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宝儿！今天，你一岁了！这一年像是过着梦一样的生活，常常会想，这就是我血脉相连的小天使吗？幸福的感觉竟是这样真实的围绕在身边，心、也被爱填得满满的！简单的幸福，才是最最真切的！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这一生，不求你如何，只要你平安快乐！宝儿，生日快乐、永远爱你的妈妈~~~

  TO：宝儿！今天，你一岁了！这一年像是过着梦一样的生活，常常会想，这就是我血脉相连的小天使吗？幸福的感觉竟是这样真实的围绕在身边，心、也被爱填得满满的！简单的幸福，才是最最真切的！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这一生，不求你如何，只要你平安快乐！宝儿，生日快乐、永远爱你的妈妈~~~

    斯宾塞说，指引我们前进的，不是我们的视觉，而是我们的信念。

发明中国历史（一百）：我“发现”、“发明”了中国历史的什么

——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什么

——我发现了孔儒是中华两千多年来历史文明的“死敌”

——迄今为止孔儒仍旧是阻拦中华文明进步的最大的（精神、文化、历史）障碍

——启蒙中国人就是彻底地让中国人摆脱对于孔儒的盲目的迷信

——孔儒是中国人“脑残”、“愚昧”、“腐败”、“无耻”等等等等一切历史问题的根源

——我发现了中国历史之中几乎仅有的一点文明的“火种”——伏羲，老子

——为什么中国文明的“火种”这么微弱

——因为两千多年“独尊”孔儒的“洪水”的泛滥，冲决了中国人几乎一切文明的希望

——因为中国儒家文人根本就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全盘反儒的）思想

——我发明了中国历史的什么

——我发明了纵览人类历史的“工具”——思想的逻辑的工具

——我发明了证明孔丘及其儒家是中国历史文明“死敌”的思想的工具

——我发明了证明老子及其《道德经》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精神遗产的思想的工具

——我发明了真正读懂老子《道德经》的三个最关键的入门的方法

——我再发明了伏羲、老子的发明——全息逻辑的发明

——总之

——我发现了中国人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如此“倒霉”的最深邃的“毒源”

——孔儒的“礼乐主义”是彻底地杜绝“人人平等”观念、概念和信念的罪恶之源

——我发明了证明我的“发现”的重要的思想的工具，逻辑的工具和方法

——同时这也是我的对于伏羲、老子的伟大发明的再发明

——我的发现和发明将可能，更应该

——促成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一次真正翻天覆地的伟大的变迁

黎 鸣

全人类的文明就像是一盘巨大而漫长的棋局，有一些人类赢了，有另一些人类输了。赢了的人类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丰厚的文明的遗产，物质的遗产，精神的遗产，尤其是精神的遗产；输了的人类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文明的遗憾，乃至灾难，物质的遗憾和灾难，精神的遗憾和灾难，尤其是精神的遗憾和灾难。如此文明对弈的双方，最明显的是处于欧亚大陆西东两端的人类，或简称西方人类和东方人类。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拙著《问人性》和《问天命》之中，事实上已经对比了上述双方历史对弈的迄今为止的总的结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基本上认定，迄今为止的人类过去历史之中文明的对弈，最终是：西方人胜，东方人败，而东方人之中尤其是中国人，自然也包括印度人。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最终永远的结局，因为双方的“对弈”还仍旧在继续进行，并且将永远会对弈下去，或许愈是将来的结局，愈是有可能走向双方的共赢，愈是有可能走向全人类的相互的融合和博爱。虽然事实上我也认为，暂时未来的棋局将很可能会愈来愈有利于东方人。为什么？因为西方哲学已经走向了终结，而能够破解西方哲学终结的难题的人们将大量出现在东方，尤其出现在中国，出现在复活了老子《道德经》的中国。我的使命，就是要认真地总结我们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在过去的棋局之中之所以会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寻找最根本原因的使命即落在了我的第三部著作《问历史》的努力之中，自然其中也将包括有关中国人在未来的棋局之中有可能获胜的方方面面的相关分析。

过去的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究竟败在了哪里呢？我的回答非常简单：败在了自己的智慧在过去的历史之中的进化的不足。为什么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智慧在过去历史之中的进化会有如此的“不足”呢？我的回答同样是非常简单，因为中国人自始至终选择错了参与对弈的自己一方的思维的“教练”。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参与西东方人类文明对弈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中国人的思维的“教练”几乎就只有孔丘的儒家一家，而且到了今天在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文明的“西方化”之后，也仍旧难以改变，或者说又要继续回归到孔丘及其儒家。而西方人的思维的教练则随着历史的推移，却从来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选择与时俱进的完全新的不同的“教练”，例如摩西，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耶稣，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洛克，休谟，卢梭，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等等等等，只要人类的历史在不断地向前推移，这个名单也将不断地发生全新的变化。

我的很多同胞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把中国过去漫长历史之中的灾难，几乎“一古脑儿”全都“堆到”了孔丘及其儒家一家的“头上”，人们为此而纷纷谴责我的“走极端”，我的“过于偏执”，我的“绝对化”，甚至我的“文革”的“情结”。然而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对于一个始终都在参与文明棋局对弈的东方人类，尤其我们中国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思维的“教练”就永远都不能够换一换呢？如此永远不换思维“教练”的“历史习惯”可以最终说明了中国人的什么呢？除了能够说明我们中国人的愚蠢，我们中国人的大脑不正常，还能够说明什么呢？在永远激烈竞争的文明对弈的人类的运动场上，难道我们就只能把一切失败的问题全都只怪罪在参与运动的“运动员”们的身上么？为什么中国人的思维的“教练”就永远都不能变一变呢？

我请大家想一想今天的“足球”世界，今天“足球”场上的“荣誉”（包括失败）几乎绝大部分都由伟大光荣（或倒霉）的“教练”担当了。再请看一看今天的“电影”世界，几乎所有的辉煌也同样都归于伟大的“导演”。那么我们再来请问，一个民族的长期以来的“文化”历史之中的“功”与“成”，“罪”与“过”，它们最终又应该追问谁，并由谁来主要担当呢？在中国，除了孔丘及其儒家的这个始终扮演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永远不变的思维“教练”的角色的人物们之外，还能够有谁可以具有担当如此巨大而漫长历史之中的“功”与“成”、“罪”与“过”的重大责任的资格呢？如果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归罪于历代具体参与操作的“统治者”——充其量他们也是人类文明对弈场上的“运动员”而已，如此对历史的反思能够真正发现历史问题的本质吗？世界上有永远让始终造成“失败”的运动队“教练”不变，而只大量替换全新的“运动员”的方法来进行不断的国际竞赛的国家的运动队吗？世界上有如此愚蠢的国家吗？现在看来确实是有啊，那就是我们的中国。中国人永远让孔丘这个始终制造文明对弈“失败”的思维“教练”处于“万世师表”的“独尊”的地位万世不变。

进一步我还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教练”的“思想”或“意识形态”，整整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历史失败了两千多年，这竟然是一个什么样的“失败”啊？它让所有的中国人全都付出了愈来愈变得愚昧的巨大的“代价”，这里面包含了将近“一百代”中国人的冤屈的生命啦！在这些生命之中究竟包括了多少“亿人”的更可怕的数字呢？难道作为思维“教练”的孔丘及其儒家，就不应该为如此多的冤枉地变得愚蠢了的中国人，为如此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的巨大的“失败”而担当罪责吗？愚昧的中国文人们居然还要向我为孔丘及其儒家“讨”一个公道，似乎我冤枉了孔丘，冤枉了儒家，那么谁来为已经“冤枉”地死去了的多少多少“亿”的中国人的（无法变得聪明起来的）生命的浪费“讨”一回“公道”呢？难道一个早就该死的“孔丘”的身价，能够比这么多的中国人的生命价值的浪费的总的身价还要更高、更大、更贵么？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中国人的最最最最愚蠢的逻辑呀。

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我坚信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发现，我坚信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是造成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愚昧的“人祸”的总祸根，是造成中国人的“脑残”、“愚蠢”、“腐败”、“无耻”的总根源。我在这里进行的是“理论的”、“实践的”和“逻辑的”总的分析、归纳和综合的全面历史性的判断，而并不是在这里“骂娘”，诅咒，以及从事毫无任何道理的个人情感的宣泄。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情感的宣泄，根本就没有必要让我去花上数十年，写上数百近千万字的文章和著作去进行说理的论证。当然我应该承认，我的文章是专门写给那些能够真正讲理的中国人看的，是专门写给那些还有希望从事真正文明的创造性事业的中国的富有理性的青少年们看的。正是因此，对于网上出现的那些大量的激烈情感宣泄式的谩骂、诅咒、指责，我全都能够坦然处之。说一句心里话，对于从来就只会“讲礼”而根本就不会“讲理”的中国的人们，我更多地的是对他们的悲悯，而不是无情的鄙视。鲁迅先生的“救救孩子”的声音始终都在我的心灵深处盘旋。

正是因此，除了“发现”，我还必须“发明”，更必须“创造”，关于“创造”，这应是我明年——２０１２年的任务。而关于中国历史的“发明”，则是我到今年年底刚刚完成的《发明中国历史》所希望做的。我究竟“发明”了什么呢？我发明了论证和揭露孔丘及其儒家两千多年来对于中国历史文明所犯罪恶的理论的工具，这个工具既借鉴了西方的哲学，西方的社会科学，更借鉴了伏羲、老子的伟大的全息逻辑的学说。在《发明中国历史》之中，我正是运用了这套理论，对于孔丘及其儒家的历史中的罪恶，进行了层层的剖析和揭露。我深信，对于真正希望“讲理”的中国人来说，它们应该是会受到欢迎的。

此外，我也发明了真正理解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更深入地理解伏羲的伟大的全息逻辑符号——八卦和六十四卦的“易大象”图形的重要的入门的途径。总之，我发明了什么？我发明了论证和理解（孔儒的罪恶和老子的光明）的思维的重要的理论

3工具。如果还应该更具体地进行描述的话，不妨暂时列举如下（之所以是暂时，是因为这里不可能进行更系统的描述，更系统的描述只能留到后面的《创造中国历史》的系列文章中去继续完成）：

第一，   分析的工具、方法或途径：自然的言说，自主的行为，自由的思想。

第二，   归纳的工具、方法或途径：自然的真理，社会的真实，精神的真诚。

第三，   综合的工具、方法或途径：真理的信念，真实的概念，真诚的观念。

第四，   真的分析，善的归纳，美的综合。

第五，   伏羲、老子的“阴阳三行六度”的全息逻辑方法论。

第六，   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前面的是后面的必要条件，后面的是前面的充要条件，或换言之：真不必善，善不必美；但美必须善，善必须真。

第七，   老子的道、宝、德，完全对应真、善、美。

第八，   老子的《道德经》既是真经，也是善经，更是美经。

第九，   孔丘及其儒家的“学说”绝对地与老子的《道德经》学说针锋相对，只有对立，没有互补，绝对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

第十，   孔丘及其儒家的“学说”是彻头彻尾的“伪学”说。是典型的“假恶丑”的无“学”之说。

在今天的中国人，我的亲爱的同胞们之中，或许还会有相当多数的人们不能真正地理

解我，他们对于孔丘及其儒家的历史“情感”实在是迷误得太深。这没有关系，未来的时间将一定会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中国人，绝大多数的中国的青少年的同胞们，将一定会具有对于我的愈来愈深刻的理解，正是因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他们会更加需要我。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完全不像孔丘及其儒家的文人们那样“讲礼”，讲人人永远不平等的“礼乐”的“礼”，而是绝对地坚持伏羲、老子的“讲道德”，“讲真理”，尤其是讲人人平等的“常道”和“玄同”的真理。

中国过去的时代是属于孔丘及其儒家的时代，他们给予了中国历史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愚昧、软弱、无知，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处于历史之中的苦难；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属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所论述的世界和时代，是属于我按照西方哲学和伏羲、老子的全息逻辑的理论所倡导的《人学》历史的世界和时代，老子，绝对是一位远远超越了他的本时代的伟大的人物，他的先验的世界和超验的世界，全都只能在过去了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才可能真正获得人们的理解，而且在中国，也只能是获得经过了大量“西方文明化”了的中国人的理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老子所创立的关于“道德”的学说，是如何真正地跨越了全人类世界、跨越了人类文明巨大时空的伟大的学说。

老子在过去历史之中的不能获得中国人的“理解”，其中最大的历史障碍还是在孔丘，因为孔丘的“伪学”完全遮蔽了老子的关于“道”的真理的光辉，真正最不幸的并不是老子本人，而是被足足遮蔽了“真理”的光辉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历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我将毫不顾及当下很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尊孔”的“鄙陋”的情感，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彻底地批判、揭露、推翻孔丘及其儒家的所有巨大的历史偶像，我的目的非常直接，即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挽救未来中国大量的“孩子们”。既然我已经发现了孔丘及其儒家的对于文明历史的“剧毒”，我就不仅要呐喊，更要提供强有力的批判、揭露、推翻的“工具”——思维的逻辑的“武器”，发起对孔丘及其儒家的罪恶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全面、深入、彻底的攻击，并希望最终能够形成中华民族全民族、全社会、全时代的“思想大革命”的真正“翻天覆地“的运动。这将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之中的真正思想革命的运动，它与历史上血腥的、残暴的杀人的“革命”绝对无关。

中华民族将在这次真正史无前例的思想大革命的运动之中，找回自己作为“人”的发现中国历史、发明中国历史和创造中国历史的“尊严”。而这一切，实际上在老子的《道德经》之中，早就已经进行了非常系统、非常正确、非常具有逻辑的论证。所以，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发明”，还有一项，就是对于伏羲、老子的伟大的全息逻辑思想的伟大发明的再“发明”。

到此为止，我的《发明中国历史》暂告完成。而我的《创造中国历史》的系列则将在明年新的一年——2012年从新开始，并首先从再现老子的伟大的思想开始。谢谢大家，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思想的进步。（2011,12,17.）

    今天一大早先坐动车到上海，然后换乘京沪高铁，用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三点多就到了徐州。江苏队有几场比赛安排到了徐州，韩硕借机回趟家 。徐州虽然在江苏，但属于北方城市，挨着安徽、河南、山东，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这儿人说话和山东话挺像。晚上韩硕家请吃饭，大家都吃得很饱，一会做做治疗休息了。明天晚上对阵江苏，打完了再坐京沪高铁回北京，希望大家有好的发挥。

发明中国历史（九九）：中国历史黑暗无“光”

——什么是人类历史之“光”

——自从有了“人人平等”的信念，人类才开始具备了走向“文明”的黎明的曙光

——“人人平等”的信念，才是真正人类文明精神的“太阳”，是社会科学的第一真理

——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恰恰说反了，应该是：“只因尊仲尼，中国如长夜。”

——中国历史整整两千多年黑暗无“光”

——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仍旧不知道“人人平等”信念的价值

——孔丘是坚持人人永远不平等的邪恶意识形态的总代表

——全部中国文献，只有老子的《道德经》主张“人人平等”的信念

——全人类的思想谱系，老子是全人类第一号，孔丘是垫底的倒数第一号

——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跟着统治者追随倒数第一号的孔丘及其儒家

——致使中国人整体在世界各国的思想谱系之中居倒数第一的位置

——两千多年来的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基本上与中国人的思想无关

——近代西方文化的东传给中国人带来了思想（信念）的光明

——中国人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之中产生过自己的思想之“光”

——这点“光明”即来自老子的《道德经》，但是这点光明后来愈来愈被孔儒们遮蔽了

——中国历史经历了两千多年漆黑无“光”的日子

——只是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才给中国人带来了文明之“光”

——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历史从自己的黑暗走向自己的光明的伟大的时代

——历史光明的起点既来自西方的文化，也来自中国人对老子《道德经》之“光”的再生

黎 鸣

自从我终于认识到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真理（“人人平等”的信念之后，我对于中国文人们的历史性的著作，就自然而然地愈来愈感到厌恶了。为什么？因为其中充满了太多丧害“人”、侮辱“人”、糟蹋“人”、蔑视“人”，总之无视“人”的一切最基本生存价值的极其无知的描述。这样的历史性的著作，甚至也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他对于帝王将相们的“本纪”、“世家”、“列传”式的分类，就已经在丧害“人性”、侮辱“人格”、糟蹋“人品”，蔑视“人”的所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比较中国人的“历史之父”与西方人的“历史之父”，即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人们就将立即可以看到他们二者之间的本质性的差别。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之中首先出现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伟大光明的命题，然而中国的“历史之父”本人却因为汉武帝个人的好恶所招致的“激怒”，而遭受到了人世间最侮辱人格的“宫刑”。完全可以得出结论，由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历史》，基本上就已经是黑暗无“光”的《历史》。

然而，究竟什么是真正人类历史文明的“光”呢？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中国人的历史文明之“光”又是如何完全彻底地丧失了呢？

我的回答是，人类历史文明的“光”是人类自己发现、发明和创造的。人类历史文明的“光”首先是人类的精神之“光”，智慧之“光”，正因为人类具有智慧，具有精神，所以人类的历史才可能会有文明的“光”的发现、发明和创造。非常遗憾的是，中国人的历史严重地匮乏人类精神、智慧的“光”芒，这是因为中国人早就彻底地丧失了人类的最基本的精神，甚至智慧了。

大家知道，宋代的朱熹曾经把孔丘——仲尼称作中国的历史之“光”，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孔丘——仲尼给万古的历史带来了中国人生活的“价值”，所以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有了“光明”，有了“白天”，而不像畜牲、动物那样，只有万古的“长夜”。那么孔丘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生活的价值呢？我已经对此作出了准确的回答：“亲亲尊尊长长”。这种“价值观”，如果仅仅与动物的活着的价值相比，确实是“高超”了一点点，但是可惜，它不是“人”应有的价值观，最多不过是反映了人类作为动物的价值而已，甚至连“人”的最起码的社会需求的“价值”（政治权利，经济财富，文化名望）都没有涉及，当然就更不可能涉及人类的最基本的也是宇宙最高的精神的、智慧的价值了。

那么，“人”的最基本的精神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作为“人”区别于所有的物，包括无机物、有机物、生物、植物、动物的几乎只能专属于“人”的“智慧”的价值。然而，什么是人类的最基本的“智慧”呢？我的“人学”已经作出了归纳，人的最基本的智慧包括三种：发现并信仰真理信念的智慧、发明并求知真实概念的智慧、创造并追求真成观念的智慧。简言之，即真真善善美美的智慧。在关于“真善美”的智慧之中，首先即是关于“真”的智慧。可以说，这是人类进入智慧殿堂的第一道“大门”。或者也可以说，正是这进入了第一道智慧大门，才首先给人类的历史带来了第一道“文明”之“光”。正是这第一道“文明”的“真理之光”，带来了第二道“文明”的“真知之光”和第三道“文明”的“真诚之光”，并从而成为了全部人类历史的“文明”的总的“光”芒。

说白了，发现“真”，并信仰“真”，或者说发现“真”的信念、信仰“真”的真理，即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最初第一道的“光”。而且顺便指出，如果没有了这第一道的“真理之光”，人类的历史也将不可能会有第二道、第三道的“真知之光”和“真诚（成）之光”。按照这种认识，我们再来回顾朱熹对于孔丘的“歌颂”，我们就会立即发现，朱熹的说法实在是太不着边际了，他把人类的“价值”定义得也实在是太低级了，简直是低到了仅仅比动物“高”那么一点点的境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于孔丘的赞美，就只能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他完全错看了人类历史的“光明”。为什么？因为孔丘的“亲亲尊尊长长”不仅不涉及“真善美”，而且更远离“真善美”，最关键的是，孔丘（也包括后来的中国人）连最起码的“真”（真的信念和真的真理）的人类的最基本的价值都没有看到，甚至还一直都在加以非常无知的阻拦，而至于拒绝一切的“真”，例如孔丘因为“亲亲尊尊”而主张的“为亲者隐，为尊者隐”，更加上“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正是这一“隐”一“讳”的历史习惯，彻底消灭了中国人对于一切“真”的追求。可悲的中国人从此就只能永远生活在历史的黑暗之中了。

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只能是黑暗无“光”？其中最最最最大的关键，即在于中国的历史，几乎是绝对地匮乏人类对于“真”的发现和信仰。中国人不仅没有发现“真”的信念，更没有树立对于任何“真理”的信仰，而是几乎完全地相反，中国人把自己的信念和信仰，全都投向了孔丘所指示给中国人的“天命”、“大人”和“圣人”，或者更投向了最具体的“父亲”、“君主”和“长官”。当中国人全都按照孔丘及其儒家的“教导”，把自己的“信念”和“信仰”的对象全都附着于现象界的具体的“人物”（即亲人、主人、大人）的时候，中国人的历史也就不能不只能愈来愈变得几乎是完全地漆黑无“光”了。

说得更直白更具体一点，中国历史无“光”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的“价值观”从自身历史的最初就已经完全地错误了、低贱了，而其中的最最最最关键的原因，又在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之中，彻底地丧失了“真”的精神的价值。

奠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最关键的历史人物是谁？正就是让中国人崇拜了两千多年的孔丘及其儒家呀。孔丘给中国人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多次地进行了总结，它就是“亲亲尊尊”，或者说得更完整一点，即“亲亲尊尊长长”。非常非常非常遗憾，我亲爱的同胞们之中的绝大多数的人们根本就无视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发现，自然也就更轻视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发明，可以料想，对于我的进一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创造，也将会同样不加以理睬。对于如此地“无视”以及“轻视”，其实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是，也正是因此，这种“无视”和“轻视”并不能阻止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揭露、发现、批判、发明，以及深深地反抗和创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是为年轻人而写作，更是为未来的年轻人而写作，未来的中国人绝对会公正地看待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发现、发明和创造的努力，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为了他们终于能够比我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而作努力。

在中国的古代，能够具有如此光明的胸怀的人们，如果仅仅从“文本”的意义上去看的话，几乎就只有老子。不是说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惜的是历代以来留下的“文本”，全都只有孔儒“独尊”的一家，而其他的文本基本上均遭到了无视，遗弃，而终于失传。《道德经》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所有的儒家文人们根本就读不懂它的思想，全都只能像是“雾里看花”、“玄之又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老子确实就是天上的“飞龙”，根本就不值得重视，也不必把它销毁，而所有的孔丘及其儒家的人们自己，则全都不过是只能说空话、大话、好听的屁话的一群文化骗子。

当然，我这样说的确看上去非常“极端”，可悲的是，在“真”和“伪”的意义上，确实恰恰就必须且只能走极端，如果不走极端反而就真是没有了任何的“真”了。为什么？因为“真”永远是惟一的，就像是上帝。中国人永远不走极端，所以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真”，而孔丘及其儒家恰恰就需要人们永远都保持“中庸”的“混沌”，永远都不要走“极端”。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来告诉大家，真正需要人们保持“中庸”的是在经验的实践的领域，因为经验的现象永远都处于相对矛盾的状态之中。而在先验抽象的领域，乃至超验想象的领域，恰恰需要人们具有走极端的勇气，这在西方，就是哲学家们所坚持的“绝对的精神”。可悲的是，中国人在孔丘及其儒家的调教之下，永远地丧失了这种“绝对的精神”。所以，中国人在思想的领域，永远都难以获得任何真正的发现和创造，而在经验的领域，发明的能力也就只能是非常地非常地薄弱了。很显然，在科学的领域，恰恰就经常需要人们做出非常极端的“假设”，正是这些非常极端的假设，为真理的诞生缔造了根本性的条件。例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他对于真空中光速永远不变的假设，就显然是如此。其他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包括物理学之中最基本的质量—能量守恒的规律，也同样是从极端的假设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凡是真理，几乎全都具有极端的假设的影子。

很显然，在人类社会的理论领域，“人人平等”的命题，即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抽象的假设，然而这个“假设”基本上已经变成了现代人类公认的“真理”，正是在这个“人人平等”的真理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人类所有一切“宪法”理论的基础。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了“人人平等”的真理，任何的“宪法”还能够得到人类的尊重的敬畏吗？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人人平等”的观念逐渐变成了人类的信念的时候，它所给予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动力将是何等地巨大。正就是因此，我称“人人平等”的信念是人类文明精神的“太阳”，是人类社会科学的第一真理。而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之所以会比西方人的历史在文明发展的意义上会产生巨大的差距，其中最最最最巨大的根源，即在于西方人首先形成了“人人平等”的观念，例如希伯来人的“人人在信仰上帝面前的平等”，希腊人的“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且到了近代，“人人平等”的观念更是变成了西方人类的信念，这样一来，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文明差距就只能更是显得极其的悬殊了。

正是因为如上所述，当整个世界都在加速走向宪政政治的现代社会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只有在中国，中国人的“宪法”却基本上仍旧只等同于一张废纸？根本就没有受到中国人的任何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呢？其中的道理不是非常简单吗？那就是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在统治者还是在被统治者的心目中，谁能够真正把“人人平等”的观念当作真理的信念来看待呢？又有谁能够真正具有尊重真理、敬畏真理的习惯的心理呢？中国人之中，全都是“人人平等”这颗人类文明的“太阳”面前的不折不扣的瞎子呀。

请问，如此中国人的的历史能够不黑暗吗？如此中国人的现实能够不黑暗吗？如此中国人的前途能够不黑暗吗？

为什么中国人竟然会如此全面地黑暗？这是因为传统孔丘及其儒家的“独尊”，整整在中国泛滥了两千多年的“儒瘟”，这个始终都在奔流不息的“儒瘟”的历史潮流，彻底地歼灭了中国人心中的任何一点“人人平等”的观念，就更不要说“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念了。

通观全部中国的历史，惟一（从“文本”的意义上的确可以认为是惟一），就只在老子的《道德经》之中发现了“人人平等”的伟大的观念，并在老子的心中形成了伟大的“玄同”的信念，而且我还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即使通观全人类的历史，老子对于“人人平等”信念的提出，也是“天下第一号”，而孔丘不仅没有提出“人人平等”的观念，而且还更利用“礼乐”彻底地拒绝“人人平等”的观念。可以说，在全人类的思想谱系之中，老子天下第一，当之无愧，而孔丘天下倒数第一，也同样是必然的。可惜的是，上述关于老子的这一切均与其他的中国人竟然毫无任何关系，尤其在后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中国人就更是惟一只有孔丘及其儒家的“独尊”了，就更是与“人人平等”的人类文明的“太阳”愈来愈远了，以至于中国人的历史就只能永远地漆黑无“光”了。

非常明显的结论是：

没有“人人平等”的信念，就将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真正人类社会的“伦理”，就将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真正人类社会的“道德”，就将根本产生不了任何人类社会的“宪法”和法律，就将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真正人类社会的文明，等等等等，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没有“人人平等”的信念，人类文明的一切都将不可能产生，自然也更不可能获得进步地发展。

就凭孔丘及其儒家绝对地拒绝任何“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一条，我们今天就可以非常正确地宣称：“五四”运动之中，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们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必须彻底贯彻的伟大的行动的指南。而任何要求回归“尊孔读经”、“独尊儒术”的现代历史的所有倾向，即将都是对于人类文明的绝对的反动。

埋葬“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念，即是埋葬人类社会的“伦理”，即是埋葬人类社会的“道德”，即是埋葬人类社会的“宪法”和法律，即是埋葬人类社会的“正义”，即是埋葬人类社会的文明的一切。对于中国人来说，继续“尊孔读经”、继续“独尊儒术”，继续继承孔丘及其儒家的历史的传统，就是彻底地埋葬“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念，就是上述所有“埋葬”（伦理、道德、宪法、法律、文明）的反动的一切。

我亲爱的同胞们啦，我请你们三思！！！你们究竟是需要中国历史文明的黑暗，还是需要中国历史文明的光明？？？（2011,12,3.）

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系统总结近几年来的金融工作，分析当前金融改革开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作出部署。也就是说，对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这次会议给出一个清晰的思路，确定了未来金融业发展基本方向。这些都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可以说，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最有新意及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清晰思路，提出了要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金融市场就得为实体经济提供优质服务；金融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金融创新只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可以说，这些都是新提法，其与以往金融改革的思路有很大不同。本文认为，这将成中国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方向。

那么，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为何会强调金融业要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这样一个思路对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何会议之前市场所关注一些重大改革暂时没有推出而把重点放在理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可以说，这可能是政府决策高层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反思的结果。可以说，当前世界所有的经济问题，与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有根本性的不同，以前的危机主要是由实体经济所引发的，而最近危机基本上都是与金融问题有关。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不少经济问题无不是与金融风险有关，无不是与信用过度扩张有关，只不过，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国家及地区，这种信用过度扩张的方式不同罢了。而信用的过度扩张就是信用的扩张严重超过实体经济对它的需求；或信用扩张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需求，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在实体经济运行之外独立运行的金融市场。这样脱离的实体经济的金融市场导致了各国货币超发、银行信贷滥用、各种金融杠杆无限扩张与放大等等，而这些行为一旦走向极端就是不同的方式的金融危机爆发。

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主要是由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吹大房地产泡沫，并通过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化又把这种过度扩张的信贷无限放大，让信用过度扩张到极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国家债务信用过度扩张的结果；而中国房地产泡沫及金融市场不少问题同样是与信用过度扩张有关。而房地产泡沫吹大、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及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的增加、民间信贷市场的“炒钱”等都是一个个可能引发国内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也就是说，金融业对发展的重要性基本成了社会的一个共识。因为，金融发展或信用扩张给实体经济带来的繁荣是令人瞩目的。有目一方面能够化解实体经济所面临资金不足的缺陷，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繁荣，同时，金融业也是政府通过政策来拉平不同的企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等财富与收入分配关系最为便利的手段。这就为何现代政府都有意愿把信用过度扩张运用的淋漓尽致根源所在。另一方面，如何金融扩张过度或过度使用信用，让泛滥的信用在金融体系内膨胀与循环而不服务于实体经济，这必然会推高资产价格，形成金融泡沫及风险，让整个社会与经济都处于极高的风险之中。因此，如果理顺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如何界定金融市场的边界，应该是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核心内容，它道出金融业的本质及国内金融市场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

既然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于实体经济，那么“优质的金融服务”概念也就呼之而出了。该概念是本次会议最有创意的金融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涵义与理解，或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文件层面来看，应该理解为金融服务能够做什么及不能够做什么。比如金融服务能够做的方式有，通过金融服务来支持国家经济战略的转移，引导国内产结构业的调整，重点支持弱势的产业、企业及不同的群体等。比如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与市场来鼓励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相关的产业及行为等，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融资支持，并通过合理的信用政策来拉平不同的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等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比如，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建设保障性住房的金融支持等。这些将是2012年国内货币政策关注的主要方面。

不能够做的方面有，要严格控制过高的杠杆率，利用过高的杠杆率来推提高资产价格，严禁用“钱炒钱”等。国内金融市场“去杠杆化”将是未来金融改革重要方面。也就是说，优质的金融服务不仅仅是所谓创新一个金融产品和工具或建立一个金融市场就可以，而且要看这些产品、工具及市场等是不是保证金融服务纳入为实体经济服务轨道。如果仅是谋取金融收益，而不能够对实体经济能够产生实质性有益影响，那么这种金融服务并非是优质的。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金融服务不能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可以说，强调“优质金融服务”具有十分强烈的政策内涵。也就是说，基于金融服务的本质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国未来金融改革对现行国际市场十分流行的衍生产品、工具及市场推出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证券市场的发展将更注重为服务于实体产品、工具与市场上。

当然，我们会问为何早些时候市场十分关注不少热点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比如“金融国资委”的推出、利率与利率市场化推进、弱化政府的行政主导等（这些都当前国内金融市场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或金融改革的难点）。问题所在，不仅在于当前国内外市场环境的严重不确定性，而且还在于这些政策的调整或改革都将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如果相关的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平衡好，其政策的推出将让国内金融市场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不过，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这些金融市场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已经是绕不去的坎。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金融改革要想深化与广化是不可能了。但愿政府决策部门对此问题要有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