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张石 杜海玲
2008年夏季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对于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来说，都是一种骄傲和自豪。回想上个世纪，亚洲只举办过两届奥运会，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日本和韩国先后在奥运会之后实现了经济腾飞。对于那一段峥嵘岁月，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日的新华侨华人可能缺乏记忆和实感，但在日老华侨却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感受过那样的氛围。许多老华侨亲身参与了与奥运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推广活动，甚至直接为奥运会提供各种服务，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旅日老华侨珍贵的奥运记忆，为北京奥运会提供了发展的接续和历史的参照，可以让今人藉以理解北京奥运会不是横空出世的冲天惊雷，而是历史的连贯和发展的必然。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将建立在国人积极参与、海外华人热情支持，还有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基础之上。
一、从东京奥运到汉城奥运
1964年，昭和39年，奥运会历史性地首次落户亚洲。
东京是亚洲第一个奥运举办城市，也为日本的战后复兴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证明。不过，当年的国际奥委会尚未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会员国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中国不能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派团参加东京奥运会，这使广大旅日华侨感到不满，甚至对东京奥运会产生了抵触情绪。现年82岁的老华侨韩庆愈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触良多。
有关于东京奥运会，韩庆愈记忆最深刻的不是比赛，而是中华民国体育代表团出现了官员和运动员的出走事件。韩庆愈当年38岁，正在东京华侨总会从事组织和文化工作，并负责编撰华文报刊《大地报》。他经手接待了台湾方面的出走人员，并把他们安全送回了祖国。对他来说，1964年的奥运记忆是政治大于体育。
当时，中华民国代表团中有一位出身江苏的体育官员叫陈觉，他藉来日机会出走到了苏联驻日大使馆，寻求回中国的途径。东京华侨总会接报后，派韩庆愈去接人，一起回到总会。无独有偶，台湾代表团中的另一名射击运动员马晴山也主动跑到东京华侨总会，要求回中国去。当时，中日尚未复交，华侨总会遂以民间组织的身份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政府为两位出走同胞提供政治庇护，并为他们联络回国船只。留日华侨最后找到了第三国船只，由华侨总会组织部部长博仁特古斯和日本促进中日贸易的社会活动家铃木一雄为代表，负责把两位出走同胞送到下关港，乘上挪威国籍的轮船，顺利地回到了祖国。后来，陈觉曾来信报告了安全回国，马晴山在80年代曾作为中国射击队的代表再次访日交流，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东京奥运会期间，韩庆愈记得很多华侨和留学生住在后乐寮。宿舍对面的小石川足球场（现小石川运动场）是奥运足球比赛场地之一，华侨和留学生在宿舍二楼免费观看了几场比赛，见识了奥运比赛的真实情景。另外，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建在代代木上原，后来成为奥林匹克青少年中心。韩庆愈回忆说，那里曾经是练兵场，改建成奥运村也昭示了奥运会的“和平”主题。韩庆愈曾多次在那里参加或举办过活动，那是东京都民得益的奥运遗产之一。
1984年，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韩庆愈当时担任株式会社向阳社社长，已是中日交流领域的主力之一。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韩庆愈施展大手笔，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签约，成为奥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日本广告的总代理。当时，中国的电视广告市场刚刚起步，奥运转播也是新手上路，急需支持。韩庆愈凭藉旅日华人能够沟通中国与日本的独特优势，在日本招募了19家大手企业，几乎包揽了中央台奥运转播期间的所有广告时段，为中国的奥运转播提供了支持，也为中日交流做出了贡献。据了解，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奥运赞助商，除了日本企业以外，只有一个来自香港的瑞士雷达表生产企业。
1988年，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韩国方面认为这是20世纪亚洲举办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希望能够突显亚洲文化。韩国民间的“奥运会支援委员会”委员长文太甲和“国际文化协会”会长金圣镇举办庆奥运文艺汇演活动，特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预留了表演场地，希望中国派团参加。当时，中韩尚未建交，交流渠道极不畅通，人民互不了解。他们只有通过香港新华社向中方发出邀请，但中方以没有建交为理由，回绝了邀请。
文太甲和金圣镇等，向正在韩国考察的韩庆愈救助，韩庆愈建议在首尔举办一个现代中国书画展。最后，三方协作，在汉城奥运会期间推出了惟一一个中国文化推广活动，也是韩国首次举办的高规格的中国书画展。韩庆愈在1988年3月回到日本后，派人在日本和中国各地收集书画作品，总计500馀幅。他精选了100馀幅，其中不乏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等大师的作品。这个大型书画展在汉城美术馆开展，韩国政务长官等到会开幕剪彩，向韩国社会展示了中国现代书画的魅力，烘染了奥运会多元文化的氛围，也为促进中韩的互相理解做出了贡献。韩庆愈为此投入运输费、保险费达1000多万日元，但他认为非常值得。一位旅日华人，藉助奥运会的良机大搞中韩交流，显示出奥运会的成功不在于一国一人，而在于全世界的参与，在于众擎易举。
面对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82岁的韩庆愈充满了信心。他表示，中国搞改革开放，搞和谐社会，成果不凡。北京举办奥运会，真正显示了中国的国格已经与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平等了。奥运会举办得恰到好处，是崛起的总结，更是腾飞的起点。像日本、韩国在举办奥运会后经济腾飞，举世关注，有目共睹。北京奥运会一定能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开端。
二、天津饭店为奥运村送饭送菜忙
1960年来日本的王克祥先生，在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时，担任天津饭店营业部长。回顾奥运前后的东京，王先生表示那是整个社会都振奋的、蒸蒸日上的时期。
最明显的便是城市建设。那一两年里，东京的新干线建起来了，高速公路建起来了，林立的高楼也建起来了。王先生记得当时总是见到24小时赶工的工地，工人们在工地热火朝天地工作——为了建设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为了向世界展示二战后日本的新面貌。
王克祥非常想看奥运会开幕式，但因为票子紧张而没有买到。为了感受奥运会比赛的现场气氛，他看了一场自行车比赛。当时的比赛场地在八王子，现场气氛热烈，各种肤色的观众为自己国家的队员摇旗呐喊。那阵状，彷佛不是运动员与运动员的比赛，而是国家与国家的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的观众席上，现场还见到了前往观战的荷兰女王（当时是公主）。
对于东京奥运会，王克祥不仅是观众，他和家族实际上肩负了在赛场下为奥运服务的任务。原来，为了保证选手村里的各国选手们吃上营养丰富而可口的食物，组委会安排给选手村提供日本餐、西餐和中餐等。王克祥担任营业部长的天津饭店，就是提供中餐的饭店之一。
当时的天津饭店还未有如今的规模，但它的实力已经在业界很有名气。据王克祥介绍，饭店被指定为给选手村送饭菜，那是很光荣的事儿——不仅要有实力，还要有自我推销的能力。那次入选，功劳在王先生的大哥王克昌先生（原天津同乡会会长）。天津饭店一旦被选中，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和实施工作。
提起奥运期间的紧张日程，王克祥十分感慨。当时，他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去工场监督食品制作。由于是为选手送食物，天津饭店开辟了特设厨房，专做选手村的饭菜。特设厨房更讲究食品卫生和安全，因为一旦闹出个食物中毒，责任可就重大了。在奥运会期间，天津饭店每天都要供应选手村饭菜，风雨无阻。饭店里有两部卡车每天送选手村，有些料理还需要派出厨师去选手村现场烹饪。
除了给选手村送饭菜之外，王克祥平时聊天倒很少与人聊奥运会。当时他刚从香港来日本4年，日语不熟练，获取情报的来源是英文报刊，所以与周围人交流不多，也就是与哥哥聊聊工作。记得当时整个日本都非常忙碌，王克祥自己每天都睡眠不足。在那个腾飞的时期，日本举国都在向上的紧张和振奋之中。
三、奥运会给中华街带来好景气
横滨中华街的老华侨陈福坡先生祖籍黑龙江省，在抗战胜利后到了台湾，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1957年踏上了日本国土，开始了留学历程。在日本，他得到恩师神川彦松博士的教诲，研修国际政治学，并在多个华侨社团兼职，从事华侨社团的侨务工作，服务侨社。陈福坡亲身经历了1964年在东京举办的奥运盛会。
回忆当时情景，他对《中文导报》记者说，1964年奥运会时我还在学校里念书，当时很注意奥运会的动向，因为那是亚洲第一次办奥运。那时候中国大陆没有人来参加奥运，台湾有十几个人来，但是参加的项目很少。我记得美国来的运动员最多，第二位是德国，第三位是日本，第四位是苏联，他们大约都在300人以上。美国是356人，德国是346人，差10个人。那时候在东京建的奥运会场馆对我们来说很奇妙，我们都要去看一看。
我觉得那次奥运会办得很好，许多国家的运动员打破了世界纪录。我们都在电视上观看奥运盛况，觉得那时最强的队就是美国和德国，日本急起直追，苏联也很不错。日本主办这次盛会，就是要表示在二战以后他们工业的恢复和国力。台湾那时和日本有国交，正式派代表队参加，但是人数不多。
我那时在东京大学快要毕业了，我已经来到横滨，在华侨的社会里做事了。我1956年到日本，1962年就到中华街来了，此后我就住在横滨。那时真的到赛场上去临场观战比较难，我们只好在电视上观看，那时的电视还是小屏幕的黑白电视。
那次奥运会是亚洲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国际间也没有现在这样复杂的问题，如恐怖事件等，社会都很安定，日本把那次奥运会办得也很成功。从那以后，日本的经济就进入了正轨了，在国际上的信誉也一天一天加强。由于对韩战和越战的后方支援，日本经济大大好转，办完奥运会以后，更使日本过了20多年的好日子。
奥运以后，中华街的景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中华街主要是中华料理店，由于日本经济好了，来中华街开宴会的团体客和其他客人也大大增加，团体宴会来中华街的非常多，这也使中华街过了二、三十年的好日子。
中华街奥运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房子，房子都很小，以后就渐渐盖起了这些楼房。在奥运会后那个时候，中华街开料理店没有倒闭的，没有卖店的，都是越开越好。直到现在，才出现了有的人卖店，有的人倒产的现象。外国人在奥运以后来得也多了，外国的商船、客船都经过横滨港，所以横滨和中华街的景气都很好。
我在奥运以后的1965年，开始做一点小生意，先开中国点心店，做中国有名的点心。以后又在中华街办了华都饭店，我也是趁著东京奥运以后的好景气和经济提升，慢慢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景气中，大家的生意都安定了，我当时还是一个留学生，什么都不懂，也没有钱，周围已经安定下来的人都帮助我。大家对我说：“你要是不回国就做点儿生意。”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慢慢把事业做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回台湾。
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也是一个好时候。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几乎都积极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当然有一部分人对我们主办奥运有不好的想法，比如利用西藏问题说事，但是我觉得北京准备得很好。一些大国，虽然发出了一点其他声音，但是马上就过去了，大家都全力支持中国办奥运，希望中国主办奥运会一定要成功，因为这是大家到一起聚会的重要盛会。事先有这些小的波折，不能说是不好；有了这些以后，会提高大家的警觉，会把奥运会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