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石
目前，在日本的可统计中国人非法滞在者(包括台湾)共3万4045人，而不可统计的偷渡者则更多，他们之中不乏结婚生子的人。这些非法滞在者的孩子们在日本是怎样生活的呢?本报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了他们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状况。
一、“黑孩子”出生在日本
“黑户口”的女性如在日本怀孕，因为没有健康保险，一般都去中国人开设的“地下医院”里去生小孩。大多数生下小孩的“黑户口”夫妇，都能和有身份的人一样抚养自己的子女。这些孩子出生后，母亲在休息一个阶段后，往往还要出去打工，因此他们一般都是几个有孩子的母亲一起找一个中国人中老年女性帮他们带孩子。一般每个孩子每个月2-3万日元。
在某中国残留孤儿集中居住的团地，可以在某一单元房中看见这样的风景：一位60岁左右的残留孤儿的家属，也是一位面目慈祥的老太太，她的身边围坐著4、5个小孩，他们都是福建偷渡者的孩子，穿戴得很整齐，家里给他们带来的便当也还算得上营养丰富。他们的父母虽然是偷渡者，但是家境也不算坏，在日华人黑户口在工厂里打工的人很多，特别是在IC(半导体集成线路)工厂里打工的人很多。这样的工厂在关东一都六县(东京、神奈川、千叶、□玉、群马、茨城、枥木)有很多家，一般一个月工资为25万日元左右，工厂提供免费的寮，一般两个人一个房间。做面包在日本是较为艰苦的工作，是流水线，又乏味又累，日本人一般都不愿意干，而对于华人黑户口来说，那就是“哪里艰苦哪安家”，多苦多累的活他们都能干。面包工厂的工资一般也是每月为25万日元左右，也有免费的寮住。
但是如果是“黑户口”结了婚或是夫妇双方同为“黑户口”，他们就会自己租房住。
而有些未婚黑户口女性，经常是风餐露宿，衣食不保。
这样的黑户口女性一般生了孩子后就扔在医院，然后逃之夭夭。
当年27岁的中国福建姑娘小王2005年10月份来到了千叶县一家公立综合病院准备生产。她是一名偷渡者，而且这次是第二次偷渡来日。
几年前，她在蛇头的斡旋下，连借带凑交给蛇头300万日元，在蛇头的安排下偷渡来日。来到了日本后她才知道，事情不仅不像她想像得那样美好，而且现实异常严酷，不仅工作不好找，连生存下去都是非常艰难的。不久她就被抓，并以“非法滞在”的罪名被强行送还。
到日本虽然没存下钱，但是蛇头的债是不可不还的，被逼无奈她只好再次铤而走险，又凑了200万日元交给蛇头，去年9月，蛇头为她搞到一本“剃头护照”，让她冒名顶替来到日本，但是她的护照一过海关就被蛇头收走了。
第二次来日，生活仍是非常艰难，无奈她和另外一个偷渡者，福建的男同胞在千叶县市川市南行德住在了一起。可生活了不久，男同胞突然失踪，而她却在去年10月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孤身一人，日语又不好，不知怎么办才好。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已经影响她打工了，最后她不得不去医院，想做人工流产。可大夫告诉她：已经晚了，孩子太大了，如果做人工流产，对母亲来说是很危险的，况且日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五个月以上的胎儿如做人工流产将被问杀人罪。
没办法，小王只好等著孩子出生。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她终于无法再去工作了，生活费只好靠福清的哥哥东借西凑给她寄来。事到如今，小王只好随遇而安了。她还经常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她：胎儿发育得很好。到了临产的那一天，孩子无论如何也生不下来，小王要求做剖腹产，而医生说她可以自然生出来。到了上午11点，她还是生不出来，医生只好给她做了剖腹产。孩子生了下来，但是没有呼吸和心跳，医生拼命进行抢救，到了晚上6点多钟，孩子终于抢救过来了。
但是小王和医生都发现，这个孩子浑身上下都是白的，照理说新生儿应该是青紫色，但是这个孩子不知为什么这样惨白？
血液检查的结果表明：这个孩子的血红素特别低，远远低于普通的婴儿。血红素对于氧气有极强的结合能力，可以把氧气带到全身，而血红素极低，会引起大脑供氧不足，脑细胞不能指挥全身，造成植物人现象。医学认为：造成这种症状的原因大致是由于羊水污染。
患这种症状的孩子不会喝奶，不会动，靠插胃管把牛奶送进身体里。但是孩子有消化功能，身体还会不断成长。医院方面都担心小王会弃胎儿而去，小王说她不走，说她还心疼自己的孩子呢！但是这孩子的病是永远也治不好的，想进入日本的障碍儿童养育设施费用也特别贵，而且要排队，医生等都劝小王带著孩子回中国去。可到了10月12号，医院里的人再也找不到小王了。她彻底失踪了，欠下的药费、医疗费分文未付，生下的病孩子也扔在了医院里。
直到现在，这个植物人的孩子还在这家医院里每天输液，给这家医院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这个可怜的孩子今年已经9岁了，2004年的春季，在那樱花盛开的季节，应该是她入学的季节，是谁为她背好书包？是谁送她上学？谁来接她回家？她回到家里又向谁说一声：“我回来了！”
这一切一切都无从知晓。
她于1998年8月出生在日本岛根县松江市的一家医院中，而她的妈妈小梅，在1999年1月8日，将她扔在东京的儿童相谈所中，销声匿迹。
小梅原住中国福建省福州市管辖的某山村中，结婚后和丈夫生有一女。但是后来丈夫出门，从此就不见回来，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处于名存实亡状态。后来她又和另一个男子相爱，并执意要和这个她真爱的男子生一个孩子。
她自己取出了为了限制生育装著的避孕工具，使自己怀孕。
怀孕以后，她认为她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如果继续留在中国，会被乡政府的人发现，很可能会被强行带到医院，做人工流产。
在1998年2月上旬，她在定期妊娠检查之前，和53名偷渡者一起偷渡日本。在2月19日晚上11时30分左右，到达日本岛根县八束郡鹿岛町，并很快与这53名偷渡者一起被捕并遭起诉。
1998年7月22日，在岛根县松江市地方裁判所里，被问违反入管难民法的孕妇小梅被免予刑事处分。
在小梅被免予刑事处分后，她向日本法务省提出了难民申请，同时于1998年8月在松江市平安产下一个女孩。
但是日本法务省于1998年9月29日发出通知，对小梅的难民申请做出了“不承认”的决定。
小梅在1998年9月被驳回了难民申请后对此提出不服申诉，因此一直处于假释中。1999年1月，她从松江来到了东京的义工组织的办事处寄住，由于生病，她入院了。她把半岁的女孩寄养在儿童相谈所，预定在1月8日接受诊查后取走。到医院接受诊查后，她对陪著她看病的义工说：“去外面透一透新鲜空气。”然后就不知去向。她不会说日语，而且身无分文。
二、“黑孩子”的就学问题
日本政府批准的《儿童权利条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对“所有孩子”无偿地进行初等教育。也就是说不论他(或她)在日本的资格如何，其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在日本宪法是最高标准，它所缔结的国际条约地位仅次于宪法，而其它诸如法律、省令、条例等，如和国际条约相抵触时，都要加以修改。因此日本政府承认在日外国人“黑户口”子女有入学权利，但是实际实施该手续的各地方自治体，在接受这些“黑户口”子女问题上仍然存在温度差。
如名古屋市从2002年度开始，接受有姓名和住址的在日外国人“黑户口”子女入学。到去年7月为止，已有13名在日外国人“黑户口”子女入学。可是，爱知县的丰川市则是以“外国人登记”为入学前提，以此限制了在日外国人“黑户口”子女入学。
由于每个自治体的对应不同，在日外国人“黑户口”子女如果搬了家，也有失学的可能。
由于“黑户口”在社会上生活的种种限制，可以说大多数在日“黑户口”的子女没有入学。
一般在大城市，“黑户口”的子女只要手续齐全，入学是没有问题的。一名在建筑工地工作的“黑户口”，现在有两个孩子，一个初中一年级，一个读小学五年级。他们在学校里的生活都很正常，也没有遭受欺负和歧视的现象。学校里对其父母是非法滞在这一情况虽然掌握，但是他们兄妹从小在日本长大，日语是母语，从语言到生活习惯和日本人没有两样，因此学校生活也比较快乐。
但是大多数“黑户口”子女入学会遭遇瓶颈。
首先，在入学手续上要有出生登记或证明书，取得出生登记和证明书的程序是先从出生医院里得到由医生开出的出生证明书，然后向所住的地方政府提出，而许多“黑户口”的孩子出生在“黑医院”，无法得到医生所开出的证明，因此也就无法进行出生登记。
另外入学需要父母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从原则上讲进行外国人登录是需要有正规的在留资格的，但是有的地方政府也接受非法滞在者的外国人登录，但是在“在留期间”这一栏中会写“过期”。而持有假护照、剃头护照的人无法进行登录。
同时，“黑户口”进行外国人登录也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很可能被当场抓获送到入管部门被收容。
因此这些困难造成了“黑户口”子女在日本受教育的巨大“瓶颈”。
三、“黑孩子”强制送还问题
有的在日“黑户口”如果遭到“揭发”，并被收容，那就逃不脱被强制送还的命运。
这样他们的子女也会遭受同等命运，正在受教育的孩子也必须中断其受教育过程。
发生这种情况时，孩子们突然从学校消失，给学校和同学们的冲击都很大。他们往往给前去探望他们的班主任留下最后的饱蘸者泪水的话语：我们想在日本上大学。
有些“伪装残留孤儿”，被取消了在留资格，成了“黑户口”，然后被强制送还中国。据“捍卫所有的外国劳动者及其家庭人权关西网络”的草加先生说，他们曾到中国对被强行送还的残留孤儿养子的3个家庭进行了调查，由于他们的年龄都已在40岁以上，因此找工作很困难，只有一个人在大连市找到了工作，其它的两家靠亲戚接济生活，究竟能接济到何时不得而知。草加先生等还对因是“伪装残孤家庭”而被强行遣送回中国的12个孩子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由于不会说中国语，也不会写，因此其中有很多人退学，出现了读书难的问题。日本入管方面从1997年开始揭发“伪装残留儿”，最近3年先后有745人被剥夺在留资格，其中大部分被强行送还。
其它已经就学了的“黑户口”子女的命运也和他们相似，人们普遍认为，这种遣返“黑户口”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不仅违反《儿童权利条约》，而且有悖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