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李春雁）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故乡早已不是昔日的故乡，回家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俨然成了二次移民。法政大学社会学部田??淳子教授最近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发现，从日本回国的华人中，回国后对工作、生活环境感到不适应者高达一半以上，因难以适应而返回日本的超过10%。在重新回到日本的人群中，更有10%左右的华人放弃了原来持有的永住签证，转而申请加入日本国籍。
　　田??教授在教学研究中，搞了一个关于从日本返回中国的华人生活状况的调研。该调研在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华侨大学和厦门大学协助下，以由日返中定居的上海、北京、福建三地各100名左右华人为对象，进行了调查访问。被调查者中男性为三分之二，女性为三分之一，且大多数人有在日本工作的经历。
　　调查发现，当初来日时，北京出身的中国人平均年龄为30.9岁，上海为29.9岁，福建为28.1岁，归国时的平均年龄，北京为36.0岁，上海为34.0岁，福建为32.3岁，平均在日滞留期为48.4个月到61.4个月，最长的达12年，最短的仅一年。基本上看，这群华人在人生最黄金的岁月——30岁左右的时光，在日本度过。来日的目的以留学、工作为多，来日方式分为公派、自费两种。来日前学历以大学毕业最多，约占40%左右。返国时的学历，北京以博士学历最多，达42%；上海无留学经历者为18%，博士毕业者达14%；福建无留学经历者占30%，留学后大学毕业者占8.4%。在归国理由中，北京以“归国对个人发展有利”占首位，为45.5%，“为了祖国的发展”和“公司要求”占第二、三位，分别为29%和23%；上海也以“归国对个人发展有利”占首位，为28.4%，“公司要求”居次，占20%，“家庭的原因”居第三位，占19%。福建人以“家庭的原因”居首，占36%，“公司要求”居次，为28%，“归国对个人发展有利”居第三位，占21%。
　　有关回国后的生活，对目前生活感到基本满足的北京人和上海人较多，均为80%左右，而福建人只有50%左右。但对国内生活“有不适应和不满意”的北京人则高达59.8%，上海人为52.9%，福建人为38.9%。
　　不适应的地方，首先集中在人际关系和子女问题上，其次是公共服务系统和生活环境。如在日本大学大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上海的A先生，他介绍自己经历时表示，他在日本留学、工作共呆了10年，回到上海后回到了出国前的单位——一家大医院。发现在他缺席的10年中，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大了，人的观念、同事间的关系已全部改变，不再是他原来熟悉的地方，而是一个全新的单位，他需要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中国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又与日本完全不同，令他感到无所适从。同时，在日本这个公共服务系统完善、服务质量全球居首的地方呆久了，对国内公务人员的傲慢、服务系统的惰性、滞后，都很难容忍。最令人感到棘手的，还是女儿的问题。女儿5岁时去了日本，15岁后回到上海，原以为她会很快适应国内的学校，但女儿对5岁前的事情已完全没有记忆了，面对的上海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她在学校语言难于过关，价值观也与同学们难于融合，文化差异时时显现。看到女儿郁郁寡欢，每天怀念日本学校的样子，A先生心痛不已。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下，A先生在一年后携妻带女返回了日本。
　　调查中发现，从日本返回中国的华人还普遍存在一个特点，就是与日本社会建立了剪不断的纽带和联系。其中，在日本有亲属者，在北京的被调查者中占14.7%，上海为22.5%，福建为16.8%。前文中的A先生，他在日本工作期间，曾把两个妹妹也接到日本，妹妹与日本人结婚后留日。他有了亲属和相关信息渠道，回日本也很便利。除了在日本有亲属外，很多回国发展者还开始了二次分居，如调查中的上海张女士带孩子回上海读书，而丈夫则继续留在日本工作，挣钱支付张女士母女的生活费用。北京的赵先生则相反，妻子孩子留在日本生活，赵先生往返于中日间，用他的话说是“住在东京，工作在北京”。像这样，经过一段在日生活，与日本建立了紧密联系，组成了一个超越国境的连结中日两国的生活空间，正成为在日华人回国者的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