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一周话题
作者：申文
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颁给了75岁的美国音乐家、诗人鲍勃·迪伦，理由是表彰他“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
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鲍勃·迪伦获奖时，现场记者们一片吃惊和哗然，之后才响起了祝贺的掌声，可见冲击不小。鲍勃·迪伦从20年前开始获得文学奖提名，但半个世纪以来，鲍勃始终活跃在音乐圈，更因其在艺术领域的造诣而获得过格莱美、金球奖、奥斯卡金像奖等各种奖项。鲍勃·迪伦一直是歌手、音乐家、艺术家，相对稳定的形象定位使得纯文学界认为，鲍勃七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过扮演了“打酱油”的角色，直到本次跨界获奖才颠覆了世人对文学的常规认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思维定势。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出了惊奇，也创造了传奇。然而，全世界都知道鲍勃·迪伦获奖了，只有本人三缄其口，保持沉默。瑞典学院在一天时间里联系不到鲍勃·迪伦，无法了解他的反应；鲍勃在获奖后的首场公开演出中对此只字未提，一如既往，淡定退场，甚至有传言他可能拒绝领奖，再次展现不妥协的形象。
鲍勃·迪伦的业绩早有定评，无需诺贝尔奖予以成就。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颁发表演艺术奖，称赞他作出了“激发国家良心的贡献”；2012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更为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但是，鲍勃·迪伦获诺奖还是让全球粉丝沸腾起来了，也搅动了文学界、音乐界，甚至更多人的心思，连奥巴马总统都发推文祝贺，称迪伦是他最爱的诗人之一。
与自然科学领域诺奖的高度专业性相比，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具有极强的公共话题性，任何人都能侃上几句，评说一番。在中国，鲍勃·迪伦获奖后，也有很多介绍、点评、臧否的文章先后出炉，仿佛大家对鲍勃很熟很了解，其实都是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转引，自做解人而已。鲍勃·迪伦是谁？还是听听他的自我评价为好：“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行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
瑞典学院正是认可了这些标准，才为鲍勃·迪伦诺授奖，在展示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标准和价值导向的同时，也为“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给出了答案。所以，世间可以漫说鲍勃·迪伦，更需关注诺贝尔奖，把音乐交给格兰美，把文学交给诺贝尔，在以音乐为名义的创作中，清理出文学的脉络。
古往今来，从东到西，诗与歌重来并称诗歌，合二为一。鲍勃·迪伦在美国民谣的伟大传统中，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境界。瑞典学院将迪伦作品与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和女诗人莎孚相媲美，评价至高。鲍勃·迪伦以现代流行歌手的身份，把诗与歌结合起来，他不断创作富有诗意的歌词，将书面文字用口头歌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也对文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评价鲍勃：“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忽略了他在文学上的非凡成就，将是一个巨大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种至关重要的联系。”
诗歌可以朗读，更可以吟唱。拥有诗经、乐府、宋词、元曲等伟大传统的中国文学对此完全理解。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不一定受到鲍勃·迪伦的直接影响，但从民谣和摇滚两处入手是确切无疑的，也诞生了罗大佑和崔健等创作型大咖。近年来，林夕、方文山等人对传统元素的运用、对中国文字的处理，都使得歌词不再是音乐的附庸，具有了独立的价值，接续了悠久的传统，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孔子在《论语》提出过“文质之辩”，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当今这个全面追捧“文胜于质”的喧嚣而浮躁的时代，诺奖授予鲍勃·迪伦的重要意义在于无形中提倡“质胜于文”的文学，哪怕简单粗糙一点，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拒绝商业与流行的创作，需要专注灵魂和精神的文字。文学对人与世界的影响，可以通过震撼、感染、渗透、同化等不同方式。鲍勃·迪伦为美国的反战和民权运动写下了“圣歌”——《答案在风中飘扬》，那是一代人的天问，一个时代的呐喊，至今依然回肠荡气、铿锵有力。
已经75岁的鲍勃·迪伦晚年创作走向了宗教性诉求，但从18岁开始的音乐生涯在1960年代已完成了辉煌岁月。在那十年里，他深受社会运动影响，创作的歌词深具政治抗争、社会批判、文化反思的特质，更作为反战先锋被认为是美国民权运动、反叛文化的重要代言人。本次授奖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依然看重战士，提倡文学成为反战、反世俗、反流行的利器，而不是梦幻的、优雅的、治愈性的游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或可解释年年入围诺奖、次次无法问鼎的村上春树文学的困境。
无疑，鲍勃·迪伦获奖可能出乎众人意料，却显示了诺奖的价值取向。诺贝尔文学奖的立场重来都是坚守和引领，所以不会受流行干预，不会被舆论绑架，每次颁奖既出乎意料之外，又总在情理之中，话题性永远诞生于创造传奇与把握平衡的技巧之中。从去年颁给非虚构文学作家，到今年颁给歌手和音乐人，诺贝尔文学奖在突破传统范畴、拓宽审美边界、引导文学潮流方面并不让人失望，唯一无法满足的是对畅销的鼓励。
作者：申文
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颁给了75岁的美国音乐家、诗人鲍勃·迪伦，理由是表彰他“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
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鲍勃·迪伦获奖时，现场记者们一片吃惊和哗然，之后才响起了祝贺的掌声，可见冲击不小。鲍勃·迪伦从20年前开始获得文学奖提名，但半个世纪以来，鲍勃始终活跃在音乐圈，更因其在艺术领域的造诣而获得过格莱美、金球奖、奥斯卡金像奖等各种奖项。鲍勃·迪伦一直是歌手、音乐家、艺术家，相对稳定的形象定位使得纯文学界认为，鲍勃七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过扮演了“打酱油”的角色，直到本次跨界获奖才颠覆了世人对文学的常规认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思维定势。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出了惊奇，也创造了传奇。然而，全世界都知道鲍勃·迪伦获奖了，只有本人三缄其口，保持沉默。瑞典学院在一天时间里联系不到鲍勃·迪伦，无法了解他的反应；鲍勃在获奖后的首场公开演出中对此只字未提，一如既往，淡定退场，甚至有传言他可能拒绝领奖，再次展现不妥协的形象。
鲍勃·迪伦的业绩早有定评，无需诺贝尔奖予以成就。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颁发表演艺术奖，称赞他作出了“激发国家良心的贡献”；2012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更为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但是，鲍勃·迪伦获诺奖还是让全球粉丝沸腾起来了，也搅动了文学界、音乐界，甚至更多人的心思，连奥巴马总统都发推文祝贺，称迪伦是他最爱的诗人之一。
与自然科学领域诺奖的高度专业性相比，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具有极强的公共话题性，任何人都能侃上几句，评说一番。在中国，鲍勃·迪伦获奖后，也有很多介绍、点评、臧否的文章先后出炉，仿佛大家对鲍勃很熟很了解，其实都是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转引，自做解人而已。鲍勃·迪伦是谁？还是听听他的自我评价为好：“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行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
瑞典学院正是认可了这些标准，才为鲍勃·迪伦诺授奖，在展示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标准和价值导向的同时，也为“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给出了答案。所以，世间可以漫说鲍勃·迪伦，更需关注诺贝尔奖，把音乐交给格兰美，把文学交给诺贝尔，在以音乐为名义的创作中，清理出文学的脉络。
古往今来，从东到西，诗与歌重来并称诗歌，合二为一。鲍勃·迪伦在美国民谣的伟大传统中，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境界。瑞典学院将迪伦作品与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和女诗人莎孚相媲美，评价至高。鲍勃·迪伦以现代流行歌手的身份，把诗与歌结合起来，他不断创作富有诗意的歌词，将书面文字用口头歌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也对文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评价鲍勃：“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忽略了他在文学上的非凡成就，将是一个巨大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种至关重要的联系。”
诗歌可以朗读，更可以吟唱。拥有诗经、乐府、宋词、元曲等伟大传统的中国文学对此完全理解。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不一定受到鲍勃·迪伦的直接影响，但从民谣和摇滚两处入手是确切无疑的，也诞生了罗大佑和崔健等创作型大咖。近年来，林夕、方文山等人对传统元素的运用、对中国文字的处理，都使得歌词不再是音乐的附庸，具有了独立的价值，接续了悠久的传统，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孔子在《论语》提出过“文质之辩”，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当今这个全面追捧“文胜于质”的喧嚣而浮躁的时代，诺奖授予鲍勃·迪伦的重要意义在于无形中提倡“质胜于文”的文学，哪怕简单粗糙一点，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拒绝商业与流行的创作，需要专注灵魂和精神的文字。文学对人与世界的影响，可以通过震撼、感染、渗透、同化等不同方式。鲍勃·迪伦为美国的反战和民权运动写下了“圣歌”——《答案在风中飘扬》，那是一代人的天问，一个时代的呐喊，至今依然回肠荡气、铿锵有力。
已经75岁的鲍勃·迪伦晚年创作走向了宗教性诉求，但从18岁开始的音乐生涯在1960年代已完成了辉煌岁月。在那十年里，他深受社会运动影响，创作的歌词深具政治抗争、社会批判、文化反思的特质，更作为反战先锋被认为是美国民权运动、反叛文化的重要代言人。本次授奖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依然看重战士，提倡文学成为反战、反世俗、反流行的利器，而不是梦幻的、优雅的、治愈性的游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或可解释年年入围诺奖、次次无法问鼎的村上春树文学的困境。
无疑，鲍勃·迪伦获奖可能出乎众人意料，却显示了诺奖的价值取向。诺贝尔文学奖的立场重来都是坚守和引领，所以不会受流行干预，不会被舆论绑架，每次颁奖既出乎意料之外，又总在情理之中，话题性永远诞生于创造传奇与把握平衡的技巧之中。从去年颁给非虚构文学作家，到今年颁给歌手和音乐人，诺贝尔文学奖在突破传统范畴、拓宽审美边界、引导文学潮流方面并不让人失望，唯一无法满足的是对畅销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