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
了解日本文化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さび，读若萨必，一个是かわいい，发音卡哇伊。前者是传统的,后者很现代；前者雅,后者俗。单说现代的卡哇伊，也用汉字写作“可愛”，也可以译作我们常说的好玩儿。它表现一种很独特的审美，已走向世界，被当作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
女性爱用卡哇伊的感叹打招呼，动不动惊叫卡哇伊，男性不明白她们何以有一点事儿就大为感动似地左一声卡哇伊，右一声卡哇伊。跟不懂卡哇伊的男人连呼卡哇伊，也许是为了表现自己多么卡哇伊。年轻女人的身边挂满或堆满卡哇伊的东西，期待的是别人说她卡哇伊。男人跟女人面对面，说她漂亮，她可能怀疑男人开玩笑，若说她卡哇伊，一般会欣然接受。卡哇伊是主观的感觉，不是客观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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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哇伊并不那么简单，不限于制服、萝莉、黑萝莉、女仆等，作为一种文化已形成对女性的规范，束缚她们日常的思考与行动。长相固然要卡哇伊，但男性可能更要求女性的性格卡哇伊。日本铁路为女性搞专用车厢，据说一旦没有了异性的目光，女人便自由奔放，车厢内举止恶劣。
卡哇伊不同于美。美往往是一个禁区，冷若冰霜，使人敬畏而产生距离，而卡哇伊让人想触及、想呵护。那应该是一种怜爱，可爱而可怜，富有同情心。视之为卡哇伊的通常不会是强者，而是弱者，无意之间觉得比自己等而下之，乃至有控制的欲望。有人说，卡哇伊是女性活下去的媚态战略。政府也积极用卡哇伊当大使，树立日本的形象。一旦被贴上卡哇伊的标签，女人也好，国家也好，似乎就变成不构成威胁的无害存在。卡哇伊不仅未必美，而且形象经常是畸形。例如短胳膊短腿没脖子的机器猫，人们用手机到处捕捉的小精灵，若抛开卡哇伊观念与视角，只能说很丑。
卡哇伊的要素首先是小，小而乖。《枕草子》大约成书于11世纪，是日本三大随笔之一，写道：“小鸡脚很高的，白色样子很是滑稽，仿佛穿着很短的衣服的样子，咻咻的很是喧扰的叫着，跟在人家的后面，或是同着母亲走路，看了都很可爱。”“雏祭的各样器具，从池里拿起极小的荷叶来看，又葵叶之极小者，也很可爱。无论什么，凡是细小的都可爱。”（周作人译）对于小的审美，中国也古已有之，以至于凡是可爱的东西都冠以“小”字。卡哇伊文化能走出国门，原因也在于世界上普遍有这种怜小的心理。
研究电影、漫画的四方田犬彦曾论说“卡哇伊”，有云：“卡哇伊文化并非被现今亚文化限定的东西。卡哇伊的源流可以上溯到11世纪初的《枕草子》，经过江户时期的歌舞伎、大众小说，到太宰治那样的作家，一以贯之。对小东西、脆弱的东西、需要他人庇护的东西的感情自我指涉而产生媚态，逐渐洗练为独自的美学。20世纪后半在消费社会的回路中发展成巨大的产业，但构成其根底的美学在近代文学中清晰地留下了痕迹。”大概美意识的源流可以从文学中寻找，但卡哇伊文化终归是亚文化，很好玩的文化，过于抬高它，很可能降低日本文化的档次，虽然日本文化确实带有这种玩的性质。例如政府当作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示的艺伎，民族学家梅棹忠夫斥责是有钱人挥金如土而精心培育出来的极特殊的玩物。
其实，现代的卡哇伊趣味或文化出自少女漫画，而少女漫画是模仿。那些在中国也大为流行的漫画形象基本是小脸大眼睛，短身子长腿，怎么看也不是日本人。这是近代以来日本人看西方电影和洋娃娃憧憬不已而模仿的。日本浮世绘有美人画传统，也画得变形。善于改造的日本人在模仿的过程中把西方美人加以变形，变得更可爱。偏巧赶上了20世纪末以来全世界大众文化盛行，玩赏凡庸的偶像胜过仰视伟大的明星，西方美人被凡庸化，高贵的淑女变成卡哇伊少女，恰到好处。变形是人类追求非日常、超日常的心理反映。漫画人物的形象令人觉得可爱，逐渐波及年轻女性的化妆、服饰。少女漫画风靡一世，一不小心卡哇伊变成了日本文化的代名词。
欧美也接受这种山寨文化，这就像中国人接受拉面。日本从中国拿来了面食，做一番手脚，包装成日本文化，又输出中国，把中国人吃得不亦乐乎，简直没吃过阳春面、热干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似的。这就是所谓杂种优势，虽然不过在中国面类中添加了一个“地方”品种罢了。日本文化从根本上是杂种文化，而且其优势大越来越受到世界吹捧。
卡哇伊文化不限于女性。记得在一次集会上，犬彦教授走进来，整个打扮得好似刚走出热带雨林的酋长，看着怪怪的，女生们兴奋得压低了嗓音交口卡哇伊。中国大叔们对卡哇伊也特别感兴趣，譬如竹久梦二，让他们着迷的正是那种七扭八歪的身段所含有的卡哇伊元素。拜拜、卡哇伊，这些说法日本男人一般不会挂在嘴上，一中国男人在车站大叫拜拜，简直像装嫩，令日本人侧目。可不要说人家的老婆卡哇伊哟。在某大学教过几年书，教员休息室里张贴着注意事项，其一是老师不要对女生说卡哇伊。那些女生却起劲儿说老师卡哇伊，甚至在试卷上写“老师卡哇伊，我爱你”，我看了会考虑加分，因为她已经能实战，用中国话讨好老师。