏全盘性的事先统筹和设计，往往等到问题发生之后才急匆匆地篓b时抱佛脚，制定一些相关政策，这显然使归国者们在祖国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之路显得更为坎坷。




　　当然，归国者也有不少人从这些后置的措施中受益。孤儿归国后一般会先在中国归国者定着促进中心接受4个月的集团指导，内容包括基础日语指导，基本生活习惯指导，就职相谈指导，就籍相关指导等，每人每月还可获得16万1900日元的生活援助费；归国4个月至1年的归国者又可进入各地的中国归国者自立研修中心接受为期8个月的更为详尽的自立研修指导。政府还为残孤家庭配有自立指导员，在住宅、医疗、升学、就职等方面提供方便。经过这样一个自立研修的适应过程，归国者才走向社会，去开始自己在日本的第2次人生。

　　为了具体把握归国残留孤儿的生活实态，厚生省孤儿对策室曾在1995年和1999年做过两次抽样问卷调查。1995年3月1日的调查以4532家残孤家庭为对象，回收率76.3%。1999年12月1日开始的第二次调查以2562人为对象，回收率为86.8%。厚生省于2000年9月8日公开了最新的调查结果，相隔5年的调查结果，提示出残孤的生活现状令人担忧。




　　据9月8日公开的调查结果显示，第一代残孤的平均年龄已达58.3岁，残留妇人高达66.9岁。居住地以东京都的20.7%为最多，其次依次为神奈川、大阪、崎玉、千叶及长野等地。接受日本政府提供的生活保护者，孤儿和妇人世带平均高达65.1%，比5年前的38.5%大幅上升。有关就劳情况显示，不满60岁的人，孤儿有工作的只有29.2%，妇人为36%，分别比5年前的51.2%和49.4%大幅下降。且就劳的归国者平均收入只有22万日元，只是一般日本就劳者平均月收50万5000日元的43.6%。在日本语学习方面，25.5%的归国者能够用日语应付日常生活所需，而完全不会讲日语的人数比例，孤儿为32.7%，妇人为32.3%。关于回国后的感想，对归国生活表示满意及尚可的孤儿为53%，妇人为69.1%，分别较5年前的65%和79.3%下降；而表示不满与后悔者，孤儿为11.8%，妇人为7.1%（5年前的同类数据分别是14.6%，6.8%）。后悔归国的理由主要是老后生活不安定和语言障碍。




　　这种现状显示虽然孤儿归国已近20年，但真正融入日本社会的必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家庭仍然游离在社会边缘，成为被忽视、受冷遇的社会过客。




（一）学习日本语 归国第一课



　　残孤归国后，重新学习已在记忆中失落的日本语，是他们展开新生活的第一步，绝大多数孤儿都会在归国者定着促进中心参加强化学习。由于经过半个多世纪，第一代残孤已经五、六十岁，随他们一起回日本的儿孙也参加学习，这就形成了祖孙三代同堂学习日语的奇异现象。位于所泽的中国归国者定着促进中心是第一家开业也是最大的残孤指导学校。据所长森田登介绍，中心里的学员下起儿童上至70岁的老人都有。为了对应这一奇特现象，促进中心对学员进行分班教育，其中青年班学员主要是残孤二世。当然也有小学生班。




　　森田表示，促进中心的强化学习并不仅仅是日本语，指导的内容还包括国语、社会、理科、数学等。而对于大人学员，则更侧重于以日常生活为中心进行指导，诸如乘公共汽车、银行存钱、邮局寄信汇款、电话对应等，都是实用性的内容。促进中心的强化训练也不仅仅局限在教室里，还会带学员到社会上做现场体验，如去超市购物等等。森田也承认，孤儿们来自中国，要从已熟悉半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走出来，适应新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促进中心的强化教育只为他们提供了适应异文化生存环境的第一步。事实上，4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学员毕业后，一定要在实际生活中继续学习，才能逐渐适应日本。




　　今年60岁的斋藤弘子算不上归国孤儿中的成功者，但弘子回日本后的经历代表着孤儿中的大多数。91年回日本后，弘子在所泽残留孤儿定着促进中心学习了4个月，后来又在语言学校进修了9个月。弘子在中国工作了33年，虽说回日本时已经53岁，但没有工作的感觉，真像要憋死。为了重新拾回遗失在梦里的日语，弘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天天翻字典，背日语，有时候一天背40多个单词。当中国的同龄人开始颐养天年的时候，回到日本的斋藤弘子，每天却睡不满5个小时。每一位回到日本的残孤都要经历这样艰难的转型过程。对大多数孤儿来说，母国日本决不是天堂，要自强自立，掌握日本语是第一步。但现实也不容乐观。最近，随着归国者的日益减少，日本厚生省和文部省做出决定，文部省指定的促进中国残留孤儿子女教育的“研究协力校”将从26所的预算减为19所，同时厚生省所管辖的指导归国者日本语学习的“自立研修中心”也将越来越少。




　　虽然表面上看中国残留孤儿人数在不断减少，但实际上在日本高中、中学、小学读书的中国残留孤儿的二----四世的学生人数却在不断增多。据文部省统计，1998年度在日本小学就读的此类学生为3497人；中学生为2224人；高中生为982人，并呈不断上升趋势。但语言不通等原因，给这些学生本身和任课教师都造成了很大的苦恼。教员们说：“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也不能向我们诉说苦恼”。“为一个孩子增加授课时间，在教学上会出现障碍”。而孩子们则感到自己一直被欺侮，想回中国。




　　针对残留孤儿及其子女教育和生活不断恶化的现实，1998年10月，以东京都足立区第四中学夜间部松崎运之助老师为首的10名亲身担任残留孤儿及其子女日本语教育的教师，联名向日本厚生省、文部省、务动省提出请愿书，要求改善中国残留孤儿及其女子的生活、教育不断恶化的现实。




　　在请愿书中，他们针对文部省指出：应该在全国的中小学实施适应中国归国者、归国儿童及定住外国人实际状态的教育政策；不仅是中国归国者，包括定住外国人在内的中学超龄者，只要他们有学习的愿望，各中学应该积极吸收其入学，文部省应该就此向各自治体发出通知，进行指导；在夜间中学之外，设立面对新来日者的学习日本语的场所。针对厚生省，该请愿书指出：要建立促进归国者自立的“特别援护法”，要重视考虑归国者在归国前所取得的资格和执照；厚生省有关中国残留邦人等的三年计划虽然已经终了，但仍有许多国费、自费的中国残留孤儿不断归国，因此不要废止自立研修中心，以保障日本语教育，而且还可以使研修中心不仅为归国者使用，也向那些来日本定住，有学习日本语必要的新渡日者开放。针对劳务省，请愿书指出：随着失业者的增加，到高等职业专门学校不应废止而应该扩充，并多设立日本语不熟练的归国者和外国人容易掌握的课程，扩大选择面，确立特别指导体制，建立归国者及外国人雇用促进月等。




（二）生活自立 荆刺丛生



　　在归国孤儿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受到日本亲人的承认和热情对待，更多孤儿遭到的是家族的冷遇或被刻意回避。与养父母的恩情相比，许多孤儿在冷漠的亲情关系中接受了回日本后的人生第一课。回国之后怎么办？一切只有靠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巨大的机会和现实的壁障并存，许多人选择了自立自强而不是躺在历史旧债上，他们在日本社会里经历了艰难困苦、跌打滚爬的二世为人之后，终于站稳了脚根，开始了新的人生。




　　斋藤弘子归国后很快在久我山医院找到了工作，担任看护助理。这期间，弘子重新经历了从受歧视到被认可，也完成了一个残留孤儿自立的过程。一个在中国长年工作从来没有掉过泪的日本残留孤儿，回到日本，不知哭过多少回。为了适应日本的工作和生活，一起来日本的老伴戒掉了28年的烟瘾。三个女儿和女婿也陆续来到日本，这些在中国的白面书生们，最初在丰田汽车厂里工作，一天要搬1000多块又厚又重的汽车挡风玻璃，苦不堪言。但没有磨砺，就不会有自立。确实，“人生即使不想大富大贵，也总会经历三起三落”，弘子如此总结自己来日后的生活：“但我和家人学会了日语，有了工作，自立了，我们靠自己站了起来，在日本社会里没有摔倒，没有输。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我都能理直气壮，穷人有穷志气。”有许多回国的残留孤儿凭着自尊自信在日本社会里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出发，实现了自立自强。他们中有许多人目前正从事着与中日友好及残孤援护相关的工作，也有人开办了针炙所、整体院，也有人开饭店，更有人建立了会社，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些残孤大都受过比较全面的教育，对人生有正确的认识，对于苦难有较大的承受力。斋藤弘子回首往事，最想感谢的是：养父母在艰苦的条件和贫寒的生活中，坚持送她上学受中国的教育，让她在任何地方都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45岁的松田信子是1990年永住归国的，她1969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为此她深切感谢养父的培育之恩。后来她又到中国中医大学进修，1980年成为内科医师，85年更成为糖尿病中医内科专门医师。信子于1997年9月，在归国学习奋斗了7年之后，终于在银座开设了自己的针炙医院，在日本闯出了一番天地，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说起归国后的奋斗历程，信子感慨万千：归国后，先在东亚学园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后在残留孤儿三互会稻叶先生和残留孤儿虹之会香山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鼓足勇气报考了东京卫生学园专门学校，第一次考试落选，再考才得以入学。在日本要考取针炙医师的资格，十分艰难。信子入学后，是班里年龄最长者，也是语言能力最差者。信子以半百之躯为人生理想而拼搏不懈，最初的国家统考没合格，虽然实际的针灸技术没问题，但学科考试不合格。就这样，坚持不懈，信子终于在第三次国家统考中获得了合格证书。1997年3月获得毕业证书后，信子重操旧业，从北区区役所获得了276万无利贷款，加上长女资助的300万日元和自己的贮蓄，合计700万日元，在东京繁华的商业中心银座开设了“阳春堂”针炙诊疗医院。




　　象斋藤弘子和松田信子这样，无论是就职还是创业，她们都克服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困难，在人生逆境中没有低头，终于有成。但随着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从泡沫顶峰跌入不景气的深谷，残留孤儿们也不幸首当其冲地成为大滑坡时代里的牺牲品。许多语言能力差、社会适应力弱的残孤首先被会社解雇，即使是经过十余年的磨炼，自信满满者也不能幸免。木村成彦生于1945年，是第一代残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员。木村自1986年回到日本，凭技术在日本会社里干了3年木型工，又干了8年配管工，但1999年4月还是被解雇了。在实际生活中，自立自强要艰难得多，像木村这样成熟的技术工也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许多就不了职或失去工作的残孤，其生活上的困境更是不言而喻。




　　但另一方面，也有大批自小散落在僻远乡村的残孤，他们在中国丧失了获得教育的机会之后，也就失去了在任何社会里自强自立的能力。其中不少人回到日本后，面对充满残酷竞争的社会不知所措，他们一过不了语言关，二不能适应艰苦的工作和严峻的环境，于是，不少残孤开始躺在历史的旧债上，放任自流，靠政府救济过日子。但在穷乡僻壤和自然经济的环境下养成的自私、惰性等恶习，却在日本这个社会温室里开始发酵，他们中的有些人鄙夷许多低工资的工作，并为自己能不劳而获领取政府的生活补助而沾沾自喜；也有人领着生活补助金，住着优惠的公营住宅，享受着免费医疗保险，同时又大骂政府对自己帮助不够。他们看日本是一个天堂，却从来不正视自己是一个应该从零开始的一无所有者。年前，日本邮政简易保险和各大生命保险公司纷纷揭露有客户用来自中国的不实入院证明骗取大量保险金的欺诈案，且已查明，其中大部份作案者是来自中国东北三省的业已加入日本国籍的残留孤儿及其家属。数目不大的贪小便宜行为，汇聚起来成为重大的恶性欺诈案，被判刑入狱者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也损害了在日中国人社会的声誉。




　　经历过苦难的一代人，归国后在机会面前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区别，而是生活习性和人生信念上的差别，也就是性格和素质之分。




（三）重新取得的日本国籍有如人生鸡助



　　残留孤儿回到日本，在语言和就职问题之后，直接面临的便是如何重新争取日本国籍。由河合弘之律师任会长，由千野澄志先生任事务局长的“中国残留孤儿国籍取得支援会”多年来为残孤重新取得日本国籍做了很多工作。2000年6月11日，支援会召开了“中国残留孤儿国籍取得1000人达成”纪念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残留孤儿参加了会议。




　　支援会帮助1000名残孤取得日本国籍，使他们能够堂堂正正地在日本生活，享受日本国民的待遇，对于河合弘之和千野澄志等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安慰。但河合律师也表示，取得国籍只是完成了20年残孤援护工作中的前期任务，随着孤儿们年纪越来越大，就劳尤其是老后年金问题已迫在眉睫，支援会将在这方面会继续声援残孤们。




　　当然，归国残孤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取得日本国籍的。居住在大阪的归国残孤马秀英争取国籍不获批准则是一个异例。



　　1996年，马秀英由日中两国政府认定，参加中国残留孤儿寻亲团访日，但未找到亲生父母和亲戚。1998年回日本定居后，当她象其他归国者一样向日本家庭裁判所申请日本国籍时，却未获批准。为此，她又向大阪高裁抗争，同样败诉。大阪家裁认定：1、马秀英的中国户口登录为北京汉族；2、本人没有做为日本人的记忆；3、虽然能提供日本父母的名字和父母所属部队的同事的名字，但无法调查确定。在马秀英之前，共有1300多名残留孤儿申请日本国籍，只有两名未获家裁通过，经过向高裁上诉以后，迄今只有马秀英一人没有成功获得日本国籍。




　　1946年，马秀英的养母从日本宪兵队的小林手中收养了马秀英，并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扶养。没想到，中国母亲的伟大义举，却成了如今马秀英入不了日本国籍的理由。马秀英哭着说：“我的养母十分伟大，对我非常好，所以我永远不会为了入日本国籍而说谎编造自己受欺负的记忆。为了真理，我要执着地抗争。”马秀英养母在告诉马秀英出生秘密不久，就因癌症而去世，所以最有说明力的证人已因日本政府调查迟缓而离开人世。来日后，马秀英单身生活，她十分希望能早日获得日本国籍，这样她的亲人能顺利来日本探亲，亦还可以获得国民年金等补助。




　　但令人遗憾的是，马秀英的申请被大阪家裁和大阪高裁驳回，最后日本最高裁判所又拒绝了她加入日本国籍的申诉，这样她成为日本高裁否定此类申请的首例判决。积极为马秀英争取合法权益的大阪中国归国者中心竹川英幸理事长指出：这一判决对这位经过半个世纪才回日本的残留孤儿，是十分残酷的。




　　然而，随着日本经济不景气和残孤老后生活无靠等实际问题的不断出现，费尽千辛万苦而争取得来的日本国籍非但不能为残孤们提供有力的生活保证，反而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助。不少孤儿老后想重回中国生活，安度晚年，但已经取得的日本国籍却成为一种阻碍，使他们无法长时期地自由地重回中国故乡，这是又一层无法咀嚼的辛酸。




（四）一代残孤老后无靠 引人注目



　　中国残留孤儿回归日本20年，平均年龄已高达58.3岁，正在接近退休年龄，由于历史原因，归国残孤无法与同年龄的日本人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享受同样的劳动成果，获得同样的福利待遇，这便注定残孤的老后生活将是坎坷的，无助的。




　　据公布的资料来看，1999年在日本各地以大都市为中心游荡着2万名无家可归，生活无靠的流浪者，几年来，日本社会中由于生活来源无靠而申请生活保护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与流浪者并列的是面临着日益迫近的老后生活无靠的残留孤儿，他们正构成新的社会问题。




　　最新公布的2000年中国归国者生活实态调查结果显示，有65.1%的残留孤儿靠政府提供的生活保护过活。由于归国孤儿在日本缺乏生活基盘和收入渠道，归国头一、两年，高达82.5%的孤儿吃生活保护，90%的孤儿家庭入居公营住宅，但这一切并不能保障残孤们能有一个安定的晚年。据统计，归国残孤的年金加入情况，88%加入国民年金，7.5%加入厚生年金。目前，只有52%的残孤享受到年金，但即使是年金享受者，由于他们工作时间短，年金加入晚，退休后每月只能获得3、4万日元的年金，根本不足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另据统计得悉，第一代残孤回国后，已有94.7%的人取得了日本国籍，因此，即使他们有心再回中国度晚年也很困难。而在日本，少得可怜的年金收入将使残孤们沦落在社会生活最底层，几可与无衣无食，无助无靠的流浪汉为伍。




　　基于以上的客观原因和实际现状，几年来残留孤儿为争取老后生活援护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甚至发展为全国性的签名活动。



　　1998年5月13日，“日中好友残留孤儿虹之会”与众多的残留孤儿代表聚会，商讨发起了为残留孤儿争取更多更合理的年金以保障老后生活的活动。代表们呼吁全日本的残留孤儿及同情声援残留孤儿事业的有关人士共同签名请愿。2000年3月8日下午，残留孤儿代表以及全日本中国残留孤儿问题全国协议会会长、参议院议员山本正和等在众议院议员会馆第三会议室，与厚生省援护局长炭谷茂，中国归国孤儿对策室长本田机等进行了当面交涉，希望归国残留孤儿能得到日本的军人恩给或准年属援护年金，以改善老后生活无靠的恶劣状态。但炭谷茂在当时认为：“现在有关残留孤儿的年金制度是1994年才制定完成的，由现在的年金和所得制度来看，再向前迈进一步是非常艰难的。”为了与不幸的命运抗争，为了唤起日本政府的责任心，为了聚集来自社会各方对残留孤儿命运更多的关怀，中国残留孤儿问题全国协议会又于2000年4月14日召开理事会，再一次强调了签名请愿活动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实现一对夫妇获领月额15万到23万的生活保护援助金，诸如扶桑同心会、中国归国者虹之会、日中友好雄鹰会等全国38家残留孤儿组织共同支持这一请愿活动，也第一次实现了残留孤儿社会的大联合。




　　这一系列持之以恒的要求老后生活援护的请愿努力，虽然尚没有得出正式结果，但这一问题的清b实性和严重性终于引起了厚生省等主管机构的重视。2000年7月31日厚生省首次召开政策检讨会，以失业者，流浪者和残留孤儿为对象，检讨建立更广泛也更有效的新社会福利体系的可能性。会议也透露出了有关责任者面对日益浮现的社会问题所抱有的焦虑心态。




　　厚生省一直希望能尽快查清所有孤儿身份并尽量让他们归国，那么，7月31日的检讨会则是对调查工作的一种无形支持。舆论认为，只有解决了归国残留孤儿的老后保障问题，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在日本安享晚年，才能为即将归国的残留孤儿树立生活的榜样。日本社会有职任护送这些被无辜抛弃，历经苦难，而今已垂垂老矣的残留孤儿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