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航班

这是一趟特殊的行程。载客量为289人的客舱里，只有8名乘客，2名空乘。一箱箱货物填满客舱内剩余的空间——纸箱里装着酒精、口罩、药品等医疗物资。

这架飞机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起飞，在未来的10个小时，它将掠过欧洲大陆上空，横跨大西洋，抵达南半球的委内瑞拉。封闭的机舱内只有发动机轰鸣的声音，8名乘客戴着口罩靠在椅背上闭目休息。他们穿着整齐划一的白色队服，这是一支前往委内瑞拉实行医疗援助的华人医疗队。

在1万米的高空上，余玲艰难地在机舱内挪动，发放瓶装水。这是她第一次穿防护服，唯一的感觉是“生理状态特别不舒服”——雾气打湿护目镜和面罩，视力范围受阻，沟通费力，音量要比平时提高1倍，整个身体又像被蒸笼裹住，透不过气。

尽管垫着尿不湿，但整整10个小时，余玲不敢喝一口水，因为要考虑穿防护服上厕所的问题，“在飞机上我真的觉得自己快要脱水了”。

这是余玲赋闲76天后的第一趟飞行任务。2月3号，余玲所在的航司通知所有机组人员进入轮岗轮休状态。4月18号，她接到紧急通知，1天后将从北京坐5个小时飞机，前往布鲁塞尔执行包机任务，运送医疗队和医疗物资到南美洲。“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航线，也危险，很多有家室的人都拒绝了。”

没有犹豫，余玲接了这趟活，“我单身，没有牵挂。”她独自在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出租屋蜗居了76天。受疫情影响，她在2月份和3月份的飞行时间几乎为零，只拿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2000元，相比之前，收入缩水近10倍。

这是疫情期间民航从业人员的普遍遭遇。据民航局公开数据，一季度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5成，超过7成航班被取消，2月份日均取消上万架次。被搁置的飞机成为地面上的模型，行业里流传一句话：“飞机停在机坪上晒太阳，你能听到钱融化的声音”。

余玲在委内瑞拉短暂停留了2个小时，医疗物品卸载完后，她又立即搭乘空机返回布鲁塞尔。3个小时后，余玲从布鲁塞尔返回北京，在那架上座率接近75%、遍及华人面孔的客机上，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养神，一路只喝水不吃东西，作为乘客，她还是放松了一些。

时隔76天后，她的首度飞行时间长达30多个小时，回到北京，她又被隔离了14天。隔离期间，作为特殊航班的机组成员，余玲每天有3个小时补助费，集团内部还给她个人进行表彰。

更多的飞行员、空乘、机修师处在轮休或者待业状态。

已在青岛购房的年轻飞行员，存款只够支撑2个月房贷；海口美兰机场一位机修师的工作量比以前减少了2/3，收入由原来的9000元下降到4000元，这个数额只够他支付每个月的信用卡账单，吃住成为问题。

截至3月底，民航航班仅恢复到疫情前4成多，尽管余玲所在的航司要求国内航线当天往返不再需要隔离，但上岗机会却少了许多。

行业滑坡

疫情初起就对国内航空业产生了强烈震荡，余玲深有感触。

1月23号，她执行北京飞上海的任务。余玲站在舱门前，双手交叉叠在身前，向每一位乘客鞠躬问好。一个个乘客从她眼前一扫而过，口罩遮脸，眼神疏离。起飞前，执飞机长嘱咐余玲：食品不要拆包装直接递进驾驶舱，空乘尽量不要进入驾驶舱。舱内高达95%的客座率，却安静异常，除了零星几个乘客在看娱乐节目，平日里聊天的声音都没了——人人唯恐被扰。

这段行程让余玲很不舒服，“感觉我们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孤立了”。

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一天。当天上午10点，离汉通道陆续被关闭，各大航司减调涉汉航班。民航局当日的数据显示，武汉天河机场本计划当天进出港航班566班，1个半小时后，288班航班被取消。

隔天上海飞回北京，余玲见证了直线下降的客流量。临近起飞时间，余玲从手机内部系统上看到乘客人数“疯狂减少”——最终从150多人下降到70多人。几乎余玲的工作时间也直线下降。从1月23号到2月3号，余玲一共飞行11个小时，仅占她同期工作时长的三分之一。

国内民航业的客流量进入滑坡轨道。根据民航局公开信息，从1月25日至2月14日，民航日均运输旅客47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的1/4。截至2月15日，全国民航免费退票超过2000万张，票面金额超过200亿。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国际航线同样风雨飘摇。

3月12日，民航局发布新规定，国内航司经营至任何一个国家航线只能保留1条，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国外航司经营至中国航线也只能保留1条；同时，抵离中国航班客座率不得超过75%。

余玲本来计划休息20天。2月底，她主动向领导请缨“如果缺人，我可以执行航班”。随着国际形势变严，直到3月结束，余玲也没能再执行航班任务，她感到焦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减薪、裁员、破产的风潮席卷全球。3月5号，拥有40年历史、占英国国内1/3运力的航空公司Flybe宣布进入破产接管程序；加拿大最大的航空公司裁掉了60%的员工；老牌的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正在启动10%的裁员计划，1个月前，这家公司已经停止向华盛顿州3万名员工发放薪水……

“没想到自己会经历民航业的第六次危机”，林琳说。就在去年，她刚刚完成一篇全球民航业五次危机相关的论文。1月初，林琳成功跳槽到东南亚一家航空公司，月薪翻了一倍。3个月后，她接到解约电话：受疫情影响，航司取消所有的招聘计划，本是如意算盘的跳槽令林琳变成了失业人员。

陈亮则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前途一点点黯淡下来。按计划，陈亮将在2020年到航校实地培训。顺利的话，在未来的5到7年里，陈亮将从航校毕业，进入航司，他的飞行服肩章将沿着改装、观察员、副驾一路升格，直到成为年薪百万的机长，那是一个在全社会都享有美誉的身份，对改变农家子弟陈亮的命运来说，是最为体面的方式。

3月25号，海南航空公司发来邮件， 航司决定取消陈亮这批飞行学员的公费送训计划，如果无法自行支付60万学费，陈亮的飞行员之路将可能就此中断。

从布鲁塞尔到委内瑞拉，看着窗外的机翼掠过蓝天、穿过层云，余玲感觉“航班好长，好难熬”——以前繁琐的服务流程冲淡了对时间的感知。

在这趟不需要提供太多服务的航班上，余玲正在思考疫情是否会成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2020年开春停摆的民航业，让余玲感受到这个行业的脆弱性和危险性。“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危险，也很不稳定。”

她决定换工作——她前后投了10多份简历，方向主要是企业行政岗。

2015年大学毕业后，就读日语专业的她凭借语言优势进入这个行业。借着这个工作平台，余玲实现看世界的梦想，她还记得在非洲，从机场到酒店，黄土铺成的路，两旁摊贩一拥而上，要东西的小孩追着车跑，“那个时候我觉得世界很广博，自己很渺小。”

2018年，余玲从一个普通的乘务学员晋升为乘务长。如果没有疫情，2020年她将升级为客舱经理。这5年，正是中国民航发展的黄金时段。

半只脚踏入民航业的陈亮，也享受过民航业扩张带来的红利。当时，各大航司大量招聘储备飞行员。2017年，中国民用航空局放宽了飞行员的视力标准，陈亮才搭上了这趟列车。

2016年从大连海事大学毕业后，陈亮进入合肥一家国企当设备维修工程师，那是一个足够令余生稳定的工作。2017年两轮体检通过后，他决然地辞掉工作，花了2年时间，在山东滨州、海南海口的航校学习理论知识，通过相关机构规定的雅思、司商仪考试。

现在，对这个出身河南农村的年轻人来说，自行缴纳送训的60万元学费是一个天文数字。前途变得更加不确定，父母务农，他的家庭条件不允许他“像个无业游民”。和海南航空的劳务合同尚未解除，他只能在郑州的一家餐馆当临时工。他那双本来要驾驶飞机的双手现在重复着端菜、收拾、洗碗的活，一天要忙碌十几个小时，月薪4000元。

陈亮决定在这个餐馆继续干2个月，看事情是否能出现转机——他对自己的飞行梦仍抱有期待。现实看起来不太乐观。各家航司一季度的财报显示，疫情带来的危机程度要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有人预计，这场危机将持续至2021年。

每天，面对餐厅同事在寝室里抽烟、喝酒，甚至嘲笑他“读大学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在打工”，陈亮就默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5月初，他得到消息，那些自行缴完60万学费的同学，将前往航司指定的学校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