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多维新闻
3月15日，德国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没有了往日的熙熙往往。（路透社）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 (Gavin Newsom)3月19日晚宣布全州“封城”，要求该州4,000万居民待在家中不要出门。哈萨克斯坦自3月19日零时起在首都努尔苏丹和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实施“封城”措施。3月18日，多家英媒传出消息，伦敦可能在几天后封城。3月16日，旧金山宣布“封城”，居民将被要求从当日午夜开始待在家里，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要外出。同日，泰国东北部地区武里南府府尹宣布，武里南府直辖县采取“封城”防控措施。
除了这些封城措施，还有诸多国家已经封国。西班牙宣布从14日起进入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除特定情况外，全国民众必须在家，不得在街上走动。捷克政府于3月15日深夜宣布“封国”，禁止非必要的人员流动，全国民众居家隔离。比利时3月17日宣布，从18日12时起，比利时全国范围内将实施“封城”，结束时间暂定为4月5日。3月16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称法国“处于战争之中”，实施全面戒严措施。
在意大利，2月23日开始北部11个城镇被封；3月8日起封锁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米兰和威尼斯等城镇；3月10日起开始全意大利范围内实行封城禁令。根据封城令，所有居民不得随意进出城市（除工作、紧急情况或医疗状况），出入城市要提供自述声明。
此前曾明确反对城市封锁措施的伊朗，3月4日开始有两个省宣布了“禁入令”，3月7日，禁入范围扩大到16个省，虽未正式宣告封城，但已形成事实封锁。
可以看到，为了抑制病毒的传播，封城成了非常现实的选择。尽管国情不同，封锁的程度也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隔离病毒。
意大利医疗资源严重不足，3月18日，一家医院门口搭起了预检和分诊帐篷。（新华社）
这种情况和今年1月份中国宣布武汉封城后的舆论反应是大不同的。
对于武汉封城，《纽约时报》的评价是，通过限制上千万人的流动来保护公共健康，是一种充满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折衷措施，后者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纽约时报》3月4日刊登的该报记者与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的访谈内容显示，艾尔沃德提及了中国的其他防控措施，如居家隔离、“封城”、关闭学校等做法。记者反问：“这一切在美国不都是不可能的吗？”、“中国能这么做，难道不是因为它是专制国家吗？”《华尔街日报》3月12日表示，在中国封锁了整个武汉以抗击当地爆发的新冠疫情时，一些全球公共卫生官员曾警告说，这种铁腕手段不符合全球的疫情响应规范。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霍奇（James G. Hodge Jr.）声称，“封城”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这在美国显然是“违反宪法”的，“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霍奇还补充称，这样做显然是“过度反应”。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公卫专家戈斯汀（Lawrence Gostin）也认为，各国有必要对于封锁政策保持存疑。他向媒体表示：“中国有着很特别的政治体制，能使其公民遵守严厉措施，但这些国家控制及监视，对其他国家而言并不适应。”1月份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公开表态: 我们不会封城，我们不需要戴口罩，因为这违反人权、违背自由精神。
可以说，当全球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时，封城被一些媒体描述成了封建残留，是专制国家才会采取的措施，是没人权的，不自由的。
韩国2月宣布将对大邱市和庆尚北道采取“最大限度的封锁措施”后，文在寅不得不出面澄清“最大限度的封锁政策”指的不是地区性封锁，有不愿意背上专制指责的考量。3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公开宣称：“中国的经验表明不受欢迎和严厉的措施战胜了病毒，拯救了生命；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温和与自由主义是新冠病毒的盟友。”虽然他表态将学习中国采取严厉举措，但是话里话外将中国放在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3月14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名工人戴着防护口罩在清洗空无一人的广场。（路透社）
一开始各国对武汉封城感到震惊，纷纷持否定态度，这可以理解。毕竟国情不同，不少国家的民众没有储蓄的习惯，透支消费几近常态，停止工作、停止一切社会活动带来的失业数量是难以估量的，民意的反弹是必然的，靠选票上位的政客们不愿意堵上自己的政治生命纷纷选择讨好民众拒绝封城。
但从很多国家采取封城措施看，封城、封国、封关并非不可接受。疫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时，各国都有采取强力措施的法律空间和行政空间。这和是否专制民主无关，和意识形态无关。
从中国率先采取封城，到其他国家纷纷封城，这并不意味着专制主义获得了胜利，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遭受挑战而萎缩。
务实控制本国疫情才是正解，采取什么途径和方法并未定论，作为传染病防控手段，动用军队、封城等强力措施并非是中国独有。
在德国动用军队协助防疫也并非不可能。多年前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易北河、奥德河洪水灾害期间曾参与救灾运送沙袋。3月3日，英国政府发布的一份28页的新冠肺炎对策文件，称如有必要军队也将帮助警方维持秩序。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后，近来也在考虑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命令企业加速并扩展工业生产，来支持军事、能源、国土安全等工作的需要。宣布战争状态后，法国打算国家征用出租车和酒店，由军队负责在重灾区转移病患并部署野战医院，将在全国部署超过10万名警察和宪兵，确保限制出行的措施得到执行，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法国大企业，包括“国有化”。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对传染病的防治都有着基本的科学认知。在不同制度的国家，民众对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受到法律的制约，也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将封城同专制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联系起来，只会将事态复杂化，到头来贻笑大方。
3月15日，德国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没有了往日的熙熙往往。（路透社）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 (Gavin Newsom)3月19日晚宣布全州“封城”，要求该州4,000万居民待在家中不要出门。哈萨克斯坦自3月19日零时起在首都努尔苏丹和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实施“封城”措施。3月18日，多家英媒传出消息，伦敦可能在几天后封城。3月16日，旧金山宣布“封城”，居民将被要求从当日午夜开始待在家里，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要外出。同日，泰国东北部地区武里南府府尹宣布，武里南府直辖县采取“封城”防控措施。
除了这些封城措施，还有诸多国家已经封国。西班牙宣布从14日起进入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除特定情况外，全国民众必须在家，不得在街上走动。捷克政府于3月15日深夜宣布“封国”，禁止非必要的人员流动，全国民众居家隔离。比利时3月17日宣布，从18日12时起，比利时全国范围内将实施“封城”，结束时间暂定为4月5日。3月16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称法国“处于战争之中”，实施全面戒严措施。
在意大利，2月23日开始北部11个城镇被封；3月8日起封锁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米兰和威尼斯等城镇；3月10日起开始全意大利范围内实行封城禁令。根据封城令，所有居民不得随意进出城市（除工作、紧急情况或医疗状况），出入城市要提供自述声明。
此前曾明确反对城市封锁措施的伊朗，3月4日开始有两个省宣布了“禁入令”，3月7日，禁入范围扩大到16个省，虽未正式宣告封城，但已形成事实封锁。
可以看到，为了抑制病毒的传播，封城成了非常现实的选择。尽管国情不同，封锁的程度也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隔离病毒。
意大利医疗资源严重不足，3月18日，一家医院门口搭起了预检和分诊帐篷。（新华社）
这种情况和今年1月份中国宣布武汉封城后的舆论反应是大不同的。
对于武汉封城，《纽约时报》的评价是，通过限制上千万人的流动来保护公共健康，是一种充满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折衷措施，后者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纽约时报》3月4日刊登的该报记者与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的访谈内容显示，艾尔沃德提及了中国的其他防控措施，如居家隔离、“封城”、关闭学校等做法。记者反问：“这一切在美国不都是不可能的吗？”、“中国能这么做，难道不是因为它是专制国家吗？”《华尔街日报》3月12日表示，在中国封锁了整个武汉以抗击当地爆发的新冠疫情时，一些全球公共卫生官员曾警告说，这种铁腕手段不符合全球的疫情响应规范。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霍奇（James G. Hodge Jr.）声称，“封城”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这在美国显然是“违反宪法”的，“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霍奇还补充称，这样做显然是“过度反应”。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公卫专家戈斯汀（Lawrence Gostin）也认为，各国有必要对于封锁政策保持存疑。他向媒体表示：“中国有着很特别的政治体制，能使其公民遵守严厉措施，但这些国家控制及监视，对其他国家而言并不适应。”1月份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公开表态: 我们不会封城，我们不需要戴口罩，因为这违反人权、违背自由精神。
可以说，当全球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时，封城被一些媒体描述成了封建残留，是专制国家才会采取的措施，是没人权的，不自由的。
韩国2月宣布将对大邱市和庆尚北道采取“最大限度的封锁措施”后，文在寅不得不出面澄清“最大限度的封锁政策”指的不是地区性封锁，有不愿意背上专制指责的考量。3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公开宣称：“中国的经验表明不受欢迎和严厉的措施战胜了病毒，拯救了生命；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温和与自由主义是新冠病毒的盟友。”虽然他表态将学习中国采取严厉举措，但是话里话外将中国放在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3月14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名工人戴着防护口罩在清洗空无一人的广场。（路透社）
一开始各国对武汉封城感到震惊，纷纷持否定态度，这可以理解。毕竟国情不同，不少国家的民众没有储蓄的习惯，透支消费几近常态，停止工作、停止一切社会活动带来的失业数量是难以估量的，民意的反弹是必然的，靠选票上位的政客们不愿意堵上自己的政治生命纷纷选择讨好民众拒绝封城。
但从很多国家采取封城措施看，封城、封国、封关并非不可接受。疫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时，各国都有采取强力措施的法律空间和行政空间。这和是否专制民主无关，和意识形态无关。
从中国率先采取封城，到其他国家纷纷封城，这并不意味着专制主义获得了胜利，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遭受挑战而萎缩。
务实控制本国疫情才是正解，采取什么途径和方法并未定论，作为传染病防控手段，动用军队、封城等强力措施并非是中国独有。
在德国动用军队协助防疫也并非不可能。多年前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易北河、奥德河洪水灾害期间曾参与救灾运送沙袋。3月3日，英国政府发布的一份28页的新冠肺炎对策文件，称如有必要军队也将帮助警方维持秩序。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后，近来也在考虑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命令企业加速并扩展工业生产，来支持军事、能源、国土安全等工作的需要。宣布战争状态后，法国打算国家征用出租车和酒店，由军队负责在重灾区转移病患并部署野战医院，将在全国部署超过10万名警察和宪兵，确保限制出行的措施得到执行，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法国大企业，包括“国有化”。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对传染病的防治都有着基本的科学认知。在不同制度的国家，民众对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受到法律的制约，也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将封城同专制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联系起来，只会将事态复杂化，到头来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